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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BIG DATA）背景下，由于海量数据和信息传播交互的新模式和新特点给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但是同样也为政府解决公共危机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手段。大数据所带来的公共危机挑战不同于以往的传统信息媒体时代的挑战，政府如果足够重视大数据的巨大影响，利用大数据手段来分析、预测、解决公共危机，与社会民众做好数据交互，就能以此为契机，将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提上一个全新的层次。
关键词：大数据 公共危机 政府
随着自媒体的深入发展以及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直到如今达到一种绝对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以全体、混杂和相关关系为特点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政府及官员的公共关系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掌握大数据时代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及策略，对于推动建立职能科学的政府，全面推行“四个全面”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特征分析
“大數据”概念最早出现于《大数据时代》，该书由数据科学研究权威人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编写，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的捷径，而是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有4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状态，大数据背景下公共危机呈现出如下特征：
1.信息传递复杂化趋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多样化且十分丰富的传播路径，二是低廉的传播成本，三是快速的传播速度，四是数量大、分散广的信息传播主体。因此，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相较于传统媒体，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在新媒介上的传播速度十分快，另外移动终端已经广泛运用到社会群体中，现今社会人人都可通过移动终端快速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大数据时代给公共危机的控制方面带来新的挑战的难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政府由于网络信息假设的滞后和公共危机预案体系的不完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往往后知后觉，容易造成较大的损失。
2.信息多元化传递致与政府信息发布权威性下降并存。在传统媒介时代，政府掌控着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且社会信息交流水平较低，政府因而能够相对有效控制信息的传播，但伴随着移动互联终端的普及和自媒体趋势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准确的权威信息的导向，舆论民情呈现出极大地波动性，往往会阻碍事件真相的传播，致使事件解决被人为滞后。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舆论引导，多数情况下造成事件的易变性上升，给政府解决方案的制定造成极大困难。
3.“去中心化”致使政府事态把控能力下降。数据时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致使政府难以把握事态的发展方向。主流媒体是传统信息时代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人民群众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且信息的选择自主性较差。政府为社会意志中心，掌握信息发布主动，可以随时改变舆论方向为自己服务。而在大数据时代则不一样，信息主导权被分散，以至于没有谁可以成为意见领袖，政府发布的信息权威性收到极大挑战。并且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价值选择日趋多元化，传统的以政府为权威信息发布中心的模式受到极大冲击。
4.多元过滤导致真相难以澄清。由于各种因素对于信息传播的多元过滤导致负面舆论大范围传播。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数据时代的虚拟性和民主性给广大受众跟多的主动参与机会，个人信息影响范围得到极大扩张。数据时代的信息发布平台和工具给予受众极大地自主选择权，并且可以针对某一事件自由的表达观点，致使真相难以厘清，负面消息过分夸大。相对于传统信息时代，爆发的更加突然，影响范围更加广阔，更加难以预测和把握，后果更为严重。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问题分析
1.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是危机预防的起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不敢直面现实生活中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危机，导致我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群体到个人，严重缺乏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开始，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将发展建设的重心放在经济发展，虽然我国经济水平一直都处在较好的增长水平，但是却不重视危机意识的培养，不能准确及时的判断危机的到来。2003年的SARS疫情给我国的危机意识方面带来了转折点，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来保证相关部门实现政府的某些责任。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行政观念带来的桎梏，政府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未达标，管理部门屡屡发生责任缺位现象。为改变这种现状，提升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全民的危机意识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对全国人民进行危机管理教育。
