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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自播出以来，在短时间内创下收视奇迹，溢美之词四起，作为执行总导演的任长箴，仍然在不足20平米的工作室里工作着，不时奔走于城市与田野间，始终认为只有充满人情味的东西才能唤醒潜伏在人们心底共同的记忆与情感。
未见任长箴前，一直觉得她会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过往印象里，镜头后的导演们似乎都有着一张严肃的脸。早前，风靡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使这位幕后总导演走入大众的视线，在媒体前讲述更多关于纪录片、事业和她自己的故事。
都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观众们看腻居高临下的鸿篇巨制，不再被假大空的说教片所感动的当下，这部纪录片细说“美食”却在食物之外将中国人关乎家庭、對自然感恩、鲜活生命乃至承袭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彰显得淋漓尽致。而“人”与“人文”才是任长箴试图表达的主体。在与任长箴长达七小时的交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于自我、对事业如信仰般执著的专业导演，是她的乐观与豁达，以及骨子里那股敢作敢为的执拗劲儿。工作之余，工作室里大至电脑、家具，小至盆景、杂货等物什皆自淘宝而来，又使得她那股女性独有的温暖可爱气显露无遗，“不工作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网购。”显然，这位一手打造了近几年内中国最受推崇的纪录片的导演钟情于工作，却又不止于工作。不大的工作室里，家具、绿植等物品因配合拍摄不厌其烦地多次腾挪转移，“做纪录片这行常常需要别人配合，所以这点小挪小动算不了什么。对被拍摄者往往有一种敬畏之心，以己度人，会更感同身受一些。”问及她一直拍自己想要的片子、不为任何所妥协的坚持到底为何时，她诗意地告诉我们：知音都在远方，我要用作品去寻找。
“越主观，
纪录片越好看”
如果你以为“越真实，越能称之为纪录片”，那么你就错了！事实上，纪录片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区分：往往有鲜明观点或主张的，多为作者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这类信息量繁多且剪辑次数较高的纪录片则多为商业纪录片，而这些几乎在拍摄前期就已完成了充足的策划。目前在国内拥有庞大的收视群体，也深受观众喜爱的不少为英国BBC、美国Discovery等电视台所拍摄。“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用国外最普遍的拍摄手法做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大家之前很少有公共渠道去收看，一下出现这样的片，很新鲜，就火了。”
在任长箴看来，《舌尖上的中国》走红是意料中的笃定。与之前传统沉闷的拍摄手法相比，当下的中国太需要这样一部鲜活的纪录片来增添新鲜血液了。
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的任长箴，有着丰富的媒体经验。诚然，她更懂得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杂志上的新闻报道，都是经过N次流水线作业结果的人工合成新闻，反映的只是一部分事实的呈现或再现，而非事实的本身。谈及纪录片的真实性，她亦坦言，“我们将真实的元素置于纪录片中，但也为这些真实因素组建了一个主观概念。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里的采藕人，采藕人、泥泞、藕都是真实的，并非我们让他踩入泥里的，而是他真的就在泥里工作。但拍出来的故事走向如何，表扬或批评，表达采藕的艰辛或只是说藕的品种好坏，最终都是镜头后编导们的主观呈现。所以说，纪录片终极立场是主观的，而且，立场越主观越好看。”
“用西方的方式
表现中国普世价值观”
作为一位职业的纪录片导演，任长箴自定义的纪录片标准显得简单：普世价值观、人际关系与人的焦虑。这三重标准看似简单，却突破了传统纪录片一贯的主张。
所谓普世价值，更准确地说是拍摄一部纪录片，并非只是单纯满足导演的个人情怀，而是令其与观众的道德观甚至是人生观某种呼应。当下，我们所能观看到的大多纪录片停留在对于大量信息及知识点的单纯叙述，仅依靠技术的革新无法表现出类似“百善孝为先“这类藏在中国人血液里所认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的电视台已经把技术做到了极致，但是却传达不了那种中国人心里的普世精神，这才是核心的问题。首先要有普世的价值观，而这些，中国一直以来就有，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让大多数人去呼应你，这才能形成一种合力。”
