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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蜂鸟纹六曲银盘
高1.7厘米 口径15-16厘米 沿宽0.3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220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锤击成型，纹饰鎏金。窄平折沿，边沿缝中涂有黑色；浅腹，有6个明显的葵花瓣，平底。盘心冲出一只侧身提足振翅欲飞回首之凤鸟纹。器底正对纹样处略内凹，凤鸟的表现巧夺天工。这种翘尾侧身回首姿势的选择，使凤鸟的身体形成一种向中的凝聚力，富有整体的力度，从而也被赋予动感。若盛放水等液状物，凤鸟随着水波便活灵活现，如将飞而欲翔，更具生命力，极富审美情趣。
鎏金双雁纹银盒
高1.8厘米 直径4.05厘米 盖厚0.1厘米 盒身厚0.15厘米 子母口厚0.08厘米 重39.5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饰鱼子纹地。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双雁，做振翅状，俱站于一莲之上，对冲一菱形胜，胜下缀穗。胜上方有一组三出莲，一花二叶。雁踏莲蓬两侧的莲叶勾卷蔓延，呈半合抱状。盖侧面饰十一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忍冬连结花瓣，四瓣尖处各生长一朵阔叶折枝花，花瓣交汇的四结点处各生长出一朵莲叶串枝花。盒身侧面饰十二朵流云。
大雁在古代象征着夫妇忠贞不渝，彼此不离不弃，因有着这层吉祥寓意，所以也被用于装饰图案。这件银盒上除了双雁，还有莲叶、莲蓬图案，则寓意了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皆表达了人们的美好祝福。
鎏金团花纹银盒
高4.7厘米 直径11.4厘米 壁厚0.1-0.21厘米 重290克 唐代西安何家村出土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六瓣葵花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鱼子纹地，主题花纹鎏金，使用捶揲技法加工而成，并透映到盒内面。盖面中央为六出团花，外绕以六朵阔叶折枝花。盒底纹饰、布局与盖面几乎相同，惟折枝花蕊的细节有所不同，底面有大块绿锈。盒侧面与六瓣盒形相对应，分成六区，每区内有缠枝花一串。
中国古代器皿的形制大都为圆形。唐代约在武则天以后，多瓣花形器物逐渐盛行，金银器、铜器、铜镜和瓷器中常见。葵花瓣形是许多唐代银器的特征，尤其多见于银盘。这种造型特征在唐代广泛出现，而在中亚、西亚难见源头，应被视作唐式造型风格。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造型渗透到粟特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银器中，使粟特银器的唐式风格越来越浓。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
高6.6厘米 口径12.8厘米 壁厚0.12厘米 重414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平面圆形，顶和底均微隆起，子母口扣合，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鱼子纹地，盖、底主纹相同，均为三重，中心为八出团花一朵，第二重为八枚忍冬石榴花结，第三重为六株柿状花结构成的团花八朵，团花心均有衔草翱翔的鸿雁一只。盖沿与盖侧以四枚石榴花结组成的菱形四出团花八朵，上下口沿以六枚石榴花结组成团花八朵，盖内墨书“溪州井砂卅七两，十两，兼盛黄粉”，虽个别字迹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仍可通读。
盒是唐代金银器皿中常见的器类。唐代皇帝常常在腊月初八用精制的金银盒盛放贵重的化妆品，如面脂、香药等来赏赐大臣。此盒用来装药材，盒内井砂实测重444克，黄粉787克，黄粉即金屑，为炼制丹药的材料。
此件器物上的纹饰錾刻流畅，一气呵成，表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技艺
鎏金鸳鸯纹银盒
