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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散文诗的思考由来已久,在众说纷纭中,我以为,散文诗既不是靠近散文,也不是靠近诗,更不是散文和诗之间一种模棱两可的过渡文体。而百度中的“散文诗”所谓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的描写性,则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表现性和描写性根本就不是诗和散文最显著和独立的特征。散文诗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一样,是一种独立的文本样式,具有其独立的美学原则。一种文本之所以能够独立,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和美学形态具有排他性。既不能写得像散文又不能写得像诗歌。它甚至可以有情节和人物,它的内容构成,可以大到短篇小说的容量,也可以小到一个点滴思想的发散。可以有思想的转寰,也可以有情节的铺排和某一个灵光的闪现。我们通常所指的散文诗,国外以泰戈尔、惠特曼,国内则是以许淇、王尔碑、耿林莽、柯蓝、李耕等为主要参考文本,但散文诗发展到今天,越过上述文本的界线显然已成必然趋势。
近些年,写随笔和散文诗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优势在于文本本身的亲民性。似乎只要有点文字基础的人,都可以写。像写日记和心得那样。它的随意性,它的洒脱,它的松弛,它结构的自由化,它题材的开放性,它思想和情感的交汇度,等等,都印证了散文诗是一种可以自由把握、自由创造的“新文学样式”。多年以来,我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间或写几章散文诗。我的散文诗几乎都来自于一些未完成的诗歌篇章。觉得用诗的方式已经进行不下去了,诗的壳装不下了,我就会选择用散文诗的方式继续第二次创作。这恐怕就是散文诗中“诗”元素的源头。至于散文诗中“散文”的元素则绝对不是脱胎于散文,它的重心在“散”,这个“散”不是散文所说的“形散”,而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由更迭,其过程充满了灵动的活力。
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支撑都要滞后很多。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的概念论证有误。二是创作队伍的相对边缘化。三是缺乏系统的散文诗理论支撑。四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界域中,缺乏对散文诗的有效发掘和有机认证。我认为,传统经典文献中有很多篇章都可以作为优秀的散文诗的范本,比如苏东坡的《念奴娇》和《水调歌头》,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声声慢》,柳永的《雨霖铃》,姜夔的《扬州慢》和《暗香》等等,除却了词的束缚,它们篇篇皆有散文诗的韵味。如果我们当下的散文诗创作,能够广泛吸收这些历史名篇的滋养,再结合当下的语境和时代需要,散文诗同样也是可以名满天下的。
无论是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始作俑者法国的波特莱尔,还是中国的《辞海》解说,以及当代一些散文诗评家,说到散文诗的核心都集中在了一个“小”字上,认为散文诗只是一种“小感触”“小情绪”“小宇宙”的爆发,篇幅小,结构小,思想容量小,因小而精致,因小而得当。其实,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捉襟见肘的。散文诗同样可以洋洋洒洒万言。同样可以讲故事,充满细节的魅力。同样可以有人物、有大的思想,有哲学。同样可以写大题材,抒发大情怀。关键是如何写的问题。也就是说,内容上的要求和限制远远低于形式的要求和限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文体都共通的一个道理。
我不认为散文诗的写作是一种边缘化的创作行为,也绝非一些诗人的创作补充。之所以很多散文诗大家最终都没能依靠散文诗在文坛扬名立万,并不是散文诗这种文体本身的局限性,而是作品出了问题。历数当代一些散文诗人,我们能够像高尔基的《海燕》那样让人记忆深刻又能重复背诵的篇章少之又少。我读中学那个时代,几乎人手一册硬面抄,里面除了记录少男少女的隐秘心事,就是抄满了泰戈尔的名篇。泰戈尔的名篇也几乎开启了我这代人关于散文诗最初的启蒙。大学时读鲁迅的《野草》,对散文诗的认识又更上层楼,觉得散文诗还可以写得如此的饱满和尖锐。我接触的当代第一个散文诗作家是鸡西《雪花》杂志的主编于耀生,第二个是江西《星火》杂志的李耕。而今二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对散文诗的开拓和开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后来,身边写散文诗的越来越多,他们大体都遵循着散文诗的传统创作方法。如此,又有几人能够超越或者达到泰戈尔和鲁迅的高度呢?
