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代表作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槐聚诗存》等。
杨绛（1911- ），钱锺书夫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代表作有《干校六记》《我们仨》，译作《堂吉诃德》等。
五
1949年7月，钱锺书举家迁往北京，这是继四年大学生活之后，钱锺书再次来北京居住。从此定居古都，再未迁移。他为什么偏偏留在大陆而不走呢？据杨绛《干校六记》回忆—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 “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到清华后，钱锺书任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等事宜。
1950年初，学者型的记者黄裳在清华园采访了钱锺书夫妇。据黄氏回忆，钱锺书和杨绛两位住在一座教授住宅。夫妻二人坐在客厅里，寒冷得很。整个房间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着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放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夫妇二人就静静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
时光不饶人，一晃，钱锺书已是40岁的中年人。按理说，这正是学术上的收获期，而他却在清华养起了猫。这只猫是钱家50年代的宠物，构成了钱家生活的小小片段，所以杨绛先生很爱提到它—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花花儿”。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锺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锺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58年10月下旬，杨绛“一伙儿二十来人”下放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个月后，钱锺书也“下乡自我锻炼”。他们的女儿则在工厂“大炼钢铁”。夫妻分离，杨绛十分放心不下，因为钱锺书太“笨”，生活上不会照顾自己，连行装都置备不好。钱锺书来到河北省昌黎县乡间—时下称作黄金海岸的那个地方，“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杨绛“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惟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有女伴问她：“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杨绛先生写道——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惟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他到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
尽管钱锺书实行“隐身术”，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并未减弱。据吴小如回忆：“1960年代初，我曾为了一个洋典故去请教钱锺书先生。先生把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当场信手一翻，我要的内容便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其速度与精确程度真令人目瞪口呆。”
就这样，钱锺书从上世纪50年代初，慢慢等来了上世纪 60年代。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锺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档，钱锺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热闹呢。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是，灾难接踵而至。
文革一开始，钱锺书不知怎么的，一条腿突然走不得路了。1966年8月9日，钱锺书的贤妻杨绛首先被“揪了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学者”“写文章放毒”云云。从此，参加陪斗之外，清扫女厕所成了她的“专业职务”。差不多同时，因有人告发，几个“革命分子”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钱锺书轻蔑上级领导的著作，并举出所谓“实证”。而略知钱锺书的人看过大字报后却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那语气就不像。杨绛也看了大字报，深知这意味着什么，不禁大怒，立即回家告诉了丈夫。二人“密商”一番，想出应付招数，共同拟定一份小字报，表白清楚，并提供一切线索，请求领导实地调查。于是匆忙吃过晚饭，夫妻俩带上一瓶浆糊，一把手电，把写好的小字报贴在相应的大字报下面。不料，弄巧成拙，这张小字报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
第二天，革命群众立即召开批斗会，声讨杨绛。有人喝问：“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回答：“是我”，很干脆。“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依然回答：“是我”。如此爽快，不愧女侠风范。结果，杨绛被戴上高帽，挂上木板，手打铜锣，由群众押着去“游街”。 钱锺书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写了检讨书，当然甭想过关。1966年8月12日，也即杨绛被“揪出”的第三天，钱锺书便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了出来”。
被“揪出”后，钱锺书的专职工作要比杨绛“好”一些——扫院子。当然，一旦需要，也要参加陪斗、罚跪。夫妻二人的共同待遇是：一是不发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是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子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是参加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从此，钱锺书身上挂着由杨绛制作的长方形小木牌，上面工楷写着罪名，每天由人监视着去扫院子。
