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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留美学人，刘剑梅在北大完成本科学业后，一口气攻读下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学位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受业于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学者，得到了相当系统、完备的学院式训练，首部专著《革命与情爱》即在中西学界引发不俗反响，学养有目共睹。但不同于西学偏向理论建构，个人气质秉性与对故国文化的眷恋，使得刘剑梅更为重视心灵层面对研究对象的直接感知，从而在研究中呈现出学悟交融之态与文体漫游之姿，即始终从个体出发，对整体观、本质论与抽象性保持警惕与质疑，且常以人文关怀穿越专业边界，回归生活本身，形成了颇具个人特色的论文与散文并重的学术风格。
一、文学史研究与“复线历史”观
受福柯谱系学历史观的影响，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针对中国与印度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一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离散的历史，以揭示现代是如何决定过去的”。即强调历史的动态、多样与争议，用以替代线性史观。此概念深刻影响了刘剑梅，造就了其不去描绘普遍而连贯的历史，注重“揭开历史传递中盗用和隐藏”的文学史观，并且生成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手法，两部代表性著作——《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庄子的现代命运》——均与此观念直接相关，即致力于探索、讲述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
《革命与情爱》一书脱胎于刘剑梅的博士论文，早期论文主要探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公式的诞生、演变与内在机制，经历数年的思考与修改后，则最终梳理出整个20世纪“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历史脉络。与一般“主題先行”的研究不同，通览全书后，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关于“革命加恋爱”的确切概念与固定模式，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使得刘剑梅对风靡学界的“现代性”理论持质疑态度，更倾向于将“革命加恋爱”视为一个多变的地带，而非一种隐喻，认为不论革命还是恋爱，都具有丰富、具体的历史内涵，而非一种稳定的、超历史的抽象概念，二者的关联，亦是变化不居的，而不同作家对这一公式的不断重写，更增加了其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刘剑梅不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阶段性考察，即围绕“革命加恋爱”的大脉络选取晚清、后“五四”时期（1923-1936）、抗战时期、十七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五个时段，且在每一时段的研究中，除结合具体历史场景外，还将地域、性别、政治立场、流派团体、个人经历等历史动因俱纳入考察范围，尽可能地展现了“革命加恋爱”这一主题在历史中的错综与多变。特别是在后“五四”时段的研究中，对个体差异的重视促使刘剑梅选择了个案式的研究方法，由此，以往沉潜于普罗文学这一总称谓之下，或蒋光慈等代表人物之后的洪灵菲、华汉等人，都展现出了极为清晰的个人面目;性别视角的加入，则使其注意到虽然重复着同样的公式，女作家们在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与真实苦痛，挑战了男性所创造的，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新女性形象，并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而对于“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地带”化处理，还使其不再将之视为左翼的专利，从而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叶灵凤等人展开研究，探寻在革命认同之外，海派作家是如何将这一主题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模板接纳、改造，从而质疑了将所有事物归于时代精神的“总体历史”观。在此，刘剑梅既辨析了同中之异，也找到了异中之同，使得这一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多意与含混。可以说，对于后“五四”时期革命加恋爱公式发生、发展、演变的研究，既是《革命与情爱》一书的核心，也是刘剑梅学术的起点，此后她的批评趣味与研究范式，均可于此找到萌芽。
复数历史观必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做出多层次与多角度的分析，刘剑梅的手法显然是足够细腻的。对“革命加恋爱”公式初创期的考察中，其首先关注的是“后五四”时期整体的时代氛围，指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将本民族定义成理想的无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相对立，因此左翼作家迫切地想要否定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阻止文坛向西方倾斜，加之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最终导生出了一种拜伦式的革命姿态。而蒋光慈作为早期少数积极投身文学实践的革命作家，正是用这一姿态，改写了原有的感伤与唯美主义，引发了风行一时的“光赤现象”。紧接着，其细致地考察了蒋光慈在文学观念与创作上的渊源，指出充盈着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意识与乌托邦愿景的文学观，虽然使得蒋与烈夫派在理念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但真正在创作上对其产生影响的作家是多元的，既有十月派作家李别金斯基，也有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布洛克和爱伦堡。而最终，通过对蒋光慈内心困惑与痛苦的考察，刘剑梅详细梳理出，其是如何为爱伦堡笔下集体任务与个人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及复杂的内心描写所吸引，进而生成了以恋爱表现革命者内心矛盾的“革命加恋爱”公式。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研究路径，即在文学史的框架中，专注于个案研究，不仅内外考察兼备，且致力于找寻外在因素与作家内在诉求的契合点，进而回归对作家精神内核的叩问与理解。刘剑梅曾自陈，其研究的灵感直接源自李欧梵、夏济安等人对左翼文学的论述，但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对作家共情式的理解，承接了传统美学中的“悟”法，即不依靠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感受、理解、体会、领悟来获得一种能触类旁通的知觉或直觉。在夏济安等人的研究中，这一方法已然隐约闪现，正是对左翼作家个人困境的共情，使得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可以暂时超越自身的立场，对研究对象做出细致的考察与文学造诣上相对公正的评价，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在众多革命文学研究中，《革命与情爱》脱颖而出。