2.机构设置。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缺少法定的危机管理部门和明确的管理条例，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几件突发的特大公共事件都是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在法律法规的依据下召集各部门人员临时成立危机解决部门，待危机解除后各成员在回到原来单位，临时的危机机制导致我国在公众危机管理和解除方面缺少应急性，临时成立的部门也不能够积累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经验，这不利于危机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人员分散的部分不利于问责制度的实施。分散的管理、薄弱的意识、不成规章的制度和缺少专管的部门都增加了危机处理的成本。
3.危机预警。戴维·奥斯本曾经指出政府管理事务时应该明确最终目的：减少预防成本，减少治疗成本。危机预测是危机管理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完善的预警机制的建立在于将危机产生时引发的损失降到最低。目前我国预警机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共部门意识欠缺，对预警机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危机没有高质量的预案；二是预警机制的建立缺少情报学参与，缺少实际可行性，缺少灵活性和互作性，缺少整体系统性；三是预案通过和评价时主观性太强，通常受专家认识和偏好的影响大。 4.信息沟通。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信息沟通双方信任度较低等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造成公共事件愈演愈烈。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面临突发社会危机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初见成效，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改善和加快了社会发展。但信息沟通上也应看到薄弱环节，例如政府内部消息传播滞后，大部分消息不对外开放，信息传播路径不具多元化，缺少系统的信息传播机制。
5.法制推进。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公共危机相关法律制度，充分反应了我国正加快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质并且初见成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危机管理方面相关且独立的法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系统统一的危机解决对策体系，还需解决责任问责体系，不统一的解决处理标准，不够全面的预案，不及时的危机反映，不够快速的运行机制等问题。
三、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可行性建议分析
1.危机预警期。建立公共信息检测机制，搭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平台。网络背景下公众舆论的“去中心化”，从技术上消除了政府对于政治信息的绝对控权。各种政治信息经由网络传播，其速度和所造成的影响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何进行危机预警、消除危机隐患还需要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直接沟通，而政府上网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最好形式。增强民众与政府直接沟通的有效渠道就是成立网络舆论发言人，发言人能够帮助政府收集统计民情情况，能够公布政府消息，能够收集群众建议，并且能够鼓励促进人民提出相关建议。要特别注重对于QQ、微信、微博、贴吧等信息交流平台的舆论动态检测，在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和隐私的同时加强对于潜在危机事件的监控。就重大问题，必要时可以有政府相关负责人直接出面解答，增强信息公信力。
2.危机处理期。健全媒体舆论网络，正确引导舆论走向。我国在面对危机时十分被动，当信任危机出现最初通常是人民群众的讨论，在经过媒体报道传播后政府才介入进行处理。面对危机，政府应该主动出击，通过有力的证据和事件本身富有意义的说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将“堵”的主要方式变为“疏”。媒体一经发现舆论聚焦的事件可立即向政府机关汇报，并且提供可靠的情报，并且参与对事实真相的报到当中。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民众因为不知情而乱打听，致使小道消息满天飞。以讹传讹的情况。
3.危機恢复期。加快网络数据立法，提高民众网络素养。在我国，政府一向视网络媒体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从报纸、广播到电视都由国家严密控制，网络也不例外，按照研究分析，在制定相关法律是应考虑如下几点：
3.1信息素养的提升。提升信息素养，让每位公民在畅游网络的同时能够保持在现实生活中的素养、礼仪，以导代替堵。从对网民的素质入手，让网民不在误认为网络仅仅是一个传输与接受信息的媒介，应该让网民了解，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同，并意识到现实世界的规则制度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避免因为网民的认识偏颇而引发一些公共危机。
3.2制定适合的分级制度。网络数据制度的分级标准，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定的W3C推动的PICS技术标准协定，完整定义了网络数据所采用的检索方法以及网络分级标签的语法。该种检索方法的筛选标准是积累的大量不适的网络资料数据库，不适的网络资料数据库四种依据分类，分别是所用网络语言包含的性、暴力、粗俗野蛮和裸体表现的不同程度。不至于危害网络的自由创作和自由言论，又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来自身心健康方面的侵害。
3.3健全而明确的法律规范。目前，由于我国法律已经延伸到网络数据内容规范上来，但在实务案件中会出现主管部门不清楚、适用法条不明确的情况。加上我国对于网络主管机关权责划分不清楚，发生问题时无法快速而明确的解决，应该在现有法规中明确权责划分，避免法律执行而流于形式。
参考文献：
[1] 康红霄， 王爱冬.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公共危机预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5，（6）：175-178.
[2] 李鹏飞， 卢瑾， 辛一. 基于专利的大数据技术发展情报分析及战略研究[J]. 情报杂志， 2014， （09）：45-50.
