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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到1950年底,新中国已获得26个国家的承认,并通过互换公函或进行谈判,与其中18个国家实现建交。从承认到建交,历时一般短则一日,长亦不出数月。然而,也有少数国家,新中国与之建交时间却延迟数年甚至是几十年,其间原委耐人寻味。
维护国际共运大局
——中南建交延迟5年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就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但这封表示友好的电文发出后却犹如石沉大海,中国政府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
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对南斯拉夫的电文作出回答,实属迫不得已的选择。1948年6月,南斯拉夫与苏联两国共产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是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毛泽东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又是一个铁托式的人物,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做出回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
1949年九十月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苏南关系彻底破裂。12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法西斯主义并已投到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
鉴于这种情形,已经确定了“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新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只能将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搁置下来。
1953年,南斯拉夫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外交部回电“同意对南使馆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驻印使馆送就任通知书,中国外交部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复”。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中国外交部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复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南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七个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驻罗大使受到邀请。南代办史蒂凡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其间数次提到南斯拉夫承认新中国的问题。王幼平根据形势判断,向国内提出了与南建交的建议。12日,中国外交部回电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但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
相形之下,南方显然加快了与中国接触的节奏。10月13日,南驻苏大使维迪枢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做初次礼节拜访,明确提出希望两国能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声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当日,张闻天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
10月18日,中央复张闻天电:“关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另外,据伍修权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毛泽东亲自接见,伍修权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建交的决定。
12月14日,周恩来首先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55年1月2日,南外长波波维区复电同意。历时5年,中南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后来,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同志坦言: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他检讨说: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解释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他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
坚持外交原则
——中荷建交延迟22年
位于欧洲西北部的荷兰,面积只有4.15万平方公里,可谓袖珍小国,但它在经济上却是个大国。与海为邻使荷兰拥有悠久的航运和海外贸易的传统,到17世纪中叶,其贸易额已占到全球贸易额的一半。时至今日,荷兰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1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第10位,是全球第六大货物贸易国和海外投资国,同时还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在2009年11月举办的中荷贸易投资论坛上,荷兰经济部长范德胡芬女士发言时表示:荷兰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门户,并将继续担当这一角色。回首过往,人们是否还记得这个门户从关闭、半掩到打开所走过的漫漫22年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荷兰政府一面着手研究中国的新局势,一面令前荷兰驻华总领事费渊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建议保持双方“非正式接触”,以“有助于两国贸易之促进,并有利于两国人民”。1950年2月,又来电表示“拟在最短期内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特别建议此项承认与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同时实现。刘少奇批示应作如下答复: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对于最近成立的印尼政府,当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自己所认为适当的态度。3月27日,荷兰政府来文表示即日起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未经任命大使前,指定尚在南京的侯卫民为临时代办。费渊并奉命向中国政府口头声明荷兰政府已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拟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同例,将其代办作代表来京谈判程序问题。”
作为“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谈判建交是新中国在冷战对抗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开展独立自主外交,并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维护领土与主权不受侵犯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举。关于这一方式,周恩来曾说过:“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