高1.9厘米 直径4.2厘米 盖厚0.11厘米 盒身厚0.15厘米 子母口厚0.08厘米 重35.9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为鱼子纹地。盒面中央有一只雄鸳鸯，蓬首、振翅、扬尾、信步，姿态怡然自得，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盖侧面饰十二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八出团花一朵，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盒身侧面饰十三朵流云。盒内可见到清晰的同心螺旋纹。
盒面单只鸳鸯的布局，似脱胎于8世纪中叶以前唐代金银器上见到的“徽章式纹样”。这种纹样来自萨珊金银器的做法。
莲瓣纹提梁银罐
高25.2厘米 口径16.8厘米 唐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贮盛器。银质。鼓腹，圈足外侈，盖大出罐沿一周，盖面略鼓，饰六瓣莲花纹，上有等距虎爪形三足；提梁为半圆形，两端穿过钮口后弯曲上翘，尾巴呈荷包形；从罐颈至罐底饰一排大型莲瓣花纹。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外径4.6厘米 金香盂直径2.8厘米 链长7.5厘米 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香囊外壁用銀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致洒落。此银香囊制作过程复杂，设计科学与巧妙，令今人叹绝。
唐代，香囊还可用于佛事。人们认为将佛经盛放在香囊之中，随身携带，能起到消灾辟邪的作用。
金梳背
长7.9厘米 高1.5厘米 厚0.34厘米 唐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纯金质，半月形。在顶部相连的双层半月形金片上，掐丝焊接出繁复的花纹。花纹以对称的卷枝花草为中心，辅以各种边饰。卷枝花草由金丝坠焊的多重卷枝和金筐内填金珠的花苞构成。中空，为梳脊上的装饰。该金梳背制作技法高超，形制精巧，堪称唐代金银器装饰品中的杰作。
唐金梳背为个圆形，先用两层金片剪裁成型，然后将金丝掐制成的卷草、梅花焊接在梳背的两面，花草外围还
唐金梳背是唐代掐丝焊和炸珠焊接工艺的杰作，在指头大的梳背上，将发丝细的金银掐成的花草整齐地焊接在上面，周边还接一圈针尖般的金珠，金丝粗细均匀，金珠大小一样，焊口平直，看不出丝毫焊缝，经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开裂、脱落，令人难以想像，堪称金银细工的典范，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鎏金走龙
高10.8厘米 长18厘米 唐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通体鎏金，呈行走状，左侧双腿向后，右侧双腿向前，尖嘴龇牙，长舌卷曲，独角竖耳，头顶卷发向后，锯齿状背脊，长尾后拖，末梢上卷，全身装饰鳞纹，劲健有力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高14.8厘米 口径2.3厘米 壁厚0.12厘米 底足长径8.9厘米 短径7.2厘米 足厚0.21厘米 腹长径11.1厘米 短径9厘米 提梁高3.1厘米 重549克 唐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壶的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在壶身的两面，以模压的手法各捶出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提梁、盖及舞马纹饰均鎏金，灿灿金色与灼灼银光交相辉映，色调分外和谐富丽。此壶造型、纹饰别具匠心，制作精湛，舞马形象栩栩如生，尤具风采，更因其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玄宗驯养舞马祝寿的故事而弥足珍贵。
这件仿皮囊形银壶，器腹两面均锤出一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似作舞状。纹饰鎏金。形制优美，图案别致，制作精工。圈足内有墨书一行：“十三两半”。
鎏金鸿雁纹银匝
高8.4厘米 口径20.2厘米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略呈直角的榫口，与匝体嵌合十分紧密，达到严丝合缝的程度。银匜底部的圈足系单独制作好后再焊接上去。银匝的内壁和外壁都经过反复多次的抛光打磨，加之长期使用所浸润的油气，因此光滑润泽，有如玉般的质感。外壁中央区域装饰一周花纹，花纹分为三组：三组阔叶折枝花与三组成对瑞鸟相间排列。三组阔叶折枝花造型各异，三组成双的瑞鸟也各不相同：有并肩伫立的鸳鸯，有回眸对视的鸿雁，有低头衔枝的雀鸟，形成节奏上的相互呼应，但又在同一性中有些许变化；装饰风格上与繁复细密的满地装迥然相异，简洁醒目。
