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我外公的追悼会上才开始了解他这个人的。原来我与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竟像是两只玻璃杯里的水，冷漠地注视，寂寞地存活，他的世界即使灿烂成一片，也未曾有丝毫的光焰，映到我心里来，因为他从来不肯述说。每个参加吊唁的人都泣不成声：画家、学者、诗人、同事、学生，他们挨个走过躺在玻璃棺材里那个穿黑色雪花呢长大衣的瘦削老人，有的人，还小心翼翼地摸摸玻璃盖板，想尽可能地触及他的身体、须发甚至衣角，很多人哭喊出同一个称谓：老师——
　　是的，我知道他是位老师，我的外公王子云先生，曾是蔡元培时代孔德学院的美术教师，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雕像、重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作者,后来西安美院收入最高的教授，但始终不知道他曾是钱伟长的老师、李葆华的老师、艾青的老师、吴冠中的老师和刘开渠的老师。学生中许多出身贫寒的才俊，是靠着他每月80块大洋（打成右派前300多元人民币）的资助，跟随着他的脚步走出了低矮的茅檐和窄陋的胡同，走上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美术舞台；而他，这个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荣登巴黎出版的《现代艺术家辞典》的惟一中国画家，因经历浩劫的迫害，手抖得再也拿不起油画笔和雕刻刀，却从未发出过一声抱怨！
　　我见过一次外公跟人家生气，憋了半天才在那人走后说出一句：“这个人，这个人——真是！”现在想来，他竟是那么厚道甚至笨拙的一个人，连骂人都不会。一个学生回忆说，有年大雪，在校园里看见王先生独自端着一碗从食堂里打来的稀粥回宿舍去，由于手抖，一边走一边泼洒，有许多洒到了他那件当时半新的雪花呢长大衣上。天又冷，粥又少，等回到宿舍，连半碗都不剩了。那学生看得呆住，回去大哭了一场。
　　一个画家，画不了画，做什么呢？一个雕塑家，拿不了雕刻刀，怎么办呢？外公于是拿起了钢笔，开始撰写厚厚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和《中国雕塑艺术史》。那时候家里没有暖气，没有电脑，天知道那些百万字的文稿是如何完成的。他的手，瘦削蜷曲，颤抖不已，需要左手抓住右手才能略略稳定下来，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钢笔尖上抖出来，敲出来，甚至砸出来。我那时在外公隔壁的屋子里写功课，常听得他令人心惊肉跳的“笃笃”的写字声，有时候跑过去看看他，发现许多稿纸都给他的钢笔尖生生划烂了。
　　有时候，他也会从铺天盖地的材料文稿中抬一抬头，看见我，给我一块他家乡徐州产的酥糖，还让我坐在他身边的凳子上，写几个字给他看。我那时候读小学，刚刚在练庞中华书法，字写得颇大颇清楚，还有些刻意的横折竖钩，他便央求我替他抄写文稿，以抽屉里深藏的酥糖和床底下又大又好的苹果做诱饵，在他看来，那是最好最好的奖励了。那时候老师布置的功课很重，我为他抄写就不免要旷作业，我又好强，好几次竟趴在他的桌子上哭了，把他的稿纸打湿一大片，他人就慌了，苹果和酥糖也不奏效了，有一次竟然给了我5块钱，并生硬地拍我的背哄我，令我受宠若惊。
　　那5块钱的印象，到今天都入木三分。因为在孩童时代，我和几个表姊妹曾长期在私下里埋怨外公的吝啬——赚那么多工资，都不肯给零花钱！每次出去，都穿那件破破烂烂的长大衣，在家里，总坐那张快散了架的旧藤椅！丢人的外公！不理人家，不抱人家，不哄人家，这儿那儿省，还是不是我们的外公！直到发生了那5块钱的事故和另一件事，我们这个荒唐的论调才略略煞住。那日，家里来了个体面的客人，送了一大包外国礼物给外公，他居然不由分说给人家从门里扔出来了，外婆出来好说歹说了半天，他才留下了一罐可可粉。我们一度以为登门的是他的仇敌，之后才弄明白居然是他的学生，那是在营养品只限于蜂王浆和麦乳精的年代啊，一罐法国的可可粉，来自于他资助的一位留法的学生。从那以后，我们才大致知道，他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他的“丢人”才正是他的感人。
　　他是在94岁高龄猝然离开我们的，那天早上我突然破天荒地早起了一回，并很突兀地问他对于我有何期望。他沉吟了一下，很轻松地对我说：“你是个好孩子，我对于你没有期望，你要对你爸爸妈妈好，他们受了很多苦。”我似懂非懂地听着，糊里糊涂吃了早饭就上学去了，中午回家时没有吃上饭，因为外公突然去世了。
　　我有点懵，因为家里还从未有过亲人离去，外公虽然年纪很大，但身体很好，脾气倔强，况且书稿……于是我奔进外公的书房，看见案头上那支被折腾摔打了无数次的钢笔连笔帽都没有合上，稿纸到处飞飞扬扬，阳光照进来，灰尘漫舞，房间里依然淡淡的苹果香，抽屉里，一块碎了表镜的手表还在嘀嘀嗒嗒走着，旁边，大大咧咧地躺着一块徐州酥糖。惟一不同的是，人没有了，床空了，那罐舍不得吃的可可粉板结了，旧藤椅失去了老主人。
　　没有遗言。没有疾病。没有折腾。人走得匆忙、干净、纯洁，就像《射雕》里长春子说——身不贪荣心不辱。几年来漂泊在异乡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想起我的外公，倘若上天再给我一次亲近他的机会，我愿意，分担他笔尖的繁华，分享他内心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