有一天，钱锺书回到家，头发被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成为一个“怪头”。杨绛只好为他重新剪理，把“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那个“十”字。从此，他成了 一个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到8月27日晚上，杨绛也被剃了“阴阳头”，所谓半个光头，夫妻二人全被剃了个怪头。
那时，钱家的保姆尚在，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杨绛。钱锺书的皮鞋、领带全被闯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保姆谎说是公家的，才未被拿走。后来，杨绛被迫辞掉保姆，改由钱锺书买菜，杨绛买煤。那时院子里一个女造返派，曾高兴地对钱家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成了秃瓤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瓤儿！”可是，偏偏有许多“劳动人民出身的下层群众”与杨绛大有交情。他们信任杨绛，喜欢杨绛，会把存款单放在钱家，还给她缝制棉鞋，关键之时绝不胡乱咬人。对他们，杨绛也怀有深深的感情。
环境继续恶化，1969年11月3日，杨绛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候丈夫。钱锺书从人群中赶过来，他走到杨绛身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杨绛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他们挤上汽车，钱锺书告诉妻子：“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杨绛听到这个消息，头顶上好像打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就是钱锺书的虚六十岁生辰，他们原本商量好，俩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的，但这已经等不到了。
钱锺书走后，杨绛留在北京整日惦念着丈夫，为他寄送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同时还要应付各种差役。
转年6月，钱锺书的女婿王得一含冤自杀去世。7月12日，杨绛随连队动身下干校。到干校后，她见丈夫又黑又瘦，简直变了样子，右下颔还生了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险恶：髙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已经灌脓。杨绛心痛不已。
在干校，钱锺书烧过锅炉，做过工具保管员、治安巡夜员、邮件通信员等等。杨绛的工作是看菜园，距钱锺书的宿舍只有十多分钟路程，两个人因此有机会见面，杨绛也能到钱锺书的队里去吃饭。每天下午，钱锺书到村邮电所去领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可以顺路到菜地来看望一下杨绛。二人有了一个“菜园相会”机会，陪伴他们的有一条小母狗。钱锺书每到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喂小狗，因此常受到小狗“热烈的欢迎”。1970年11月21日，钱锺书60周岁这天，杨绛也附带庆祝自己的60虚岁，他们打开一个红烧鸡罐头，算是庆祝了一番。
时间长了，钱锺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人辨认难字，找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经常得到茶水款待。1971年早春，干校由息县迁到明港，从此人们不再干繁重的体力活儿。钱锺书在明港生了一场大病，气喘加发高烧，由连里的医务员打静脉针，钱锺书因此才得痊愈。
1972年3月，钱锺书和杨绛终于随一批老弱病残回到北京。杨绛总结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2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若干年后，在社科院知识分子中间还流传着许多当年“干校”生活的故事，其中也包含许多关于钱锺书的，譬如讲他怎样烧不开一炉开水等等。
1972年春，钱锺书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却发现房屋已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他们与对方讲理，好说歹说，对方就是不搬走，也无处可搬，于是发生争执，由吵而打，闹得满城风雨，不亦乐乎。总之，钱锺书与人打了一架，当然占不了便宜。据某位老先生回忆，钱锺书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学部许多人都记得这件事，认为“老头儿”有骨气。
打架后，强邻难以相处。不得已，一家人只好逃亡。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恰好，在文学所7号楼边上，有一间危旧办公室，他们便搬了进去，里面放两张行军床、两个桌子，一住就是3年。3年里，钱锺书完成巨著《管锥编》，杨绛译毕名著《堂吉诃德》。开始，他们不敢回原住处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但是总有人帮他们。夫妇双方单位的年轻人为他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房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钱锺书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煤气中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事业。
其实，钱锺书从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思考。在干校，他们向李文俊借阅过私下里流传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用旧报纸包好，在“同伙”中传看，钱锺书还在上面用蓝圆珠笔点了不少读书符号。再无书读，就读字典，读马恩的外文版书。他们睡在办公室里，日出即卷铺盖，夜晚则与伏尔泰、曹雪芹默契神谈。
1974年，钱锺书由感冒引起喘病，喷氧4小时才抢救过来，后来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以致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状如中风，整整8个月才恢复正常。医生嘱咐钱夫人，千万不能使钱锺书感冒。这首先要求杨绛不能感冒，以免传染钱锺书。为不使自己感冒，杨绛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量，晕得不能起床。
