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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要做自由摄影师，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有社会责任，找点有意义的话题”
11月2日，寒潮南下，狂风大作。下午五点多钟，江苏省射阳县海滨的潮水退到最低，露出大片滩涂。摄影师卢广兴奋起来，卷起裤筒，脱下鞋袜，招呼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随行记者们一声：“走，下海去!”
他要寻找当地化工园区埋在岸边的排污水管。此前他已来过这片海域，其时海潮上涨没过排水口，又有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工地“巡察”，不宜逗留。他在附近一家小超市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冲一杯两块钱的奶茶御寒。
“就是这里!”趟着潮水走了七八百米后，卢广手指前方一片滩涂。这片水面呈现出阴险的暗红色，走近可闻到刺鼻气味。水温很高，赤脚在其中不多时便烫得受不了。
卢广拿出相机拍摄。四年多来，他不知拍过多少这样内容的照片，以略具夸张的视角和斑斓的色泽向世人警示，中国的大江大海已遭到何等程度的侵蚀和污染，这背后又有多少人付出了生计乃至生命的代价。
他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没有单位，没有雇主，没有固定的发表平台，但他的作品见报率极高，常常斩获国内外大奖，赢得高关注度。
2004年，他拍摄的一组《艾滋病村》获得荷赛金奖。“消息一出来，河南省政府马上组织了紧急会议。”卢广说，“现在问题一步步都解决了，免费的医疗、孩子的救助，都开始有政府埋单。”
这一次，就在此次苏北之行前不久，他又获奖了。一个月前，卢广凭借《中国水污染》一组40张片子，获得美国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此奖项秉持“对摄影的激隋、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原则，鼓励全球纪实摄影者关注人类生存状态。
在获奖感言中，卢广表示：“希望能给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和污染企业主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图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尽快从‘以环境换效益’的短期思维中走出来。”
苏北污染现实
夜晚驱车走在江苏滨海县头罾村，也能闻到刺鼻的臭鸡蛋气味。这个3000多人居住的村子被盐城沿海化工园区包围，100多家工厂从此处一直延伸到海边。据当地人说，以前这里的夏夜不需风扇、蚊香，如今已没有^敢开着门窗。最糟糕的时候，睡觉也要戴着口罩。
在2002年化工园区进驻之前，当地居民以农业、渔业、晒盐为主要营生。如今，5000亩农田全被征走；园区污水排放到大海，近海鱼产量骤减，渔民陆续被迫上岸；海水污染和空气中漂浮的化工浮尘，导致大批产盐因质量不达标而无法销出。
“能走的年轻人全走了，村里剩下老人小孩，靠土地补偿金过活。污染问题也一直没解决，上面要我们全部搬迁到东罾去，这不是为了我们着想，是要腾出所有头罾的土地做园区。因为东罾离这里只有七八公里，污染照样。”头罾村一位姓刘的村民对卢广说。曾有村民代表上访，要么被截，要么被抓，释放前都必须签署保证书，承诺再不上访。
卢广做着笔记，他随身携带着一张因翻看多次而显破旧的地图，上面用圆珠笔圈出每一个化工园区的位置，苏北一带显得尤为密集。
三天时间内，卢广跑了苏北六个县市的多家化工园区，“表面上每家化工园区都有符合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实际上都在偷工减料，有的根本就不开工。只有上面领导视察的时候，你才能听到污水处理厂机器的动静。”卢广说。
到达头罾的第二天，有上级环保部门前来检查，整个化工园区一片静谧。大部分化工厂暂时停工，只有污水处理厂一改往日状态，加大马力运作。空气中没有异味，河道也无污水流出。卢广在当地包车的司机忿忿不已：“他们要真想了解情况就多待几天，不用久，住一个礼拜就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包车沿路一转，堆积成山的硫磺粉赫然出现，青黄的颜色在露天里格外耀眼。厂区旁边是作为当地自来水水源的中山河，再远一点是近百平方公里的盐田。
“污染是道德问题”
“夏天氯气中毒的很多，一天可能会晕倒好几个。”连云港市堆沟港镇卫生所的卫生员介绍说，“但还没发现有普遍的地方病或职业病症。”
这个卫生所独自矗立于大片拆迁后的瓦砾废墟之中。卫生员与卢广的交谈吸引了更多因不接受补偿价格而拒绝拆迁的村民前来，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这个不知哪里过来的人能到自己家中看看。