当然，不同于传统“顿悟”说，刘剑梅的“悟”建立在大量且细致的文本阅读上，因此呈现出学悟交融之态。受导师王德威的影响，除了经典作家作品外，其在研究中亦多重视一些冷门作品，从而尽可能地再现了历史的岔路。如在对晚清时段的研究中，通过对《女娲石》《女子权》《女狱花》等文本的详细解读，其考察了晚清女国民、国民之母等话语中，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叙事间的种种不协调，而在“后五四”时期的研究中，亦正是对众多被认为文学性不足、不成熟作品的阅读与分析，才奠定了这一核心研究的基础，支撑了复数史观在研究中的实践。几年后其于渊源家学中对“学”与“悟”的思考，此时其实已经初现端倪。 如果说《革命与情爱》一书主要通过对历史横切面的多方位、多层次展示来表现历史的复数性，那么《庄子的现代命运》则是从历史纵线人手，探寻“传统”在现代的绵延与变奏，挑战了整体性理论中的主线说、裂变说与对立说。新文学与传统的关联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大陆学界自80年代起，在王瑶、陈平原等学者带领下，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海外汉学界则上承陈世骧、高友工的研究，形成了“抒情传统”学派，后经王德威的整合，完成了现代文学与“抒情传统”的对接。《庄子的现代命运》亦可视为后一脉络下的成果，其对于庄子“突出个体、张扬个性、解放自我”的精神价值定位，与“抒情传统”中抒情主体的建构，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意在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意识，探寻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因此刘剑梅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考察一个本质化的庄子思想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而是呈现20世纪中国作家对于庄子的多样态度与不同解读，揭示出庄子思想是如何被以多种不同方式——或接受，或误读，或批判等——纳入现代主体的建构中去的，延续了一贯的“复线历史”观。与之相对应，具体研究中，刘剑梅在简要论述了庄子思想的内涵，及其与儒家、老子、禅宗、梭罗等人的异同之后，便开始以阶段性表述与个案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展开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巡视，即首先将庄子的现代命运划分为：庄子被披上现代哲学“新装”的时期、庄子梦的破灭时期、庄子的厄运时期、庄子的回归时期、庄子的凯旋时期五个阶段，从而将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废名、关锋、刘小枫、汪曾祺、韩少功、阿城、阎连科等众多知识分子纳入考察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和《革命与情爱》一书以阶段性表述为总体框架，在各个时段内分别进行个案讨论不同，《庄子的现代命运》用个案研究串起了整部著作，阶段性表述一方面决定了个案的排列顺序，另一方面则进入了个案内部，对个体进行历史化处理，二者获得了更为有机的结合。如对郭沫若的分析中，刘剑梅详细梳理了郭沫若对待庄子态度的三个不同时期，首先是浮夸时期，将庄子哲学与西方泛神论等同，塑造出一个极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文学化庄子”;其次是苦闷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产生怀疑，转而从学术角度展开研究;最后是匡济时期，用社会反映论和阶级反映论阐释庄子，为其打上政治的标签，实际上对应了阶段性表述中的“新装”期、破灭期与厄运期。对周作人、废名的个案研究，也都表现了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庄子的不同态度，但同时，又与对林语堂的研究一起，构成了对庄子梦破灭阶段的表述，对汪曾祺、韩少功、阿城的个案研究则共同揭示了庄子在80年代的回归，而鲁迅个案中所展现的对庄子始终如一的批判，实质上却越出了庄子现代命运的五大阶段，因此，虽然刘剑梅的研究大体上依然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但以个人为中心的论述清晰勾勒出众多支线的面貌，打破了历史的顺延感，尽可能地显现了传统文脉歧路横生的现代遭遇。
应当说，《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中，庄子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其带来了一个契机，使得刘剑梅可以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梳理作家的思想脉络的，这为我们处理文学史中某些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的“好斗”与周作人的立场问题历来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刘剑梅另辟蹊径，从二人对庄子的态度入手，指出鲁迅对论争的态度恰如其对庄子的态度，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战斗性思路，过于残酷的现实，使其决绝地拥抱了进步的线性发展的现代性，排斥审美现代性，这使得其一方面始终对社会沉疴保持警醒，另一方面则对多元声音形成了压制;而庄子齐物论中的宽容态度、平等观念、多元世界观，以及不执于一的价值判断，均深刻影响了周作人的文艺观，但由此而生的摆脱任何“责任”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也使得周此后的行为不再仅仅是出于偶然，有了一些必然的意味。可以看出，和《革命与情爱》相似，刘剑梅在研究中始终努力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探访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其对作家庄子观的解读，则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探访之路上那些晦暗不明，使得她的研究既不是以道德判断替代学术考察，也不是无视社会语境的纯美学分析，而是建立在历史分析上的共情，因此，无论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否全面，或仍有待商榷之处，其研究方法都值得思考与借鉴。
如王德威所言，刘剑梅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体现出的却是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于幽微处探寻历史的复杂与多意，破除整体性史观的神话，既是刘剑梅在研究中汲汲追求的，也是其给予文学史写作的启发。
一、女性主义立场与“水上书写”