那时，“四人帮”肆虐正凶。钱锺书为与死亡赛跑，便动手写作皇皇巨著《管锥编》。在那个年月，写作如此著作，其艰难可想而知。他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里，尘土堆积很厚。有人陪杨绛回去，费了2天功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他们忙了2天没好好吃饭，却饱餐尘土。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便有人帮助跑图书馆。假如没有杨绛，只怕《管锥编》难于在3年中完成，而且钱锺书本人还要经受更多劫难。 粉碎“四人帮”后，钱锺书得到“平反”。1977年，他与顾颉刚等人一起，移居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南沙沟大院。新住房除客厅、厨房，另有两间卧房。客厅宽大、明亮，阳光充足。临窗横放一只大书案，是钱锺书的书桌。杨绛的小书桌侧放着，书架只有一个，书不多，没有什么线装古书。书橱上挂着一张古砖旧拓片，旁边有很大的题跋。沙发后是一轴王梦楼的小条幅。整个客厅显得很俭朴，但干净、清洁。
20世纪70年代前，钱锺书出名主要是出在“沙龙”里，出在高层文人圈子里。钱锺书走出 “沙龙”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这又不能不首先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夏志清。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电视剧《围城》的播映，又使钱锺书跨越学界，步入寻常百姓家。
面对这种形势，钱锺书却一向不以为然。他经常对人说：“我不愿意宣传，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又说：“吹捧太过，违反我的人生哲学，也会引起反感。过奖必招骂，这是辩证法。”在这方面，他可称是当代用心最深的人。他甚至不用秘书和助手，凡事自己处理，因为他不想把名义上的“助手”变成实际中的“跑腿”。他也很少去开学术会，因为他不想把宝贵时光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会”上。
但是，钱锺书绝非不通人情、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他就座于主席台。1986年10月6日，西班牙驻华大使乌塞莱在使馆主持授勋仪式，代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西班牙政府将智者阿方索一世大十字勋章授予杨绛，表彰她翻译了《堂吉诃德》。不用说，钱锺书也参加了这个一百多人的授勋仪式。
六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钱锺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杨绛不仅是钱锺书的最佳人生伴侣，她自己也是一位文化大师。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杨绛又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她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在钱锺书眼里，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摘编自无锡钱锺书故居陈列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河北教育出版社《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等书。特别说明：关于钱锺书先生的名字，本文根据无锡钱锺书故居考证统一使用“锺”字。原因是简化字“钟”是由“鐘”字简化而来，是乐器的意思；而“锺”字在古汉语里是“聚集”的意思。而在钱先生的名字中，“锺”字应作“聚集”讲。另外，钱先生本人也从未书写过“钱钟书”字样的署名。）
杨绛（1911- ），钱锺书夫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代表作有《干校六记》《我们仨》，译作《堂吉诃德》等。
五
1949年7月，钱锺书举家迁往北京，这是继四年大学生活之后，钱锺书再次来北京居住。从此定居古都，再未迁移。他为什么偏偏留在大陆而不走呢？据杨绛《干校六记》回忆—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 “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到清华后，钱锺书任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等事宜。
1950年初，学者型的记者黄裳在清华园采访了钱锺书夫妇。据黄氏回忆，钱锺书和杨绛两位住在一座教授住宅。夫妻二人坐在客厅里，寒冷得很。整个房间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着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放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夫妇二人就静静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
时光不饶人，一晃，钱锺书已是40岁的中年人。按理说，这正是学术上的收获期，而他却在清华养起了猫。这只猫是钱家50年代的宠物，构成了钱家生活的小小片段，所以杨绛先生很爱提到它—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花花儿”。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锺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锺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58年10月下旬，杨绛“一伙儿二十来人”下放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个月后，钱锺书也“下乡自我锻炼”。他们的女儿则在工厂“大炼钢铁”。夫妻分离，杨绛十分放心不下，因为钱锺书太“笨”，生活上不会照顾自己，连行装都置备不好。钱锺书来到河北省昌黎县乡间—时下称作黄金海岸的那个地方，“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杨绛“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惟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有女伴问她：“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杨绛先生写道——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惟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他到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
尽管钱锺书实行“隐身术”，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并未减弱。据吴小如回忆：“1960年代初，我曾为了一个洋典故去请教钱锺书先生。先生把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当场信手一翻，我要的内容便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其速度与精确程度真令人目瞪口呆。”
