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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2年来，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银行业持续转型提升，盈利能力整体优异、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且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金融领域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不断增多，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须进一步提升。当前，“十四五”规划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双循环”发展格局依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站在变革的新起点，我国银行业探索未来发展，也务必把握大势、前瞻预判、直面挑战，做到顺势而为、立足根本、转型变革，通过打造数字化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完成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呼唤新变革，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竞争加剧、资本约束、资产质量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加快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要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银行业发展环境面临新格局。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期间，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经济将日益呈现几大新趋势：第一，创新对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各类创新资源将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逐步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成为社会共识;第二，数字技术潜能全面迸发，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并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第三，满足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投资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满足人的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正逐步优化;第四，重视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为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必由之路;第五，坚定不移地推进双向开放，增强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此相适应，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银行业亟须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实现结构优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盈利水平整体承压，银行业经营模式迎来新冲击。在后危机时代和疫情冲击下，为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全球银行业利差出现明显收窄趋势。从2020年第一季度净息差来看，美国为3.13%，较2015年下降39个基点;欧元区为1.4%，较2007年下降62个基点;日本为0.82%，较2007年下降71个基点。利差的收窄，加之监管成本的上升，造成近10年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的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LPR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我国银行业盈利水平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业面临不良资产的上升，诸多银行机构在2020年上半年大幅度提升拨备水平以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银行业利润大幅下降，银行间分化进一步加剧。我国银行业ROE从2010年的20%左右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ROA从1.2%下降到0.8%左右。
面对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整体业绩承压，以及“十四五”期间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发展、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逐步深入，银行业亟须通过转变利差盈利模式和粗放式、同质化扩张路径，走上内涵式、综合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金融科技加快发展，银行业服务方式发生新转变。在当今环境下，银行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由科技发展所定义，全球的金融创新主题已从产品创新转向金融业态创新。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疫情催生的消费者行为的持久改变，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快运用，金融服务已全面开启数字化革命的大门，“上云用数赋智”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助力推动架构转型更快、服务渠道更优、产品体验更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与满意度，让金融发展韧性更好且动力更足。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行为模式的转变，正日渐超越经济的周期性因素、改革的市场化因素、监管的政策性因素，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银行业商业模式的重要因子。
“十四五”期间，科技环境剧变、跨界竞争加剧，势必对银行业思维模式和服务方式造成巨大冲击，通过加快数字化步伐，实现“空中飞跃”和“云中漫步”势在必行。银行业的未来，需要把关注点从财务收入转向用户，把“经营业务”变为“经营网络”，把“经营个体”变为“经营生态”。
严监管常态化运行，银行业风控合规面对新要求。为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近年来，金融监管更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严格行为监管，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弥补监管短板，切实解决产生金融乱象的体制机制问题，金融监管的协同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政策合力下，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得到有序处置，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得到妥善应对，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但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依然较多，须强化潜在风险防范。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风险或进一步恶化;大型企业违约风险逐步暴露，单一企业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大幅提升;信托等非银行业风险暴露加快，且存在外溢可能;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政策的后遗症也需积极关注。
为此，“十四五”期间，金融严监管将走向常态化，更加注重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进一步明确和壓实各方责任、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银行业过去“重盈利、轻风险”及“重业务、轻合规”的价值理念将被逐步打消，促使银行在风险和收益间寻找新的平衡。 金融开放不断提速，银行业竞争格局构建新版图。金融业扩大开放既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
“十四五”期间，畅通“双循环”离不开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金融业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强国际数字合作，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和金融要素的高效聚集及合理流动。未来，金融业作为竞争性行业，将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原则，逐步放松准入限制。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挑战，亟须中资银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探索学习，在提升服务和管理理念、加快产品与业务创新、加强境内外风险一体化管理、强化境内外合规经营等领域全面做好把控。
