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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从口头威胁到逐步落地、扩大，涉及的内容从钢铁等传统产品发展到技术、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产品，采取的方式也从普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延伸到“232”“301”调查等非常规手段。尽管从双方的市场结构和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看，中美经贸关系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但仍需注意到的是，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规模仍在上升趋势中，美方挑起贸易争端的背后隐藏着企业的诉求。
这种诉求并非是因为美国企业在华遭遇了有失公允的对待（事实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常常享受“超国民待遇”），而是来自全球化背景下双方企业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关系的转变。
自从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在经济上实现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市场，民营企业的增长步伐超过外资；第二，在全球市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不断提升，在高复杂度产品出口上实现了追赶。
一是外资在华多个行业市场份额下降，二是国内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增长超过外资。
从市场份额看，尽管外资企业绝对规模提升，但相对规模则处于下降趋势。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从工业生产总值看，金融危机后外资在华占比快速下降。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比从2004年32.7%的峰值下降至2016年的21.6%；相反，私营企业比重快速提升，从2000年的5.9%提升至2016年的35.9%。金融危机在对发达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也波及到了在华外企，但却为中国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考虑到同期国有控股企业占比持续下降，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占比的下降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结果。
从行业看，外资工业总产值占比下降最快的行业包括两类——“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二者平均分别下降了19.9和16.2个百分点。其中，“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下降的产品主要涉及纺织、服装、皮革和家具四类。服装和皮革工业产值占比下降约25个百分点，家具占比下降最少，也有5.8个百分点。机电行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占比大幅下降30.2个百分点，“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下降23.1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也下降了10.0个百分点。相应地，国内民营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地位则迅速提升。
从成本加成率看，民营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增长步伐超过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参考赵瑞丽等（2018）的研究，我们通过会计方法计算了2000-2007年工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并按照所有制分组，以讨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分布。2000年，除国有企业成本加成率存在较多小于零的情况外，国企、私企、港澳台和非港澳台的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分布基本重合；而到2007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分布整体明显向右迁移，而包含港澳台在内的外资企业盈利能力分布则较2000年变化不大。
分行业看，外资成本加成率出现下降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其他非机电产品行业。基于2000和2007年始终处于规模以上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样本，成本加成率出现下降的企业中56%来自于“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就占到三成左右；其次，则来自“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医药制造业”行业，占比依次为9.9%、6.8%、4.5%和3.7%；而通用、专用和交通运输设备三大行业总占比仅为4.3%。
美资来华直接投资走低。除面临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外，外资企业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2000-2016年，除香港外，主要发达经濟体来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呈整体下降的趋势。事实上，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在2002年以后即开始逐步下降。相反，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则呈一路上涨势头，2007-2015年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占比维持在5.7%左右，到2016年大幅提高至7.5%。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好转。欧洲和韩国企业在生产技术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它们对华投资的增加将可能与美资企业形成竞争。
中国在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上实现了对美国的追赶。以出口复杂度指数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则增长到24014美元。2000-2014年，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指数的差距明显收缩，平均下降约40.3%。更重要的是，2000年中国在高复杂度产品出口上市场份额明显落后于美国，而到2014年则实现了对美国的追赶。2000年，中美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前沿分布约在16400美元临界收入水平（以出口复杂度指数衡量）处相交，对应的出口份额在50%附近。当低于这一临界收入水平时，中国的出口份额高于美国，具有明显优势；而当高于这一临界水平时，中国的出口份额低于美国，处于劣势地位。到2014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指数分布前沿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前沿。即无论从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范围，还是从规模上看，中国都实现了对美国产品前沿的追赶。
美国主要在三类产品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
第一，低技术复杂度产品。2000年，中国有2442类出口产品（6位HS编码分类）的复杂度指数低于16400美元，到2014年中国在其中的548项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超过美国。
第二，高技术复杂度产品。2000年，中国在近七成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复杂度指数高于16400美元）上的出口市场份额低于美国，到2014年中国在其中909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出口份额超过美国。这些产品集中在“化学工业及相关产品”“机械、电力、运输设备等”行业，有33%为“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产品。
第三，新产品。2014年中国和美国出口产品的范围较2000年增加了343项，而中国在其中一半以上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超过美国。