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裳
高3.2厘米 口径10.6、宽7.7厘米 壁厚0.2厘米 耳壁厚0.24厘米 重146克 唐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鎏金银羽觞呈椭圆形，内外壁均錾刻精美花纹。内底錾刻团花一朵，内壁饰折折枝花四株，枝叶宽厚肥大，花叶间饰流云纹。外壁两侧双耳下各饰一只站在莲瓣上的鸿雁和鸳鸯，两端各有一个莲座，分别站立着相对而立的鸳鸯和一对回首的鸿雁。花纹以外空白处均饰鱼子纹，细密整齐。纹饰鎏金，装饰效果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是唐代金银器满地装的杰作。
鎏金花鸟纹银碗
高3.1厘米 口径10.2厘米 重136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内外錾刻花纹，纹饰鎏金，通体以鱼子纹为底。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宝相花，内腹壁装饰有折枝花及流云，外腹壁折枝花草间錾刻出一对鸳鸯，两只鹦鹉。
鸳鸯和鹦鹉是深受唐人喜爱的禽鸟。由于鸳鸯雌雄相伴、形影不离，因此人们总以此比喻情投意合的夫妻，象征着纯洁坚贞的浪漫爱情。鹦鹉毛色艳丽，又善学人言，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因而鹦鹉纹盛行一时，常常与鸳鸯、鸾鸟等出现在唐代金银器、铜镜等器物上，并且多成双成对出现，成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这件银碗的纹饰布局和花鸟形象富有很强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出唐代工匠超凡的艺术夸张和想象力，同时也是唐代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的真實写照。
鎏金小簇花银盖碗
高11.7厘米 口径21厘米 盖捉手径12.8厘米 盖口径22.7厘米 足径12厘米 口沿厚0.26厘米 重1220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质，鎏金。有盖，深腹，侈口，圈足，盖似覆扣的侈口盖，大于碗口一周。盖圈足内饰阔叶六出团花一朵，外饰等距离向心式小簇花；底与盖足饰六朵小花。碗内底墨书“卅两并盖”；盖内墨书“卅两并底”；底足内沿刻“卅两三分”；盖捉手内沿刻“卅两一分”字样。碗盖与碗体扣合不紧密，与何家村其它器物的器体与器盖丝丝入扣有别，且錾文重量不一，似乎有张冠李戴之嫌。纹饰全部鎏金，简洁大方又不失华贵。
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
高11.9厘米 口径21.8厘米 盖足手径11.7厘米 盖口径22.1厘米 足径12.2厘米 口沿厚0.15厘米 重1380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深腹，喇叭形圈足，盖足内有莲叶组成的六出团花一朵，盖周散点排列桃形忍冬结六朵，腹部刻折枝花六株，花形似葡萄石榴。盖面及底部外沿均有小花六朵，花纹平錾，纹饰鎏金。盖内有“二斤一两并底”。碗内底有“二斤一两并盖”墨书，圈足内錾刻“进”字。说明这是地方官员进奉给朝廷之物。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高24.2厘米 口径12.4厘米 底径14.3厘米 重1789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罐身通体装饰以婴鹉为中心的团花，余白衬填以折枝花草。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刻画逼真。罐颈与足饰二方连续式菱花图案一周，盖心内饰宝相花一朵，盖面周围饰葡萄、忍冬卷草，提梁上饰菱形几何纹。盖内有墨书一行“紫英五十两，石英十二两”。令人惊奇的是圈足底内加焊一圈圆箍，这样使得底部不易脱落，更加结实。银罐采用了锤击、浇铸、切削、抛光、錾刻、涂金、焊接等7种工艺完成。由此可见，制作者是一位十分聪慧、工序娴熟的工匠，匠心独特，该器既创作出实用价值又充分体现了唐代人的审美情趣。这件富丽堂皇、圆浑饱满的银罐，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该罐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透过这种银罐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同时它那圆浑饱满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题材，也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折射。