4月27日,中荷建交谈判启动,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欧非司司长宦乡,荷方为侯卫民和费渊。5月,荷兰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所属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两次投票反对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中方要求荷方对此予以澄清。在9月19日第四次谈判中,荷方答复:“因中国代表权问题系重大的政治问题,须在安理会及联大等政治机构中去解决,而不应也不能在技术性的和地域性的机构中去解决,因此荷兰政府代表在技术及地域等委员会中,认为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合程序,故不赞成。”中方指出:荷兰在承认中国这一事实上言行不符,应就此种矛盾的态度做出澄清。荷方表示不拟再加申论,希望不久在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有机会表明态度。这番辩解未能被中方接受,建交谈判遂告搁浅。
尽管如此,这期间,中荷贸易还是一度获得发展并超过战前水平。显然,实现建交将更有利于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而问题在于,荷兰在二战后已经放弃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新中国的态度虽然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外交政策上仍不得不受到敌视和孤立中国的美国的压力和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荷兰加入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入朝参战。1951年,又在联合国投票赞成美国炮制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和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提案。
中国对荷兰采取了冷而不断的处理方式,目的是为了争取这些西方国家同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拉开距离,向和平中立方向发展,争取同它们适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增进相互合作与了解。虽然建交一时无从谈起,但因建交谈判而派驻的谈判代表依然保留了两国直接联系的孔道。1952年,荷兰又派出谈判代表范德普来华。1954年司曼继任时,中英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取得重大突破,两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这引起了荷兰方面的关注。司曼先后五次积极提出改善中荷关系,表示荷兰虽然不能采取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的立场,但是很希望能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像中英之间一样,双方采取互换代办的方法,并向中方坦言:荷兰是个小国,希望建交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贸易及航运上的关系。
对此动向,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黄华向外交部请示:从经济上考虑,荷兰极需与我改善关系,以便发展其贸易并开展其远东航运以与英、日竞争。从政治上考虑,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及我对英国改善关系的步骤,我可不再以荷兰在联合国中对我代表权问题的态度作为是否与荷兰改善关系的决定性条件,但仍为与荷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换使节的前提。与荷兰改善关系,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扩大我对外影响,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意见,可同意司曼所提,采取中英之间的办法,与荷兰互换代办。以上意见得到外交部的肯定。
1954年11月19日,中荷正式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但荷兰代表每年在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仍坚持反对态度。就此立场,1956年荷兰总理德里斯曾向中国代办表示,荷兰在经济上同英、美关系很深,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使荷兰受到许多牵制,相信时间将战胜一切。
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大上,荷兰终于改变了自1951年以来一直投票赞成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对美国“重要问题”提案投了弃权票。荷兰外交大臣也在议会上重申了荷政府不同台湾“保持关系”的立场。11月2日,荷兰驻华代办奉命向中方提出,荷方准备将两国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鉴于两国关系升格的障碍基本扫除,中方决定重启建交谈判,并设想如果谈判顺利,对英国也是个推动。事与愿违,谈判中荷方在台湾问题上以种种借口回避公开作出明确承诺,结果中荷建交还是拖到了中英建交之后。1972年5月13日,双方才就互换大使问题达成协议,荷兰政府表示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月16日,中荷签署外交关系升格联合公报。回溯荷兰承认新中国,时光已划过了22年。
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
——中以建交延迟42年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和以色列也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以色列还属于最早一批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实现建交却是最晚的一个,而且一拖就是42年,可称得上是中国建交史上一个罕见的特例。
以色列国1948年5月正式成立。几个月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予以承认,并在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时投了赞成票。但在当时的时局下,双方未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萨尔特就致电周恩来,通告“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表示了以政府“对中华民族的繁荣的真诚希望”,从而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月16日,中方复电对以色列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以色列政府曾“经过私人关系表示愿交换外交使节”,中国外交部就此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请他向以驻苏大使探询该国政府是否有与中国谈判交换外交使节之意,以便处理。我驻莫斯科使馆在明确国内“准备互换使节”的指示后,与以驻苏使馆进行了接触。6月底,结果报回:“以色列外交部过去已有决定,因财政关系不派外交代表去华。经过两国驻莫使馆办理外交事务,现因我之询问,该公使再电本国政府请示。”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派军参加所谓“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提议遭到反对未果,但以色列还是直接向侵入朝鲜的美军提供了药品和医疗设备,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标志着以色列政府转变外交立场,并逐渐走上了与西方、与美国侵略者结盟的道路。正是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使以色列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犹豫不决,在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出两面性和反复性。