也许，正是常规制作手段的限制，实现这种“合力”的艰难，《舌尖上的中国》更像是任长箴和七个分集导演在纪录频道这个平台上进行的一次集体的博弈与尝试：“我们用非常高调的声音把中国人内心深处觉得已然消失的某些想法用正确的手法放大了，用仪式感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并告诉你这些东西还是存在，还在非常有生命力地活在中国。所以，观众看了一定感动。这些，并非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而是触碰呼应到你心里也有的东西。”
无论是在纪录片作品里，抑或面对面交谈中，都不难发现任长箴对“人”的尊重。她待人接物拿捏得精准，也知晓如何才能将真情实意的人物情感用最人文的方式予以表现。《舌尖上的中国》中，东北老大爷的冬捕、云南姑娘卓玛与母亲采松茸的故事看似精短，剧情节奏掌控及剪辑都经过缜密的推敲。故事的跌宕起伏，情绪的高潮推进，甚至包括对背景音乐的选择及处理，都是任长箴研习了数百集国外纪录片所积累并成功借鉴的经验。
“孤胆英雄”在中国人的电视节目中最常见。个体从人群中抽离出来，而观众也习惯了这高高在上却缺乏人情味的形象。任长箴却执著于真实的人与人性，“人的情绪有高有低，当卖馍的黄老汉说‘我58（岁）了，我要好好干’，当卓玛在松茸市集里因松茸而焦虑不安时，他们作为个体的形象立马鲜明了。而老汉卖掉了辛苦做出来的馍，卓玛在雨后也收获了新鲜松茸，这种由急而安的情绪令片中的人物真实。而这种将人的焦虑与不安写到故事里，是因为其本质是指向他们的骄傲，小人物的骄傲。”而“将人物放入人际关系中去表现”亦是更大程度上增加了人情味，而非再铸就另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之后，《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以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我不留
遗憾给自己”
《舌尖上的中国》在掀起一场连一场热播热议后，各类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做了多年电视专题、纪录片的任长箴却始终有自己的坚持，“我是有信仰的。”相较于那些目的明确，想抓住纪录片大热狠赚一笔的商业邀约，她在采访中坦言，“我现在对题材的选择会比较谨慎，过于商业的活儿我不会去接。虽然‘舌尖’后，找我拍的也很多，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重复同类型的题材，就全部拒绝了。” 谈及目前的生活与工作状态，一度热闹后的清净反而使得她更为冷静地去判断眼下的人、事以及未来。“我做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别人都这么做的话我肯定不这么做，而且我还不是故意拧着这样的，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去做。所以，即便外面的单子很多，从我的角度，一个也不接，除非它很吸引我，觉得很有意思才会去做，或者它本身有文化层面上的基础，才有可能合作。”
当下她最想做的就是纯粹的创作，不想重复自己，“找到干净的素材，将普世价值托起来，并把我目前所拥有的最佳的技术手段融进去。”简单执著的愿景，如此而已，很坚定，但想必会是一条披荆斩棘的坎坷路。有人问，拍完“舌尖”后有无遗憾？她回答道，“什么遗憾也没有，因为我已经用一年的时间将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如果说我有遗憾，就是在这个年龄、这个阶段自己的水平就是如此。可能再过三五年，水平提高了，彼时回忆遗憾，那就已经是看回头路了。若问当下，我毫无遗憾，我不留遗憾给自己。”
“拍片是一个
相互学习的过程”
但凡身处工作团队中的人势必深有体会，与工作搭档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彼此分享经验和启发的过程，都是成功完成一项工作必备的要素，讲求团队协作的纪录片拍摄更不外乎此。
自嘲“十分强势”的任长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强势”，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全片的风格统一。而在策划纪录片的前期，任長箴将样片拍摄完并制作成PPT，从画面到解说词的风格，再到摄影细节的处理，事务巨细地与分集导演们逐一梳理，“我自己会先把大量的信息吞吐过后转化成一种方法，然后由分集导演们往里面装，直到要素基本上都具备了，再进行梳理内部的结构，接着找编导们谈，诸如如何跟一对夫妻聊天，或是如何更好地去采访一个人。”
最值得她最骄傲的是，这一部看似西方风格浓郁的纪录片，整个团队非但没有一个外籍人员，甚至连留学背景都没有，全然依靠高度统一的风格、严谨的计划与协作来完成。身任总导演的任长箴可谓是魂之所在，但她却自谦自己只是抛砖引玉，“我只是抛出了砖，他们（分集导演们）按照这模式消化吸收，便引出玉来了。整个团队中是有很多‘玉’的，分集导演里不乏黑马。”