就这样，钱锺书从上世纪50年代初，慢慢等来了上世纪 60年代。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锺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档，钱锺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热闹呢。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是，灾难接踵而至。
文革一开始，钱锺书不知怎么的，一条腿突然走不得路了。1966年8月9日，钱锺书的贤妻杨绛首先被“揪了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学者”“写文章放毒”云云。从此，参加陪斗之外，清扫女厕所成了她的“专业职务”。差不多同时，因有人告发，几个“革命分子”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钱锺书轻蔑上级领导的著作，并举出所谓“实证”。而略知钱锺书的人看过大字报后却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那语气就不像。杨绛也看了大字报，深知这意味着什么，不禁大怒，立即回家告诉了丈夫。二人“密商”一番，想出应付招数，共同拟定一份小字报，表白清楚，并提供一切线索，请求领导实地调查。于是匆忙吃过晚饭，夫妻俩带上一瓶浆糊，一把手电，把写好的小字报贴在相应的大字报下面。不料，弄巧成拙，这张小字报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
第二天，革命群众立即召开批斗会，声讨杨绛。有人喝问：“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回答：“是我”，很干脆。“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依然回答：“是我”。如此爽快，不愧女侠风范。结果，杨绛被戴上高帽，挂上木板，手打铜锣，由群众押着去“游街”。 钱锺书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写了检讨书，当然甭想过关。1966年8月12日，也即杨绛被“揪出”的第三天，钱锺书便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了出来”。
被“揪出”后，钱锺书的专职工作要比杨绛“好”一些——扫院子。当然，一旦需要，也要参加陪斗、罚跪。夫妻二人的共同待遇是：一是不发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是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子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是参加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从此，钱锺书身上挂着由杨绛制作的长方形小木牌，上面工楷写着罪名，每天由人监视着去扫院子。
有一天，钱锺书回到家，头发被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成为一个“怪头”。杨绛只好为他重新剪理，把“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那个“十”字。从此，他成了 一个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到8月27日晚上，杨绛也被剃了“阴阳头”，所谓半个光头，夫妻二人全被剃了个怪头。
那时，钱家的保姆尚在，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杨绛。钱锺书的皮鞋、领带全被闯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保姆谎说是公家的，才未被拿走。后来，杨绛被迫辞掉保姆，改由钱锺书买菜，杨绛买煤。那时院子里一个女造返派，曾高兴地对钱家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成了秃瓤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瓤儿！”可是，偏偏有许多“劳动人民出身的下层群众”与杨绛大有交情。他们信任杨绛，喜欢杨绛，会把存款单放在钱家，还给她缝制棉鞋，关键之时绝不胡乱咬人。对他们，杨绛也怀有深深的感情。
环境继续恶化，1969年11月3日，杨绛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候丈夫。钱锺书从人群中赶过来，他走到杨绛身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杨绛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他们挤上汽车，钱锺书告诉妻子：“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杨绛听到这个消息，头顶上好像打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就是钱锺书的虚六十岁生辰，他们原本商量好，俩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的，但这已经等不到了。
钱锺书走后，杨绛留在北京整日惦念着丈夫，为他寄送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同时还要应付各种差役。
转年6月，钱锺书的女婿王得一含冤自杀去世。7月12日，杨绛随连队动身下干校。到干校后，她见丈夫又黑又瘦，简直变了样子，右下颔还生了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险恶：髙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已经灌脓。杨绛心痛不已。
在干校，钱锺书烧过锅炉，做过工具保管员、治安巡夜员、邮件通信员等等。杨绛的工作是看菜园，距钱锺书的宿舍只有十多分钟路程，两个人因此有机会见面，杨绛也能到钱锺书的队里去吃饭。每天下午，钱锺书到村邮电所去领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可以顺路到菜地来看望一下杨绛。二人有了一个“菜园相会”机会，陪伴他们的有一条小母狗。钱锺书每到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喂小狗，因此常受到小狗“热烈的欢迎”。1970年11月21日，钱锺书60周岁这天，杨绛也附带庆祝自己的60虚岁，他们打开一个红烧鸡罐头，算是庆祝了一番。
时间长了，钱锺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人辨认难字，找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经常得到茶水款待。1971年早春，干校由息县迁到明港，从此人们不再干繁重的体力活儿。钱锺书在明港生了一场大病，气喘加发高烧，由连里的医务员打静脉针，钱锺书因此才得痊愈。