中以交往中曾经发生一次有趣的小故事。1951年1月,以色列驻波兰公使巴济突然拜会中国驻波大使馆,目的却是向中国大使说明他和以驻波使馆人员辞职的原因。这位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开门见山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拜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已向以色列政府辞职了”,“因现在的以色列政府,逐渐倾向西欧那些国家,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人民,又在朝鲜战争中敌视朝鲜人民,所以,我不能代表政府在这里做大使”。他又特别表示:“以色列是在联合国,除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各国外,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国家,以色列人民是热爱新中国的。”这个插曲既反映了当时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和存在的分歧。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驻瑞典、保加利亚、芬兰、缅甸等国使节,先后同中国驻这些国家使节就建交问题进行多次接触。尽管如此,其国内领导层在此问题上仍未形成一致意见:以古里安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较量,将来肯定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上很有影响的大国,与这样的国家建交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一派认为,以中建交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利益,且会损害以美关系,主张谨慎从事。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因素,也开始越来越影响中国在中以建交问题上的决策。首先是争取与埃及建交的问题,这成为中方暂缓办理中以建交事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53年11月,中国外交部给驻欧洲国家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文中就指出:现在我们考虑,固然与以建交,对我来说,政治上经济上均无迫切需要,且以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始终是我在国际斗争中应予考虑的一个问题。
中、以驻缅甸外交机构的接触是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首先是以方正式向中国驻缅甸使馆提出了派遣贸易代表团到北京访问的愿望。接着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克汉,并邀请他访华。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特别宣布中国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1955年1月,哈克汉率以色列代表团访华,随团的还有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丹尼尔·列文。访问期间,以方正式提出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中国虽然在原则上是准备同以建交的,但当时因亚非会议即将召开,为了不影响同阿拉伯国家在会议中的关系,决定采取暂时拖一下的办法。当时只由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向列文表示:在中以建交问题上,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正式接触,第二步正式谈判。谈判好了再建交。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埃及等10个阿拉伯国家与会,这使不在会议邀请之列的以色列越加感到形势发展对己不利。会议前后,列文在4月3日和29日两次致函陈家康,表示以希望同中国建交,对互换外交使节的时间以及使节的等级完全任由中国政府决定。5月21日,陈家康回函:“我愿意同你保持私人的联系,就中以建交问题保持接触。关于你所提互换外交代表的时间以及互派大使还是公使的问题,我已报告我国政府。”6月17日,列文再通过中国驻缅甸使馆转来函件,询问何时才能得知中国政府的决定,婉转提出是否有可能在夏末知道结果。以色列新任驻缅代办在拜访中国驻缅大使时,则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由于同邻国的纠纷不能获得解决,渴望能获得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友谊,以改善处境之困难。”8月,以驻苏大使又再次催问。
此时以色列的急切要求已无法放慢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接近的脚步。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同台湾当局有所谓外交关系,对新中国不甚了解,采取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万隆会议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增进了了解和信任,而且中方也更明晰了中东的形势和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双方发现彼此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上是具有共同立场和利益的。面对刚刚打开的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局面,考虑到“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极不正常”,中国政府最终决定“中以建交问题仍需缓一步处理”,其“时机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可保持贸易关系”。1956年,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建交。10月,以色列与英、法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坚定地站在了埃及和埃及人民一边。对以色列,中国采取了中断直接贸易的措施。此后,伴随阿以冲突,中以关系长期陷于“冰冻”状态。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大因素的重要转变才为中以关系解冻带来了曙光。一方面,中美在1979年正式建交,实现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阿以对抗趋向缓和。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在继续反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同时,支持阿以和解,积极推动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中东问题。1980年,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1984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向议会介绍他的新政府及其提交的议会计划时提到:“我们应再一次叩响强大的中国的大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不应成为彼此间的外交隔阂。”随后,中以间不接触、不来往的状态悄然发生着变化。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第二年,已经关闭了近10年的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重新开馆,很快,香港就成为中以经贸交往的重要中转地。两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也逐渐起步,一些政党、社团组织还实现了互访。特别是,双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不断升级。除联合国渠道外,1987年9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首次会晤。1989年1月,钱其琛外长与阿伦斯外长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并以此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同时表示中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东形势和以色列政策的变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5月,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以,双方商定将两处提高到半官方地位。10月,中东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终于水到渠成。
据时任中国外交部亚非司一等秘书兼综合处副处长的陈来远回忆,1991年11月在王昌义主持下,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中东形势分析片会,会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1月24日与中方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责编 肖黎)