卢广摊摊手道一声没办法。他见过太多类似的状况，2005年开始，他行走于全国多个水域污染地区，在内蒙古、宁夏、山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广东等地，都拍摄下触目惊心的画面。
“河南洪河已经污染了20多年，整条河都是红褐色的，254公里河流两岸的居民，都喝的这水。我去采访时，有个17岁的男孩，刚考完大学，一发病就是癌症，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到他手上。他的父亲两年前因肝癌去世，现在就剩下他的母亲。另一个家庭有个女孩，16岁结婚，22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4岁的孩子。这些事都让我难以入眠。”卢广说。
他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拍摄，将当地人们饮水、生活、病痛以及工业发展排放的情况——展现。
有人问他，拍了这几，年，是否发现问题正在逐渐好起来?卢广摇摇头：“没有越来越好，只是越来越隐蔽。”拍摄期间他已发现各种欺上瞒下的方法，比如设计两套排水管，上层走清水，下层走污水；或者将排污管道完全封闭，从地下直通大海。
“现在奉行的依然是‘先污染、再治理’。苏南发展好了，就把高污染的企业迁到苏北，治理苏南的环境。等苏北发展起来，环境问题严重了，企业再迁到更贫困、土地更便宜的地方去。”卢广感慨，“反正中国有的是地方。”
他认为在国内污染是个“道德问题”，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手段加以制衡。企业要求最大利润，着力压低排污成本；政府希望招商引资，不断减免环保要求；环保部门虽有权监督，但无利可图，监督力度不足，加上地方想尽舒冲办法欺瞒，最终只能睁眼闭一眼。
温饱还是环保?是地方政府永远面临的难题。尽管谁也不敢公开放弃环保；但私下盘算的都是，没有温饱，如何环保?化工产业因其投资少、见效陕、利润高而最受一些地方政府青睐，根据二项测算，每投资1元，化工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8元。
但卢广认为：“污染和发展从来不是矛盾。有更好的发展方法，也有更赚钱的企业，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更好的处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执法力度。按照目前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最高罚款额是50万，没有刑事责任。
“作为一个一年几千万、几个亿利润的企业来说，50万算得了什么?你罚吧，因为排放污水的成本可能要上千万。所以靠罚款是没有用的，要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现一次排污超标，老板就要坐几年牢，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做?”不受欢迎的人
卢广早已成为不受一些地方政府欢迎的人。
仅仅在江苏，他就有过五次被“抓”的经历，每次对 方都“请饭请茶”，一路跟随，直到他不再拍照离开其管辖范围为止。
，
“还有人到北京来找，说要给我汇报工作。”卢广笑着回忆起最近一次某个县政府的人找他时说，“我们听说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打算出资支持你。”
此次在头罾村采访结束后不久，有衣着讲究的人拦住卢广的车子，声称是另一个镇来的，“我们也有情况向你反映，能不能去我们那里?”卢广观其衣着、神态后指挥司机迅速离开。
前往下一个地点连云港灌南县的路上，一直有车尾随。在轮渡渡口，也有专人等候，装作同样等船的乘客，其间卢广不小心错过一班渡船，他们便也不上船。直到一起乘渡船到了河对岸，从盐城市进入连云港辖区内，尾随的人才从另一条路离去。
卢广对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他说自己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一般保证在20分钟内结束，如果发现采访中途有人“非正常”离场，他也会迅速离开。遇到盘查，他便称自己是来自浙江的观鸟爱好者一他的老家在浙江永康，他如今还是永康市政协常委，摄影协会主席。有可疑人来询问，他会迅速换一张空白卡进相机，装模作样拍几张风光，再交给对方检查。
他甚至想好了每一次的退路。在此次前往江苏的路上，他说出了带记者随行的便利：“万一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帮我挡一下，我先走。”