刘剑梅无疑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并在研究中贯穿始终，但与西方性别研究注重话语和符号层面不同，其更为关注个体女性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危机，这一点在《革命与情爱》一书中已经有所表露。而对个体生命、具体情境的敏感，更促使其不断地对理论的空疏与局限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转向了一种女性的，同时也是个人的文体——水上书写——源自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露西·伊蕾格瑞“流体写作”与张爱玲《流言》，强调如水一般自由、柔软与透明的文体，也正是在这一文体中，刘剑梅再次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创作出《狂欢的女神》《彷徨的娜拉》两本融感悟与学术思辨于一体的散文集。
《革命与情爱》的中文版《自序》中，刘剑梅曾对自己在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做出过反省，认为其时受西方学院派影响太深，尤其受解构主义气氛的影响，致使正面建构的意识不够强健，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不够深刻。这一说法未免过谦，扎实的性别理论功底，使其对文学、历史、性别意识的互动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中，其摆脱一些先入為主的观念，指出性别作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化结构，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斗争与协商，而非单方面被管控，并通过对《创业史》《青春之歌》等作品的分析，探讨官方妇女解放话语引发女性主体意识的可能性;而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中，则对以伤痕、寻根、先锋为代表的种种反思、启蒙文学从性别角度加以审视，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如何通过重写“革命加恋爱”公式，征用女性、女体的象征意义，找寻自己的位置。在此，刘剑梅正是凭借性别理论，穿透历史的迷雾，建立了论述的坐标系。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革命与情爱》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白薇、庐隐、丁玲三位女作家的个案研究，而这些研究也预示了此后刘剑梅在性别领域、研究范式与批评文体的转变。在对白薇的研究中，其通过对白薇恋情与疾病史的考察，详细梳理了这位比法国女性主义先锋埃莱娜，西苏早了近半个世纪的女作家，是如何进行“身体写作”的，指出正是在对病痛、残败躯体的反复细节化描写中，白薇给出了女性的真相，从而映衬出众多男作家对“新女性”建构的一厢情愿与虚弱无力。对庐隐的研究主要围绕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展开，石评梅的情爱观，庐隐对石评梅爱情的理解，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人在文本外的同性情谊构成了研究的三个层面，凭借对三个层面立体化的处理，刘剑梅揭示出女性讲述自身情感真相的可能与方法。而在对丁玲的研究中，则通过对丁玲、王剑虹、瞿秋白三人友情、恋情的考察，以及本事与文本的对读，钩沉出丁玲戏剧性转折背后的种种线索。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对女作家的考察中，刘剑梅放弃了那些高深的理论性表述，着力于挖掘、考证各种细碎的女性个人体验，以此来展现女性的真相以及女性真相的复杂维度。
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并非是一时兴起，或针对某一类问题的研究策略，而是贯穿于刘剑梅整个学术生涯。初涉研究界，其便在家学影响下，对20世纪语言学引领的理论狂潮产生困惑，并认为一切学问的终点仍是人，仍要回归人的基本存在问题。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对自身存在的持续追问，则最终使其在经历了数年学院制式化的研究后，于张爱玲与伊蕾格瑞处获取灵感，以“水上书写”的形式创作出《狂欢的女神》一书，找到了一种个体化的批评文体。
正如刘剑梅所希冀的，当她的写作不用再考虑“头衔”“名声”“职位”“饭碗”等外在羁绊，不再时时被逻辑套住时，确实呈现出大海一般的自由与无尽。《狂欢的女神》书写的对象涵盖了古今中外多位女性艺术家，从17世纪罗马画家阿特米西亚到当代越南导演奇才崔明霞，从中国现代作家白薇到美国当代诗人普拉斯与塞格斯顿……脱离了学术论文的束缚后，时代、国籍甚至艺术类别都不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惊人的艺术天赋与桀骜不驯的女性意识成为唯一的标准，因此，所谓“狂欢的女神”指的不仅是女性艺术家们生命的狂欢，同时也是刘剑梅心境的写照，即以狂欢的文字向艺术女神的恺撒精神致敬。
但需要说明的是，《狂欢的女神》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女性礼赞，仅仅关注女艺术家的成功与激进，恰恰相反，刘剑梅用心描述的是缪斯们在生活中的挫折与矛盾，爱与哀愁，从而展现了女性的多重面貌：因唤起女性绝对自我意识，创造出超越时代“坏女人”形象而被批评、排挤的美国19世纪末女作家凯特·肖邦，在面对同时代的“新女性”时，其态度亦是犹豫观望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信仰共产主义，关心劳苦大众，创作因与大自然衔接而获得了人类的普遍性，但终其一生都未能走出与丈夫迭戈的爱恨纠葛;被称为“美国先锋派电影之母”的玛雅则执着于追寻艺术形式的伦理性，以至于沉迷巫术，从而使得自己颇受争议……另一方面，刘剑梅在散文写作中依然保持着对“史”的敏锐与追求，总会将艺术女神放回历史的脉络中去，探寻她们的风流余韵与后人的误读误解，这一点在对一些早期艺术家的考察中更为明显，如探讨文学系男教授对《觉醒》的保留态度，普拉斯身后大量的传记与电影，学院派对《奥兰多》的多重解读等，而所有这些讨论最终仍落脚于对当下性别语境的审视与批评，体现出对现实的关吓。
在为《狂欢的女神》所做的序言中，王德威赞赏之余亦追问，“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同为女性，刘剑梅对自己创作位置的感受如何？并认为第二辑“青春与心事”中直率的描写，点明了性别主义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议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⑩。王德威的眼光毕竟老辣，其实际上是冷静地提出了那个谶语一般的问题：出走之后如何？从而将问题拉回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原点，引导进一步的思考。而时隔八年，在经历了更多人生的况味后，刘剑梅则最终用一本《彷徨的娜拉》回答了导师的提问。
与《狂欢的女神》执着于描写缪斯炽热的艺术生命不同，《彷徨的娜拉》中，普通女性的困惑与苦恼进入了刘剑梅的视野。事业家庭双肩挑的职业女性，一心傍大款的当代茶花女，被歧视的剩女，寄望于婚姻的现代灰姑娘……她们以群体性的面目，诉说着出走后的女性，在商品社会的无地与彷徨。相较于《狂欢的女神》中所洋溢的理想与激情，《彷徨的娜拉》则中充斥着退潮后的失落，与对性别意识倒退的愤怒，但和许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激烈而犀利的批判不同，“水上书写”使得刘剑梅的文字具有了一种更富烟火气，甚至是诙谐感的风格。《李双双会很生气》一文中，刘剑梅谈到，假如李双双活在当下，其与喜旺的斗争只会导致喜旺出轨，留给李双双的也只有两条路，要么离婚，要么隐忍，而离婚女子的路已经被社会彻底堵死了，所以无论怎么看，双双都只能如《蜗居》中宋思明夫人一般忍气吞声，并不禁在文章结尾哀叹，“在这个封建男权主义回流的时代，连老实巴交的喜旺也变质了，李双双们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不好受啊”。这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刘剑梅在学术批评之外，找到了一种更为灵活柔软，也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其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性别意识退步的焦虑，以及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无奈与坚韧，相比早年间的《狂欢的女神》，显然更为成熟。