维护国际共运大局
——中南建交延迟5年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就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但这封表示友好的电文发出后却犹如石沉大海,中国政府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
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对南斯拉夫的电文作出回答,实属迫不得已的选择。1948年6月,南斯拉夫与苏联两国共产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是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毛泽东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又是一个铁托式的人物,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做出回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
1949年九十月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苏南关系彻底破裂。12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法西斯主义并已投到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
鉴于这种情形,已经确定了“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新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只能将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搁置下来。
1953年,南斯拉夫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外交部回电“同意对南使馆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驻印使馆送就任通知书,中国外交部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复”。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中国外交部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复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南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七个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驻罗大使受到邀请。南代办史蒂凡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其间数次提到南斯拉夫承认新中国的问题。王幼平根据形势判断,向国内提出了与南建交的建议。12日,中国外交部回电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但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
相形之下,南方显然加快了与中国接触的节奏。10月13日,南驻苏大使维迪枢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做初次礼节拜访,明确提出希望两国能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声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当日,张闻天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
10月18日,中央复张闻天电:“关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另外,据伍修权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毛泽东亲自接见,伍修权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建交的决定。
12月14日,周恩来首先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55年1月2日,南外长波波维区复电同意。历时5年,中南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后来,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同志坦言: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他检讨说: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解释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他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
坚持外交原则
——中荷建交延迟22年
位于欧洲西北部的荷兰,面积只有4.15万平方公里,可谓袖珍小国,但它在经济上却是个大国。与海为邻使荷兰拥有悠久的航运和海外贸易的传统,到17世纪中叶,其贸易额已占到全球贸易额的一半。时至今日,荷兰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1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第10位,是全球第六大货物贸易国和海外投资国,同时还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在2009年11月举办的中荷贸易投资论坛上,荷兰经济部长范德胡芬女士发言时表示:荷兰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门户,并将继续担当这一角色。回首过往,人们是否还记得这个门户从关闭、半掩到打开所走过的漫漫22年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荷兰政府一面着手研究中国的新局势,一面令前荷兰驻华总领事费渊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建议保持双方“非正式接触”,以“有助于两国贸易之促进,并有利于两国人民”。1950年2月,又来电表示“拟在最短期内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特别建议此项承认与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同时实现。刘少奇批示应作如下答复: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对于最近成立的印尼政府,当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自己所认为适当的态度。3月27日,荷兰政府来文表示即日起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未经任命大使前,指定尚在南京的侯卫民为临时代办。费渊并奉命向中国政府口头声明荷兰政府已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拟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同例,将其代办作代表来京谈判程序问题。”
作为“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谈判建交是新中国在冷战对抗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开展独立自主外交,并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维护领土与主权不受侵犯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举。关于这一方式,周恩来曾说过:“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