当代散文诗同样也在不断地变新求异,最大的变化就是篇幅拉长了。有了足够的篇幅,不一定就能有與之匹配的思想。要让思想的火花持续地闪耀和迸发,这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和思想境界。当代的大多数散文诗人都在写景和写情上下大功夫,而忽视了人心和人性的挖掘,充满了小哲理的感悟,欠缺了大思想的震撼。情绪也在缓慢释放中消解了散文诗的魅力。
散文诗创作最担心的就是“因小失大”,许多深刻的人生道理和哲学思想其实就埋藏在某个细节里。我们要善于捕捉这些闪光的思想,要有闪电般的穿透力。其次,散文诗的随笔化,也是近些年散文诗的一个不正常的走向。可以把随笔写成散文诗,但绝不能把散文诗写成随笔。散文诗不能失了诗的意蕴,而显得过于散漫无羁。神性的语言逻辑和幻觉般的意境生成是散文诗应该拥有的美学力量。第三,对于散文诗自由度的把握,也是当下散文诗创作值得关注的问题。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没有制约的自由就是放纵的自由。当下许多散文诗作品越来越呈现出放纵的自由化倾向,不加节制的表现手法实际上是对散文诗文体的伤害。写得好诗歌的人不一定就玩得转散文诗,因为两个独立的文体间还潜藏着巨大的表现差异。诗歌中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间的距离感要远远大于散文诗,散文诗的逻辑性叙述要强于诗歌。散文诗更自由和洒脱,诗歌则相对更纯粹和准确。散文诗偏理性,诗歌偏感性。散文诗有“意”,诗歌有“境”,二者相互映照,落落生辉。
我在散文诗的创作道路上一直都走得小心翼翼,这源于我对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尊重。它在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自主化进程中,曾经面临很多的诘难。许多诗人内心里是轻视或者藐视这种文体的,认为其不阴不阳,仅苟且于散文和诗之间。直到这种文体越来越被人民大众广泛接受,更多的写作者又参与其中,近些年,它才终于“崭露头角”。散文诗之所以有这样的面貌,也同时得益于人们对其美学思想和原则的认同。而我固执地认为,散文诗与散文之间没有任何的穿透性。散文诗此“散文”与独立文体的彼散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散文诗的“散文”只是相对于诗歌的一种文本界定和美域划分,比诗更“散”一点而已。
但散文诗的发展依然不敢乐观,这至少从官办刊物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目前官办刊物开辟散文诗专栏的不会超过10家。而散文诗自身的发展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在散文诗创作上能够真正扛起大旗的人。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虽然表面上,散文诗的创作繁花似锦,但其实质是尚未形成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因此,散文诗在当下的发展也受到了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各种妖娆的表现形式,斑斓透彻的内在肌理,完整的结构性,似乎既可雕梁画栋,又可含苞待放。而客观上,依然弱小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像小说和诗歌一样的巨人。再者,从泰戈尔、惠特曼、鲁迅到当下,散文诗并没像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诗歌的兴盛那样,经历刻骨铭心的时代变迁和艺术革命,因此缺乏这方面的风云人物和一场关涉散文诗命运的风云际会。基本上是风轻云淡地走到了今天,那些一直坚持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们也并没有担起散文诗变革的重任,近些年,才在表现形式和题材上有所突破。
拘泥于小,就会被大淹没。着眼于大,就会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所以,散文诗绝不能固步自封地认为自己就是小而精的文体。不应首先被篇幅所局限,不应在散文和诗间找位置,不应在众多成熟的文体中刷存在感,它的独立性和包容性甚至比其他文体更有优势。
近些年,写随笔和散文诗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优势在于文本本身的亲民性。似乎只要有点文字基础的人,都可以写。像写日记和心得那样。它的随意性,它的洒脱,它的松弛,它结构的自由化,它题材的开放性,它思想和情感的交汇度,等等,都印证了散文诗是一种可以自由把握、自由创造的“新文学样式”。多年以来,我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间或写几章散文诗。我的散文诗几乎都来自于一些未完成的诗歌篇章。觉得用诗的方式已经进行不下去了,诗的壳装不下了,我就会选择用散文诗的方式继续第二次创作。这恐怕就是散文诗中“诗”元素的源头。至于散文诗中“散文”的元素则绝对不是脱胎于散文,它的重心在“散”,这个“散”不是散文所说的“形散”,而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由更迭,其过程充满了灵动的活力。
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支撑都要滞后很多。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的概念论证有误。二是创作队伍的相对边缘化。三是缺乏系统的散文诗理论支撑。四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界域中,缺乏对散文诗的有效发掘和有机认证。我认为,传统经典文献中有很多篇章都可以作为优秀的散文诗的范本,比如苏东坡的《念奴娇》和《水调歌头》,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声声慢》,柳永的《雨霖铃》,姜夔的《扬州慢》和《暗香》等等,除却了词的束缚,它们篇篇皆有散文诗的韵味。如果我们当下的散文诗创作,能够广泛吸收这些历史名篇的滋养,再结合当下的语境和时代需要,散文诗同样也是可以名满天下的。
无论是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始作俑者法国的波特莱尔,还是中国的《辞海》解说,以及当代一些散文诗评家,说到散文诗的核心都集中在了一个“小”字上,认为散文诗只是一种“小感触”“小情绪”“小宇宙”的爆发,篇幅小,结构小,思想容量小,因小而精致,因小而得当。其实,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捉襟见肘的。散文诗同样可以洋洋洒洒万言。同样可以讲故事,充满细节的魅力。同样可以有人物、有大的思想,有哲学。同样可以写大题材,抒发大情怀。关键是如何写的问题。也就是说,内容上的要求和限制远远低于形式的要求和限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文体都共通的一个道理。
我不认为散文诗的写作是一种边缘化的创作行为,也绝非一些诗人的创作补充。之所以很多散文诗大家最终都没能依靠散文诗在文坛扬名立万,并不是散文诗这种文体本身的局限性,而是作品出了问题。历数当代一些散文诗人,我们能够像高尔基的《海燕》那样让人记忆深刻又能重复背诵的篇章少之又少。我读中学那个时代,几乎人手一册硬面抄,里面除了记录少男少女的隐秘心事,就是抄满了泰戈尔的名篇。泰戈尔的名篇也几乎开启了我这代人关于散文诗最初的启蒙。大学时读鲁迅的《野草》,对散文诗的认识又更上层楼,觉得散文诗还可以写得如此的饱满和尖锐。我接触的当代第一个散文诗作家是鸡西《雪花》杂志的主编于耀生,第二个是江西《星火》杂志的李耕。而今二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对散文诗的开拓和开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后来,身边写散文诗的越来越多,他们大体都遵循着散文诗的传统创作方法。如此,又有几人能够超越或者达到泰戈尔和鲁迅的高度呢?