三、散文创作与边界的消失
刘剑梅的散文创作涉猎颇丰，从日常生活到学术反思都有所触及，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书写，且总能深入浅出，文风平实又不乏灵动。特别是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的随笔，在脱离了各种理论、主义的桎梏后，往往能以纯粹审美与人文关怀直面作品，无形中消弭了学术与人生的边界，体现出一种质朴的力量感。
1983年，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曾沿着欧陆哲学的脉络，就文学本质问题提出了强硬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即坚称文学是没有本质的，所有的“文学”都可以从“非文学的角度”去读，因此，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种种理论都能进入“文学”分析，并从“文学”文本中读出大量“别的东西”。三十年后，《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依然捍卫这一说法，但却重返英美文学哲学的传统，上溯至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探讨文学这一范畴的合法性。这一转折预示了欧美文学批評界对近几十年来研究理路的一种反思，无独有偶，《回归文学》一文中，刘剑梅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教学经验，对于多年来受到的西方学院派训练，做出了同样的思考。一方面，其反对“作家已死”“文本中性”等解构主义的宣言，坚持强调作家与文学的主体性，提倡从中国文学传统与作家心灵历程人手，进行文学批评;另一方面，则认为可以对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原则”有限度地吸纳，在保持文学多元阐释的前提下，注意文学的审美价值，引导学生回归“文学的自主性”，而非将文学作品仅仅当作阐释政治历史、话语霸权的工具。简言之，即倡导回归文学的人文层面与审美层面。 就学理而言，刘剑梅的思考当然不及伊格尔顿深刻，但学术散文的方式为其提供了一条践行自己批评理念的途径。近年来，其关于当代文学的一系列随笔，以及在《小说评论》开辟的“经典读札”专栏，都可视为这一范式的产物，而其对于人文关怀与审美原则的重视，则常常可以提供一些不流于俗的视角，打破文学与人生的壁垒。
当代文学中，苏童、余华、阎连科等作家都曾进入刘剑梅的研究视野。在对苏童作品的分析中，其重新对“先锋”进行了定义，认为苏童作品的“先锋性”，不仅表现在叙述文字的颓靡耽美，而且存在于精心营构的历史想象空间中。其笔下的历史，无论国史、家史、地方史还是野史，都渗透着浓郁的主体气息和主体经验，是典型的个人史。由此，一切形式上的探索仍然回归了“人”的问题，终极目的仍在于传递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思索，所以文本内虚构空间不论多么的诡秘离奇，终究要与现实生活有所照应。也正是依据这一标准，其高度评价了余华的《兄弟》，指出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再在乎叙事模式是否先锋，写作语言是否奇特，而是把握住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温情与正常人的希望和绝望，回归到了最朴素的人道主义，是人性美的胜利⑩。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剑梅对于小说形式或者说文学审美原则的忽视，正如其在对阎连科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完全玩弄技巧和语言的现代小说，难使人有共鸣，而太过厚实、写实的作品，则不免“审美疲劳”，因此，只有将二者高度结合，以非凡力度，描写现实的荒谬，才能给予读者真实感觉。可见，刘剑梅对好作品的期待是，内在精神与外在审美兼备，且有机结合，浑然一体，能以美的形式传递高贵的精神内核，而对这两点的关注与考察也成为此后其文学评论的两驾马车。
2018年初，刘剑梅在《小说评论》开设了“经典读札”专栏，得益于学术随笔的形式，其可以自由地驾驭这两家马车，遨游于世界文学的版图。《博尔赫斯的梦》中，其以“梦”为切入点，探寻了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博尔赫斯，是如何在现实与想象这两个空间之外，搭建第三个平台，将梦以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在其中叩问自我的多重差异，探索时空的无限与永恒。《色彩缤纷的舒尔茨》中，则通过对舒尔茨小说中，神话、书、父亲、时间、自然精神几个意象的考察，揭示出作家如何通过其天才的表现力，在个人有限的经历与回忆中，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密集的意象与华彩般的语言，拓展小说的疆土与边界，营造出一个无限广阔的神话世界。《关于灵魂的书写》一文以文学的宗教维度为主题，从鲁迅、许地山、废名等现代作家，谈到阿城、阎连科、迟子建等当代作家，从中国文学，绵延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雷厄姆，格林等西方作家，而最终落脚于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比较的是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情怀，希冀的是中国作家对彼岸世界与灵魂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开拓，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层面的自然提升。《关于历史的书写》则以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为例，探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指出正是美学境界使得鲁西迪在继承《铁皮鼓》以个人视角讲述历史这一方法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解构，不仅质疑了展示历史全景的可能性，也质疑了绝对的历史真相与书写者的权力，并通过大量隐喻的使用，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空间，而这正是伟大作品，如《红楼梦》这般的相通之处。这一专栏如今仍在进行中，从已刊发的四篇文章来看，刘剑梅是自觉地将中国文学放人了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在对文学传统溯源的同时，以比较的眼光探寻其成就与不足，除了眼界与魄力不凡外，也反映出其对中国文学发自内心的珍视，与更高的期待。
王德威在《狂欢的女神》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并希冀刘剑梅不为“水上书写”所限，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今日视之，其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待，且最终以“水上书写”成就“金石之音”，在论文与散文间从心所欲，体現出柔韧与朴素的力量。