果然，在燕尾港岸边拍摄时，先后有三个人来探听。卢广趁来人与记者交涉时，悄悄从一旁芦苇地里走开，在一家村民的院子里躲起来。来人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环保局副局长，开始尾随记者一行，后来干脆直接开车绕到前面，拦住车子，声称自己是卢广的好朋友，要他出来见一见。
“每一组照片每一篇文章都是依照‘两会’精神来的”
这个年近50的人对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艰难毫不在意，十几年的拍摄历程里，他已吃过太多苦。“最难的一次是在喜马拉雅山拍盗猎者，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洞里住了15天，12天都下雨，冷得要命。”
从事摄影之前，他是老家印染厂的工人。偶然摸过照相机后，他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而这也是条生财之道。20岁时他在春节期间为人照相，几天时间内赚了200多块钱；后来陆续发表习作，屡获地方奖项，曾在上世纪80年代被奖励电冰箱一台及1000元奖金。这令他对这一职业更感兴趣。
90年代，他在家乡开影楼，办图片社，办广告公司，迅速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然后他甩手扔下这些生意，跑到北京清华美院学摄影去了。
1994年起，他成为自由摄影师，第一个纪实专题是《西部淘金》。15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拍摄了一个个专题：《矿工》、《非典》、《中缅交界处的吸毒者》、《艾滋病村》、《青藏铁路》、《沙漠化问题》、《工业污染》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国内以自由摄影师身份坚持做纪实摄影的人屈指可数，卢广幸而有家乡的影楼生意做经济支撑，不然无法长时间投入一个选题的拍摄，而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在国内要做自由摄影师，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有社会责任，找点有意义的话题。”
他特别期望“富二代”们能有摄影的爱好，在他看来，他们拥有更有利的条件投入摄影事业。
有人问他一直拍摄“负面内容”是否与政见有关，他立即回答：“我跟政治没有关系。尽管你们(在我的片子里)理解的都是政治。”他说自己每天必看新华网，“因为新闻越关注、越强调的地方越有问题”，可以找出更多线索来。他又说，自己“每一组照片每一篇文章都是依照‘两会’精神来的”，从不逾矩。
多年拍摄这样的题材而不被“找麻烦”，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三条：第一，不参加任何团体、组织；第二，写文章要讲究，措辞不能太尖锐；第三，住在北京，北京做类似事情的人很多，而在地方很可能有被盯上的危险。
“有时候要退一步，不必针锋相对闯在前面。”这个有长年经商经验的浙江人自有一套法则，获得荷赛金奖那年，为了避免麻烦，他一获奖就到沙漠躲了几个月。
拍摄方式上，他也曾受到不少同行争议，认为太“急功近利”，为了达到视觉冲击力不择手段。
“我的照片一定要震撼，不震撼不解决问题。”卢广说，“总是打游击，这里打一下问题解决了，那边出了问题再在那边打一下，这边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你不弄得震撼一点，他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卢广不止一次向妻子感慨：“摄影这个职业真好，它让我能做很多事情，切切实实感到自身价值的提高。”
每一个对底层生活关注的选题都令他伤痛，有时一整天的采访也端不起相机，“越是看到这些，越觉得要多做点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促进现状改变。”
“我这次获奖又是对中国纪实摄影一个很大的推动。一来这些触目惊心的片子在国际范围发表，会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二来这样的内容发出来居然没事，居然也被宣传，会让很多我的同行们感到更广阔的空间。”卢广给人的感觉既现实又真诚。
他依然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划一步步行事，一年中有200多天在外拍摄，每一地的采访对象都会在事后和他保持长期联系和关注，他的妻子则专门在家中为他处理各种联络事务。
“我总是一往无前，没有什么可怕的。回头看，我这半生的计划全部都实现了，或者是超越。”
11月2日，寒潮南下，狂风大作。下午五点多钟，江苏省射阳县海滨的潮水退到最低，露出大片滩涂。摄影师卢广兴奋起来，卷起裤筒，脱下鞋袜，招呼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随行记者们一声：“走，下海去!”
