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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8月份厦门担保事件后，浙江、江苏、河南等地担保公司危机不断浮现，如今广州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注：以下简称中担）双双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民间信贷危机不断发酵之下，位居其中的担保业已危机四伏。
自2003年开始，担保业因受监管羁绊极少，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发展之快远超其他金融机构，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行业一直载杂乱之名，难以深耕。此次担保市场信贷危机犹如大浪淘沙，大批孱弱者将被迫退台，然而洗牌后的行业是否能够“化茧为蝶”，还在于能否回补制度上的根本残缺。
满城风雨
1月30日， 中担在京召开一次云集政银企担四方的交流会，总经理刘辉出面辟谣公司实际影响人陈奕标“跑路”说。然而，两周之后，这股漩涡已把中担卷飞了。
2月15日中午，位于凯晨世贸中心的中担大门被钢丝锁反锁，两名男子坐在前厅的沙发上，一个在打盹，另外一个在玩手机，旁边前台上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透过玻璃门能看到的几间办公室门锁紧掩，一直无人出入。门外一位面带愠色的中年男子正打电话说：“现在（担保）公司的人都他妈跑光了。”
他自称是顺义一家小企业主，公司曾通过中担贷款300万，而中担要求其贷500万，超出的200万由中担支配，应付利息不用公司管，也无任何补偿，如果公司不同意，中担就不帮其贷一毛钱的款。“500万都砸到我头上了，这不是要坑死人吗？”但现在难讨分文，他说，这几天“要账的”踏破门槛，中担大概从2月10日后，几乎没一个工作人员上班。“大家都火烧火燎，有公司派人天天守着，你看到楼道抽烟的那几个没，听他们说他们老板借给中担1000万。”
截至2月21日，中担及其昌平分公司电话仍一直无人接听，中担正陷入一场信任危机，一时间也使得北京地区的担保业风声鹤唳。中担是民营担保公司之元老翘楚，创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4.5亿，被北京市10多家银行认可授信。
北京某担保公司副总向《南风窗》记者表示中担的情况并没有媒体报道的如此惨烈：“中担公司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外部人很难判断，但圈内公认中担的业务和风险控制一直都做得不错，这次据说是因为陈奕标控制的广东华鼎担保出问题后，从中担抽走了一部分资金，导致中担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媒体报道陈奕标跑路，大量客户上门挤兑，中担根本无力支撑，实际上，他们1月份还在正常运作，选择暂时性歇业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
事态至此，中担自身无法走出泥潭，尽管中担并未如华鼎担保一样日前发表声明称相关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但上述副总听到消息，由中担、北京市金融局、北京市中小企业再担保三方组成调查小组解决问题，令他最担心的不是中担，作为牵连甚广的一家公司，毕竟总会有人出面兜底。“我和业内朋友们都认为要命的是中担事件对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银行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授信，我们公司最近交给银行的新授信审批都被停下来了，而且可能从中担事件开始，北京市相关监管部门要下狠手整治行业，如果了解目前担保公司的业务混杂情况，你就会理解下面可能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风险的边界
在北京的茶馆、饭店，担保公司的小广告如小产权房广告一样火热，循着某广告上的24小时热线，记者以企业贷款者的身份拨通了厚泽担保公司的电话，该公司注册资金1亿，与中担同年成立，也是北京较早的一批担保公司之一。
接电话的为一名女士，当得知想通过公司担保从银行贷款500万后，该女士先介绍，正当的担保需要提供市值约900万的房产抵押，办理时间至少5周，公司以交易额的2%作为手续费，年贷款利率大约在8.1%。而一般办理此类业务所需时间约为15个工作日，甚至更少，当记者表示时间太长时，该女士转过话锋：“想快就很快，如果您9点我们一上班就来，顺利的话当天就能拿到贷款。”
所需的程序仅仅是夫妻双方带着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等，到公司签借贷合同，然后由公司工作人员带着去公证处公证合同，再去朝阳建委办理他项权利证书相关资料，他项权利证书约需要6个工作日才能出来，但只要签完相关资料后，钱就能打到借款者个人账户上，所需时间最长两天。放贷前，公司仅根据所提供楼盘商定贷款额，之后，派内部工作人员查看房子。该女士直言：“合同是借款人与其公司的个人放贷客户所签，房产也被抵押在其名下，房产证和他项权利证书原件都要放在公司。按月付息，公司硬性规定的月利息一般为4%，最低3.5%，第一个月17万多的利息先在500万中扣除，如果第三个月还未付利息，就拍卖抵押的房子。”
