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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令世人瞩目地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在100位之后。因此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结尾部分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增强忧患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历代王朝无法跳出始兴终亡“周期律”的重要原因
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无论是封建王朝的更迭，还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甚至创造了“太平盛世”，但随之而来的是丢掉忧患意识，奢糜腐化之风的盛行与泛滥，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兴终亡的“周期律”。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南征北战，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废封国、设郡县，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皇权制度。但随之而来的是丢掉忧患意识，惟我独尊、恣意奢淫、骄傲自满、堵塞言路，终使“千秋帝业”二世而亡。
秦以“骄”亡，隋以“奢”败。历史上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无不揭示“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的至理。秦亡以后，汉初力更秦弊，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隋亡以后，唐初居安思危，秉持舟水之论、励精图治。正是在吸取秦始皇、隋炀帝骄逸暴虐教训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出现了汉唐雄风威震天下。可是，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后来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大成的“康乾盛世”，总免不了盛极而衰的结局。究其根源，封建王朝作为一人一姓之天下，决不会明白天下为公的道理，更不会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忧劳”可以一时，“逸豫”总要成为最后的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了：艰苦创业，励精图治，才能长治久安；居安忘危，骄奢淫逸，必然走向衰亡。
清朝康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辉煌的时期。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只占23%，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居于世界前列，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史称“康乾盛世”。而同时期，欧洲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产业革命、海外殖民风起云涌。面对这一世界性的大变化，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对这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迷信祖宗、反对变革，拒绝开放、蔑视科学。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丢掉了忧患意识，逐渐丧失了过去那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乐于装点盛世，讴歌升平，举世瞩目的“天朝上国”，沉浸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无限风光之中。结果到了1890年，中国工业产量却只占世界的6.2%，而全欧洲已占62%，从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这段历史被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年头。这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忘记了忧患意识，沉浸在过分的陶醉之中，他们飘飘然，昏昏然，都以为天下就此太平无事了。从3月19日至4月29日这40天时间里，丞相牛金星玉带蓝领，大摆官架，“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把主要心思花在搜刮赃款和吴三挂的爱姬陈圆圆身上。上行下效，几十万大军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率领20万军队迎击，战斗失利，退出北京。李自成自崇祯二年在金县辗转周旋，历经危难17年，都支持下来，并且几乎成就了他的大顺朝，然而在进京短短40天后，却败走西安，死于非命。
洪秀全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军，早在1851年初正式打出“太平天国”起义旗号前，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由于他们的主张，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势如破竹。但是，当他们定都南京后，天王洪秀全便沉湎于极度享乐之中，大修“天王府”，广纳嫔妃，他们虽然宣称“男女平等”，可洪秀全却拥有88个嫔妃，他们宣称“人人平等”，可洪秀全出行要64抬大轿，鸣锣开道，路上行人躲避不及，必须跪在路旁，否则要遭到鞭打。他从内宫升大殿臨朝，乘金车，让美女手牵而走。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等将领也居功自傲，争权夺利。于是，原来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因为各自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彼此疏远，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同室操戈，定都仅三年，就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杨韦内讧”，从此太平天国陷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大顺政权”、“太平天国”由盛而衰，李自成、洪秀全忘危致败的悲惨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丢掉了忧患意识，因暂时的胜利而骄傲，因相对的和平而麻痹，因私欲的膨胀而腐败，因权力的倾轧而内讧。他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败，固应不馁；胜，尤须思危。居安忘危，享乐成风，毁的就不只是一个李自成，一个洪秀全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这是自然界的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则存，贪图安逸则亡。
二、我们要肩负起庄严使命，必须居安思危、强化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国内繁重艰巨的改革、建设任务和我们党肩负的庄严使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稍有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而止步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为此，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概括地说，忧患意识既是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理念，又是执政兴国的行政态度和行为方式。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价值理念，就是居于安全、成功时要时时刻刻想到危难、创业时的艰难，进而才能发展，才能兴国。《周易·系辞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忧患意识的价值核心即在于从安中把握危，从福中看到祸。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行政态度，首先是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事成于预，防患未然，慎始慎终。
三、强化忧患意识，必须注重四个环节
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固然不易，但巩固执政地位却更加困难。难就难在由旧政权的批判者变为新政权的执掌者，肩负起国家兴盛富强和人民富裕安康的历史责任；难就难在执政后必然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必须经受着“权力考验”，增加了贪图安逸、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危险。我们党自身建设面对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忧患意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一定要”正是这种要求的概括。
