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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开始，赤城县雕鹗镇康庄村村支书胡志军从来没有集中接待过这么多的客人，河北省委副书记、县领导多日考察这个村庄，扶贫工作组至今还租了三间房常驻在村里。
位于北京正北的河北省赤城县，与北京市延庆县一山之隔，有的地方甚至仅隔一条马路，但两地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官方的数据显示：2011年，赤城县财政收入9.7亿元，可用财力12.2亿元。而同一年，延庆县财政收入18亿元，可用财力可达68.3亿元。
工作组的出租屋里，炉火烧得很旺，临时围起一圈办公桌，几张床，两台电脑，十多个从县农牧局抽调出的干部就吃住在这里。
“这是多年没有等来的好事。”胡志军说。康庄村是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负责的片区，从今年开始，这里将要建设“幸福乡村”，初步计划先建成“蔬菜示范区”，同时原村进行复垦，村民则全部搬迁到新村去。
与康庄村一样，贫困始终纠缠着这个与北京毗邻而居的县城，即便多年来一直开展脱贫工作，但始终没能走出贫困。而自去年“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提出后，赤城开始迎来十年来力度最大的扶贫攻坚战，康庄村的“幸福乡村”扶贫试点只是其缩影之一。
然而，受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我造血能力、区域协调等诸多因素影响、运动式的攻坚之下，赤城的脱贫之路仍然不够明朗。
山里山外
“如果要在山的那一头，我们早富了。”雕鹗镇下虎村村会计皇甫桂林丝毫不掩饰对一山之隔的北京延庆县的向往。每当提到延庆，赤城人都啧啧有声，那座勃然向世界型大都市迈进的城市，已悄然将“住旧房、种棒棒、没新娘”的邻居甩在身后。
差距在一组组数据中得到印证：赤城县目前还有27个行政村未通公路，327个村未实现街道硬化，延庆的却是100%全覆盖；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
在国家公益林的补助上，赤城县每年每亩补助9.75元，而延庆执行的补助为20元。护林员的工资也大不相同，赤城共有的329名专业护林员，人均月工资600元，而延庆的专业护林员月均工资达1500元～2000元。延庆还将重点林区列入以户为单位管护，年户均工资1.5万元左右，仅此一项收入，比赤城一户农民的全年收入还高。
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打了个比方，同样地段的一亩地，仅一块界碑、一条马路之隔，延庆的地价是50万元，而赤城的只有3万元。
从县城中心出发，沿着241省道一路向南，两侧成片区的土坯旧房随处可见。皇甫桂林所在的下虎村共有450户，其中近乎一半是土坯房。皇甫桂林说，他家的房子已住了33年，由于年头太久冬灌风、夏漏雨，几年前不得不将房顶换成瓦片。在村里，他的房子还不算老，村里最旧的土房已有着上百年历史。
赤城县共有下虎村这样的贫困村252个，贫困人口15.98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1%。如果按国家确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赤城县所辖的18个乡镇中只有4个乡镇高于这个标准。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村民常有往来，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
“赤城与延庆处处都没法比，教育、医疗上差异更大。两地的物价相同，甚至赤城一些物品要比延庆还要高，但工资完全不同，作为副科级干部，我每月工资2500元在当地算是很高了，而在延庆则是4000元以上；赤城的扶贫办有20多人，而北京根本没有扶贫办，”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十年九旱”的赤城，农民仅依靠人均不足3亩旱地难以吃饱，主要收入来源则是农闲时到延庆烧锅炉、打零工。在农资补贴上，赤城与延庆也差距很大。“一袋化肥在赤城农民要花125元，而延庆的村民只需自掏六七十元，剩余都来自补贴，而种子还另有补贴。”赤城县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说。
贫穷折射了另一幅图景，在赤城，几乎每个贫困村都能找到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 “光下虎村单身老汉就有80多人。”皇甫桂林说。年轻人外出打工也许还能带回来个外地姑娘，否则呆在村里娶媳妇都难。在皇甫桂林看来，延庆县与下虎村虽只有一山之隔，但“他们那叫城，我们这是村，城里的姑娘谁愿意嫁到村里？反倒是村里不少女孩子很高兴嫁到延庆”。早些年却是相反的，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赤城的村里能吃饱饭，很多延庆的姑娘甚至主动嫁到赤城来。
支援首都
河底的碎石还在，但红河的水已经干了。雕鹗镇上开出租车的小宋清楚记得，这条河在雕鹗段曾经水没膝盖，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里面嬉戏。
位于北京正北的赤城县，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饮用水源基地，有着“京城两杯水，一杯源赤城”的说法。黑河、白河、红河，赤城的三条河流曾经汹涌地汇入北京的密云水库、白河堡水库，年均供水量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白河堡水库蓄水量的100%，历史最高入库水量3.47亿立方米。
但目前的赤城还有不少贫困村饮水困难，据2010年统计，全县174个行政村、6.1万人畜饮水困难，其中有87个村、2.6万人需移民搬迁。下虎村村干部王桂明说，地表水没了后，村民吃水从此前的挑水变成了向地下挖水，“以前挖个几米就有水了，现在至少15米才能用机井抽出水”。