该女士很欢迎有钱人携金加盟，门槛为现金1000万，月利率则为2.8%左右，“利率具体还可以和公司高层谈谈，现在借钱的人多，看着公司注册有1亿，其实现在都在外面跑。”
目前，国内共有担保公司2万多家，其中融资性担保公司超过6000家，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约为1.4万家，行业以杂乱为人所知。担保行业资深人士涂涛表示，“不务正业”司空见惯，“大批非融资性公司，甚至许多融资性担保公司不以担保为主业，大量从事自有资金放贷。”
“由于业务渗透太广，行业所涉风险难以计算。”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担保业所蕴藏的风险可能是无边界的，目前的事态正趋于恶化，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纷纷提高风险保证金自保，如中行、农行先后由15%和10%均提升至20%，他刚调研的广州等地近70家担保公司，20%的公司已出现资金问题。“颓势大有蔓延的迹象。”
链条上的博弈
银行、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组成一个较完整的链条，由于缺乏抵押物，中小企业难从银行获贷，担保公司穿梭其中，其活动既为银行重新加了安全网，又为中小企业输血。
实际上，企业处链条底端，境遇似乎最为糟糕，根据涂涛的介绍，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让被担保的企业向银行代缴10%到20%的风险保證金，如企业向银行贷款1000万，最终可能只拿到800万。若按一年还贷，剔除浮动利率因素，年贷款利率为6.56%，担保公司担保费为3%，且不说担保公司截留存款云云，仅此融资成本已难以消化。
而担保公司的角色颇为尴尬，目前国家并无对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合作方式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面对手握重金的银行，担保公司只能做“小弟”，在合作的过程中，除深圳担保集团所推动的“二八担保”等少数，绝大多数担保公司要风险全担，银行旱涝保收，而业内担保费多在3%左右，不及银行年利率的一半。银行选择担保公司除注册资本等几条粗框外，也没有明确固定的标准，担保公司大多以人情走动银行。而银行多能轻易左右担保公司，如工行等调整保证金额度、履约记录、代偿率等指标，甚至如山东济宁市有一些银行控制担保公司放大倍数。而且如果银行内部有放贷项目，其可以绕过，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来放贷，而担保公司不能放贷，若想把自有资金贷给某个客户，需要经过银行。
这种普遍的不平等合作关系弱化了银行对放贷企业应有的考察，将压力转移给担保企业，担保企业容易破产倒闭，无形中也增加了银保联合贷款风险。正因如此，涂涛表示才有那么多的企业“不务正业”：“行业利润低，同样做尽职调查等，银行信贷部员工比担保公司员工待遇好太多，有些说不过去。现在根据规定要提取风险准备金和在保责任准备金等，而且现在都讲究股东回报，如果不做点拆借业务，担保估计没人干了。”
当前经济大环境恶劣，三方博弈更为激烈，上述北京某担保副总认为目前行业正进入非常微妙的时期。银行发现违规时，欲扣担保公司的保证金，但又担心担保公司会出更多乱子，自己蒙受更大损失，骑虎难下。担保公司玩的钱自己的并不多，即便顶不住了，多会得到银行的支持，不支持就不还银行钱。而企业因银根收紧难还款，而且还有被担保公司截留的一部分，如果担保公司破产，企业雪上加霜，还银行贷款更加无望。
该副总表示，“死一批担保公司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时候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尤其是应该禁止银行跟风紧缩授信，一刀切的做法，防止三方死局出现，制定出一些如注资等应对办法，未知的风险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先将局面稳定下来，以后再谋从根本上改变行业。”
于规矩处破题
此次危机终究演化为一场行业洗牌，大批实力不济的担保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但之后能否有序发展，仍决定于行业制度建设。
近10年，国内担保公司发展迅猛的主因在于其“不规范”，涂涛认为担保公司门槛低、能融资、能放大：“在《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担保公司既能为母公司放大融资，又能通过变换方式变成几乎全能型的金融机构，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门槛低。”
2010年，银监会等7部委发文对业务允许范围更广泛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等进行规范，并由备案制变为核准制，但并未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举动。如现在，两个人携带3万元就能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一家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仅从公司名字，普通市民无法识别，而且现在两者业务几乎大同小异，鱼龙混杂的局面一直未有实质改观。