4月27日,中荷建交谈判启动,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欧非司司长宦乡,荷方为侯卫民和费渊。5月,荷兰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所属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两次投票反对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中方要求荷方对此予以澄清。在9月19日第四次谈判中,荷方答复:“因中国代表权问题系重大的政治问题,须在安理会及联大等政治机构中去解决,而不应也不能在技术性的和地域性的机构中去解决,因此荷兰政府代表在技术及地域等委员会中,认为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合程序,故不赞成。”中方指出:荷兰在承认中国这一事实上言行不符,应就此种矛盾的态度做出澄清。荷方表示不拟再加申论,希望不久在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有机会表明态度。这番辩解未能被中方接受,建交谈判遂告搁浅。
尽管如此,这期间,中荷贸易还是一度获得发展并超过战前水平。显然,实现建交将更有利于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而问题在于,荷兰在二战后已经放弃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新中国的态度虽然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外交政策上仍不得不受到敌视和孤立中国的美国的压力和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荷兰加入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入朝参战。1951年,又在联合国投票赞成美国炮制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和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提案。
中国对荷兰采取了冷而不断的处理方式,目的是为了争取这些西方国家同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拉开距离,向和平中立方向发展,争取同它们适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增进相互合作与了解。虽然建交一时无从谈起,但因建交谈判而派驻的谈判代表依然保留了两国直接联系的孔道。1952年,荷兰又派出谈判代表范德普来华。1954年司曼继任时,中英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取得重大突破,两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这引起了荷兰方面的关注。司曼先后五次积极提出改善中荷关系,表示荷兰虽然不能采取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的立场,但是很希望能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像中英之间一样,双方采取互换代办的方法,并向中方坦言:荷兰是个小国,希望建交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贸易及航运上的关系。
对此动向,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黄华向外交部请示:从经济上考虑,荷兰极需与我改善关系,以便发展其贸易并开展其远东航运以与英、日竞争。从政治上考虑,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及我对英国改善关系的步骤,我可不再以荷兰在联合国中对我代表权问题的态度作为是否与荷兰改善关系的决定性条件,但仍为与荷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换使节的前提。与荷兰改善关系,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扩大我对外影响,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意见,可同意司曼所提,采取中英之间的办法,与荷兰互换代办。以上意见得到外交部的肯定。
1954年11月19日,中荷正式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但荷兰代表每年在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仍坚持反对态度。就此立场,1956年荷兰总理德里斯曾向中国代办表示,荷兰在经济上同英、美关系很深,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使荷兰受到许多牵制,相信时间将战胜一切。
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大上,荷兰终于改变了自1951年以来一直投票赞成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对美国“重要问题”提案投了弃权票。荷兰外交大臣也在议会上重申了荷政府不同台湾“保持关系”的立场。11月2日,荷兰驻华代办奉命向中方提出,荷方准备将两国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鉴于两国关系升格的障碍基本扫除,中方决定重启建交谈判,并设想如果谈判顺利,对英国也是个推动。事与愿违,谈判中荷方在台湾问题上以种种借口回避公开作出明确承诺,结果中荷建交还是拖到了中英建交之后。1972年5月13日,双方才就互换大使问题达成协议,荷兰政府表示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月16日,中荷签署外交关系升格联合公报。回溯荷兰承认新中国,时光已划过了22年。
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
——中以建交延迟42年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和以色列也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以色列还属于最早一批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实现建交却是最晚的一个,而且一拖就是42年,可称得上是中国建交史上一个罕见的特例。
以色列国1948年5月正式成立。几个月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予以承认,并在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时投了赞成票。但在当时的时局下,双方未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萨尔特就致电周恩来,通告“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表示了以政府“对中华民族的繁荣的真诚希望”,从而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月16日,中方复电对以色列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以色列政府曾“经过私人关系表示愿交换外交使节”,中国外交部就此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请他向以驻苏大使探询该国政府是否有与中国谈判交换外交使节之意,以便处理。我驻莫斯科使馆在明确国内“准备互换使节”的指示后,与以驻苏使馆进行了接触。6月底,结果报回:“以色列外交部过去已有决定,因财政关系不派外交代表去华。经过两国驻莫使馆办理外交事务,现因我之询问,该公使再电本国政府请示。”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派军参加所谓“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提议遭到反对未果,但以色列还是直接向侵入朝鲜的美军提供了药品和医疗设备,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标志着以色列政府转变外交立场,并逐渐走上了与西方、与美国侵略者结盟的道路。正是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使以色列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犹豫不决,在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出两面性和反复性。