打造数字化银行，开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站在变革的新起点，中国银行业应认真沿着“十四五”的规划方向，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重创新、调结构、转模式、塑平台、夯体制、防风险等方面发力，为我国早日建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迈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征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金融监管，引导金融回归本源。“十四五”期间，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新主线，以“全面促进消费”为主着力点，“科技创新”成为核心产业政策主线，数字经济是产业升级的主图景，“绿色发展”理念浓墨重彩。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期间银行业也须以客户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下主线创造金融供给，引致有效金融需求，进一步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实现金融与实体良性互动循环。
一是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银行要加快研究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数字化等新经济行业的独特需求、独特的产业波动特点，投入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产业升级;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科技型中小微型企業的全生命周期能力;加强与政府、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作为助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向优质绿色项目、绿色产业倾斜，逐步减少高碳资产的配置;积极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信贷资产债权化;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三是在积极布局消费领域、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文化、乡村旅游、医疗、养老等消费行业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银行应积极把握优质企业的业务机会，同时向消费者提供多样的个人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消费升级。四是瞄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基建、高科技、乡村振兴、城市群和都市圈等关键领域，以核心企业为抓手延伸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和业务，以区域一体化规划和协同服务提升综合收益。
向轻型化转型发展，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秉承的“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的粗放式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深刻认识到“轻资本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凝聚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型的共识，通过技术驱动和综合服务，加快向“轻型银行”转型步伐。在业务布局上，要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低资本占用型的业务，控制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参与债券等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公司金融重点聚焦现金管理、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并购金融等轻型业务，形成专业化的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体系;零售金融聚焦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重点领域;同业金融聚焦大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代客业务。通过“商行+投行+交易银行+平台银行”和“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获取多元化收益。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摆脱同质化发展模式，各银行必须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通过聚焦特定区位、行业、客户、产品、技术，精耕细作，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价值银行”。要加快优化大银行经营发展方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化综合化经营;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优势;推动区域性银行深耕本地，专注主业和网点下沉，走“小而精”发展之路。
加快科技引入，构建数字化、平台化金融服务新生态。创新是金融服务永葆活力的不竭源泉，面对剧烈的科技变革和激烈的跨界竞争，“十四五”发展期间，银行业要勇于解放思想，本着“金融为本，科技为器”的原则，加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金融服务响应效率，做真正的科技生态银行、数字化平台银行。
当前，银行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运用自身科技和跨界合作，积极探索智能化服务模式，部分业务领域已有所突破，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未来，要打造真正高质量的银行，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银行业还须超越业务层面，从根本上加快建设适应新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一场包括战略、管理、流程在内的全方位变革。一方面，要打破目前业务系统建设重复、流程繁琐、数据割裂、运营成本高昂的现状，搭建“大平台”，集中提供强大的技术、运营、数据等中后台支持来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要搭建由不同事业群构成的“前台”，内部实行相对扁平化的授权式管理，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用线上能力重塑线下，做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在“大运营+多前台”的组织架构下，以“支持”替代“控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的变化，银行业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一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科学性。公司治理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巨大，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对于身处金融改革浪潮中的商业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进一步推动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优化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社会资本、外资平等投资、共同经营;加强董事会建设、做实监事会功能、规范高管层履职，为银行各治理主体有效协调运转、科学决策奠定基础。二是强化组织架构创新，提高运营服务效率。要加快推进银行“敏捷化转型”，减少部门间界限，建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人数精简、责任清晰的合作型团队，推动内部管理从部门银行转向流程银行，从行政调节转向利益调节。
适应双向开放节奏，形成国际竞合新优势。伴随全面开放的步伐，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业务实现全球化，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方面，银行业要主动以开放促改革，在“引资”的同时，实现“引智”和“引制”。积极学习国外同业先进经验，促进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优化创新;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合作中要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提高全球化运营水平，在统筹对外开放和自身安全的基础上，支持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紧跟国内企业“走出去”，优化境外布局、完善金融服务、强化合规经营、加大人才储备，为客户构建起覆盖国内外、进出口、上下游的市场化、专业化金融服务体系;综合运用股权投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在风险较小地区的项目;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境外合作园区。
