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复仇者联盟4》的热潮笼罩下，一部写实电影《何以为家》成为黑马冲出重围，不断登上微博热搜榜。它不仅获得201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是2018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获奖影片。
　　三年调研，六个月的拍摄期，5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两年的后期制作，12小时的粗剪版本，2小时完成版，导演娜丁·拉巴基前前后后花费五年的时间为观众呈现出这部佳作。
　　“他只是一个找家的孩子”
　　赞恩，一个年仅12岁的小男孩，在法庭上状告自己的亲生父母，原因是，他们给了他生命，却没有能力去抚养他。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要打多份工养活弟弟妹妹，他要忍受父母的谩骂与殴打，他看着妹妹被强行卖给商贩却无能为力。他不识字，他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未来。
　　这是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的故事，也大多是赞恩的扮演者赞恩·阿尔·拉菲亚自己的经历。
　　2016年，《何以为家》的选角导演看到小赞恩时，他正穿梭于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贫民区的街道送货。身为居住在贝鲁特的数千名叙利亚难民之一，12岁的赞恩在四年前跟随家人来到黎巴嫩，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靠乞讨和偷窃为生，没有接受任何教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选角导演在小赞恩身上感受到导演娜丁·拉巴基想要的气质——一种詹姆斯·迪恩式的激情。“他就是魔法。”娜丁·拉巴基说：“他的眼睛里有东西。我知道在第二个问题之后，我找到了我的演员。”
　　“从我看到赞恩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比我们更重要的东西在推动我们拍这部电影。好像我命中注定要见到他似的。当我看到他时，我想，这个孩子不可能只有这样的命运。对于一个如此聪明、如此有潜力的孩子来说，在贫民窟里拥有这样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份与角色的契合，毫无表演经验的赞恩·阿尔·拉菲亚在《何以为家》贡献了感人至深的表演。
　　观众可以在赞恩这个角色中看到为生活所迫的早熟与孩子特有的天真，感受到那种毫无出路的绝望。透过眼神，小演员把委屈、无助、憤怒等复杂的情感都精准地表达出来，直击观众内心。
　　导演娜丁·拉巴基有意打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让《何以为家》看起来像纪录片一样将黎巴嫩街头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在拍摄时并没有剧本，赞恩的名字就来自小男孩的原名。就算有剧本，参演的大多数儿童都不识字。所以她会指导孩子们该做什么，该说什么。
　　赞恩在戛纳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觉得拍电影“很容易”。“她告诉我要难过，我就难过，她告诉我要快乐，我就快乐。”他用平静的声音简单地解释道。
　　在《何以为家》最后，赞恩在知道自己要办护照时，露出了一个微笑。
　　对应的现实是，在拍摄完成《何以为家》后，他和家人离开贝鲁特的难民营，全家移民挪威接受教育。在挪威奥斯陆，他们拥有一栋五居室、两层楼高的房子，带有一个露台和花园。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ins上称：“他只是一个找家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
　　现在，这个孩子有了关于未来的更多想法。“我想成为一名演员，我想买辆车，” 赞恩·阿尔·拉菲亚说：“哦，也许还能赢得奥斯卡奖。”
　　眼泪并不是苦难电影的终点，行动才是
　　男主角赞恩之外，《何以为家》还大量起用多名非专业演员，饰演赞恩妹妹萨哈尔的埃赞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埃赞甚至在拍摄过程中一度被拘留。出演约纳斯的幼儿班科尔只有一岁，在影片拍摄完成后就被驱逐至肯尼亚。
　　儿童在黎巴嫩的街头贩卖小商品、极度疲倦时还得跟着父母继续乞讨的景象都是娜丁·拉巴基亲眼所见。最初创作剧本时，拉巴基去收容所、拘留中心、少年犯监狱以及贫穷的社区做了大量的访谈和调查，一切苦难皆非虚构——现实的严酷可以轻易打败作家的想象力。
　　影片中，赞恩在原生家庭的遭遇、流浪至拉希尔家的经历以及他被捕入狱后的生活，形成工整的三幕，让观众在一个接一个跟踪式长镜头的带领下，进入赞恩生活中的无穷困境。赞恩和拉希尔的庭审片段交叉其中，形成幕间分割，并以“控诉”这一关键事件作为支撑整个故事的龙骨。娜丁·拉巴基虽没有放弃民族特色器乐配乐，但大量近乎道格玛95的镜头，剥离一切修饰和滤镜，向“记录”和“真实”无限靠拢。
　　正是这种过于惨烈的真实质感，给人以极大的情绪冲击。别说普通观众，戛纳首映时，最严苛的影评人也为本片湿润了眼眶。但他们擦干了眼泪，依然拿起笔抗议《何以为家》是一部典型的“电影节电影”：用苦难和孩童拼贴成观众最无力抵抗的“poverty porn”，辅以“伪记录”的拍摄手法，充分煽情。
　　苦难电影，尤其是目光向欧洲以东望去，确实可以把握出一种类型。饥饿、生育、失业、流浪等都是常见主题，以主角的性格和命运与肮脏的社会环境发生碰撞为主线，将苦难作为一种景观呈现在大银幕上。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类影片确实有脸谱化趋势。每年的国际影展上都能抓一把，不管技艺够不够，先靠题材赢在起跑线上。
　　究竟是类型片还是言之有物的社会学切片，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真正关心人的境况；命题作文还是上下求索，关键在于是否提出了一针见血的大问题。
　　有生皆苦，但罪在人祸。对于父母胡乱生育、生而不育的诘问再用力，也只是停留在表层。新移民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更非一日之寒。在娜丁·拉巴基的样本中，瘦弱的赞恩与其说起诉父母，不如说在起诉整个世界：如果没有能力抚养，就不应当生育；在苦难的土地上，无论大人小孩，生存即是罪罚；而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并不在于地狱中人。
　　这并非对赞恩偷窃、伤人等行为的无罪辩护，而是探讨社会现状——如果尚存在一个可以运转的社会，应当循着症状，寻找终极的病因。这也是娜丁·拉巴基做的：人间惨剧一幕幕，最该搬到欧洲的国际舞台上。银幕内外的赞恩所经历的战乱、贫穷、离散，是中东的大问题，亦是所有人的大问题。
　　无论是否得到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认可，娜丁·拉巴基已经是具有提出大问题资格的人。曾经凭借探讨阿拉伯世界中女性禁忌的《焦糖》一战成名、携另类反战电影《吾等何处去》闯入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娜丁·拉巴基，今夏更一跃成为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审团主席。这位自编自导自演的黎巴嫩女导演，已经是法哈蒂、帕纳西之外，欧洲电影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阿拉伯面孔之一。反类型的是，她无意代表谁。其作家的笔触，女性的视角，对家乡中东题材的密切关注，对影像真实性的诘问，正是她作者风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电影本该无所谓归类的。钻研的人多了便有了类型片，便有了分类带来的傲慢与偏见，便有了更多对于标签的警惕。更何况，对于苦难创作的诘难再铿锵，相较于和苦难斗争来说，都是懦夫之举。毕竟眼泪并不是苦难电影的终点，行动才是。
　　《何以为家》这部电影的原名，是“Capharnaüm”，代表圣经新约中记载的一处位于中东的村庄废墟迦百农，其法语词源意为“混乱”。家园沦为废墟，尚可在断壁残垣之上重建；但是人心上的废墟，却难有复原之日。废墟无法成为圣地，只是乱世永远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