第一，一定要认清方位，居安思危。《尚书》说：举事以为人者，众聚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聚，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但作为执政党，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背离了人民的利益，这个公仆就会被辞退，这个代表就会被罢免。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这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深刻感悟。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基本态势没有变，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变。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和正确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二，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由于居安忘危，唐玄宗由兴国功魁变成了乱政祸首；由于忘记了艰苦奋斗，当年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变成了斗鸡遛鸟的纨绔子弟，结果给曾经强大的中国带来了无尽耻辱。而由于力行节俭、勤勉敬业的日本、德国在一片战争废墟上使国家实现了繁荣富强。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总想在别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走向衰落的。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精神之于国家民族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在改革开放中，要通过教育，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发扬起来，同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赋予现代文明以新的内容，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在生产、流通、消费和政府、社会、家庭等各种活动中都体现出来，真正做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第三，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很快，各方面知识更新也很快，昨天的理论未必能解释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经验也未必能解决明天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知识和经验。要始终跟上时代潮流和事业前进的步伐甚至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就必须坚持刻苦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做学习的楷模；要继续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就必须埋头苦干、扎实苦干、创新苦干，不断把新知识、新经验运用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中，做改革创新的典范。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人要自立，都离不开埋头苦干。纵观人类历史，无一不是成由辛劳败由逸。逸则奢，奢则腐，腐则败。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崇尚劳动、歌颂劳动、以劳为美；鄙视安逸、憎恶贪逸，以逸为耻。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靠的是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更需要发扬这种埋头苦干、负重奋进的精神，千万不能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自我放纵。应该效法周公“君子无逸”，“不敢荒宁”，因为“无逸则天命归，逸则天命不永；无逸则人心顺，逸则人心怨诅”。切不可贪图安逸，玩物丧志，把沉湎于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当作“活得潇洒”、“活得滋润”，而把夙兴夜寐、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看成”活得太累”、“不合时宜”。否则，就会丢掉艰苦奋斗精神，就可能由逸入奢，成为“糖弹”面前的牺牲品。
第四，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方面经验教训太多了。如果我们不注意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就会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是无形的、潜在的，但实际上，这种危险可能会在节日庆典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把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提供强大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忧患意识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勤学苦干精神作支撑的国民是难以走向兴旺发达的；同样一个没有加强团结、顾全大局的政党，也是难以肩负起庄严使命的。过去，我们党靠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今后，我们党也必须靠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历代王朝无法跳出始兴终亡“周期律”的重要原因
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无论是封建王朝的更迭，还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甚至创造了“太平盛世”，但随之而来的是丢掉忧患意识，奢糜腐化之风的盛行与泛滥，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兴终亡的“周期律”。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南征北战，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废封国、设郡县，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皇权制度。但随之而来的是丢掉忧患意识，惟我独尊、恣意奢淫、骄傲自满、堵塞言路，终使“千秋帝业”二世而亡。
秦以“骄”亡，隋以“奢”败。历史上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无不揭示“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的至理。秦亡以后，汉初力更秦弊，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隋亡以后，唐初居安思危，秉持舟水之论、励精图治。正是在吸取秦始皇、隋炀帝骄逸暴虐教训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出现了汉唐雄风威震天下。可是，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后来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大成的“康乾盛世”，总免不了盛极而衰的结局。究其根源，封建王朝作为一人一姓之天下，决不会明白天下为公的道理，更不会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忧劳”可以一时，“逸豫”总要成为最后的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了：艰苦创业，励精图治，才能长治久安；居安忘危，骄奢淫逸，必然走向衰亡。
清朝康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辉煌的时期。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只占23%，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居于世界前列，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史称“康乾盛世”。而同时期，欧洲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产业革命、海外殖民风起云涌。面对这一世界性的大变化，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对这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迷信祖宗、反对变革，拒绝开放、蔑视科学。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丢掉了忧患意识，逐渐丧失了过去那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乐于装点盛世，讴歌升平，举世瞩目的“天朝上国”，沉浸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无限风光之中。结果到了1890年，中国工业产量却只占世界的6.2%，而全欧洲已占62%，从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这段历史被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年头。这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忘记了忧患意识，沉浸在过分的陶醉之中，他们飘飘然，昏昏然，都以为天下就此太平无事了。从3月19日至4月29日这40天时间里，丞相牛金星玉带蓝领，大摆官架，“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把主要心思花在搜刮赃款和吴三挂的爱姬陈圆圆身上。上行下效，几十万大军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率领20万军队迎击，战斗失利，退出北京。李自成自崇祯二年在金县辗转周旋，历经危难17年，都支持下来，并且几乎成就了他的大顺朝，然而在进京短短40天后，却败走西安，死于非命。
