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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年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奥迪牵手的第十年，您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也是这十年合作的最佳见证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余隆：今年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和奥迪合作的十周年，十年其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我觉得十年不仅体现出一种信任和支撑，更反映了一种相同的理念和追求。正如奥迪同郎朗、谭盾还有其他音乐家一直保持着合作，这也是奥迪想要借此去传达他们的文化理念。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奥迪的文化，而不只是车，还有更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特别期待下一次同奥迪的合作能够成为典范之作。因为每次和奧迪的合作，无论从艺术创造还是从艺术的质量来说，都能找到两者非常契合的点，从而达到最极致的发挥。
记者：您既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又是“奥迪英杰汇品牌大使”，请问您是如何理解这一双重身份的？
余隆：我跟奥迪的渊源很深，因为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最早创建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大众集团合作。对我个人来说，我自己也是奥迪用户，我曾经对奥迪有过一个定位：一个是Prestigious（尊贵），一个是Passion（激情），一个是Power（力量），我认为奥迪传达的一些文化特质和我的追求比较接近。奥迪能够连续十年支持音乐节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赞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的创造。对奥迪来说，奥迪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听”的意思，跟音乐有着无限的关系，它又追求一种品质的极致，再加上我们对德国文化的一种认同感，所以跟奥迪的合作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对高雅音乐的认同感是我们合作的基石，人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结合不容易，这个是缘分，也是运气，更是大家的共同追求。
记者：在以往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先后完成了多部作品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首演，今年也有多部作品的首演，这些作品的选择标准是怎样的？
余隆：优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选择，作品的好坏也很容易判断。大量作品在中国的首演或者中国的作品在世界的首演都是在音乐节的体现，可以说音乐节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些创意或者比较有意思的做法，比如说最早的《牡丹亭》、《诺亚的洪水》，包括后来《牡丹亭》与《奥菲欧》的对话，崔健、谭盾和罗大佑的跨界对谈，教堂音乐会……这些点都是出于您自己的创意吗？
余隆：在艺术中间不就是这些事情吗？就是不断的想新点子。我对艺术的追求还是之前谈到的激情，可以促使人不断转化追求的方式，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艺术是不死的，艺术是不断带来新的生命的。像你提到的《牡丹亭》、《诺亚的洪水》，包括《牡丹亭》与《奥菲欧》的对话，其实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格局真的很有意思，从第一届开始看还是比较传统的，从第三界开始已经出现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到今天也没有人再演过，第四届开始是《纳布科》，第五届是《璐璐》，接下来不管是《尼伯龙根指环》四连剧，还是《唐豪瑟》都是首演，还有中国作品的推荐，像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和《李白》、叶小纲的《咏·别》、周龙的《白蛇传》等等，多少歌剧都是在音乐节的首演，所以奥迪跟歌剧有很深的渊源，从创意的角度来说，从带动文化品质的上升来说都是走在了前面。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至今已举办了十七届，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回忆，请问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是什么？
余隆：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七年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最戏剧化的可能就是大贺典雄倒地的那一次演出，演到一半，大贺典雄突然脑溢血摔在台上，整个东京爱乐乐团不知所措，观众素质也非常好，在那一直没动。我就问了一下乐团，我说你们打算怎么样？他说我们打算继续演。我就上台跟观众说，我就从大贺停下来的那部分接着往下演，我就把整个音乐接着演奏完。那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状态，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对这件事报道得相当热烈，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要说在艺术上，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值得回顾的一个艺术事件可能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在中国历史性的首演，我记得那次首演也是奥迪赞助的。我当时在台上说“今天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翻过了历史性一页，这一页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终于在中国落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的开始，我们为这一刻等待了一百多年。
（注：大贺典雄，日本著名指挥家、东京爱乐乐团董事长、日本索尼公司董事会主席。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大贺典雄在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5交响曲》第二乐章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从十七年前创办到现在，您觉得现在的发展是完全超过预想的吗？
