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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自1956年被国务院划为森林禁伐区，1982年正式成立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至今已50年了。最早的几位“看山人”已经离开了这片他们钟爱着的土地，但是“看山人”的接力棒仍在一代代传递着。值此50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5位曾经和现任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和管理局的“一把手”：徐观德(1979年9月－1982年6月，任临安县天目山管理委员会委员；1982年7月－1983年9月，任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维贵(1984年2月－1986年9月，任管理处主任；1986年10月－1996年12月，任管理局局长)、柳兴根(1997年1月－1999年10月，任管理局局长)、潘承文(1999年3月－2004年11月，任管理局局长)、杜晴洲(2004年11月－2005年4月，任管理局副局长，主持工作；2005年5月至今，任管理局局长)。回顾5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和欣慰，也有惨痛的教训，他们对天目山的未来寄予厚望。
徐观德：保护第一，是天目山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特别是在防火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为我们都清楚，砍一棵树、打一只黄麂部是有限的，而一旦发生火灾就是毁灭性的。所以，1983年在仙人顶建了自己的防火监测站，派专人监测，后来又在火焰山建了一个监测点，修建了20多公里的防火隔离带，等等，确保了天目山50多年没发生大的火灾。
再就是当时保护区核心区里有50多户村民，他们的生产生活对保护造成影响，所以成功地把他们移出区外并很好地安置，他们也都满意。
天目山保护区从森林禁伐区、到省级保护区、再到国家级、世界级生物圈保护区，它凝聚了天目山历代看山人的心血。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天目山柳杉群后继有林，目前管理局也在做，我想，应该每年栽一些柳杉补空。因为天目山的柳杉适应了当地的水土、气候，只能生长在那里。天目山还有一种云雾草，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应该作为课题来研究。另外，就是旅游和保护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天目山范围很小，核心区就那么一小块儿，很宝贵，所以我希望天目山要保护好，旅游一定要搞，但规模一定要适当!
谭维贵：1984年，我从乡镇跨入自然保护区行列，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对天目山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价值，一无所知。
到保护区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了三次专家研讨会。“天目山适当搞点开发是可以的，完全死保行不通，但完全为了赚钱搞开发，也是不行的。天目山的树木12万立方米，就算它1个亿，也不能说明它的价值，如果为了开发，资源遭到破坏，就要几百年、上千年才能恢复，这就是对人类犯下无可弥补的罪孽”。“天目山确实值得一看，但是要全面开放，不可取，这么宝贵的资源难以再生，保护是第一的，旅游只能是适当的、有限度的搞”。研讨会上专家们说的这些话，让我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价值、适当经营和保护第一的定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刻。
在对保护区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第一个《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发展规划》，将天目山原有的林场、保护区、林科所等6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理顺了管理体制；创办了招待所等实体；成功移民；实现了与周边乡村护林联防；建成自然保护区科技馆、树木园，完成了本底调查和土壤昆虫的研究；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出版了当时全国唯一一份自然保护区自己创办的《天目山》杂志，修编出版了《西天目山志》等文化古籍；招聘人才和培训，壮大了管理队伍，使天目山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199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十多年来，我的最深体会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讲得普通一点，就是国家的一个资源仓库，我们就是这个仓库保管员，这是我们的神圣责职。
柳兴根：我在两年多时间里着重抓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定位，根据天目山保护区内有众多古树名木和华东地区大城市周围难得的原始森林植被，以及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的特点，我的定位是打造精品示范保护区；二是规划，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天目山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并实施了天目山综合保护工程二期规划；三是对天目山保护区首次引入CIS形象识别系统，天目山从此有了自己的标志，并建立了旅游管理机构加大旅游力度，拓宽了经费来源；四是做好了恢复天目山禅源寺的基础性工作。当时我的想法是，把天目山保护区作为自己的一份事业来做，而不是就保护而保护。