高1.7厘米 口径15-16厘米 沿宽0.3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220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锤击成型，纹饰鎏金。窄平折沿，边沿缝中涂有黑色；浅腹，有6个明显的葵花瓣，平底。盘心冲出一只侧身提足振翅欲飞回首之凤鸟纹。器底正对纹样处略内凹，凤鸟的表现巧夺天工。这种翘尾侧身回首姿势的选择，使凤鸟的身体形成一种向中的凝聚力，富有整体的力度，从而也被赋予动感。若盛放水等液状物，凤鸟随着水波便活灵活现，如将飞而欲翔，更具生命力，极富审美情趣。
鎏金双雁纹银盒
高1.8厘米 直径4.05厘米 盖厚0.1厘米 盒身厚0.15厘米 子母口厚0.08厘米 重39.5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饰鱼子纹地。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双雁，做振翅状，俱站于一莲之上，对冲一菱形胜，胜下缀穗。胜上方有一组三出莲，一花二叶。雁踏莲蓬两侧的莲叶勾卷蔓延，呈半合抱状。盖侧面饰十一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忍冬连结花瓣，四瓣尖处各生长一朵阔叶折枝花，花瓣交汇的四结点处各生长出一朵莲叶串枝花。盒身侧面饰十二朵流云。
大雁在古代象征着夫妇忠贞不渝，彼此不离不弃，因有着这层吉祥寓意，所以也被用于装饰图案。这件银盒上除了双雁，还有莲叶、莲蓬图案，则寓意了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皆表达了人们的美好祝福。
鎏金团花纹银盒
高4.7厘米 直径11.4厘米 壁厚0.1-0.21厘米 重290克 唐代西安何家村出土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六瓣葵花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鱼子纹地，主题花纹鎏金，使用捶揲技法加工而成，并透映到盒内面。盖面中央为六出团花，外绕以六朵阔叶折枝花。盒底纹饰、布局与盖面几乎相同，惟折枝花蕊的细节有所不同，底面有大块绿锈。盒侧面与六瓣盒形相对应，分成六区，每区内有缠枝花一串。
中国古代器皿的形制大都为圆形。唐代约在武则天以后，多瓣花形器物逐渐盛行，金银器、铜器、铜镜和瓷器中常见。葵花瓣形是许多唐代银器的特征，尤其多见于银盘。这种造型特征在唐代广泛出现，而在中亚、西亚难见源头，应被视作唐式造型风格。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造型渗透到粟特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银器中，使粟特银器的唐式风格越来越浓。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
高6.6厘米 口径12.8厘米 壁厚0.12厘米 重414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平面圆形，顶和底均微隆起，子母口扣合，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鱼子纹地，盖、底主纹相同，均为三重，中心为八出团花一朵，第二重为八枚忍冬石榴花结，第三重为六株柿状花结构成的团花八朵，团花心均有衔草翱翔的鸿雁一只。盖沿与盖侧以四枚石榴花结组成的菱形四出团花八朵，上下口沿以六枚石榴花结组成团花八朵，盖内墨书“溪州井砂卅七两，十两，兼盛黄粉”，虽个别字迹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仍可通读。
盒是唐代金银器皿中常见的器类。唐代皇帝常常在腊月初八用精制的金银盒盛放贵重的化妆品，如面脂、香药等来赏赐大臣。此盒用来装药材，盒内井砂实测重444克，黄粉787克，黄粉即金屑，为炼制丹药的材料。
此件器物上的纹饰錾刻流畅，一气呵成，表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技艺
鎏金鸳鸯纹银盒
高1.9厘米 直径4.2厘米 盖厚0.11厘米 盒身厚0.15厘米 子母口厚0.08厘米 重35.9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为鱼子纹地。盒面中央有一只雄鸳鸯，蓬首、振翅、扬尾、信步，姿态怡然自得，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盖侧面饰十二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八出团花一朵，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盒身侧面饰十三朵流云。盒内可见到清晰的同心螺旋纹。