当代散文诗同样也在不断地变新求异,最大的变化就是篇幅拉长了。有了足够的篇幅,不一定就能有與之匹配的思想。要让思想的火花持续地闪耀和迸发,这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和思想境界。当代的大多数散文诗人都在写景和写情上下大功夫,而忽视了人心和人性的挖掘,充满了小哲理的感悟,欠缺了大思想的震撼。情绪也在缓慢释放中消解了散文诗的魅力。
散文诗创作最担心的就是“因小失大”,许多深刻的人生道理和哲学思想其实就埋藏在某个细节里。我们要善于捕捉这些闪光的思想,要有闪电般的穿透力。其次,散文诗的随笔化,也是近些年散文诗的一个不正常的走向。可以把随笔写成散文诗,但绝不能把散文诗写成随笔。散文诗不能失了诗的意蕴,而显得过于散漫无羁。神性的语言逻辑和幻觉般的意境生成是散文诗应该拥有的美学力量。第三,对于散文诗自由度的把握,也是当下散文诗创作值得关注的问题。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没有制约的自由就是放纵的自由。当下许多散文诗作品越来越呈现出放纵的自由化倾向,不加节制的表现手法实际上是对散文诗文体的伤害。写得好诗歌的人不一定就玩得转散文诗,因为两个独立的文体间还潜藏着巨大的表现差异。诗歌中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间的距离感要远远大于散文诗,散文诗的逻辑性叙述要强于诗歌。散文诗更自由和洒脱,诗歌则相对更纯粹和准确。散文诗偏理性,诗歌偏感性。散文诗有“意”,诗歌有“境”,二者相互映照,落落生辉。
我在散文诗的创作道路上一直都走得小心翼翼,这源于我对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尊重。它在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自主化进程中,曾经面临很多的诘难。许多诗人内心里是轻视或者藐视这种文体的,认为其不阴不阳,仅苟且于散文和诗之间。直到这种文体越来越被人民大众广泛接受,更多的写作者又参与其中,近些年,它才终于“崭露头角”。散文诗之所以有这样的面貌,也同时得益于人们对其美学思想和原则的认同。而我固执地认为,散文诗与散文之间没有任何的穿透性。散文诗此“散文”与独立文体的彼散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散文诗的“散文”只是相对于诗歌的一种文本界定和美域划分,比诗更“散”一点而已。
但散文诗的发展依然不敢乐观,这至少从官办刊物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目前官办刊物开辟散文诗专栏的不会超过10家。而散文诗自身的发展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在散文诗创作上能够真正扛起大旗的人。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虽然表面上,散文诗的创作繁花似锦,但其实质是尚未形成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因此,散文诗在当下的发展也受到了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各种妖娆的表现形式,斑斓透彻的内在肌理,完整的结构性,似乎既可雕梁画栋,又可含苞待放。而客观上,依然弱小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像小说和诗歌一样的巨人。再者,从泰戈尔、惠特曼、鲁迅到当下,散文诗并没像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诗歌的兴盛那样,经历刻骨铭心的时代变迁和艺术革命,因此缺乏这方面的风云人物和一场关涉散文诗命运的风云际会。基本上是风轻云淡地走到了今天,那些一直坚持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们也并没有担起散文诗变革的重任,近些年,才在表现形式和题材上有所突破。
拘泥于小,就会被大淹没。着眼于大,就会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所以,散文诗绝不能固步自封地认为自己就是小而精的文体。不应首先被篇幅所局限,不应在散文和诗间找位置,不应在众多成熟的文体中刷存在感,它的独立性和包容性甚至比其他文体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