[3] 邵伟，欧宜鹏，丁逸峰，等。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应用前景[J]. 科学与财富， 2014， （9）：14-14.
作者简介：鲁传松，辽宁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关键词：大数据 公共危机 政府
随着自媒体的深入发展以及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直到如今达到一种绝对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以全体、混杂和相关关系为特点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政府及官员的公共关系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掌握大数据时代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及策略，对于推动建立职能科学的政府，全面推行“四个全面”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特征分析
“大數据”概念最早出现于《大数据时代》，该书由数据科学研究权威人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编写，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的捷径，而是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有4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状态，大数据背景下公共危机呈现出如下特征：
1.信息传递复杂化趋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多样化且十分丰富的传播路径，二是低廉的传播成本，三是快速的传播速度，四是数量大、分散广的信息传播主体。因此，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相较于传统媒体，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在新媒介上的传播速度十分快，另外移动终端已经广泛运用到社会群体中，现今社会人人都可通过移动终端快速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大数据时代给公共危机的控制方面带来新的挑战的难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政府由于网络信息假设的滞后和公共危机预案体系的不完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往往后知后觉，容易造成较大的损失。
2.信息多元化传递致与政府信息发布权威性下降并存。在传统媒介时代，政府掌控着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且社会信息交流水平较低，政府因而能够相对有效控制信息的传播，但伴随着移动互联终端的普及和自媒体趋势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准确的权威信息的导向，舆论民情呈现出极大地波动性，往往会阻碍事件真相的传播，致使事件解决被人为滞后。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舆论引导，多数情况下造成事件的易变性上升，给政府解决方案的制定造成极大困难。
3.“去中心化”致使政府事态把控能力下降。数据时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致使政府难以把握事态的发展方向。主流媒体是传统信息时代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人民群众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且信息的选择自主性较差。政府为社会意志中心，掌握信息发布主动，可以随时改变舆论方向为自己服务。而在大数据时代则不一样，信息主导权被分散，以至于没有谁可以成为意见领袖，政府发布的信息权威性收到极大挑战。并且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价值选择日趋多元化，传统的以政府为权威信息发布中心的模式受到极大冲击。
4.多元过滤导致真相难以澄清。由于各种因素对于信息传播的多元过滤导致负面舆论大范围传播。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数据时代的虚拟性和民主性给广大受众跟多的主动参与机会，个人信息影响范围得到极大扩张。数据时代的信息发布平台和工具给予受众极大地自主选择权，并且可以针对某一事件自由的表达观点，致使真相难以厘清，负面消息过分夸大。相对于传统信息时代，爆发的更加突然，影响范围更加广阔，更加难以预测和把握，后果更为严重。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问题分析
1.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是危机预防的起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不敢直面现实生活中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危机，导致我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群体到个人，严重缺乏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开始，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将发展建设的重心放在经济发展，虽然我国经济水平一直都处在较好的增长水平，但是却不重视危机意识的培养，不能准确及时的判断危机的到来。2003年的SARS疫情给我国的危机意识方面带来了转折点，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来保证相关部门实现政府的某些责任。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行政观念带来的桎梏，政府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未达标，管理部门屡屡发生责任缺位现象。为改变这种现状，提升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全民的危机意识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对全国人民进行危机管理教育。