其中需要关注的一股力量为政策性担保公司，由于政府参股人的背景，政策性担保公司信誉较好，运作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更易受本地政府掣肘。
实际上，从制度建设和执法方面，担保行业天生孱弱，与银行有银监会，保险公司有保监会，证券公司有证监会相比，担保机构一直没有类似的统一机构出现，各地担保公司多归中小企业局或金融局管理。部委级别的机构只有一个由银监会牵头八部委组成的机构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由于无明确的高层监管机构，行业政策制度建设至今仍比较粗糙。如从1995年出台《担保法》至今，没有专门为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运作、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进行详细明确的条文规定。
目前所讨论的担保机构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会员制的，一种是事业法人制的，一种是企业法人制的，上层对担保机构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发展才最佳意见不一，也未有相关规章出来，行业发展无根本之策。
近年以银监会为首的监管层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金制度和担保贷款补贴制度，资本金补充制度等，对担保公司的发展确实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若仅仅将重心放至融资性担保公司，并无法根治行业乱象。
在具体执法监管上，各地监管部门似乎“漫不经心”，几位受访者均表示，本地行业监管部门对担保公司业务构成、盈利模式等等核心内容几乎都不了解，对行业不熟悉，不理解，不支持，“要么听任发展，要么行政干预过大”。各地几乎所有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都在干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营生，工商部门只要控制准入门槛，对于新成立或更名的担保公司，应先经过金融监管部门前置审批后才能办理，就能一把扼住乱象咽喉。又如某些地方政府将担保公司看作政绩负担，四川省曾在2009年发文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所有资本金由銀行托管，担保机构沦为银行的附庸。
问题在于无人在此行业“勤政”，受访者无不为担保行业忧心忡忡，“要规范行业，必先重视行业，大浪淘沙后，正是行业行进改革之时，行业已饱受混乱之苦，希望监管层出手。”
自2003年开始，担保业因受监管羁绊极少，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发展之快远超其他金融机构，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行业一直载杂乱之名，难以深耕。此次担保市场信贷危机犹如大浪淘沙，大批孱弱者将被迫退台，然而洗牌后的行业是否能够“化茧为蝶”，还在于能否回补制度上的根本残缺。
满城风雨
1月30日， 中担在京召开一次云集政银企担四方的交流会，总经理刘辉出面辟谣公司实际影响人陈奕标“跑路”说。然而，两周之后，这股漩涡已把中担卷飞了。
2月15日中午，位于凯晨世贸中心的中担大门被钢丝锁反锁，两名男子坐在前厅的沙发上，一个在打盹，另外一个在玩手机，旁边前台上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透过玻璃门能看到的几间办公室门锁紧掩，一直无人出入。门外一位面带愠色的中年男子正打电话说：“现在（担保）公司的人都他妈跑光了。”
他自称是顺义一家小企业主，公司曾通过中担贷款300万，而中担要求其贷500万，超出的200万由中担支配，应付利息不用公司管，也无任何补偿，如果公司不同意，中担就不帮其贷一毛钱的款。“500万都砸到我头上了，这不是要坑死人吗？”但现在难讨分文，他说，这几天“要账的”踏破门槛，中担大概从2月10日后，几乎没一个工作人员上班。“大家都火烧火燎，有公司派人天天守着，你看到楼道抽烟的那几个没，听他们说他们老板借给中担1000万。”
截至2月21日，中担及其昌平分公司电话仍一直无人接听，中担正陷入一场信任危机，一时间也使得北京地区的担保业风声鹤唳。中担是民营担保公司之元老翘楚，创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4.5亿，被北京市10多家银行认可授信。
北京某担保公司副总向《南风窗》记者表示中担的情况并没有媒体报道的如此惨烈：“中担公司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外部人很难判断，但圈内公认中担的业务和风险控制一直都做得不错，这次据说是因为陈奕标控制的广东华鼎担保出问题后，从中担抽走了一部分资金，导致中担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媒体报道陈奕标跑路，大量客户上门挤兑，中担根本无力支撑，实际上，他们1月份还在正常运作，选择暂时性歇业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