他要寻找当地化工园区埋在岸边的排污水管。此前他已来过这片海域，其时海潮上涨没过排水口，又有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工地“巡察”，不宜逗留。他在附近一家小超市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冲一杯两块钱的奶茶御寒。
“就是这里!”趟着潮水走了七八百米后，卢广手指前方一片滩涂。这片水面呈现出阴险的暗红色，走近可闻到刺鼻气味。水温很高，赤脚在其中不多时便烫得受不了。
卢广拿出相机拍摄。四年多来，他不知拍过多少这样内容的照片，以略具夸张的视角和斑斓的色泽向世人警示，中国的大江大海已遭到何等程度的侵蚀和污染，这背后又有多少人付出了生计乃至生命的代价。
他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没有单位，没有雇主，没有固定的发表平台，但他的作品见报率极高，常常斩获国内外大奖，赢得高关注度。
2004年，他拍摄的一组《艾滋病村》获得荷赛金奖。“消息一出来，河南省政府马上组织了紧急会议。”卢广说，“现在问题一步步都解决了，免费的医疗、孩子的救助，都开始有政府埋单。”
这一次，就在此次苏北之行前不久，他又获奖了。一个月前，卢广凭借《中国水污染》一组40张片子，获得美国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此奖项秉持“对摄影的激隋、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原则，鼓励全球纪实摄影者关注人类生存状态。
在获奖感言中，卢广表示：“希望能给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和污染企业主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图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尽快从‘以环境换效益’的短期思维中走出来。”
苏北污染现实
夜晚驱车走在江苏滨海县头罾村，也能闻到刺鼻的臭鸡蛋气味。这个3000多人居住的村子被盐城沿海化工园区包围，100多家工厂从此处一直延伸到海边。据当地人说，以前这里的夏夜不需风扇、蚊香，如今已没有^敢开着门窗。最糟糕的时候，睡觉也要戴着口罩。
在2002年化工园区进驻之前，当地居民以农业、渔业、晒盐为主要营生。如今，5000亩农田全被征走；园区污水排放到大海，近海鱼产量骤减，渔民陆续被迫上岸；海水污染和空气中漂浮的化工浮尘，导致大批产盐因质量不达标而无法销出。
“能走的年轻人全走了，村里剩下老人小孩，靠土地补偿金过活。污染问题也一直没解决，上面要我们全部搬迁到东罾去，这不是为了我们着想，是要腾出所有头罾的土地做园区。因为东罾离这里只有七八公里，污染照样。”头罾村一位姓刘的村民对卢广说。曾有村民代表上访，要么被截，要么被抓，释放前都必须签署保证书，承诺再不上访。
卢广做着笔记，他随身携带着一张因翻看多次而显破旧的地图，上面用圆珠笔圈出每一个化工园区的位置，苏北一带显得尤为密集。
三天时间内，卢广跑了苏北六个县市的多家化工园区，“表面上每家化工园区都有符合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实际上都在偷工减料，有的根本就不开工。只有上面领导视察的时候，你才能听到污水处理厂机器的动静。”卢广说。
到达头罾的第二天，有上级环保部门前来检查，整个化工园区一片静谧。大部分化工厂暂时停工，只有污水处理厂一改往日状态，加大马力运作。空气中没有异味，河道也无污水流出。卢广在当地包车的司机忿忿不已：“他们要真想了解情况就多待几天，不用久，住一个礼拜就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包车沿路一转，堆积成山的硫磺粉赫然出现，青黄的颜色在露天里格外耀眼。厂区旁边是作为当地自来水水源的中山河，再远一点是近百平方公里的盐田。
“污染是道德问题”
“夏天氯气中毒的很多，一天可能会晕倒好几个。”连云港市堆沟港镇卫生所的卫生员介绍说，“但还没发现有普遍的地方病或职业病症。”
这个卫生所独自矗立于大片拆迁后的瓦砾废墟之中。卫生员与卢广的交谈吸引了更多因不接受补偿价格而拒绝拆迁的村民前来，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这个不知哪里过来的人能到自己家中看看。
卢广摊摊手道一声没办法。他见过太多类似的状况，2005年开始，他行走于全国多个水域污染地区，在内蒙古、宁夏、山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广东等地，都拍摄下触目惊心的画面。
