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喜欢制造冤狱。但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康熙、乾隆喜欢弄文字狱，借关碍文字杀人，有模有样。朱元璋虽然也制造一些文字狱，但水平多半不高，无非是有几个酸儒拍马屁，用的词碰到了朱元璋的忌讳——曾经做过和尚，造反起家等等，于是把他们拿来砍头，不像清朝的文字狱，多数都着眼于思想统一，肃清异端，刀刀见血，被抓出来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不规矩”。
　　朱元璋制造的冤狱，多半借机杀人，同时也顺便敛财。屡兴大狱，罪名都是谋反，当然，是莫须有的谋反，每个被杀的人，比窦娥还冤。窦娥的冤狱，毕竟还有人死了，人家把凶手栽赃栽在她头上，而朱元璋的冤狱，连苦主都没有一个。但是却有“凶手”成千上万地被杀掉，杀了之后，还要编“奸党录”“逆臣录”，把他们的口供纪录在案，“铁证如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达四万五千余人。
　　在“胡蓝之狱”中，无论是宿将蓝玉还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谋反。谋反的依据，就是有人指证。只要有人指证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证据，谋反罪也就成立了。至于证人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还是刻意安排出来的，都无关紧要。胡惟庸是宰相，牵扯到的人多，为了让案子更加耸动，在谋反之外，又给他加上一个通敌的罪名。明初的外患，主要是元朝的残余势力，所以，胡惟庸就是通元，跟蒙古人有勾结。当然，不需要从蒙古人那里找什么证据，国内有人指证，也就足够了。
　　找出的证人，是一个从没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让他指证胡惟庸跟蒙古人有勾搭。后来发现过于露骨，穿帮迹象明显，就把这个封绩改成了河南人，挪了地方，搬了家，然后说他是元朝遗臣。既然是遗臣，按道理只能指证过去的事，而过去，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元朝的草民，通敌又从何说起？这都没法深究了，反正，所谓的通敌也好，谋反也罢，本质上都是该死罪，先被皇帝视为该死，然后就有了罪。办案人员，无非是通过刑讯，完成圣上的旨意而已。同一个证人，扳倒了胡惟庸，又扳出另外一个重臣李善长，使用效率可是真高。
　　蓝玉案，株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连被杀三万多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如果加上涉案人员的家属，两个案子，牵连几十万人。两案完了，朝野为之一空。这样的株连，定罪方式就是通过刑讯，让人招同党。只要被供出来，马上入狱，再刑讯，再招出新人来。没有其他证据，也不需要有其他证据，只要有人供出来，你就算完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不是钢铁，酷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挺得住，熬不住刑，只能乱招。招与不招，反正都得死。现在看当时编的《逆臣录》，上面的口供，无不荒唐至极。一个个好好的文武官员，都是在吃饭喝酒之时，公然商议如何推翻皇帝造反。这样招下去，别说几万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没问题。
　　“胡蓝之狱”，如果不是朝廷快没有人办事了，依照朱元璋的脾气，还会蔓延下去。一个底层流氓出身的皇帝，骤登大位，猜忌心膨胀，近乎疯狂。开始不过是杀掉一些功高震主的功臣，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所谓的“谋反”是真的，但案子蔓延，胡乱攀指的人越来越多，办案的人，为了讨皇帝的好，故事编得越来越像，最后连他也有点信以为真了。抓人越多，杀人越众，肃清谋反的胜利也就越大。其实呢，无非是在抽自家王朝的基石。
　　当然，这样广泛的株连，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抄家的对象都是官员，钱财上的收获肯定不小。而且，朱元璋刻意扩大株连对象，有意将“战火”引向有钱人，凡是盐商和富户，一不留神，就成了胡蓝党人。有的人，连人带命都要，有的人，命可以保，但钱要交出来。牵连多的地方，即使非官非商，一般中等之家，大抵破产。可以说，朱元璋大兴冤狱，就是一场杀富济国运动，运动过后，别的不说，他自己是肥了。
　　但是，肥了一点的朝廷，人才却没有了，朝廷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减。抄来的钱财，总有花完的时候，再想来钱，政府没有了能办事的人，社会少了中坚力量，就比较麻烦。朱元璋死后，接任帝位的朱孙子建文帝面对的是一个空壳的朝廷，不仅没有开国的兴盛景象，反而毛病一大堆。一朝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朝中硬是没有人来抵抗造反的藩王。朱元璋原本是想给儿孙奠定一个稳固的江山，没想到却不旋踵就引起了动荡。他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嫡孙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