事态至此，中担自身无法走出泥潭，尽管中担并未如华鼎担保一样日前发表声明称相关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但上述副总听到消息，由中担、北京市金融局、北京市中小企业再担保三方组成调查小组解决问题，令他最担心的不是中担，作为牵连甚广的一家公司，毕竟总会有人出面兜底。“我和业内朋友们都认为要命的是中担事件对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银行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授信，我们公司最近交给银行的新授信审批都被停下来了，而且可能从中担事件开始，北京市相关监管部门要下狠手整治行业，如果了解目前担保公司的业务混杂情况，你就会理解下面可能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风险的边界
在北京的茶馆、饭店，担保公司的小广告如小产权房广告一样火热，循着某广告上的24小时热线，记者以企业贷款者的身份拨通了厚泽担保公司的电话，该公司注册资金1亿，与中担同年成立，也是北京较早的一批担保公司之一。
接电话的为一名女士，当得知想通过公司担保从银行贷款500万后，该女士先介绍，正当的担保需要提供市值约900万的房产抵押，办理时间至少5周，公司以交易额的2%作为手续费，年贷款利率大约在8.1%。而一般办理此类业务所需时间约为15个工作日，甚至更少，当记者表示时间太长时，该女士转过话锋：“想快就很快，如果您9点我们一上班就来，顺利的话当天就能拿到贷款。”
所需的程序仅仅是夫妻双方带着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等，到公司签借贷合同，然后由公司工作人员带着去公证处公证合同，再去朝阳建委办理他项权利证书相关资料，他项权利证书约需要6个工作日才能出来，但只要签完相关资料后，钱就能打到借款者个人账户上，所需时间最长两天。放贷前，公司仅根据所提供楼盘商定贷款额，之后，派内部工作人员查看房子。该女士直言：“合同是借款人与其公司的个人放贷客户所签，房产也被抵押在其名下，房产证和他项权利证书原件都要放在公司。按月付息，公司硬性规定的月利息一般为4%，最低3.5%，第一个月17万多的利息先在500万中扣除，如果第三个月还未付利息，就拍卖抵押的房子。”
该女士很欢迎有钱人携金加盟，门槛为现金1000万，月利率则为2.8%左右，“利率具体还可以和公司高层谈谈，现在借钱的人多，看着公司注册有1亿，其实现在都在外面跑。”
目前，国内共有担保公司2万多家，其中融资性担保公司超过6000家，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约为1.4万家，行业以杂乱为人所知。担保行业资深人士涂涛表示，“不务正业”司空见惯，“大批非融资性公司，甚至许多融资性担保公司不以担保为主业，大量从事自有资金放贷。”
“由于业务渗透太广，行业所涉风险难以计算。”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担保业所蕴藏的风险可能是无边界的，目前的事态正趋于恶化，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纷纷提高风险保证金自保，如中行、农行先后由15%和10%均提升至20%，他刚调研的广州等地近70家担保公司，20%的公司已出现资金问题。“颓势大有蔓延的迹象。”
链条上的博弈
银行、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组成一个较完整的链条，由于缺乏抵押物，中小企业难从银行获贷，担保公司穿梭其中，其活动既为银行重新加了安全网，又为中小企业输血。
实际上，企业处链条底端，境遇似乎最为糟糕，根据涂涛的介绍，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让被担保的企业向银行代缴10%到20%的风险保證金，如企业向银行贷款1000万，最终可能只拿到800万。若按一年还贷，剔除浮动利率因素，年贷款利率为6.56%，担保公司担保费为3%，且不说担保公司截留存款云云，仅此融资成本已难以消化。
而担保公司的角色颇为尴尬，目前国家并无对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合作方式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面对手握重金的银行，担保公司只能做“小弟”，在合作的过程中，除深圳担保集团所推动的“二八担保”等少数，绝大多数担保公司要风险全担，银行旱涝保收，而业内担保费多在3%左右，不及银行年利率的一半。银行选择担保公司除注册资本等几条粗框外，也没有明确固定的标准，担保公司大多以人情走动银行。而银行多能轻易左右担保公司，如工行等调整保证金额度、履约记录、代偿率等指标，甚至如山东济宁市有一些银行控制担保公司放大倍数。而且如果银行内部有放贷项目，其可以绕过，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来放贷，而担保公司不能放贷，若想把自有资金贷给某个客户，需要经过银行。
这种普遍的不平等合作关系弱化了银行对放贷企业应有的考察，将压力转移给担保企业，担保企业容易破产倒闭，无形中也增加了银保联合贷款风险。正因如此，涂涛表示才有那么多的企业“不务正业”：“行业利润低，同样做尽职调查等，银行信贷部员工比担保公司员工待遇好太多，有些说不过去。现在根据规定要提取风险准备金和在保责任准备金等，而且现在都讲究股东回报，如果不做点拆借业务，担保估计没人干了。”