“河南洪河已经污染了20多年，整条河都是红褐色的，254公里河流两岸的居民，都喝的这水。我去采访时，有个17岁的男孩，刚考完大学，一发病就是癌症，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到他手上。他的父亲两年前因肝癌去世，现在就剩下他的母亲。另一个家庭有个女孩，16岁结婚，22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4岁的孩子。这些事都让我难以入眠。”卢广说。
他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拍摄，将当地人们饮水、生活、病痛以及工业发展排放的情况——展现。
有人问他，拍了这几，年，是否发现问题正在逐渐好起来?卢广摇摇头：“没有越来越好，只是越来越隐蔽。”拍摄期间他已发现各种欺上瞒下的方法，比如设计两套排水管，上层走清水，下层走污水；或者将排污管道完全封闭，从地下直通大海。
“现在奉行的依然是‘先污染、再治理’。苏南发展好了，就把高污染的企业迁到苏北，治理苏南的环境。等苏北发展起来，环境问题严重了，企业再迁到更贫困、土地更便宜的地方去。”卢广感慨，“反正中国有的是地方。”
他认为在国内污染是个“道德问题”，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手段加以制衡。企业要求最大利润，着力压低排污成本；政府希望招商引资，不断减免环保要求；环保部门虽有权监督，但无利可图，监督力度不足，加上地方想尽舒冲办法欺瞒，最终只能睁眼闭一眼。
温饱还是环保?是地方政府永远面临的难题。尽管谁也不敢公开放弃环保；但私下盘算的都是，没有温饱，如何环保?化工产业因其投资少、见效陕、利润高而最受一些地方政府青睐，根据二项测算，每投资1元，化工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8元。
但卢广认为：“污染和发展从来不是矛盾。有更好的发展方法，也有更赚钱的企业，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更好的处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执法力度。按照目前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最高罚款额是50万，没有刑事责任。
“作为一个一年几千万、几个亿利润的企业来说，50万算得了什么?你罚吧，因为排放污水的成本可能要上千万。所以靠罚款是没有用的，要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现一次排污超标，老板就要坐几年牢，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做?”不受欢迎的人
卢广早已成为不受一些地方政府欢迎的人。
仅仅在江苏，他就有过五次被“抓”的经历，每次对 方都“请饭请茶”，一路跟随，直到他不再拍照离开其管辖范围为止。
，
“还有人到北京来找，说要给我汇报工作。”卢广笑着回忆起最近一次某个县政府的人找他时说，“我们听说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打算出资支持你。”
此次在头罾村采访结束后不久，有衣着讲究的人拦住卢广的车子，声称是另一个镇来的，“我们也有情况向你反映，能不能去我们那里?”卢广观其衣着、神态后指挥司机迅速离开。
前往下一个地点连云港灌南县的路上，一直有车尾随。在轮渡渡口，也有专人等候，装作同样等船的乘客，其间卢广不小心错过一班渡船，他们便也不上船。直到一起乘渡船到了河对岸，从盐城市进入连云港辖区内，尾随的人才从另一条路离去。
卢广对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他说自己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一般保证在20分钟内结束，如果发现采访中途有人“非正常”离场，他也会迅速离开。遇到盘查，他便称自己是来自浙江的观鸟爱好者一他的老家在浙江永康，他如今还是永康市政协常委，摄影协会主席。有可疑人来询问，他会迅速换一张空白卡进相机，装模作样拍几张风光，再交给对方检查。
他甚至想好了每一次的退路。在此次前往江苏的路上，他说出了带记者随行的便利：“万一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帮我挡一下，我先走。”
果然，在燕尾港岸边拍摄时，先后有三个人来探听。卢广趁来人与记者交涉时，悄悄从一旁芦苇地里走开，在一家村民的院子里躲起来。来人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环保局副局长，开始尾随记者一行，后来干脆直接开车绕到前面，拦住车子，声称自己是卢广的好朋友，要他出来见一见。