余隆：公平的回答这个问题，北京国际音乐节能做到今天这步，也是十七年前没有想到的，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还没完全达到我对品质追求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基于好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发展的态势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节奏上跟进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工作；第二个是标准的不同，这不只是艺术上的标准，包括我们和赞助商之间的标准的磨合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知识对接上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起步速度很快，各个行业都有需要磨合的过程，我们可能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两百年的历程。
记者：对接的问题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余隆：其实也就是体制的问题，我们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必须去磨合、对接，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一个转换器，将一些东西转换过来。当然也会有辛苦的部分，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我相信在任何行业都有这样的事情。作为音乐节本身来说，音乐和文化是两件事情，如果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就要看音乐作品在文化的包容性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爱好者和音乐观众对市场的介入度能达到什么程度。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售票系统始终居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包括各个剧院售票系统的不兼容，这些都是问题。还有就是演出海报没有地方贴，很多发达国家至今在每个街角都还保存着粘贴海报的地方，我们国家是没有的，提供的渠道不够多，这是我觉得还是有些脱节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更需要做的是软件上支持和服务上的东西。 记者：音乐节赞助是怎样一个情况？正像您刚刚所讲赞助不仅仅是资金的赞助，还包括文化的认同等等。您觉得音乐节在赞助商这块有哪些创举？
余隆：职业化，我刚刚也讲到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还有文化的认同感，还有大家对国际标准的模式的认同。早年基本都是国外的赞助商，慢慢的国内的赞助商也越来越多。
记者：您觉得跟政策有关系吗？因为国外赞助是免税的。
余隆：这是意向的问题，这个事情非常复杂，这需要时间，我相信慢慢会好的。国外比如欧洲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在这一块非常细致，欧洲也没那么细致，欧洲的文化产业是靠国家养着的，美国是靠市场养着的，在做法上就不一样，我们国家一方面既有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鼓励市场化，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思考我们更适合什么样的方式。从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应该是未来的状态。
记者：刚刚说到音乐节也讲到机制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音乐节本身来说，如何衡量一个音乐节是好的音乐节，是上座率、大师还是曲目？
余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总的来说，这几方面都有。首先，内容是音乐节品质的保证，艺术的质量和艺术的标准，实际上最难就难在标准上，因为人往往容易低就，但人要学会高攀，低就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办法。第二就是如何在达到艺术标准的同时引领全社会。做不到引领社会、教育社会或者是缺少为艺术奉献的精神，就都不行。第三个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只有在前两个环节做得不错的前提下，你才能实现第三点。
记者：您经常有机会参加国内外的演出，您最喜欢的剧院或者音乐厅是哪里？就比如说第一次走进去会“哇”的一声的剧院。还有您最欣赏的合作者是谁？
余隆：我觉得这次刚刚揭幕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真的是可以让我“哇”的一声的，这个新的音乐厅9月6号正式揭幕，是由丰田泰久先生设计的，他也设计了美国洛杉矶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日本东京三得利音乐厅，包括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等，的确那个音乐厅设计得非常好，而且也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面，跟我们关系非常紧密的。国外的音乐厅我演得非常多，全世界所有的音乐厅我几乎都演出过，能够让我在回顾里面比较激动的几个音乐厅是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维也纳金色大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户外的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好莱坞的碗型剧场，包括像纽约中央公园的音乐会，都是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
合作者来说真的是无法计算了，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在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和当代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合作或者是看到他们的工作，有些音乐家听上去就像传说一样的，像我看过莱因斯多夫的排练，我看过卡拉扬的现场，这些想起来就像看历史小说一样。我合作过的音乐家里面有很多都已经去世了，但我觉得和朗朗、马友友这些音乐家合作，每次的合作都能闪出很多火花来，每次的合作都不一样，每次的合作都能把音乐带到非常极致的环境。比如你看朗朗的音乐会，同一套曲目，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变化，而且每一次都是五光十色，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您说自己不太喜欢“普及”这个词，但是我感觉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几年的很多创意，都在挖空心思想怎么让古典音乐更贴近人民。
余隆：我個人认为其实“服务”里就涵盖了一些知识性的普及工作，我们也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普及而去普及就没有意义了。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十七年对我来说就是在不断培养新的人才和团队，因为薪火相传的过程很重要，延续很重要。
记者：关于传承这块，请问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宝贵的人生经验想要同他们分享？