1972年3月，钱锺书和杨绛终于随一批老弱病残回到北京。杨绛总结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2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若干年后，在社科院知识分子中间还流传着许多当年“干校”生活的故事，其中也包含许多关于钱锺书的，譬如讲他怎样烧不开一炉开水等等。
1972年春，钱锺书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却发现房屋已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他们与对方讲理，好说歹说，对方就是不搬走，也无处可搬，于是发生争执，由吵而打，闹得满城风雨，不亦乐乎。总之，钱锺书与人打了一架，当然占不了便宜。据某位老先生回忆，钱锺书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学部许多人都记得这件事，认为“老头儿”有骨气。
打架后，强邻难以相处。不得已，一家人只好逃亡。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恰好，在文学所7号楼边上，有一间危旧办公室，他们便搬了进去，里面放两张行军床、两个桌子，一住就是3年。3年里，钱锺书完成巨著《管锥编》，杨绛译毕名著《堂吉诃德》。开始，他们不敢回原住处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但是总有人帮他们。夫妇双方单位的年轻人为他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房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钱锺书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煤气中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事业。
其实，钱锺书从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思考。在干校，他们向李文俊借阅过私下里流传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用旧报纸包好，在“同伙”中传看，钱锺书还在上面用蓝圆珠笔点了不少读书符号。再无书读，就读字典，读马恩的外文版书。他们睡在办公室里，日出即卷铺盖，夜晚则与伏尔泰、曹雪芹默契神谈。
1974年，钱锺书由感冒引起喘病，喷氧4小时才抢救过来，后来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以致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状如中风，整整8个月才恢复正常。医生嘱咐钱夫人，千万不能使钱锺书感冒。这首先要求杨绛不能感冒，以免传染钱锺书。为不使自己感冒，杨绛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量，晕得不能起床。
那时，“四人帮”肆虐正凶。钱锺书为与死亡赛跑，便动手写作皇皇巨著《管锥编》。在那个年月，写作如此著作，其艰难可想而知。他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里，尘土堆积很厚。有人陪杨绛回去，费了2天功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他们忙了2天没好好吃饭，却饱餐尘土。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便有人帮助跑图书馆。假如没有杨绛，只怕《管锥编》难于在3年中完成，而且钱锺书本人还要经受更多劫难。 粉碎“四人帮”后，钱锺书得到“平反”。1977年，他与顾颉刚等人一起，移居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南沙沟大院。新住房除客厅、厨房，另有两间卧房。客厅宽大、明亮，阳光充足。临窗横放一只大书案，是钱锺书的书桌。杨绛的小书桌侧放着，书架只有一个，书不多，没有什么线装古书。书橱上挂着一张古砖旧拓片，旁边有很大的题跋。沙发后是一轴王梦楼的小条幅。整个客厅显得很俭朴，但干净、清洁。
20世纪70年代前，钱锺书出名主要是出在“沙龙”里，出在高层文人圈子里。钱锺书走出 “沙龙”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这又不能不首先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夏志清。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电视剧《围城》的播映，又使钱锺书跨越学界，步入寻常百姓家。
面对这种形势，钱锺书却一向不以为然。他经常对人说：“我不愿意宣传，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又说：“吹捧太过，违反我的人生哲学，也会引起反感。过奖必招骂，这是辩证法。”在这方面，他可称是当代用心最深的人。他甚至不用秘书和助手，凡事自己处理，因为他不想把名义上的“助手”变成实际中的“跑腿”。他也很少去开学术会，因为他不想把宝贵时光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会”上。
但是，钱锺书绝非不通人情、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他就座于主席台。1986年10月6日，西班牙驻华大使乌塞莱在使馆主持授勋仪式，代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西班牙政府将智者阿方索一世大十字勋章授予杨绛，表彰她翻译了《堂吉诃德》。不用说，钱锺书也参加了这个一百多人的授勋仪式。
六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钱锺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杨绛不仅是钱锺书的最佳人生伴侣，她自己也是一位文化大师。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杨绛又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她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在钱锺书眼里，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摘编自无锡钱锺书故居陈列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河北教育出版社《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等书。特别说明：关于钱锺书先生的名字，本文根据无锡钱锺书故居考证统一使用“锺”字。原因是简化字“钟”是由“鐘”字简化而来，是乐器的意思；而“锺”字在古汉语里是“聚集”的意思。而在钱先生的名字中，“锺”字应作“聚集”讲。另外，钱先生本人也从未书写过“钱钟书”字样的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