“每一组照片每一篇文章都是依照‘两会’精神来的”
这个年近50的人对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艰难毫不在意，十几年的拍摄历程里，他已吃过太多苦。“最难的一次是在喜马拉雅山拍盗猎者，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洞里住了15天，12天都下雨，冷得要命。”
从事摄影之前，他是老家印染厂的工人。偶然摸过照相机后，他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而这也是条生财之道。20岁时他在春节期间为人照相，几天时间内赚了200多块钱；后来陆续发表习作，屡获地方奖项，曾在上世纪80年代被奖励电冰箱一台及1000元奖金。这令他对这一职业更感兴趣。
90年代，他在家乡开影楼，办图片社，办广告公司，迅速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然后他甩手扔下这些生意，跑到北京清华美院学摄影去了。
1994年起，他成为自由摄影师，第一个纪实专题是《西部淘金》。15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拍摄了一个个专题：《矿工》、《非典》、《中缅交界处的吸毒者》、《艾滋病村》、《青藏铁路》、《沙漠化问题》、《工业污染》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国内以自由摄影师身份坚持做纪实摄影的人屈指可数，卢广幸而有家乡的影楼生意做经济支撑，不然无法长时间投入一个选题的拍摄，而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在国内要做自由摄影师，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有社会责任，找点有意义的话题。”
他特别期望“富二代”们能有摄影的爱好，在他看来，他们拥有更有利的条件投入摄影事业。
有人问他一直拍摄“负面内容”是否与政见有关，他立即回答：“我跟政治没有关系。尽管你们(在我的片子里)理解的都是政治。”他说自己每天必看新华网，“因为新闻越关注、越强调的地方越有问题”，可以找出更多线索来。他又说，自己“每一组照片每一篇文章都是依照‘两会’精神来的”，从不逾矩。
多年拍摄这样的题材而不被“找麻烦”，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三条：第一，不参加任何团体、组织；第二，写文章要讲究，措辞不能太尖锐；第三，住在北京，北京做类似事情的人很多，而在地方很可能有被盯上的危险。
“有时候要退一步，不必针锋相对闯在前面。”这个有长年经商经验的浙江人自有一套法则，获得荷赛金奖那年，为了避免麻烦，他一获奖就到沙漠躲了几个月。
拍摄方式上，他也曾受到不少同行争议，认为太“急功近利”，为了达到视觉冲击力不择手段。
“我的照片一定要震撼，不震撼不解决问题。”卢广说，“总是打游击，这里打一下问题解决了，那边出了问题再在那边打一下，这边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你不弄得震撼一点，他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卢广不止一次向妻子感慨：“摄影这个职业真好，它让我能做很多事情，切切实实感到自身价值的提高。”
每一个对底层生活关注的选题都令他伤痛，有时一整天的采访也端不起相机，“越是看到这些，越觉得要多做点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促进现状改变。”
“我这次获奖又是对中国纪实摄影一个很大的推动。一来这些触目惊心的片子在国际范围发表，会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二来这样的内容发出来居然没事，居然也被宣传，会让很多我的同行们感到更广阔的空间。”卢广给人的感觉既现实又真诚。
他依然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划一步步行事，一年中有200多天在外拍摄，每一地的采访对象都会在事后和他保持长期联系和关注，他的妻子则专门在家中为他处理各种联络事务。
“我总是一往无前，没有什么可怕的。回头看，我这半生的计划全部都实现了，或者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