《舌尖上的中国》的前期策划是在她那并不宽敞的工作室中完成的，如今回忆起来，任长箴说那是一个团队、一群朋友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的过程，而自己能够给予团队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再传达给分集导演。在某些艰难的阶段，她与团队成员彼此扶持。“大家非常支持我，否则可能根本挺不过来。在状态疲累甚至颓丧到不想干了的时候，往往分集导演一个电话给我，对方会抛给我一个自己不得不去面对和解决的事情，往往坎就这样过去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是在这种‘推搡’的过程中将事情完成的，互为支撑，无论是行动上的还是信念上的。”且不论在执著于纪录片的这条路上，有多少昔日团队成员同她并肩前行，至少在这个愈发功利化与浮躁的世界中，仍有任长箴这样的人在单纯地坚持于自己的信仰。
：如果站在观众角度来评论一部纪录片需要具备的特质，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任长箴：除了之前谈到的普世价值观、公共道德之外，你的片子要有情感。比如说，很多人对第一集《自然的馈赠》里面的故事印象特别深，采松茸女孩儿卓玛、挖藕人，包括冬捕老爷爷，大家对这些人物的故事印象很深。那是因为我们在技术处理上，就把人放在了人际关系里。谈卓玛时，你们能看见爸爸骑摩托车载着她，妈妈在山里头会有头晕（低血压），这就把人的一些生老病死穿插进去。说回来，这是人之常情的东西。中国常态做纪录片的方式是，这人就是孤胆英雄，从人群里抽离出来，老说他抛家舍业抗洪抢险，航天员不生孩子，特别高大，你把这个人抽离出来扔到一个不现实的人堆里。这个人没有人之常情吗？这个人没有头疼脑热吗？这人不关心他的父母吗？你为什么不去讲这种人之常情的故事呢！我们这个片子里头有人之常情；有人之常情，这片子就有人情味儿。
：你试图用西方人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这样独特的视角在《舌尖上的中国》有所体现吗？
任长箴：在冬捕老爷爷的故事里，观众能读到中国人特有的，并且非常重要的气质，就是有智慧，但很低调。在冬捕那场盛大的捕鱼战役成功时，我突然告诉你其实藏了一个特别大的智慧，人家都不说。到那儿的时候，观众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因为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情绪，这个不是西方人的，这个是东方人的，就是说我们特别狂，但是我们都不说。你只要观察就能观察得到，内敛，低调，但是他们不是没有智慧的。
未见任长箴前，一直觉得她会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过往印象里，镜头后的导演们似乎都有着一张严肃的脸。早前，风靡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使这位幕后总导演走入大众的视线，在媒体前讲述更多关于纪录片、事业和她自己的故事。
都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观众们看腻居高临下的鸿篇巨制，不再被假大空的说教片所感动的当下，这部纪录片细说“美食”却在食物之外将中国人关乎家庭、對自然感恩、鲜活生命乃至承袭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彰显得淋漓尽致。而“人”与“人文”才是任长箴试图表达的主体。在与任长箴长达七小时的交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于自我、对事业如信仰般执著的专业导演，是她的乐观与豁达，以及骨子里那股敢作敢为的执拗劲儿。工作之余，工作室里大至电脑、家具，小至盆景、杂货等物什皆自淘宝而来，又使得她那股女性独有的温暖可爱气显露无遗，“不工作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网购。”显然，这位一手打造了近几年内中国最受推崇的纪录片的导演钟情于工作，却又不止于工作。不大的工作室里，家具、绿植等物品因配合拍摄不厌其烦地多次腾挪转移，“做纪录片这行常常需要别人配合，所以这点小挪小动算不了什么。对被拍摄者往往有一种敬畏之心，以己度人，会更感同身受一些。”问及她一直拍自己想要的片子、不为任何所妥协的坚持到底为何时，她诗意地告诉我们：知音都在远方，我要用作品去寻找。
“越主观，
纪录片越好看”
如果你以为“越真实，越能称之为纪录片”，那么你就错了！事实上，纪录片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区分：往往有鲜明观点或主张的，多为作者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这类信息量繁多且剪辑次数较高的纪录片则多为商业纪录片，而这些几乎在拍摄前期就已完成了充足的策划。目前在国内拥有庞大的收视群体，也深受观众喜爱的不少为英国BBC、美国Discovery等电视台所拍摄。“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用国外最普遍的拍摄手法做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大家之前很少有公共渠道去收看，一下出现这样的片，很新鲜，就火了。”