盒面单只鸳鸯的布局，似脱胎于8世纪中叶以前唐代金银器上见到的“徽章式纹样”。这种纹样来自萨珊金银器的做法。
莲瓣纹提梁银罐
高25.2厘米 口径16.8厘米 唐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贮盛器。银质。鼓腹，圈足外侈，盖大出罐沿一周，盖面略鼓，饰六瓣莲花纹，上有等距虎爪形三足；提梁为半圆形，两端穿过钮口后弯曲上翘，尾巴呈荷包形；从罐颈至罐底饰一排大型莲瓣花纹。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外径4.6厘米 金香盂直径2.8厘米 链长7.5厘米 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香囊外壁用銀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致洒落。此银香囊制作过程复杂，设计科学与巧妙，令今人叹绝。
唐代，香囊还可用于佛事。人们认为将佛经盛放在香囊之中，随身携带，能起到消灾辟邪的作用。
金梳背
长7.9厘米 高1.5厘米 厚0.34厘米 唐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纯金质，半月形。在顶部相连的双层半月形金片上，掐丝焊接出繁复的花纹。花纹以对称的卷枝花草为中心，辅以各种边饰。卷枝花草由金丝坠焊的多重卷枝和金筐内填金珠的花苞构成。中空，为梳脊上的装饰。该金梳背制作技法高超，形制精巧，堪称唐代金银器装饰品中的杰作。
唐金梳背为个圆形，先用两层金片剪裁成型，然后将金丝掐制成的卷草、梅花焊接在梳背的两面，花草外围还
唐金梳背是唐代掐丝焊和炸珠焊接工艺的杰作，在指头大的梳背上，将发丝细的金银掐成的花草整齐地焊接在上面，周边还接一圈针尖般的金珠，金丝粗细均匀，金珠大小一样，焊口平直，看不出丝毫焊缝，经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开裂、脱落，令人难以想像，堪称金银细工的典范，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鎏金走龙
高10.8厘米 长18厘米 唐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通体鎏金，呈行走状，左侧双腿向后，右侧双腿向前，尖嘴龇牙，长舌卷曲，独角竖耳，头顶卷发向后，锯齿状背脊，长尾后拖，末梢上卷，全身装饰鳞纹，劲健有力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高14.8厘米 口径2.3厘米 壁厚0.12厘米 底足长径8.9厘米 短径7.2厘米 足厚0.21厘米 腹长径11.1厘米 短径9厘米 提梁高3.1厘米 重549克 唐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壶的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在壶身的两面，以模压的手法各捶出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提梁、盖及舞马纹饰均鎏金，灿灿金色与灼灼银光交相辉映，色调分外和谐富丽。此壶造型、纹饰别具匠心，制作精湛，舞马形象栩栩如生，尤具风采，更因其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玄宗驯养舞马祝寿的故事而弥足珍贵。
这件仿皮囊形银壶，器腹两面均锤出一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似作舞状。纹饰鎏金。形制优美，图案别致，制作精工。圈足内有墨书一行：“十三两半”。
鎏金鸿雁纹银匝
高8.4厘米 口径20.2厘米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略呈直角的榫口，与匝体嵌合十分紧密，达到严丝合缝的程度。银匜底部的圈足系单独制作好后再焊接上去。银匝的内壁和外壁都经过反复多次的抛光打磨，加之长期使用所浸润的油气，因此光滑润泽，有如玉般的质感。外壁中央区域装饰一周花纹，花纹分为三组：三组阔叶折枝花与三组成对瑞鸟相间排列。三组阔叶折枝花造型各异，三组成双的瑞鸟也各不相同：有并肩伫立的鸳鸯，有回眸对视的鸿雁，有低头衔枝的雀鸟，形成节奏上的相互呼应，但又在同一性中有些许变化；装饰风格上与繁复细密的满地装迥然相异，简洁醒目。
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裳