为节约入京水源，赤城县在2006年实施了“稻改旱”。据县扶贫办统计，全县14万亩的水稻田，全部改为玉米等旱作物，以2010年的市场价估算，平均每亩要减收500元，全县此举共减收7000万元。而今作物市场价上涨，这一损失数据还在增长。
“支援北京，义不容辞，但赤城也是弱势群体。抽水不能变成抽血，北京用水应该建立用水补偿机制，目前的补贴太少，与我县的实际付出相差甚远。”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2004年以前一直是无偿调水，自2005年起北京开始以管理费形式给予一定补偿，累计为北京供水1.43亿立方米，北京补偿管理费1500万元，每立方米仅补贴0.1元。而北京市调用石家庄的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用水每立方米补贴为2元。
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区，赤城是首都的天然生态防护屏障。自2000年以来，赤城县先后实施了“21世纪首都水资源项目”“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塞北林场”等生态工程，近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造林178万亩，完成治理面积2150平方公里。
2002年12月开始，赤城又在全县范围内实施 “舍饲禁牧”。传统的牧业被舍弃，大量牲畜出售。到2006年底，全县羊、牛存栏数量分别由禁牧之前的56万只、8万头，锐减到7万多只、3.4万头，据赤城农牧局估算，仅这项养殖业让全县农民每年减少收入6500多万元。
被光秃秃的石头山包围着的赤城县，大部分仅剩下了传统农业。以雕鹗镇下虎村为例，原有4250亩耕地，退耕还林了1405亩，剩余的不足3000亩养活着1293口人。村里的小學只保留着一二两个年级，几十个孩子，“三年级以上都集中到镇上小学了。现在全村很难能走出一个大学生，通常在高中有的甚至初中就辍学了”。村干部王桂明说，“每年仅有的千把块种田收入，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能供得起？”农忙时节一过，村口聚集着发呆的老人，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半闭着眼睛晒太阳。
焦虑的财政
“支援首都尽管让赤城县做了很大贡献，成为地方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致贫的根本原因。长期困扰赤城的，是自身区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又难以调整的沉疴重疾。”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武建平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列入国家级贫困县开始，赤城一直没能摘掉这顶贫困县的帽子。
自然条件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赤城，山峦耸峙、沟壑纵横，山地面积较大，而耕地较少。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
武建平介绍，农业税取消后，全县财政收入80%以上依赖于资源矿产，而旅游、服务和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赤城县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银、铅、锌、铁、沸石等36种，目前呈规模开发的仅有铁矿资源。由于处在上风上水区，又是首都生态屏障，“一些项目被制约开发，比如金矿禁止露天堆浸，污染企业也早就关停了。”赤城县扶贫办副主任韩志杰说。
县扶贫办在2010年的统计，赤城县共被砍掉了70多个可能造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取缔关停了59家化肥厂、造纸厂和人造板厂等企业，县财政每年损失减收5000万元。
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2011年达到9.7亿元。“这完全拜近年来铁矿石市价上扬所赐。”武建平说，几年前要支付全县9400名人员工资都比较勉强，近年来稍有好转，但还是“吃饭财政”。
“一个县的经济发展，要全部依靠这种风险极高、市价波动的资源产业，是不可靠的，必须得有加工、高新技术等其他现代大型产业。”武建平说。
但在地理区位、生态保护等因素制约之下，这些产业在赤城几乎是空白。
转身艰难
压力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成为赤城县领导班子的常挂嘴边的话。
“自2006年，县里共换过两届领导班子，每届领导都想把经济抓好，但进步还是很慢，不是路子没找准，而是受制约性因素太多。”中共赤城县委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赤城距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但县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全县只有9条本地道路或过境道路与北京路网相接，全县只有滦赤线赤城境内的一段为二级公路，其余均为三四级公路。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个大事，铁路和高速需要上级部门甚至国家规划与批复，赤城县领导们干着急，却没有办法。”上述县委官员说。
十一五期间，赤城曾把发展放在对接京津的项目建设上，希望从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矿产品精深加工业、新型能源业以及现代物流业等方面着手，建设成京北“后花园”“度假村”“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等。赤城希望能迎接来自北京的成批客人，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区位偏僻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譬如现代物流业便成了空谈。