在任长箴看来，《舌尖上的中国》走红是意料中的笃定。与之前传统沉闷的拍摄手法相比，当下的中国太需要这样一部鲜活的纪录片来增添新鲜血液了。
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的任长箴，有着丰富的媒体经验。诚然，她更懂得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杂志上的新闻报道，都是经过N次流水线作业结果的人工合成新闻，反映的只是一部分事实的呈现或再现，而非事实的本身。谈及纪录片的真实性，她亦坦言，“我们将真实的元素置于纪录片中，但也为这些真实因素组建了一个主观概念。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里的采藕人，采藕人、泥泞、藕都是真实的，并非我们让他踩入泥里的，而是他真的就在泥里工作。但拍出来的故事走向如何，表扬或批评，表达采藕的艰辛或只是说藕的品种好坏，最终都是镜头后编导们的主观呈现。所以说，纪录片终极立场是主观的，而且，立场越主观越好看。”
“用西方的方式
表现中国普世价值观”
作为一位职业的纪录片导演，任长箴自定义的纪录片标准显得简单：普世价值观、人际关系与人的焦虑。这三重标准看似简单，却突破了传统纪录片一贯的主张。
所谓普世价值，更准确地说是拍摄一部纪录片，并非只是单纯满足导演的个人情怀，而是令其与观众的道德观甚至是人生观某种呼应。当下，我们所能观看到的大多纪录片停留在对于大量信息及知识点的单纯叙述，仅依靠技术的革新无法表现出类似“百善孝为先“这类藏在中国人血液里所认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的电视台已经把技术做到了极致，但是却传达不了那种中国人心里的普世精神，这才是核心的问题。首先要有普世的价值观，而这些，中国一直以来就有，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让大多数人去呼应你，这才能形成一种合力。”
也许，正是常规制作手段的限制，实现这种“合力”的艰难，《舌尖上的中国》更像是任长箴和七个分集导演在纪录频道这个平台上进行的一次集体的博弈与尝试：“我们用非常高调的声音把中国人内心深处觉得已然消失的某些想法用正确的手法放大了，用仪式感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并告诉你这些东西还是存在，还在非常有生命力地活在中国。所以，观众看了一定感动。这些，并非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而是触碰呼应到你心里也有的东西。”
无论是在纪录片作品里，抑或面对面交谈中，都不难发现任长箴对“人”的尊重。她待人接物拿捏得精准，也知晓如何才能将真情实意的人物情感用最人文的方式予以表现。《舌尖上的中国》中，东北老大爷的冬捕、云南姑娘卓玛与母亲采松茸的故事看似精短，剧情节奏掌控及剪辑都经过缜密的推敲。故事的跌宕起伏，情绪的高潮推进，甚至包括对背景音乐的选择及处理，都是任长箴研习了数百集国外纪录片所积累并成功借鉴的经验。
“孤胆英雄”在中国人的电视节目中最常见。个体从人群中抽离出来，而观众也习惯了这高高在上却缺乏人情味的形象。任长箴却执著于真实的人与人性，“人的情绪有高有低，当卖馍的黄老汉说‘我58（岁）了，我要好好干’，当卓玛在松茸市集里因松茸而焦虑不安时，他们作为个体的形象立马鲜明了。而老汉卖掉了辛苦做出来的馍，卓玛在雨后也收获了新鲜松茸，这种由急而安的情绪令片中的人物真实。而这种将人的焦虑与不安写到故事里，是因为其本质是指向他们的骄傲，小人物的骄傲。”而“将人物放入人际关系中去表现”亦是更大程度上增加了人情味，而非再铸就另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之后，《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以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我不留
遗憾给自己”
《舌尖上的中国》在掀起一场连一场热播热议后，各类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做了多年电视专题、纪录片的任长箴却始终有自己的坚持，“我是有信仰的。”相较于那些目的明确，想抓住纪录片大热狠赚一笔的商业邀约，她在采访中坦言，“我现在对题材的选择会比较谨慎，过于商业的活儿我不会去接。虽然‘舌尖’后，找我拍的也很多，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重复同类型的题材，就全部拒绝了。” 谈及目前的生活与工作状态，一度热闹后的清净反而使得她更为冷静地去判断眼下的人、事以及未来。“我做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别人都这么做的话我肯定不这么做，而且我还不是故意拧着这样的，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去做。所以，即便外面的单子很多，从我的角度，一个也不接，除非它很吸引我，觉得很有意思才会去做，或者它本身有文化层面上的基础，才有可能合作。”