1997年，为了充分利用天目山自然枯死柳杉的资源，为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筹措资金，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保护区开展枯死柳杉的清理工作。后来由于监管上的疏忽，发生了具体操作人员违规，采伐了没有完全枯死柳杉的情况，即当时在全国保护区引起较大影响的“柳杉事件”。这件事尽管发生在个别具体操作人员身上，一定程度上也显露出我们国家当时的一些法规的滞后，但是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天目山保护区的几年，我是用了心、倾注了感情的。衷心希望天目山保护区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提高员工素质，强化内部管理，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潘承文：我走马上任时，正值天目山“柳杉事件”以后，管理局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空前的困境。翌年，按照临安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将禅源寺原址范围内的全部资产移交给了寺院，以支持禅源寺复建，原招待所人员全部划入管理局“同工同酬”，结果出现了“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如何走出困境再创辉煌，是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
首先，根据天目山的发展优势和瓶颈，提出“大天目”、“大保护”、“大旅游”、“大发展”的战略思路，制定了“山上管严、山下搞活、山外引资”的方针，确立了建“全国精品保护区、杭州旅游顶尖品牌”的目标；二是体制改革，进行招商引资谈判、公开招投标，将天目山的旅游开发由企业租赁经营，实现了保护区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三是人事制度改革，精简了人员；四是争取到并实施了自然保护区二期工程项目资金，保护区总体规划报批成功，完善了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全面完成了天目山昆虫调查，并公开出版了专著；六是完成了一系列文化书画出版。
我深深感到，作为保护区，保护这一根本宗旨始终是第一位的，适当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在当前的体制和实情下，保护区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改革的地方，希望保护区的管理者们，时刻保持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使命感，使天目山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棒中，取得新的辉煌。
杜晴洲：50年来，天目山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历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几次大劫难，仍保留住了一片相对原始的森林，从移民、办实体，到先后完成保护区一二期工程、改革人事制度、转变旅游体制，等等。这里凝聚了几代天目山人的青春热血，使天目山从一个林场护林点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健全、保护与发展协调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目前在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天目山已在旅游经营体制改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但作为探索性的工作，仍然面临着如何科学、有序监督管理的问题；也面临着在保护区面积中70％的集体林，由此产生的社区发展与保护管理的矛盾，以及现有法律法规的限制，毛竹的大肆扩张已威胁到天目山主要保护物种的生存的矛盾。
我们将严格保护区管理和旅游监管工作，鼓励农家乐接待旅游，带动周边社区发展；抓好上山公路大修、山上游步道改造、珍稀植物园建设等工程；以“数字天目山”为目标，建立森林资源视频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生态定位系统监测等科研、出版及弘扬天目山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工作。
作为天目山当任者，我要负起“看山人”的责任，选择好自己的行动，继承发扬前辈“敬业奉献、恪尽职守”的“天目山精神”，实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把天目山完整地保护好，一代代传下去。
徐观德：保护第一，是天目山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特别是在防火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为我们都清楚，砍一棵树、打一只黄麂部是有限的，而一旦发生火灾就是毁灭性的。所以，1983年在仙人顶建了自己的防火监测站，派专人监测，后来又在火焰山建了一个监测点，修建了20多公里的防火隔离带，等等，确保了天目山50多年没发生大的火灾。
再就是当时保护区核心区里有50多户村民，他们的生产生活对保护造成影响，所以成功地把他们移出区外并很好地安置，他们也都满意。
天目山保护区从森林禁伐区、到省级保护区、再到国家级、世界级生物圈保护区，它凝聚了天目山历代看山人的心血。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天目山柳杉群后继有林，目前管理局也在做，我想，应该每年栽一些柳杉补空。因为天目山的柳杉适应了当地的水土、气候，只能生长在那里。天目山还有一种云雾草，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应该作为课题来研究。另外，就是旅游和保护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天目山范围很小，核心区就那么一小块儿，很宝贵，所以我希望天目山要保护好，旅游一定要搞，但规模一定要适当!