2.机构设置。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缺少法定的危机管理部门和明确的管理条例，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几件突发的特大公共事件都是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在法律法规的依据下召集各部门人员临时成立危机解决部门，待危机解除后各成员在回到原来单位，临时的危机机制导致我国在公众危机管理和解除方面缺少应急性，临时成立的部门也不能够积累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经验，这不利于危机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人员分散的部分不利于问责制度的实施。分散的管理、薄弱的意识、不成规章的制度和缺少专管的部门都增加了危机处理的成本。
3.危机预警。戴维·奥斯本曾经指出政府管理事务时应该明确最终目的：减少预防成本，减少治疗成本。危机预测是危机管理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完善的预警机制的建立在于将危机产生时引发的损失降到最低。目前我国预警机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共部门意识欠缺，对预警机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危机没有高质量的预案；二是预警机制的建立缺少情报学参与，缺少实际可行性，缺少灵活性和互作性，缺少整体系统性；三是预案通过和评价时主观性太强，通常受专家认识和偏好的影响大。 4.信息沟通。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信息沟通双方信任度较低等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造成公共事件愈演愈烈。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面临突发社会危机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初见成效，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改善和加快了社会发展。但信息沟通上也应看到薄弱环节，例如政府内部消息传播滞后，大部分消息不对外开放，信息传播路径不具多元化，缺少系统的信息传播机制。
5.法制推进。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公共危机相关法律制度，充分反应了我国正加快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质并且初见成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危机管理方面相关且独立的法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系统统一的危机解决对策体系，还需解决责任问责体系，不统一的解决处理标准，不够全面的预案，不及时的危机反映，不够快速的运行机制等问题。
三、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可行性建议分析
1.危机预警期。建立公共信息检测机制，搭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平台。网络背景下公众舆论的“去中心化”，从技术上消除了政府对于政治信息的绝对控权。各种政治信息经由网络传播，其速度和所造成的影响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何进行危机预警、消除危机隐患还需要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直接沟通，而政府上网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最好形式。增强民众与政府直接沟通的有效渠道就是成立网络舆论发言人，发言人能够帮助政府收集统计民情情况，能够公布政府消息，能够收集群众建议，并且能够鼓励促进人民提出相关建议。要特别注重对于QQ、微信、微博、贴吧等信息交流平台的舆论动态检测，在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和隐私的同时加强对于潜在危机事件的监控。就重大问题，必要时可以有政府相关负责人直接出面解答，增强信息公信力。
2.危机处理期。健全媒体舆论网络，正确引导舆论走向。我国在面对危机时十分被动，当信任危机出现最初通常是人民群众的讨论，在经过媒体报道传播后政府才介入进行处理。面对危机，政府应该主动出击，通过有力的证据和事件本身富有意义的说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将“堵”的主要方式变为“疏”。媒体一经发现舆论聚焦的事件可立即向政府机关汇报，并且提供可靠的情报，并且参与对事实真相的报到当中。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民众因为不知情而乱打听，致使小道消息满天飞。以讹传讹的情况。
3.危機恢复期。加快网络数据立法，提高民众网络素养。在我国，政府一向视网络媒体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从报纸、广播到电视都由国家严密控制，网络也不例外，按照研究分析，在制定相关法律是应考虑如下几点：
3.1信息素养的提升。提升信息素养，让每位公民在畅游网络的同时能够保持在现实生活中的素养、礼仪，以导代替堵。从对网民的素质入手，让网民不在误认为网络仅仅是一个传输与接受信息的媒介，应该让网民了解，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同，并意识到现实世界的规则制度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避免因为网民的认识偏颇而引发一些公共危机。
3.2制定适合的分级制度。网络数据制度的分级标准，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定的W3C推动的PICS技术标准协定，完整定义了网络数据所采用的检索方法以及网络分级标签的语法。该种检索方法的筛选标准是积累的大量不适的网络资料数据库，不适的网络资料数据库四种依据分类，分别是所用网络语言包含的性、暴力、粗俗野蛮和裸体表现的不同程度。不至于危害网络的自由创作和自由言论，又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来自身心健康方面的侵害。
3.3健全而明确的法律规范。目前，由于我国法律已经延伸到网络数据内容规范上来，但在实务案件中会出现主管部门不清楚、适用法条不明确的情况。加上我国对于网络主管机关权责划分不清楚，发生问题时无法快速而明确的解决，应该在现有法规中明确权责划分，避免法律执行而流于形式。
参考文献：
[1] 康红霄， 王爱冬.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公共危机预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5，（6）：175-178.
[2] 李鹏飞， 卢瑾， 辛一. 基于专利的大数据技术发展情报分析及战略研究[J]. 情报杂志， 2014， （09）：45-50.
[3] 邵伟，欧宜鹏，丁逸峰，等。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应用前景[J]. 科学与财富， 2014， （9）：14-14.
作者简介：鲁传松，辽宁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