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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除了从经济角度观察中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角度来看，原有的发展模式暴露出严重问题：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不公平、人心不稳定、诚信度缺失、道德败坏等矛盾日益凸显。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到达一个拐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经济发展出现新拐点
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变化着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缺乏越过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的缩减，拐点趋势毋庸置疑；三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长期管制难以为继。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被管制、被低估，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发展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应当总结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发展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社会改革要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建立市场机制。如果规则混乱了，游戏做不下去了，结果就很糟糕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对经济增长模式，有人说要依靠消费、内需，有人说要依靠政府主导经济，也有人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的互动。财政、税收、价格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基层的创新要有充分体现，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实际上，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十分重要。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指导和纠正。财政、税收和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
新拐点的七大新现象
现象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现象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所造成。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国际上，将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2011年，中国GDP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综合因素，目标应当不超过2.5%。
现象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
现象之四：发展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10年服务业平均每年增长1%，在未来五年中可以达到50%。
现象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为最根本。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必须，而且具备提升空间。在未来五年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若干个百分点，需要具体量化。
现象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主要产业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达到峰值，将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
现象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现象，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国外机构估计中国基尼系数为0.47-0.52，超出了0.45的警戒线。
拐点之后如何平稳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出现拐点之后的平稳发展，中央政府需要设立特定的约束条件，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能力。这些条件包括，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当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来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来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不可能持续，会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之间，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
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放缓，代价将是失业，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失业率指标应当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适宜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健康、稳定的财政状况，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比例从30%提高10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要監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审议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35%降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总量大，质量不高；二，增长速度快，结构失衡。资本形成，依赖要素投入，不是生产率的提高；GDP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种种迹象表明：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时候到了。
经济发展出现新拐点
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变化着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缺乏越过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的缩减，拐点趋势毋庸置疑；三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长期管制难以为继。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被管制、被低估，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发展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应当总结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发展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社会改革要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建立市场机制。如果规则混乱了，游戏做不下去了，结果就很糟糕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对经济增长模式，有人说要依靠消费、内需，有人说要依靠政府主导经济，也有人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的互动。财政、税收、价格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基层的创新要有充分体现，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实际上，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十分重要。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指导和纠正。财政、税收和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
新拐点的七大新现象
现象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现象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所造成。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国际上，将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2011年，中国GDP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综合因素，目标应当不超过2.5%。
现象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
现象之四：发展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10年服务业平均每年增长1%，在未来五年中可以达到50%。
现象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为最根本。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必须，而且具备提升空间。在未来五年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若干个百分点，需要具体量化。
现象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主要产业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达到峰值，将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
现象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现象，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国外机构估计中国基尼系数为0.47-0.52，超出了0.45的警戒线。
拐点之后如何平稳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出现拐点之后的平稳发展，中央政府需要设立特定的约束条件，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能力。这些条件包括，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当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来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来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不可能持续，会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之间，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
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放缓，代价将是失业，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失业率指标应当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适宜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健康、稳定的财政状况，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比例从30%提高10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要監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审议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35%降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总量大，质量不高；二，增长速度快，结构失衡。资本形成，依赖要素投入，不是生产率的提高；GDP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种种迹象表明：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