谭维贵：1984年，我从乡镇跨入自然保护区行列，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对天目山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价值，一无所知。
到保护区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了三次专家研讨会。“天目山适当搞点开发是可以的，完全死保行不通，但完全为了赚钱搞开发，也是不行的。天目山的树木12万立方米，就算它1个亿，也不能说明它的价值，如果为了开发，资源遭到破坏，就要几百年、上千年才能恢复，这就是对人类犯下无可弥补的罪孽”。“天目山确实值得一看，但是要全面开放，不可取，这么宝贵的资源难以再生，保护是第一的，旅游只能是适当的、有限度的搞”。研讨会上专家们说的这些话，让我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价值、适当经营和保护第一的定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刻。
在对保护区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第一个《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发展规划》，将天目山原有的林场、保护区、林科所等6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理顺了管理体制；创办了招待所等实体；成功移民；实现了与周边乡村护林联防；建成自然保护区科技馆、树木园，完成了本底调查和土壤昆虫的研究；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出版了当时全国唯一一份自然保护区自己创办的《天目山》杂志，修编出版了《西天目山志》等文化古籍；招聘人才和培训，壮大了管理队伍，使天目山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199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十多年来，我的最深体会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讲得普通一点，就是国家的一个资源仓库，我们就是这个仓库保管员，这是我们的神圣责职。
柳兴根：我在两年多时间里着重抓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定位，根据天目山保护区内有众多古树名木和华东地区大城市周围难得的原始森林植被，以及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的特点，我的定位是打造精品示范保护区；二是规划，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天目山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并实施了天目山综合保护工程二期规划；三是对天目山保护区首次引入CIS形象识别系统，天目山从此有了自己的标志，并建立了旅游管理机构加大旅游力度，拓宽了经费来源；四是做好了恢复天目山禅源寺的基础性工作。当时我的想法是，把天目山保护区作为自己的一份事业来做，而不是就保护而保护。1997年，为了充分利用天目山自然枯死柳杉的资源，为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筹措资金，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保护区开展枯死柳杉的清理工作。后来由于监管上的疏忽，发生了具体操作人员违规，采伐了没有完全枯死柳杉的情况，即当时在全国保护区引起较大影响的“柳杉事件”。这件事尽管发生在个别具体操作人员身上，一定程度上也显露出我们国家当时的一些法规的滞后，但是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天目山保护区的几年，我是用了心、倾注了感情的。衷心希望天目山保护区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提高员工素质，强化内部管理，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潘承文：我走马上任时，正值天目山“柳杉事件”以后，管理局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空前的困境。翌年，按照临安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将禅源寺原址范围内的全部资产移交给了寺院，以支持禅源寺复建，原招待所人员全部划入管理局“同工同酬”，结果出现了“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如何走出困境再创辉煌，是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
首先，根据天目山的发展优势和瓶颈，提出“大天目”、“大保护”、“大旅游”、“大发展”的战略思路，制定了“山上管严、山下搞活、山外引资”的方针，确立了建“全国精品保护区、杭州旅游顶尖品牌”的目标；二是体制改革，进行招商引资谈判、公开招投标，将天目山的旅游开发由企业租赁经营，实现了保护区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三是人事制度改革，精简了人员；四是争取到并实施了自然保护区二期工程项目资金，保护区总体规划报批成功，完善了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全面完成了天目山昆虫调查，并公开出版了专著；六是完成了一系列文化书画出版。
我深深感到，作为保护区，保护这一根本宗旨始终是第一位的，适当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在当前的体制和实情下，保护区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改革的地方，希望保护区的管理者们，时刻保持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使命感，使天目山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棒中，取得新的辉煌。
杜晴洲：50年来，天目山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历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几次大劫难，仍保留住了一片相对原始的森林，从移民、办实体，到先后完成保护区一二期工程、改革人事制度、转变旅游体制，等等。这里凝聚了几代天目山人的青春热血，使天目山从一个林场护林点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健全、保护与发展协调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目前在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天目山已在旅游经营体制改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但作为探索性的工作，仍然面临着如何科学、有序监督管理的问题；也面临着在保护区面积中70％的集体林，由此产生的社区发展与保护管理的矛盾，以及现有法律法规的限制，毛竹的大肆扩张已威胁到天目山主要保护物种的生存的矛盾。
我们将严格保护区管理和旅游监管工作，鼓励农家乐接待旅游，带动周边社区发展；抓好上山公路大修、山上游步道改造、珍稀植物园建设等工程；以“数字天目山”为目标，建立森林资源视频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生态定位系统监测等科研、出版及弘扬天目山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工作。
作为天目山当任者，我要负起“看山人”的责任，选择好自己的行动，继承发扬前辈“敬业奉献、恪尽职守”的“天目山精神”，实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把天目山完整地保护好，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