全面加强以管控“战略风险”为核心的风险体系建设，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根据多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将管控战略风险置于优先和核心位置，同时将坚持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作为实现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持续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和系统性，搭建起高质量的风控体系，积极主动化解各类风险。首先，银行业应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的新特征和金融监管的新要求，将风险管理融入战略规划，打造分工明确的风险治理架构，加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其次，做好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去杠杆”。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新方式，探索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和有效利用债转股等手段化解各类信用风险。再次，重塑风险文化，打造覆盖“全员、全面、全程”的风险文化体系;强化内控合规管理，推动合规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形式走向实质，真正形成“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新时代呼唤新变革，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竞争加剧、资本约束、资产质量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加快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要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银行业发展环境面临新格局。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期间，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经济将日益呈现几大新趋势：第一，创新对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各类创新资源将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逐步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成为社会共识;第二，数字技术潜能全面迸发，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并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第三，满足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投资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满足人的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正逐步优化;第四，重视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为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必由之路;第五，坚定不移地推进双向开放，增强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此相适应，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银行业亟须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实现结构优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盈利水平整体承压，银行业经营模式迎来新冲击。在后危机时代和疫情冲击下，为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全球银行业利差出现明显收窄趋势。从2020年第一季度净息差来看，美国为3.13%，较2015年下降39个基点;欧元区为1.4%，较2007年下降62个基点;日本为0.82%，较2007年下降71个基点。利差的收窄，加之监管成本的上升，造成近10年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的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LPR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我国银行业盈利水平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业面临不良资产的上升，诸多银行机构在2020年上半年大幅度提升拨备水平以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银行业利润大幅下降，银行间分化进一步加剧。我国银行业ROE从2010年的20%左右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ROA从1.2%下降到0.8%左右。
面对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整体业绩承压，以及“十四五”期间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发展、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逐步深入，银行业亟须通过转变利差盈利模式和粗放式、同质化扩张路径，走上内涵式、综合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金融科技加快发展，银行业服务方式发生新转变。在当今环境下，银行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由科技发展所定义，全球的金融创新主题已从产品创新转向金融业态创新。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疫情催生的消费者行为的持久改变，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快运用，金融服务已全面开启数字化革命的大门，“上云用数赋智”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助力推动架构转型更快、服务渠道更优、产品体验更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与满意度，让金融发展韧性更好且动力更足。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行为模式的转变，正日渐超越经济的周期性因素、改革的市场化因素、监管的政策性因素，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银行业商业模式的重要因子。
“十四五”期间，科技环境剧变、跨界竞争加剧，势必对银行业思维模式和服务方式造成巨大冲击，通过加快数字化步伐，实现“空中飞跃”和“云中漫步”势在必行。银行业的未来，需要把关注点从财务收入转向用户，把“经营业务”变为“经营网络”，把“经营个体”变为“经营生态”。
严监管常态化运行，银行业风控合规面对新要求。为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近年来，金融监管更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严格行为监管，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弥补监管短板，切实解决产生金融乱象的体制机制问题，金融监管的协同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政策合力下，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得到有序处置，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得到妥善应对，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但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依然较多，须强化潜在风险防范。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风险或进一步恶化;大型企业违约风险逐步暴露，单一企业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大幅提升;信托等非银行业风险暴露加快，且存在外溢可能;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政策的后遗症也需积极关注。
为此，“十四五”期间，金融严监管将走向常态化，更加注重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进一步明确和壓实各方责任、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银行业过去“重盈利、轻风险”及“重业务、轻合规”的价值理念将被逐步打消，促使银行在风险和收益间寻找新的平衡。 金融开放不断提速，银行业竞争格局构建新版图。金融业扩大开放既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
“十四五”期间，畅通“双循环”离不开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金融业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强国际数字合作，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和金融要素的高效聚集及合理流动。未来，金融业作为竞争性行业，将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原则，逐步放松准入限制。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挑战，亟须中资银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探索学习，在提升服务和管理理念、加快产品与业务创新、加强境内外风险一体化管理、强化境内外合规经营等领域全面做好把控。
打造数字化银行，开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站在变革的新起点，中国银行业应认真沿着“十四五”的规划方向，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重创新、调结构、转模式、塑平台、夯体制、防风险等方面发力，为我国早日建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迈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征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金融监管，引导金融回归本源。“十四五”期间，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新主线，以“全面促进消费”为主着力点，“科技创新”成为核心产业政策主线，数字经济是产业升级的主图景，“绿色发展”理念浓墨重彩。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期间银行业也须以客户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下主线创造金融供给，引致有效金融需求，进一步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实现金融与实体良性互动循环。