余隆：努力工作，少睡觉，多干活。一个人就这么几十年的日子，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只有工作是成正比增长的，你付出一分就能得到一分，你付出十分就能得到十分，其他东西未必是成正比，比如说谈恋爱有时候可能是负增长，工作是唯一成正比的，所以说投资最划算的事情是工作。三四十岁更是正当年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可以完善自我价值。我觉得人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贡献。
记者：您组织这一系列音乐活动，作为一名音乐家，您高超的鉴赏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如何做到的？
余隆：勤奋，进取。别人睡八个小时，我只睡五个小时，别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没什么其他的窍门。另外就是一个人要有胸怀，你要学会与团队一起工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大事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一定是团队去完成，而且是你应该鼓励团队去超过你个人，这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你得有这个自信和底气才行。另外，最重要的事就是人不能有私心，人往往最大的阻碍是私心，这个私心来自各个方面。只要稍微有点私心，把自己想得多一点，很多事情就完成不了。
记者：如果给刚开始欣赏古典音乐的人推荐两张唱片，您会推荐什么？
余隆：中国爱乐的，我在一百张唱片中给你选两张。我自己比较喜欢我跟王健一起录的《堂吉诃德》，这张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跟王健的合作非常精彩。还有莫扎特的《安魂曲》，在王府井教堂录的。中国爱乐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乐团，我这辈子能够跟中国爱乐在一起，不管最后怎样，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也是管理者和活动家，单纯的指挥这块是不是相对较弱了？
余隆：没有啊，反而是指挥占了大部分时间，今年一年除去中国爱乐、上交和广交的音乐会以外，1-2月我在纽约爱乐、多伦多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3月在新加坡交响乐团，4月在德国汉堡广播乐团，6月在香港管弦乐团，7月带着爱乐在伦敦，9月上交新厅揭幕，11月去法国巴黎管弦乐团，12月还将慕尼黑爱乐乐团取消了，刚好跟广交撞期了，最后把档期调到2016年。包括明年的日程也有大部分是指挥，只不过我不是去哪里演出都告诉媒体，这就是我的工作，没必要弄得人尽皆知。
记者：有人说您的指挥风格像卡拉扬，您指挥的风格跟您的性格是怎样的关系？
余隆：很像，就像一个人写文章跟他的个性很像一样。但主要还是你们自己去看，我没办法对别人说自己是怎样的。
记者：您会将自己的意志灌输给乐队吗？
余隆：不会，我有自己的沟通方式，指挥当然会把自己希望的、音响上的或者音乐上的诠释传递给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商量。
记者：您一手创立了中国爱乐这么好的乐团，您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已经十七届了，您还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或者您最终的梦想是什么？
余隆：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最近就在琢磨这个事情，刚刚在飞机上我还在跟朋友谈起说我还应该干点什么。我一点不夸张的讲，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为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服务。人们都说古典音乐是小众的，小众恰恰是需要关注的对象，这样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包容的社会。我们总在说要繁荣文化，我觉得口号的东西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为社会服务。
余隆：今年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和奥迪合作的十周年，十年其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我觉得十年不仅体现出一种信任和支撑，更反映了一种相同的理念和追求。正如奥迪同郎朗、谭盾还有其他音乐家一直保持着合作，这也是奥迪想要借此去传达他们的文化理念。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奥迪的文化，而不只是车，还有更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特别期待下一次同奥迪的合作能够成为典范之作。因为每次和奧迪的合作，无论从艺术创造还是从艺术的质量来说，都能找到两者非常契合的点，从而达到最极致的发挥。
记者：您既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又是“奥迪英杰汇品牌大使”，请问您是如何理解这一双重身份的？
余隆：我跟奥迪的渊源很深，因为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最早创建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大众集团合作。对我个人来说，我自己也是奥迪用户，我曾经对奥迪有过一个定位：一个是Prestigious（尊贵），一个是Passion（激情），一个是Power（力量），我认为奥迪传达的一些文化特质和我的追求比较接近。奥迪能够连续十年支持音乐节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赞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的创造。对奥迪来说，奥迪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听”的意思，跟音乐有着无限的关系，它又追求一种品质的极致，再加上我们对德国文化的一种认同感，所以跟奥迪的合作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对高雅音乐的认同感是我们合作的基石，人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结合不容易，这个是缘分，也是运气，更是大家的共同追求。
记者：在以往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先后完成了多部作品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首演，今年也有多部作品的首演，这些作品的选择标准是怎样的？
余隆：优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选择，作品的好坏也很容易判断。大量作品在中国的首演或者中国的作品在世界的首演都是在音乐节的体现，可以说音乐节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些创意或者比较有意思的做法，比如说最早的《牡丹亭》、《诺亚的洪水》，包括后来《牡丹亭》与《奥菲欧》的对话，崔健、谭盾和罗大佑的跨界对谈，教堂音乐会……这些点都是出于您自己的创意吗？