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引起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关注。当下，中美间贸易摩擦也与中美企业间竞争加剧相关。外资企业在华市场份额下降和盈利能力增长不及国内民营企业，也解释了在本次贸易摩擦中为何以往支持中美经贸合作的美资企业并未挺身而出，而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促使中国市场开放方面为其谋取新的利润点。
这种诉求并非是因为美国企业在华遭遇了有失公允的对待（事实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常常享受“超国民待遇”），而是来自全球化背景下双方企业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关系的转变。
自从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在经济上实现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市场，民营企业的增长步伐超过外资；第二，在全球市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不断提升，在高复杂度产品出口上实现了追赶。
民营企业增长步伐超过外资
一是外资在华多个行业市场份额下降，二是国内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增长超过外资。
从市场份额看，尽管外资企业绝对规模提升，但相对规模则处于下降趋势。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从工业生产总值看，金融危机后外资在华占比快速下降。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比从2004年32.7%的峰值下降至2016年的21.6%；相反，私营企业比重快速提升，从2000年的5.9%提升至2016年的35.9%。金融危机在对发达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也波及到了在华外企，但却为中国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考虑到同期国有控股企业占比持续下降，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占比的下降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结果。
从行业看，外资工业总产值占比下降最快的行业包括两类——“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二者平均分别下降了19.9和16.2个百分点。其中，“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下降的产品主要涉及纺织、服装、皮革和家具四类。服装和皮革工业产值占比下降约25个百分点，家具占比下降最少，也有5.8个百分点。机电行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占比大幅下降30.2个百分点，“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下降23.1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也下降了10.0个百分点。相应地，国内民营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地位则迅速提升。
从成本加成率看，民营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增长步伐超过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参考赵瑞丽等（2018）的研究，我们通过会计方法计算了2000-2007年工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并按照所有制分组，以讨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分布。2000年，除国有企业成本加成率存在较多小于零的情况外，国企、私企、港澳台和非港澳台的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分布基本重合；而到2007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分布整体明显向右迁移，而包含港澳台在内的外资企业盈利能力分布则较2000年变化不大。
分行业看，外资成本加成率出现下降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其他非机电产品行业。基于2000和2007年始终处于规模以上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样本，成本加成率出现下降的企业中56%来自于“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就占到三成左右；其次，则来自“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医药制造业”行业，占比依次为9.9%、6.8%、4.5%和3.7%；而通用、专用和交通运输设备三大行业总占比仅为4.3%。
美资来华直接投资走低。除面临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外，外资企业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2000-2016年，除香港外，主要发达经濟体来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呈整体下降的趋势。事实上，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在2002年以后即开始逐步下降。相反，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则呈一路上涨势头，2007-2015年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占比维持在5.7%左右，到2016年大幅提高至7.5%。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好转。欧洲和韩国企业在生产技术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它们对华投资的增加将可能与美资企业形成竞争。
中美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
中国在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上实现了对美国的追赶。以出口复杂度指数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则增长到24014美元。2000-2014年，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指数的差距明显收缩，平均下降约40.3%。更重要的是，2000年中国在高复杂度产品出口上市场份额明显落后于美国，而到2014年则实现了对美国的追赶。2000年，中美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前沿分布约在16400美元临界收入水平（以出口复杂度指数衡量）处相交，对应的出口份额在50%附近。当低于这一临界收入水平时，中国的出口份额高于美国，具有明显优势；而当高于这一临界水平时，中国的出口份额低于美国，处于劣势地位。到2014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指数分布前沿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前沿。即无论从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范围，还是从规模上看，中国都实现了对美国产品前沿的追赶。
美国主要在三类产品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
第一，低技术复杂度产品。2000年，中国有2442类出口产品（6位HS编码分类）的复杂度指数低于16400美元，到2014年中国在其中的548项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超过美国。
第二，高技术复杂度产品。2000年，中国在近七成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复杂度指数高于16400美元）上的出口市场份额低于美国，到2014年中国在其中909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出口份额超过美国。这些产品集中在“化学工业及相关产品”“机械、电力、运输设备等”行业，有33%为“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产品。
第三，新产品。2014年中国和美国出口产品的范围较2000年增加了343项，而中国在其中一半以上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超过美国。
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引起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关注。当下，中美间贸易摩擦也与中美企业间竞争加剧相关。外资企业在华市场份额下降和盈利能力增长不及国内民营企业，也解释了在本次贸易摩擦中为何以往支持中美经贸合作的美资企业并未挺身而出，而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促使中国市场开放方面为其谋取新的利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