洪秀全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军，早在1851年初正式打出“太平天国”起义旗号前，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由于他们的主张，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势如破竹。但是，当他们定都南京后，天王洪秀全便沉湎于极度享乐之中，大修“天王府”，广纳嫔妃，他们虽然宣称“男女平等”，可洪秀全却拥有88个嫔妃，他们宣称“人人平等”，可洪秀全出行要64抬大轿，鸣锣开道，路上行人躲避不及，必须跪在路旁，否则要遭到鞭打。他从内宫升大殿臨朝，乘金车，让美女手牵而走。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等将领也居功自傲，争权夺利。于是，原来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因为各自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彼此疏远，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同室操戈，定都仅三年，就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杨韦内讧”，从此太平天国陷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大顺政权”、“太平天国”由盛而衰，李自成、洪秀全忘危致败的悲惨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丢掉了忧患意识，因暂时的胜利而骄傲，因相对的和平而麻痹，因私欲的膨胀而腐败，因权力的倾轧而内讧。他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败，固应不馁；胜，尤须思危。居安忘危，享乐成风，毁的就不只是一个李自成，一个洪秀全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这是自然界的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则存，贪图安逸则亡。
二、我们要肩负起庄严使命，必须居安思危、强化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国内繁重艰巨的改革、建设任务和我们党肩负的庄严使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稍有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而止步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为此，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概括地说，忧患意识既是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理念，又是执政兴国的行政态度和行为方式。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价值理念，就是居于安全、成功时要时时刻刻想到危难、创业时的艰难，进而才能发展，才能兴国。《周易·系辞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忧患意识的价值核心即在于从安中把握危，从福中看到祸。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行政态度，首先是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兴国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事成于预，防患未然，慎始慎终。
三、强化忧患意识，必须注重四个环节
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固然不易，但巩固执政地位却更加困难。难就难在由旧政权的批判者变为新政权的执掌者，肩负起国家兴盛富强和人民富裕安康的历史责任；难就难在执政后必然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必须经受着“权力考验”，增加了贪图安逸、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危险。我们党自身建设面对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忧患意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一定要”正是这种要求的概括。
第一，一定要认清方位，居安思危。《尚书》说：举事以为人者，众聚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聚，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但作为执政党，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背离了人民的利益，这个公仆就会被辞退，这个代表就会被罢免。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这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深刻感悟。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基本态势没有变，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变。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和正确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二，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由于居安忘危，唐玄宗由兴国功魁变成了乱政祸首；由于忘记了艰苦奋斗，当年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变成了斗鸡遛鸟的纨绔子弟，结果给曾经强大的中国带来了无尽耻辱。而由于力行节俭、勤勉敬业的日本、德国在一片战争废墟上使国家实现了繁荣富强。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总想在别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走向衰落的。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精神之于国家民族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在改革开放中，要通过教育，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发扬起来，同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赋予现代文明以新的内容，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在生产、流通、消费和政府、社会、家庭等各种活动中都体现出来，真正做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第三，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很快，各方面知识更新也很快，昨天的理论未必能解释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经验也未必能解决明天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知识和经验。要始终跟上时代潮流和事业前进的步伐甚至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就必须坚持刻苦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做学习的楷模；要继续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就必须埋头苦干、扎实苦干、创新苦干，不断把新知识、新经验运用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中，做改革创新的典范。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人要自立，都离不开埋头苦干。纵观人类历史，无一不是成由辛劳败由逸。逸则奢，奢则腐，腐则败。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崇尚劳动、歌颂劳动、以劳为美；鄙视安逸、憎恶贪逸，以逸为耻。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靠的是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更需要发扬这种埋头苦干、负重奋进的精神，千万不能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自我放纵。应该效法周公“君子无逸”，“不敢荒宁”，因为“无逸则天命归，逸则天命不永；无逸则人心顺，逸则人心怨诅”。切不可贪图安逸，玩物丧志，把沉湎于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当作“活得潇洒”、“活得滋润”，而把夙兴夜寐、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看成”活得太累”、“不合时宜”。否则，就会丢掉艰苦奋斗精神，就可能由逸入奢，成为“糖弹”面前的牺牲品。
第四，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方面经验教训太多了。如果我们不注意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就会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是无形的、潜在的，但实际上，这种危险可能会在节日庆典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把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提供强大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忧患意识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勤学苦干精神作支撑的国民是难以走向兴旺发达的；同样一个没有加强团结、顾全大局的政党，也是难以肩负起庄严使命的。过去，我们党靠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今后，我们党也必须靠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