结语
留美学人、女性学者等身份以及对文化原乡的频频回望，使得刘剑梅常常自觉地以一种边缘目光审视所处之主流，其对西方学院式研究、文化研究热、理论走马灯现象的批评，都是这一审视的结果，在寻求建立本土特色文学研究路径的当下，她的思考与研究范式均具有启发意义。
一、文学史研究与“复线历史”观
受福柯谱系学历史观的影响，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针对中国与印度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一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离散的历史，以揭示现代是如何决定过去的”。即强调历史的动态、多样与争议，用以替代线性史观。此概念深刻影响了刘剑梅，造就了其不去描绘普遍而连贯的历史，注重“揭开历史传递中盗用和隐藏”的文学史观，并且生成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手法，两部代表性著作——《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庄子的现代命运》——均与此观念直接相关，即致力于探索、讲述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
《革命与情爱》一书脱胎于刘剑梅的博士论文，早期论文主要探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公式的诞生、演变与内在机制，经历数年的思考与修改后，则最终梳理出整个20世纪“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历史脉络。与一般“主題先行”的研究不同，通览全书后，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关于“革命加恋爱”的确切概念与固定模式，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使得刘剑梅对风靡学界的“现代性”理论持质疑态度，更倾向于将“革命加恋爱”视为一个多变的地带，而非一种隐喻，认为不论革命还是恋爱，都具有丰富、具体的历史内涵，而非一种稳定的、超历史的抽象概念，二者的关联，亦是变化不居的，而不同作家对这一公式的不断重写，更增加了其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刘剑梅不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阶段性考察，即围绕“革命加恋爱”的大脉络选取晚清、后“五四”时期（1923-1936）、抗战时期、十七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五个时段，且在每一时段的研究中，除结合具体历史场景外，还将地域、性别、政治立场、流派团体、个人经历等历史动因俱纳入考察范围，尽可能地展现了“革命加恋爱”这一主题在历史中的错综与多变。特别是在后“五四”时段的研究中，对个体差异的重视促使刘剑梅选择了个案式的研究方法，由此，以往沉潜于普罗文学这一总称谓之下，或蒋光慈等代表人物之后的洪灵菲、华汉等人，都展现出了极为清晰的个人面目;性别视角的加入，则使其注意到虽然重复着同样的公式，女作家们在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与真实苦痛，挑战了男性所创造的，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新女性形象，并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而对于“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地带”化处理，还使其不再将之视为左翼的专利，从而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叶灵凤等人展开研究，探寻在革命认同之外，海派作家是如何将这一主题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模板接纳、改造，从而质疑了将所有事物归于时代精神的“总体历史”观。在此，刘剑梅既辨析了同中之异，也找到了异中之同，使得这一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多意与含混。可以说，对于后“五四”时期革命加恋爱公式发生、发展、演变的研究，既是《革命与情爱》一书的核心，也是刘剑梅学术的起点，此后她的批评趣味与研究范式，均可于此找到萌芽。
复数历史观必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做出多层次与多角度的分析，刘剑梅的手法显然是足够细腻的。对“革命加恋爱”公式初创期的考察中，其首先关注的是“后五四”时期整体的时代氛围，指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将本民族定义成理想的无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相对立，因此左翼作家迫切地想要否定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阻止文坛向西方倾斜，加之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最终导生出了一种拜伦式的革命姿态。而蒋光慈作为早期少数积极投身文学实践的革命作家，正是用这一姿态，改写了原有的感伤与唯美主义，引发了风行一时的“光赤现象”。紧接着，其细致地考察了蒋光慈在文学观念与创作上的渊源，指出充盈着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意识与乌托邦愿景的文学观，虽然使得蒋与烈夫派在理念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但真正在创作上对其产生影响的作家是多元的，既有十月派作家李别金斯基，也有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布洛克和爱伦堡。而最终，通过对蒋光慈内心困惑与痛苦的考察，刘剑梅详细梳理出，其是如何为爱伦堡笔下集体任务与个人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及复杂的内心描写所吸引，进而生成了以恋爱表现革命者内心矛盾的“革命加恋爱”公式。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研究路径，即在文学史的框架中，专注于个案研究，不仅内外考察兼备，且致力于找寻外在因素与作家内在诉求的契合点，进而回归对作家精神内核的叩问与理解。刘剑梅曾自陈，其研究的灵感直接源自李欧梵、夏济安等人对左翼文学的论述，但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对作家共情式的理解，承接了传统美学中的“悟”法，即不依靠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感受、理解、体会、领悟来获得一种能触类旁通的知觉或直觉。在夏济安等人的研究中，这一方法已然隐约闪现，正是对左翼作家个人困境的共情，使得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可以暂时超越自身的立场，对研究对象做出细致的考察与文学造诣上相对公正的评价，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在众多革命文学研究中，《革命与情爱》脱颖而出。