余隆：在艺术中间不就是这些事情吗？就是不断的想新点子。我对艺术的追求还是之前谈到的激情，可以促使人不断转化追求的方式，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艺术是不死的，艺术是不断带来新的生命的。像你提到的《牡丹亭》、《诺亚的洪水》，包括《牡丹亭》与《奥菲欧》的对话，其实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格局真的很有意思，从第一届开始看还是比较传统的，从第三界开始已经出现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到今天也没有人再演过，第四届开始是《纳布科》，第五届是《璐璐》，接下来不管是《尼伯龙根指环》四连剧，还是《唐豪瑟》都是首演，还有中国作品的推荐，像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和《李白》、叶小纲的《咏·别》、周龙的《白蛇传》等等，多少歌剧都是在音乐节的首演，所以奥迪跟歌剧有很深的渊源，从创意的角度来说，从带动文化品质的上升来说都是走在了前面。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至今已举办了十七届，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回忆，请问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是什么？
余隆：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七年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最戏剧化的可能就是大贺典雄倒地的那一次演出，演到一半，大贺典雄突然脑溢血摔在台上，整个东京爱乐乐团不知所措，观众素质也非常好，在那一直没动。我就问了一下乐团，我说你们打算怎么样？他说我们打算继续演。我就上台跟观众说，我就从大贺停下来的那部分接着往下演，我就把整个音乐接着演奏完。那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状态，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对这件事报道得相当热烈，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要说在艺术上，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值得回顾的一个艺术事件可能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在中国历史性的首演，我记得那次首演也是奥迪赞助的。我当时在台上说“今天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翻过了历史性一页，这一页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终于在中国落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的开始，我们为这一刻等待了一百多年。
（注：大贺典雄，日本著名指挥家、东京爱乐乐团董事长、日本索尼公司董事会主席。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大贺典雄在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5交响曲》第二乐章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北京国际音乐节从十七年前创办到现在，您觉得现在的发展是完全超过预想的吗？
余隆：公平的回答这个问题，北京国际音乐节能做到今天这步，也是十七年前没有想到的，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还没完全达到我对品质追求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基于好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发展的态势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节奏上跟进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工作；第二个是标准的不同，这不只是艺术上的标准，包括我们和赞助商之间的标准的磨合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知识对接上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起步速度很快，各个行业都有需要磨合的过程，我们可能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两百年的历程。
记者：对接的问题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余隆：其实也就是体制的问题，我们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必须去磨合、对接，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一个转换器，将一些东西转换过来。当然也会有辛苦的部分，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我相信在任何行业都有这样的事情。作为音乐节本身来说，音乐和文化是两件事情，如果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就要看音乐作品在文化的包容性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爱好者和音乐观众对市场的介入度能达到什么程度。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售票系统始终居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包括各个剧院售票系统的不兼容，这些都是问题。还有就是演出海报没有地方贴，很多发达国家至今在每个街角都还保存着粘贴海报的地方，我们国家是没有的，提供的渠道不够多，这是我觉得还是有些脱节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更需要做的是软件上支持和服务上的东西。 记者：音乐节赞助是怎样一个情况？正像您刚刚所讲赞助不仅仅是资金的赞助，还包括文化的认同等等。您觉得音乐节在赞助商这块有哪些创举？
余隆：职业化，我刚刚也讲到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还有文化的认同感，还有大家对国际标准的模式的认同。早年基本都是国外的赞助商，慢慢的国内的赞助商也越来越多。
记者：您觉得跟政策有关系吗？因为国外赞助是免税的。
余隆：这是意向的问题，这个事情非常复杂，这需要时间，我相信慢慢会好的。国外比如欧洲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在这一块非常细致，欧洲也没那么细致，欧洲的文化产业是靠国家养着的，美国是靠市场养着的，在做法上就不一样，我们国家一方面既有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鼓励市场化，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思考我们更适合什么样的方式。从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应该是未来的状态。
记者：刚刚说到音乐节也讲到机制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音乐节本身来说，如何衡量一个音乐节是好的音乐节，是上座率、大师还是曲目？
余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总的来说，这几方面都有。首先，内容是音乐节品质的保证，艺术的质量和艺术的标准，实际上最难就难在标准上，因为人往往容易低就，但人要学会高攀，低就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办法。第二就是如何在达到艺术标准的同时引领全社会。做不到引领社会、教育社会或者是缺少为艺术奉献的精神，就都不行。第三个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只有在前两个环节做得不错的前提下，你才能实现第三点。