自2010年起，与大多数急于脱贫的县城一样，赤城县开始调整思路。除了深化既有的产业项目以外，将全力放在招商引资上，重点寄望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入驻，从而打造“园区经济”。
“不光是招商局一个单位的事，而是全民招商引资，各个政府部门都被分配了对口任务，无论个人还是单位只要能将企业引来都将重奖。”上述的赤城官员称。尽管招商引资被推为赤城的重中之重，可效果仍不尽人意，一些外地的实力企业来赤城考察之后便杳无音讯。
“跑项目”“争资金”十分艰难。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每年都要多次去省市部门，“跑几年也难能争得一个项目，一方面是可分配的指标少，争夺激烈，另一方面也看和领导是否熟悉”。
作为首都生态屏障的赤城，在招商引资上受到多重限制。一些耗水量大、有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即使想入驻也不敢接收，“北京城区外扩，但多企业外移，但大多落户到下风下水的廊坊等地，而赤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争不来，”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高宏斌说。
更关键的是，在去年国家的政府债务通报中，赤城县有4.9亿元的政府债务列于名单之中。“这4.9亿元还不包括全县乡镇上的历史欠账。”武建平说。
2011年，赤城的发展再度被调整思路。当年底河北省提出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赤城被列入其中。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省发改委干部等组成扶贫工作组驻点在赤城的贫困村内。与之同时，赤城县政府部门抽调2000多人组成工作组，由30多个处级干部带队进村入户展开摸底调研。
按照最新规划，赤城将用三年让全县252个贫困村脱贫。首批扶贫攻坚战将分成“四个片区”，培养汽车运输、中药材种植、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等六大扶贫产业。
前所未有的扶贫攻坚计划让赤城看到了希望。“以往扶贫款都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给村民，每人分摊到的只有几十块钱，根本无法脱贫。而这次扶贫可能会形成让老百姓稳固增收的持久产业。”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不过这仍有亟待面对的问题。预算资金以及筹措渠道还需确定，按目前计划，除了上级专项资金和县财政出资以外，还需村民自筹资金，而《中国新闻周刊》入村采访发现，这部分资金虽然可通过政府担保来贷款，仍有不少村民对这种借钱搞投资的做法怀有顾虑。
传统的观念也很难短期转变。很多村民更愿意种植玉米，而不愿意尝试蔬菜、经济作物等。村民说，由于交通不便，前几年蔬菜经常滞销，他们亏怕了。
张广明经常去邯郸、唐山等地调研，外地经验中，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是关键之重。“赤城今年也走这条路，但看到成效还需时间。政府要补贴好几年，并且要做好准备：政府发起的产业引导，一旦将来销路成了问题，为了维稳，政府可能要为此埋单”。
这些机制还需要摸索，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部门协调。让赤城县官员们记忆深刻的是：正在规划的贯穿赤城全境、从赤城到北京的快捷通道——京赤一级公路，与北京的对接问题就一直协调不力，“就连要征占延庆一块2亩山地，都要协商很久”。
“与北京签订的‘稻改旱’补偿协议已经到期了，农民对之前550元/亩的补贴不同意，希望能提高到1000元/亩。赤城要和省市、北京协调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們也着急。”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说。
4月7日，连续多日的5级大风刮起扬尘，让赤城县湮没在一片灰霾之中。这座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老城，布满了陈旧的建筑、狭窄的街巷。全县难见六层以上高楼，即使是最繁华的中心街，10分钟也可以走完。没有出租车，中心街上，可以看到突突冒黑烟的拖拉机和扬鞭运菜的驴马车并行。
县城唯一的汽车站刚过4点就关闭了，每天通往乡镇的班车时隔几个小时，远一点的乡镇甚至当天无法返回。汽车站门口揽活的私家车生意冷清，大部分时间，司机们只好躲在车里玩手机、打牌，要么干脆睡觉。
位于北京正北的河北省赤城县，与北京市延庆县一山之隔，有的地方甚至仅隔一条马路，但两地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官方的数据显示：2011年，赤城县财政收入9.7亿元，可用财力12.2亿元。而同一年，延庆县财政收入18亿元，可用财力可达68.3亿元。
工作组的出租屋里，炉火烧得很旺，临时围起一圈办公桌，几张床，两台电脑，十多个从县农牧局抽调出的干部就吃住在这里。
“这是多年没有等来的好事。”胡志军说。康庄村是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负责的片区，从今年开始，这里将要建设“幸福乡村”，初步计划先建成“蔬菜示范区”，同时原村进行复垦，村民则全部搬迁到新村去。
与康庄村一样，贫困始终纠缠着这个与北京毗邻而居的县城，即便多年来一直开展脱贫工作，但始终没能走出贫困。而自去年“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提出后，赤城开始迎来十年来力度最大的扶贫攻坚战，康庄村的“幸福乡村”扶贫试点只是其缩影之一。
