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大家、“社会生态学家”彼得·德鲁克以善于对长时段的社会形态变迁做出准确的预判而闻名。当被问到为何能做到这一点时，德鲁克这样回答：我不做预测，我只是望向窗外，看看那已经发生的未来。
　　这一回答充满了禅意，也散发着浓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气息。
　　未来，是人的创造，但人不是生活在虚空之中，不能任凭主观意愿随意挥洒。马克思精辟地做了概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未来就是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谱就的。中国正要开启一段新的历史篇章，过去1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和空间中发生了的一切，正在和将会发生的事物，都是影响未来走向的因素。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窗外，将思考延伸向广阔的过去和深邃的将来，我们已经可以依稀地看到那 “已经发生的未来”的轮廓。
　　我们处在一个不太平的世界上。美国霸权在衰落，历史告诉我们，新老霸权交接，或新霸权崛起的阶段，是最敏感的。霸权（Hegemony）是个更多强调文化上的领导权和控制权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霸权衰落可能意味着霸权国家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的增加。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过去，新的危机性因素却已经在堆积了。国外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一个水位不断上涨的堰塞湖，高悬在世界的头顶。下一次金融危机会在何时何处爆发可能无法预测，但新的危机似乎难以避免。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每次危机都构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冲击。当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重回保护主义的老路，当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破坏性不减，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思考过去的发展模式和贸易模式的真实意味。爱国主义将无可避免地被召唤回公共话语的中心。
　　全球化的世界是由阿瑞吉所界定的“资本属性的权力逻辑”和“地域属性的权力逻辑”两条权力运行的主线所连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已经不同于旧有的理解，需要新的界定方式和新的捍卫手段。我们将迎回的爱国主义将是一种新形态的更加开明的爱国主义。
　　将伴随爱国主义回归的是新形态的国际主义。
　　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联系方面的紧密程度恐怕要超过很多人的想象。一些在国内看似销声匿迹了的产品，在非洲和拉美找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能源有巨大的需求，这些国家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和产品。中国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合作，是双方获得持续的、真正的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制约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不二选择。
　　已经有人给中国扣“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模式需要创新，这不仅是为了回应指责，也是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的要求，因为一味沿用市场原则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好在古代中国就有悠长的与周边国家共生共荣、共享发展成果的历史，我们还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私援助亚非拉人民所奠定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顺应时代要求的国际主义不难达成。
　　在国内发展上，过去一些年中出现的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优先做大蛋糕是常见的路径选择，中国在走过这一段进程的途中，既取得了成绩，也积累了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恐怕是形成了体量较大的特殊利益群体，集中表现为土地食利阶层对其他人群的掠夺。
　　17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二者是财富的终极来源，据此，课税的对象只能是地租及其派生收入。在中国，土地无论从终极的伦理意义还是宪法意义上，都是公有财产，其衍生的地租收益亦应惠及众人。土地食利不但伤害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还扭曲了社会结构，激化了社会矛盾，创造了一种让人以为艰苦奋斗不如投机的浮躁的社会氛围。土地食利以及其他妨碍公平的现象对社会和谐是致命性的，是必须搬开的绊脚石。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愿景指引下，我们可以预见，公平正义的理念将通过政策调整在现实中落地生根，食利阶层受到抑制；劳动的价值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劳动者距离靠双手获得体面生活和尊严的梦想将更近一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复苏的条件会逐步确立，道德失范的情形将有所好转；如此等等。
　　这些目标的达成都不容易，“已经发生的未来”只有轮廓，细部还需要中国人民勤劳的双手去描画，需要艰苦的奋斗。我们充满信心，这信心来自中华民族从一次次内忧外患中走过来的史诗般的历程，来自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坚忍、善良和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