当然，不同于传统“顿悟”说，刘剑梅的“悟”建立在大量且细致的文本阅读上，因此呈现出学悟交融之态。受导师王德威的影响，除了经典作家作品外，其在研究中亦多重视一些冷门作品，从而尽可能地再现了历史的岔路。如在对晚清时段的研究中，通过对《女娲石》《女子权》《女狱花》等文本的详细解读，其考察了晚清女国民、国民之母等话语中，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叙事间的种种不协调，而在“后五四”时期的研究中，亦正是对众多被认为文学性不足、不成熟作品的阅读与分析，才奠定了这一核心研究的基础，支撑了复数史观在研究中的实践。几年后其于渊源家学中对“学”与“悟”的思考，此时其实已经初现端倪。 如果说《革命与情爱》一书主要通过对历史横切面的多方位、多层次展示来表现历史的复数性，那么《庄子的现代命运》则是从历史纵线人手，探寻“传统”在现代的绵延与变奏，挑战了整体性理论中的主线说、裂变说与对立说。新文学与传统的关联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大陆学界自80年代起，在王瑶、陈平原等学者带领下，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海外汉学界则上承陈世骧、高友工的研究，形成了“抒情传统”学派，后经王德威的整合，完成了现代文学与“抒情传统”的对接。《庄子的现代命运》亦可视为后一脉络下的成果，其对于庄子“突出个体、张扬个性、解放自我”的精神价值定位，与“抒情传统”中抒情主体的建构，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意在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意识，探寻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因此刘剑梅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考察一个本质化的庄子思想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而是呈现20世纪中国作家对于庄子的多样态度与不同解读，揭示出庄子思想是如何被以多种不同方式——或接受，或误读，或批判等——纳入现代主体的建构中去的，延续了一贯的“复线历史”观。与之相对应，具体研究中，刘剑梅在简要论述了庄子思想的内涵，及其与儒家、老子、禅宗、梭罗等人的异同之后，便开始以阶段性表述与个案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展开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巡视，即首先将庄子的现代命运划分为：庄子被披上现代哲学“新装”的时期、庄子梦的破灭时期、庄子的厄运时期、庄子的回归时期、庄子的凯旋时期五个阶段，从而将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废名、关锋、刘小枫、汪曾祺、韩少功、阿城、阎连科等众多知识分子纳入考察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和《革命与情爱》一书以阶段性表述为总体框架，在各个时段内分别进行个案讨论不同，《庄子的现代命运》用个案研究串起了整部著作，阶段性表述一方面决定了个案的排列顺序，另一方面则进入了个案内部，对个体进行历史化处理，二者获得了更为有机的结合。如对郭沫若的分析中，刘剑梅详细梳理了郭沫若对待庄子态度的三个不同时期，首先是浮夸时期，将庄子哲学与西方泛神论等同，塑造出一个极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文学化庄子”;其次是苦闷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产生怀疑，转而从学术角度展开研究;最后是匡济时期，用社会反映论和阶级反映论阐释庄子，为其打上政治的标签，实际上对应了阶段性表述中的“新装”期、破灭期与厄运期。对周作人、废名的个案研究，也都表现了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庄子的不同态度，但同时，又与对林语堂的研究一起，构成了对庄子梦破灭阶段的表述，对汪曾祺、韩少功、阿城的个案研究则共同揭示了庄子在80年代的回归，而鲁迅个案中所展现的对庄子始终如一的批判，实质上却越出了庄子现代命运的五大阶段，因此，虽然刘剑梅的研究大体上依然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但以个人为中心的论述清晰勾勒出众多支线的面貌，打破了历史的顺延感，尽可能地显现了传统文脉歧路横生的现代遭遇。
应当说，《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中，庄子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其带来了一个契机，使得刘剑梅可以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梳理作家的思想脉络的，这为我们处理文学史中某些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的“好斗”与周作人的立场问题历来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刘剑梅另辟蹊径，从二人对庄子的态度入手，指出鲁迅对论争的态度恰如其对庄子的态度，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战斗性思路，过于残酷的现实，使其决绝地拥抱了进步的线性发展的现代性，排斥审美现代性，这使得其一方面始终对社会沉疴保持警醒，另一方面则对多元声音形成了压制;而庄子齐物论中的宽容态度、平等观念、多元世界观，以及不执于一的价值判断，均深刻影响了周作人的文艺观，但由此而生的摆脱任何“责任”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也使得周此后的行为不再仅仅是出于偶然，有了一些必然的意味。可以看出，和《革命与情爱》相似，刘剑梅在研究中始终努力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探访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其对作家庄子观的解读，则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探访之路上那些晦暗不明，使得她的研究既不是以道德判断替代学术考察，也不是无视社会语境的纯美学分析，而是建立在历史分析上的共情，因此，无论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否全面，或仍有待商榷之处，其研究方法都值得思考与借鉴。
如王德威所言，刘剑梅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体现出的却是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于幽微处探寻历史的复杂与多意，破除整体性史观的神话，既是刘剑梅在研究中汲汲追求的，也是其给予文学史写作的启发。
一、女性主义立场与“水上书写”
刘剑梅无疑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并在研究中贯穿始终，但与西方性别研究注重话语和符号层面不同，其更为关注个体女性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危机，这一点在《革命与情爱》一书中已经有所表露。而对个体生命、具体情境的敏感，更促使其不断地对理论的空疏与局限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转向了一种女性的，同时也是个人的文体——水上书写——源自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露西·伊蕾格瑞“流体写作”与张爱玲《流言》，强调如水一般自由、柔软与透明的文体，也正是在这一文体中，刘剑梅再次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创作出《狂欢的女神》《彷徨的娜拉》两本融感悟与学术思辨于一体的散文集。