一是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银行要加快研究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数字化等新经济行业的独特需求、独特的产业波动特点，投入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产业升级;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科技型中小微型企業的全生命周期能力;加强与政府、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作为助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向优质绿色项目、绿色产业倾斜，逐步减少高碳资产的配置;积极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信贷资产债权化;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三是在积极布局消费领域、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文化、乡村旅游、医疗、养老等消费行业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银行应积极把握优质企业的业务机会，同时向消费者提供多样的个人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消费升级。四是瞄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基建、高科技、乡村振兴、城市群和都市圈等关键领域，以核心企业为抓手延伸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和业务，以区域一体化规划和协同服务提升综合收益。
向轻型化转型发展，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秉承的“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的粗放式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深刻认识到“轻资本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凝聚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型的共识，通过技术驱动和综合服务，加快向“轻型银行”转型步伐。在业务布局上，要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低资本占用型的业务，控制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参与债券等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公司金融重点聚焦现金管理、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并购金融等轻型业务，形成专业化的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体系;零售金融聚焦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重点领域;同业金融聚焦大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代客业务。通过“商行+投行+交易银行+平台银行”和“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获取多元化收益。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摆脱同质化发展模式，各银行必须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通过聚焦特定区位、行业、客户、产品、技术，精耕细作，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价值银行”。要加快优化大银行经营发展方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化综合化经营;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优势;推动区域性银行深耕本地，专注主业和网点下沉，走“小而精”发展之路。
加快科技引入，构建数字化、平台化金融服务新生态。创新是金融服务永葆活力的不竭源泉，面对剧烈的科技变革和激烈的跨界竞争，“十四五”发展期间，银行业要勇于解放思想，本着“金融为本，科技为器”的原则，加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金融服务响应效率，做真正的科技生态银行、数字化平台银行。
当前，银行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运用自身科技和跨界合作，积极探索智能化服务模式，部分业务领域已有所突破，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未来，要打造真正高质量的银行，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银行业还须超越业务层面，从根本上加快建设适应新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一场包括战略、管理、流程在内的全方位变革。一方面，要打破目前业务系统建设重复、流程繁琐、数据割裂、运营成本高昂的现状，搭建“大平台”，集中提供强大的技术、运营、数据等中后台支持来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要搭建由不同事业群构成的“前台”，内部实行相对扁平化的授权式管理，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用线上能力重塑线下，做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在“大运营+多前台”的组织架构下，以“支持”替代“控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的变化，银行业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一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科学性。公司治理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巨大，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对于身处金融改革浪潮中的商业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进一步推动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优化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社会资本、外资平等投资、共同经营;加强董事会建设、做实监事会功能、规范高管层履职，为银行各治理主体有效协调运转、科学决策奠定基础。二是强化组织架构创新，提高运营服务效率。要加快推进银行“敏捷化转型”，减少部门间界限，建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人数精简、责任清晰的合作型团队，推动内部管理从部门银行转向流程银行，从行政调节转向利益调节。
适应双向开放节奏，形成国际竞合新优势。伴随全面开放的步伐，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业务实现全球化，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方面，银行业要主动以开放促改革，在“引资”的同时，实现“引智”和“引制”。积极学习国外同业先进经验，促进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优化创新;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合作中要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提高全球化运营水平，在统筹对外开放和自身安全的基础上，支持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紧跟国内企业“走出去”，优化境外布局、完善金融服务、强化合规经营、加大人才储备，为客户构建起覆盖国内外、进出口、上下游的市场化、专业化金融服务体系;综合运用股权投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在风险较小地区的项目;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境外合作园区。
全面加强以管控“战略风险”为核心的风险体系建设，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根据多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将管控战略风险置于优先和核心位置，同时将坚持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作为实现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持续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和系统性，搭建起高质量的风控体系，积极主动化解各类风险。首先，银行业应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的新特征和金融监管的新要求，将风险管理融入战略规划，打造分工明确的风险治理架构，加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其次，做好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去杠杆”。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新方式，探索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和有效利用债转股等手段化解各类信用风险。再次，重塑风险文化，打造覆盖“全员、全面、全程”的风险文化体系;强化内控合规管理，推动合规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形式走向实质，真正形成“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