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环境权在国际上普遍定义为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我国学术研究及地方立法基本也是这种观点.这一定义是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和片面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环境中心主义”倡导的自然的权利、动物的权利,也不可取.环境权应定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权利,包括人享有良好环境、享有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财产性权利和通风、采光、瞭望、享有清洁空气、安宁等具体人格权,也包括对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建议、监督、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权利及后代人视为享有的环境权.在环境权反思重构视阈下,我国应实行旅游兴
【机 构】
：
温州大学 法学院,浙江 温州325006;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20043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环境权在国际上普遍定义为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我国学术研究及地方立法基本也是这种观点.这一定义是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和片面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环境中心主义”倡导的自然的权利、动物的权利,也不可取.环境权应定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权利,包括人享有良好环境、享有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财产性权利和通风、采光、瞭望、享有清洁空气、安宁等具体人格权,也包括对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建议、监督、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权利及后代人视为享有的环境权.在环境权反思重构视阈下,我国应实行旅游兴国、自然再生、促进生物多样化的绿色化政策,制定景观法、自然再生促进法、产品包装回收利用法等绿色化法律.
其他文献
习近平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和角度上阐释了斗争的涵义,不断扩展和深化了对斗争的认识,为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斗争艺术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斗争艺术的系列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重要的时代价值,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影响唐王朝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因素在内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唐王朝进行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等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建设.其政治安全建设主要是礼法并用,以礼辅法来维护正统李唐皇权统治;其军事安全建设主要为强兵兴兵、开疆扩土;其社会安全建设主要体现在执行松紧并举的社会政策.政治安全建设创造了李唐盛世,但其不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也给后世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军事安全建设一方面扩展了唐王朝版图,但因其致命弱点——重北轻南导致了其统治中后期的社会动荡;社会安全建设一方面使音
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坳上古村为例,通过当地“赶年会”活动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的过程,对“地方”这一具有独立文化意识的主体的文化取舍偏好现象进行分析,继而考察当地的传统村落文化如何经历“地方”主体的选择而再生,由此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泛化现象,以及传统村落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杨昌济不仅潜心研究与教育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且矢志不渝地践行自己的教育伦理思想.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目的观上,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警惕泛道德主义倾向;二是在教育方法观上,坚持经验主义原则,提倡教授、训练、养护相济为用;三是在师生关系观上,倡导平等交往关系,反对单向的对象化关系.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尤其是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和人格修养.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面临的困境仍显而易见,“发声难或发声被忽视”等情况依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客及主流媒体,通过资本掌握各类纸媒和线上平台资源,获取了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民族宗教事务等进行了系统、成规模、持续性负面传播,以期达到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孤立中国、延缓中国崛起之目的.总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近期涉华言论的特点,有助于揭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困境,分析导致困局之复杂内外因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人均实际GDP低于5605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均实际GDP介于5605元到10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仍然为负,但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当人均实际GDP大于10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在农村
作为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冲突还是和解的关系,引发了学界的长期论争.立足经济哲学视域、透过经济行为的价值属性发现,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有公平就有效率,不公平带来低效率.马克思揭示了“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之间存在的矛盾.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结合起来,公平与效率的和解将在现实中实现.
《说文解字》中“从某某”与“从某从某”会意字之别,在于“从某某”之第二个“某”字为取“某”之形或义,而“从某从某”的两个“从某”都是“凡某之属皆从某”的意思,即与“某”具有共同的意指,在《说文解字》中不是例外.《说文解字》“从某”类术语与六书不是对应关系,但有配合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从某”类术语提示文字孳乳各阶段的节点,而六书说明了文字孳乳各阶段的途径.在“从某”类术语与六书的配合之下,《说文解字》展现出一幅巨大的文字孳乳衍生图景.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