当前经济大环境恶劣，三方博弈更为激烈，上述北京某担保副总认为目前行业正进入非常微妙的时期。银行发现违规时，欲扣担保公司的保证金，但又担心担保公司会出更多乱子，自己蒙受更大损失，骑虎难下。担保公司玩的钱自己的并不多，即便顶不住了，多会得到银行的支持，不支持就不还银行钱。而企业因银根收紧难还款，而且还有被担保公司截留的一部分，如果担保公司破产，企业雪上加霜，还银行贷款更加无望。
该副总表示，“死一批担保公司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时候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尤其是应该禁止银行跟风紧缩授信，一刀切的做法，防止三方死局出现，制定出一些如注资等应对办法，未知的风险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先将局面稳定下来，以后再谋从根本上改变行业。”
于规矩处破题
此次危机终究演化为一场行业洗牌，大批实力不济的担保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但之后能否有序发展，仍决定于行业制度建设。
近10年，国内担保公司发展迅猛的主因在于其“不规范”，涂涛认为担保公司门槛低、能融资、能放大：“在《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担保公司既能为母公司放大融资，又能通过变换方式变成几乎全能型的金融机构，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门槛低。”
2010年，银监会等7部委发文对业务允许范围更广泛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等进行规范，并由备案制变为核准制，但并未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举动。如现在，两个人携带3万元就能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一家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仅从公司名字，普通市民无法识别，而且现在两者业务几乎大同小异，鱼龙混杂的局面一直未有实质改观。
其中需要关注的一股力量为政策性担保公司，由于政府参股人的背景，政策性担保公司信誉较好，运作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更易受本地政府掣肘。
实际上，从制度建设和执法方面，担保行业天生孱弱，与银行有银监会，保险公司有保监会，证券公司有证监会相比，担保机构一直没有类似的统一机构出现，各地担保公司多归中小企业局或金融局管理。部委级别的机构只有一个由银监会牵头八部委组成的机构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由于无明确的高层监管机构，行业政策制度建设至今仍比较粗糙。如从1995年出台《担保法》至今，没有专门为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运作、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进行详细明确的条文规定。
目前所讨论的担保机构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会员制的，一种是事业法人制的，一种是企业法人制的，上层对担保机构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发展才最佳意见不一，也未有相关规章出来，行业发展无根本之策。
近年以银监会为首的监管层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金制度和担保贷款补贴制度，资本金补充制度等，对担保公司的发展确实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若仅仅将重心放至融资性担保公司，并无法根治行业乱象。
在具体执法监管上，各地监管部门似乎“漫不经心”，几位受访者均表示，本地行业监管部门对担保公司业务构成、盈利模式等等核心内容几乎都不了解，对行业不熟悉，不理解，不支持，“要么听任发展，要么行政干预过大”。各地几乎所有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都在干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营生，工商部门只要控制准入门槛，对于新成立或更名的担保公司，应先经过金融监管部门前置审批后才能办理，就能一把扼住乱象咽喉。又如某些地方政府将担保公司看作政绩负担，四川省曾在2009年发文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所有资本金由銀行托管，担保机构沦为银行的附庸。
问题在于无人在此行业“勤政”，受访者无不为担保行业忧心忡忡，“要规范行业，必先重视行业，大浪淘沙后，正是行业行进改革之时，行业已饱受混乱之苦，希望监管层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