高3.2厘米 口径10.6、宽7.7厘米 壁厚0.2厘米 耳壁厚0.24厘米 重146克 唐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鎏金银羽觞呈椭圆形，内外壁均錾刻精美花纹。内底錾刻团花一朵，内壁饰折折枝花四株，枝叶宽厚肥大，花叶间饰流云纹。外壁两侧双耳下各饰一只站在莲瓣上的鸿雁和鸳鸯，两端各有一个莲座，分别站立着相对而立的鸳鸯和一对回首的鸿雁。花纹以外空白处均饰鱼子纹，细密整齐。纹饰鎏金，装饰效果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是唐代金银器满地装的杰作。
鎏金花鸟纹银碗
高3.1厘米 口径10.2厘米 重136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内外錾刻花纹，纹饰鎏金，通体以鱼子纹为底。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宝相花，内腹壁装饰有折枝花及流云，外腹壁折枝花草间錾刻出一对鸳鸯，两只鹦鹉。
鸳鸯和鹦鹉是深受唐人喜爱的禽鸟。由于鸳鸯雌雄相伴、形影不离，因此人们总以此比喻情投意合的夫妻，象征着纯洁坚贞的浪漫爱情。鹦鹉毛色艳丽，又善学人言，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因而鹦鹉纹盛行一时，常常与鸳鸯、鸾鸟等出现在唐代金银器、铜镜等器物上，并且多成双成对出现，成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这件银碗的纹饰布局和花鸟形象富有很强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出唐代工匠超凡的艺术夸张和想象力，同时也是唐代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的真實写照。
鎏金小簇花银盖碗
高11.7厘米 口径21厘米 盖捉手径12.8厘米 盖口径22.7厘米 足径12厘米 口沿厚0.26厘米 重1220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质，鎏金。有盖，深腹，侈口，圈足，盖似覆扣的侈口盖，大于碗口一周。盖圈足内饰阔叶六出团花一朵，外饰等距离向心式小簇花；底与盖足饰六朵小花。碗内底墨书“卅两并盖”；盖内墨书“卅两并底”；底足内沿刻“卅两三分”；盖捉手内沿刻“卅两一分”字样。碗盖与碗体扣合不紧密，与何家村其它器物的器体与器盖丝丝入扣有别，且錾文重量不一，似乎有张冠李戴之嫌。纹饰全部鎏金，简洁大方又不失华贵。
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
高11.9厘米 口径21.8厘米 盖足手径11.7厘米 盖口径22.1厘米 足径12.2厘米 口沿厚0.15厘米 重1380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深腹，喇叭形圈足，盖足内有莲叶组成的六出团花一朵，盖周散点排列桃形忍冬结六朵，腹部刻折枝花六株，花形似葡萄石榴。盖面及底部外沿均有小花六朵，花纹平錾，纹饰鎏金。盖内有“二斤一两并底”。碗内底有“二斤一两并盖”墨书，圈足内錾刻“进”字。说明这是地方官员进奉给朝廷之物。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高24.2厘米 口径12.4厘米 底径14.3厘米 重1789克 唐 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罐身通体装饰以婴鹉为中心的团花，余白衬填以折枝花草。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刻画逼真。罐颈与足饰二方连续式菱花图案一周，盖心内饰宝相花一朵，盖面周围饰葡萄、忍冬卷草，提梁上饰菱形几何纹。盖内有墨书一行“紫英五十两，石英十二两”。令人惊奇的是圈足底内加焊一圈圆箍，这样使得底部不易脱落，更加结实。银罐采用了锤击、浇铸、切削、抛光、錾刻、涂金、焊接等7种工艺完成。由此可见，制作者是一位十分聪慧、工序娴熟的工匠，匠心独特，该器既创作出实用价值又充分体现了唐代人的审美情趣。这件富丽堂皇、圆浑饱满的银罐，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该罐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透过这种银罐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同时它那圆浑饱满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题材，也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