当下她最想做的就是纯粹的创作，不想重复自己，“找到干净的素材，将普世价值托起来，并把我目前所拥有的最佳的技术手段融进去。”简单执著的愿景，如此而已，很坚定，但想必会是一条披荆斩棘的坎坷路。有人问，拍完“舌尖”后有无遗憾？她回答道，“什么遗憾也没有，因为我已经用一年的时间将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如果说我有遗憾，就是在这个年龄、这个阶段自己的水平就是如此。可能再过三五年，水平提高了，彼时回忆遗憾，那就已经是看回头路了。若问当下，我毫无遗憾，我不留遗憾给自己。”
“拍片是一个
相互学习的过程”
但凡身处工作团队中的人势必深有体会，与工作搭档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彼此分享经验和启发的过程，都是成功完成一项工作必备的要素，讲求团队协作的纪录片拍摄更不外乎此。
自嘲“十分强势”的任长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强势”，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全片的风格统一。而在策划纪录片的前期，任長箴将样片拍摄完并制作成PPT，从画面到解说词的风格，再到摄影细节的处理，事务巨细地与分集导演们逐一梳理，“我自己会先把大量的信息吞吐过后转化成一种方法，然后由分集导演们往里面装，直到要素基本上都具备了，再进行梳理内部的结构，接着找编导们谈，诸如如何跟一对夫妻聊天，或是如何更好地去采访一个人。”
最值得她最骄傲的是，这一部看似西方风格浓郁的纪录片，整个团队非但没有一个外籍人员，甚至连留学背景都没有，全然依靠高度统一的风格、严谨的计划与协作来完成。身任总导演的任长箴可谓是魂之所在，但她却自谦自己只是抛砖引玉，“我只是抛出了砖，他们（分集导演们）按照这模式消化吸收，便引出玉来了。整个团队中是有很多‘玉’的，分集导演里不乏黑马。”
《舌尖上的中国》的前期策划是在她那并不宽敞的工作室中完成的，如今回忆起来，任长箴说那是一个团队、一群朋友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的过程，而自己能够给予团队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再传达给分集导演。在某些艰难的阶段，她与团队成员彼此扶持。“大家非常支持我，否则可能根本挺不过来。在状态疲累甚至颓丧到不想干了的时候，往往分集导演一个电话给我，对方会抛给我一个自己不得不去面对和解决的事情，往往坎就这样过去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是在这种‘推搡’的过程中将事情完成的，互为支撑，无论是行动上的还是信念上的。”且不论在执著于纪录片的这条路上，有多少昔日团队成员同她并肩前行，至少在这个愈发功利化与浮躁的世界中，仍有任长箴这样的人在单纯地坚持于自己的信仰。
：如果站在观众角度来评论一部纪录片需要具备的特质，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任长箴：除了之前谈到的普世价值观、公共道德之外，你的片子要有情感。比如说，很多人对第一集《自然的馈赠》里面的故事印象特别深，采松茸女孩儿卓玛、挖藕人，包括冬捕老爷爷，大家对这些人物的故事印象很深。那是因为我们在技术处理上，就把人放在了人际关系里。谈卓玛时，你们能看见爸爸骑摩托车载着她，妈妈在山里头会有头晕（低血压），这就把人的一些生老病死穿插进去。说回来，这是人之常情的东西。中国常态做纪录片的方式是，这人就是孤胆英雄，从人群里抽离出来，老说他抛家舍业抗洪抢险，航天员不生孩子，特别高大，你把这个人抽离出来扔到一个不现实的人堆里。这个人没有人之常情吗？这个人没有头疼脑热吗？这人不关心他的父母吗？你为什么不去讲这种人之常情的故事呢！我们这个片子里头有人之常情；有人之常情，这片子就有人情味儿。
：你试图用西方人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这样独特的视角在《舌尖上的中国》有所体现吗？
任长箴：在冬捕老爷爷的故事里，观众能读到中国人特有的，并且非常重要的气质，就是有智慧，但很低调。在冬捕那场盛大的捕鱼战役成功时，我突然告诉你其实藏了一个特别大的智慧，人家都不说。到那儿的时候，观众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因为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情绪，这个不是西方人的，这个是东方人的，就是说我们特别狂，但是我们都不说。你只要观察就能观察得到，内敛，低调，但是他们不是没有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