记者：您经常有机会参加国内外的演出，您最喜欢的剧院或者音乐厅是哪里？就比如说第一次走进去会“哇”的一声的剧院。还有您最欣赏的合作者是谁？
余隆：我觉得这次刚刚揭幕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真的是可以让我“哇”的一声的，这个新的音乐厅9月6号正式揭幕，是由丰田泰久先生设计的，他也设计了美国洛杉矶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日本东京三得利音乐厅，包括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等，的确那个音乐厅设计得非常好，而且也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面，跟我们关系非常紧密的。国外的音乐厅我演得非常多，全世界所有的音乐厅我几乎都演出过，能够让我在回顾里面比较激动的几个音乐厅是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维也纳金色大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户外的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好莱坞的碗型剧场，包括像纽约中央公园的音乐会，都是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
合作者来说真的是无法计算了，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在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和当代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合作或者是看到他们的工作，有些音乐家听上去就像传说一样的，像我看过莱因斯多夫的排练，我看过卡拉扬的现场，这些想起来就像看历史小说一样。我合作过的音乐家里面有很多都已经去世了，但我觉得和朗朗、马友友这些音乐家合作，每次的合作都能闪出很多火花来，每次的合作都不一样，每次的合作都能把音乐带到非常极致的环境。比如你看朗朗的音乐会，同一套曲目，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变化，而且每一次都是五光十色，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您说自己不太喜欢“普及”这个词，但是我感觉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几年的很多创意，都在挖空心思想怎么让古典音乐更贴近人民。
余隆：我個人认为其实“服务”里就涵盖了一些知识性的普及工作，我们也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普及而去普及就没有意义了。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十七年对我来说就是在不断培养新的人才和团队，因为薪火相传的过程很重要，延续很重要。
记者：关于传承这块，请问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宝贵的人生经验想要同他们分享？
余隆：努力工作，少睡觉，多干活。一个人就这么几十年的日子，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只有工作是成正比增长的，你付出一分就能得到一分，你付出十分就能得到十分，其他东西未必是成正比，比如说谈恋爱有时候可能是负增长，工作是唯一成正比的，所以说投资最划算的事情是工作。三四十岁更是正当年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可以完善自我价值。我觉得人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贡献。
记者：您组织这一系列音乐活动，作为一名音乐家，您高超的鉴赏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如何做到的？
余隆：勤奋，进取。别人睡八个小时，我只睡五个小时，别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没什么其他的窍门。另外就是一个人要有胸怀，你要学会与团队一起工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大事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一定是团队去完成，而且是你应该鼓励团队去超过你个人，这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你得有这个自信和底气才行。另外，最重要的事就是人不能有私心，人往往最大的阻碍是私心，这个私心来自各个方面。只要稍微有点私心，把自己想得多一点，很多事情就完成不了。
记者：如果给刚开始欣赏古典音乐的人推荐两张唱片，您会推荐什么？
余隆：中国爱乐的，我在一百张唱片中给你选两张。我自己比较喜欢我跟王健一起录的《堂吉诃德》，这张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跟王健的合作非常精彩。还有莫扎特的《安魂曲》，在王府井教堂录的。中国爱乐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乐团，我这辈子能够跟中国爱乐在一起，不管最后怎样，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也是管理者和活动家，单纯的指挥这块是不是相对较弱了？
余隆：没有啊，反而是指挥占了大部分时间，今年一年除去中国爱乐、上交和广交的音乐会以外，1-2月我在纽约爱乐、多伦多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3月在新加坡交响乐团，4月在德国汉堡广播乐团，6月在香港管弦乐团，7月带着爱乐在伦敦，9月上交新厅揭幕，11月去法国巴黎管弦乐团，12月还将慕尼黑爱乐乐团取消了，刚好跟广交撞期了，最后把档期调到2016年。包括明年的日程也有大部分是指挥，只不过我不是去哪里演出都告诉媒体，这就是我的工作，没必要弄得人尽皆知。
记者：有人说您的指挥风格像卡拉扬，您指挥的风格跟您的性格是怎样的关系？
余隆：很像，就像一个人写文章跟他的个性很像一样。但主要还是你们自己去看，我没办法对别人说自己是怎样的。
记者：您会将自己的意志灌输给乐队吗？
余隆：不会，我有自己的沟通方式，指挥当然会把自己希望的、音响上的或者音乐上的诠释传递给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商量。
记者：您一手创立了中国爱乐这么好的乐团，您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已经十七届了，您还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或者您最终的梦想是什么？
余隆：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最近就在琢磨这个事情，刚刚在飞机上我还在跟朋友谈起说我还应该干点什么。我一点不夸张的讲，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为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服务。人们都说古典音乐是小众的，小众恰恰是需要关注的对象，这样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包容的社会。我们总在说要繁荣文化，我觉得口号的东西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