《革命与情爱》的中文版《自序》中，刘剑梅曾对自己在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做出过反省，认为其时受西方学院派影响太深，尤其受解构主义气氛的影响，致使正面建构的意识不够强健，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不够深刻。这一说法未免过谦，扎实的性别理论功底，使其对文学、历史、性别意识的互动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中，其摆脱一些先入為主的观念，指出性别作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化结构，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斗争与协商，而非单方面被管控，并通过对《创业史》《青春之歌》等作品的分析，探讨官方妇女解放话语引发女性主体意识的可能性;而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中，则对以伤痕、寻根、先锋为代表的种种反思、启蒙文学从性别角度加以审视，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如何通过重写“革命加恋爱”公式，征用女性、女体的象征意义，找寻自己的位置。在此，刘剑梅正是凭借性别理论，穿透历史的迷雾，建立了论述的坐标系。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革命与情爱》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白薇、庐隐、丁玲三位女作家的个案研究，而这些研究也预示了此后刘剑梅在性别领域、研究范式与批评文体的转变。在对白薇的研究中，其通过对白薇恋情与疾病史的考察，详细梳理了这位比法国女性主义先锋埃莱娜，西苏早了近半个世纪的女作家，是如何进行“身体写作”的，指出正是在对病痛、残败躯体的反复细节化描写中，白薇给出了女性的真相，从而映衬出众多男作家对“新女性”建构的一厢情愿与虚弱无力。对庐隐的研究主要围绕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展开，石评梅的情爱观，庐隐对石评梅爱情的理解，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人在文本外的同性情谊构成了研究的三个层面，凭借对三个层面立体化的处理，刘剑梅揭示出女性讲述自身情感真相的可能与方法。而在对丁玲的研究中，则通过对丁玲、王剑虹、瞿秋白三人友情、恋情的考察，以及本事与文本的对读，钩沉出丁玲戏剧性转折背后的种种线索。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对女作家的考察中，刘剑梅放弃了那些高深的理论性表述，着力于挖掘、考证各种细碎的女性个人体验，以此来展现女性的真相以及女性真相的复杂维度。
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并非是一时兴起，或针对某一类问题的研究策略，而是贯穿于刘剑梅整个学术生涯。初涉研究界，其便在家学影响下，对20世纪语言学引领的理论狂潮产生困惑，并认为一切学问的终点仍是人，仍要回归人的基本存在问题。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对自身存在的持续追问，则最终使其在经历了数年学院制式化的研究后，于张爱玲与伊蕾格瑞处获取灵感，以“水上书写”的形式创作出《狂欢的女神》一书，找到了一种个体化的批评文体。
正如刘剑梅所希冀的，当她的写作不用再考虑“头衔”“名声”“职位”“饭碗”等外在羁绊，不再时时被逻辑套住时，确实呈现出大海一般的自由与无尽。《狂欢的女神》书写的对象涵盖了古今中外多位女性艺术家，从17世纪罗马画家阿特米西亚到当代越南导演奇才崔明霞，从中国现代作家白薇到美国当代诗人普拉斯与塞格斯顿……脱离了学术论文的束缚后，时代、国籍甚至艺术类别都不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惊人的艺术天赋与桀骜不驯的女性意识成为唯一的标准，因此，所谓“狂欢的女神”指的不仅是女性艺术家们生命的狂欢，同时也是刘剑梅心境的写照，即以狂欢的文字向艺术女神的恺撒精神致敬。
但需要说明的是，《狂欢的女神》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女性礼赞，仅仅关注女艺术家的成功与激进，恰恰相反，刘剑梅用心描述的是缪斯们在生活中的挫折与矛盾，爱与哀愁，从而展现了女性的多重面貌：因唤起女性绝对自我意识，创造出超越时代“坏女人”形象而被批评、排挤的美国19世纪末女作家凯特·肖邦，在面对同时代的“新女性”时，其态度亦是犹豫观望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信仰共产主义，关心劳苦大众，创作因与大自然衔接而获得了人类的普遍性，但终其一生都未能走出与丈夫迭戈的爱恨纠葛;被称为“美国先锋派电影之母”的玛雅则执着于追寻艺术形式的伦理性，以至于沉迷巫术，从而使得自己颇受争议……另一方面，刘剑梅在散文写作中依然保持着对“史”的敏锐与追求，总会将艺术女神放回历史的脉络中去，探寻她们的风流余韵与后人的误读误解，这一点在对一些早期艺术家的考察中更为明显，如探讨文学系男教授对《觉醒》的保留态度，普拉斯身后大量的传记与电影，学院派对《奥兰多》的多重解读等，而所有这些讨论最终仍落脚于对当下性别语境的审视与批评，体现出对现实的关吓。
在为《狂欢的女神》所做的序言中，王德威赞赏之余亦追问，“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同为女性，刘剑梅对自己创作位置的感受如何？并认为第二辑“青春与心事”中直率的描写，点明了性别主义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议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⑩。王德威的眼光毕竟老辣，其实际上是冷静地提出了那个谶语一般的问题：出走之后如何？从而将问题拉回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原点，引导进一步的思考。而时隔八年，在经历了更多人生的况味后，刘剑梅则最终用一本《彷徨的娜拉》回答了导师的提问。
与《狂欢的女神》执着于描写缪斯炽热的艺术生命不同，《彷徨的娜拉》中，普通女性的困惑与苦恼进入了刘剑梅的视野。事业家庭双肩挑的职业女性，一心傍大款的当代茶花女，被歧视的剩女，寄望于婚姻的现代灰姑娘……她们以群体性的面目，诉说着出走后的女性，在商品社会的无地与彷徨。相较于《狂欢的女神》中所洋溢的理想与激情，《彷徨的娜拉》则中充斥着退潮后的失落，与对性别意识倒退的愤怒，但和许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激烈而犀利的批判不同，“水上书写”使得刘剑梅的文字具有了一种更富烟火气，甚至是诙谐感的风格。《李双双会很生气》一文中，刘剑梅谈到，假如李双双活在当下，其与喜旺的斗争只会导致喜旺出轨，留给李双双的也只有两条路，要么离婚，要么隐忍，而离婚女子的路已经被社会彻底堵死了，所以无论怎么看，双双都只能如《蜗居》中宋思明夫人一般忍气吞声，并不禁在文章结尾哀叹，“在这个封建男权主义回流的时代，连老实巴交的喜旺也变质了，李双双们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不好受啊”。这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刘剑梅在学术批评之外，找到了一种更为灵活柔软，也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其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性别意识退步的焦虑，以及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无奈与坚韧，相比早年间的《狂欢的女神》，显然更为成熟。