中以交往中曾经发生一次有趣的小故事。1951年1月,以色列驻波兰公使巴济突然拜会中国驻波大使馆,目的却是向中国大使说明他和以驻波使馆人员辞职的原因。这位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开门见山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拜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已向以色列政府辞职了”,“因现在的以色列政府,逐渐倾向西欧那些国家,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人民,又在朝鲜战争中敌视朝鲜人民,所以,我不能代表政府在这里做大使”。他又特别表示:“以色列是在联合国,除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各国外,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国家,以色列人民是热爱新中国的。”这个插曲既反映了当时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和存在的分歧。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驻瑞典、保加利亚、芬兰、缅甸等国使节,先后同中国驻这些国家使节就建交问题进行多次接触。尽管如此,其国内领导层在此问题上仍未形成一致意见:以古里安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较量,将来肯定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上很有影响的大国,与这样的国家建交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一派认为,以中建交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利益,且会损害以美关系,主张谨慎从事。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因素,也开始越来越影响中国在中以建交问题上的决策。首先是争取与埃及建交的问题,这成为中方暂缓办理中以建交事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53年11月,中国外交部给驻欧洲国家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文中就指出:现在我们考虑,固然与以建交,对我来说,政治上经济上均无迫切需要,且以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始终是我在国际斗争中应予考虑的一个问题。
中、以驻缅甸外交机构的接触是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首先是以方正式向中国驻缅甸使馆提出了派遣贸易代表团到北京访问的愿望。接着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克汉,并邀请他访华。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特别宣布中国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1955年1月,哈克汉率以色列代表团访华,随团的还有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丹尼尔·列文。访问期间,以方正式提出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中国虽然在原则上是准备同以建交的,但当时因亚非会议即将召开,为了不影响同阿拉伯国家在会议中的关系,决定采取暂时拖一下的办法。当时只由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向列文表示:在中以建交问题上,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正式接触,第二步正式谈判。谈判好了再建交。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埃及等10个阿拉伯国家与会,这使不在会议邀请之列的以色列越加感到形势发展对己不利。会议前后,列文在4月3日和29日两次致函陈家康,表示以希望同中国建交,对互换外交使节的时间以及使节的等级完全任由中国政府决定。5月21日,陈家康回函:“我愿意同你保持私人的联系,就中以建交问题保持接触。关于你所提互换外交代表的时间以及互派大使还是公使的问题,我已报告我国政府。”6月17日,列文再通过中国驻缅甸使馆转来函件,询问何时才能得知中国政府的决定,婉转提出是否有可能在夏末知道结果。以色列新任驻缅代办在拜访中国驻缅大使时,则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由于同邻国的纠纷不能获得解决,渴望能获得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友谊,以改善处境之困难。”8月,以驻苏大使又再次催问。
此时以色列的急切要求已无法放慢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接近的脚步。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同台湾当局有所谓外交关系,对新中国不甚了解,采取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万隆会议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增进了了解和信任,而且中方也更明晰了中东的形势和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双方发现彼此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上是具有共同立场和利益的。面对刚刚打开的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局面,考虑到“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极不正常”,中国政府最终决定“中以建交问题仍需缓一步处理”,其“时机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可保持贸易关系”。1956年,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建交。10月,以色列与英、法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坚定地站在了埃及和埃及人民一边。对以色列,中国采取了中断直接贸易的措施。此后,伴随阿以冲突,中以关系长期陷于“冰冻”状态。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大因素的重要转变才为中以关系解冻带来了曙光。一方面,中美在1979年正式建交,实现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阿以对抗趋向缓和。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在继续反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同时,支持阿以和解,积极推动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中东问题。1980年,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1984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向议会介绍他的新政府及其提交的议会计划时提到:“我们应再一次叩响强大的中国的大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不应成为彼此间的外交隔阂。”随后,中以间不接触、不来往的状态悄然发生着变化。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第二年,已经关闭了近10年的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重新开馆,很快,香港就成为中以经贸交往的重要中转地。两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也逐渐起步,一些政党、社团组织还实现了互访。特别是,双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不断升级。除联合国渠道外,1987年9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首次会晤。1989年1月,钱其琛外长与阿伦斯外长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并以此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同时表示中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东形势和以色列政策的变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5月,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以,双方商定将两处提高到半官方地位。10月,中东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终于水到渠成。
据时任中国外交部亚非司一等秘书兼综合处副处长的陈来远回忆,1991年11月在王昌义主持下,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中东形势分析片会,会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1月24日与中方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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