三、散文创作与边界的消失
刘剑梅的散文创作涉猎颇丰，从日常生活到学术反思都有所触及，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书写，且总能深入浅出，文风平实又不乏灵动。特别是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的随笔，在脱离了各种理论、主义的桎梏后，往往能以纯粹审美与人文关怀直面作品，无形中消弭了学术与人生的边界，体现出一种质朴的力量感。
1983年，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曾沿着欧陆哲学的脉络，就文学本质问题提出了强硬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即坚称文学是没有本质的，所有的“文学”都可以从“非文学的角度”去读，因此，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种种理论都能进入“文学”分析，并从“文学”文本中读出大量“别的东西”。三十年后，《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依然捍卫这一说法，但却重返英美文学哲学的传统，上溯至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探讨文学这一范畴的合法性。这一转折预示了欧美文学批評界对近几十年来研究理路的一种反思，无独有偶，《回归文学》一文中，刘剑梅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教学经验，对于多年来受到的西方学院派训练，做出了同样的思考。一方面，其反对“作家已死”“文本中性”等解构主义的宣言，坚持强调作家与文学的主体性，提倡从中国文学传统与作家心灵历程人手，进行文学批评;另一方面，则认为可以对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原则”有限度地吸纳，在保持文学多元阐释的前提下，注意文学的审美价值，引导学生回归“文学的自主性”，而非将文学作品仅仅当作阐释政治历史、话语霸权的工具。简言之，即倡导回归文学的人文层面与审美层面。 就学理而言，刘剑梅的思考当然不及伊格尔顿深刻，但学术散文的方式为其提供了一条践行自己批评理念的途径。近年来，其关于当代文学的一系列随笔，以及在《小说评论》开辟的“经典读札”专栏，都可视为这一范式的产物，而其对于人文关怀与审美原则的重视，则常常可以提供一些不流于俗的视角，打破文学与人生的壁垒。
当代文学中，苏童、余华、阎连科等作家都曾进入刘剑梅的研究视野。在对苏童作品的分析中，其重新对“先锋”进行了定义，认为苏童作品的“先锋性”，不仅表现在叙述文字的颓靡耽美，而且存在于精心营构的历史想象空间中。其笔下的历史，无论国史、家史、地方史还是野史，都渗透着浓郁的主体气息和主体经验，是典型的个人史。由此，一切形式上的探索仍然回归了“人”的问题，终极目的仍在于传递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思索，所以文本内虚构空间不论多么的诡秘离奇，终究要与现实生活有所照应。也正是依据这一标准，其高度评价了余华的《兄弟》，指出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再在乎叙事模式是否先锋，写作语言是否奇特，而是把握住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温情与正常人的希望和绝望，回归到了最朴素的人道主义，是人性美的胜利⑩。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剑梅对于小说形式或者说文学审美原则的忽视，正如其在对阎连科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完全玩弄技巧和语言的现代小说，难使人有共鸣，而太过厚实、写实的作品，则不免“审美疲劳”，因此，只有将二者高度结合，以非凡力度，描写现实的荒谬，才能给予读者真实感觉。可见，刘剑梅对好作品的期待是，内在精神与外在审美兼备，且有机结合，浑然一体，能以美的形式传递高贵的精神内核，而对这两点的关注与考察也成为此后其文学评论的两驾马车。
2018年初，刘剑梅在《小说评论》开设了“经典读札”专栏，得益于学术随笔的形式，其可以自由地驾驭这两家马车，遨游于世界文学的版图。《博尔赫斯的梦》中，其以“梦”为切入点，探寻了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博尔赫斯，是如何在现实与想象这两个空间之外，搭建第三个平台，将梦以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在其中叩问自我的多重差异，探索时空的无限与永恒。《色彩缤纷的舒尔茨》中，则通过对舒尔茨小说中，神话、书、父亲、时间、自然精神几个意象的考察，揭示出作家如何通过其天才的表现力，在个人有限的经历与回忆中，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密集的意象与华彩般的语言，拓展小说的疆土与边界，营造出一个无限广阔的神话世界。《关于灵魂的书写》一文以文学的宗教维度为主题，从鲁迅、许地山、废名等现代作家，谈到阿城、阎连科、迟子建等当代作家，从中国文学，绵延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雷厄姆，格林等西方作家，而最终落脚于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比较的是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情怀，希冀的是中国作家对彼岸世界与灵魂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开拓，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层面的自然提升。《关于历史的书写》则以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为例，探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指出正是美学境界使得鲁西迪在继承《铁皮鼓》以个人视角讲述历史这一方法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解构，不仅质疑了展示历史全景的可能性，也质疑了绝对的历史真相与书写者的权力，并通过大量隐喻的使用，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空间，而这正是伟大作品，如《红楼梦》这般的相通之处。这一专栏如今仍在进行中，从已刊发的四篇文章来看，刘剑梅是自觉地将中国文学放人了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在对文学传统溯源的同时，以比较的眼光探寻其成就与不足，除了眼界与魄力不凡外，也反映出其对中国文学发自内心的珍视，与更高的期待。
王德威在《狂欢的女神》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并希冀刘剑梅不为“水上书写”所限，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今日视之，其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待，且最终以“水上书写”成就“金石之音”，在论文与散文间从心所欲，体現出柔韧与朴素的力量。
结语
留美学人、女性学者等身份以及对文化原乡的频频回望，使得刘剑梅常常自觉地以一种边缘目光审视所处之主流，其对西方学院式研究、文化研究热、理论走马灯现象的批评，都是这一审视的结果，在寻求建立本土特色文学研究路径的当下，她的思考与研究范式均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