然而，受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我造血能力、区域协调等诸多因素影响、运动式的攻坚之下，赤城的脱贫之路仍然不够明朗。
山里山外
“如果要在山的那一头，我们早富了。”雕鹗镇下虎村村会计皇甫桂林丝毫不掩饰对一山之隔的北京延庆县的向往。每当提到延庆，赤城人都啧啧有声，那座勃然向世界型大都市迈进的城市，已悄然将“住旧房、种棒棒、没新娘”的邻居甩在身后。
差距在一组组数据中得到印证：赤城县目前还有27个行政村未通公路，327个村未实现街道硬化，延庆的却是100%全覆盖；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
在国家公益林的补助上，赤城县每年每亩补助9.75元，而延庆执行的补助为20元。护林员的工资也大不相同，赤城共有的329名专业护林员，人均月工资600元，而延庆的专业护林员月均工资达1500元～2000元。延庆还将重点林区列入以户为单位管护，年户均工资1.5万元左右，仅此一项收入，比赤城一户农民的全年收入还高。
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打了个比方，同样地段的一亩地，仅一块界碑、一条马路之隔，延庆的地价是50万元，而赤城的只有3万元。
从县城中心出发，沿着241省道一路向南，两侧成片区的土坯旧房随处可见。皇甫桂林所在的下虎村共有450户，其中近乎一半是土坯房。皇甫桂林说，他家的房子已住了33年，由于年头太久冬灌风、夏漏雨，几年前不得不将房顶换成瓦片。在村里，他的房子还不算老，村里最旧的土房已有着上百年历史。
赤城县共有下虎村这样的贫困村252个，贫困人口15.98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1%。如果按国家确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赤城县所辖的18个乡镇中只有4个乡镇高于这个标准。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村民常有往来，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
“赤城与延庆处处都没法比，教育、医疗上差异更大。两地的物价相同，甚至赤城一些物品要比延庆还要高，但工资完全不同，作为副科级干部，我每月工资2500元在当地算是很高了，而在延庆则是4000元以上；赤城的扶贫办有20多人，而北京根本没有扶贫办，”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十年九旱”的赤城，农民仅依靠人均不足3亩旱地难以吃饱，主要收入来源则是农闲时到延庆烧锅炉、打零工。在农资补贴上，赤城与延庆也差距很大。“一袋化肥在赤城农民要花125元，而延庆的村民只需自掏六七十元，剩余都来自补贴，而种子还另有补贴。”赤城县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说。
贫穷折射了另一幅图景，在赤城，几乎每个贫困村都能找到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 “光下虎村单身老汉就有80多人。”皇甫桂林说。年轻人外出打工也许还能带回来个外地姑娘，否则呆在村里娶媳妇都难。在皇甫桂林看来，延庆县与下虎村虽只有一山之隔，但“他们那叫城，我们这是村，城里的姑娘谁愿意嫁到村里？反倒是村里不少女孩子很高兴嫁到延庆”。早些年却是相反的，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赤城的村里能吃饱饭，很多延庆的姑娘甚至主动嫁到赤城来。
支援首都
河底的碎石还在，但红河的水已经干了。雕鹗镇上开出租车的小宋清楚记得，这条河在雕鹗段曾经水没膝盖，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里面嬉戏。
位于北京正北的赤城县，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饮用水源基地，有着“京城两杯水，一杯源赤城”的说法。黑河、白河、红河，赤城的三条河流曾经汹涌地汇入北京的密云水库、白河堡水库，年均供水量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白河堡水库蓄水量的100%，历史最高入库水量3.47亿立方米。
但目前的赤城还有不少贫困村饮水困难，据2010年统计，全县174个行政村、6.1万人畜饮水困难，其中有87个村、2.6万人需移民搬迁。下虎村村干部王桂明说，地表水没了后，村民吃水从此前的挑水变成了向地下挖水，“以前挖个几米就有水了，现在至少15米才能用机井抽出水”。
为节约入京水源，赤城县在2006年实施了“稻改旱”。据县扶贫办统计，全县14万亩的水稻田，全部改为玉米等旱作物，以2010年的市场价估算，平均每亩要减收500元，全县此举共减收7000万元。而今作物市场价上涨，这一损失数据还在增长。
“支援北京，义不容辞，但赤城也是弱势群体。抽水不能变成抽血，北京用水应该建立用水补偿机制，目前的补贴太少，与我县的实际付出相差甚远。”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2004年以前一直是无偿调水，自2005年起北京开始以管理费形式给予一定补偿，累计为北京供水1.43亿立方米，北京补偿管理费1500万元，每立方米仅补贴0.1元。而北京市调用石家庄的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用水每立方米补贴为2元。
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区，赤城是首都的天然生态防护屏障。自2000年以来，赤城县先后实施了“21世纪首都水资源项目”“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塞北林场”等生态工程，近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造林178万亩，完成治理面积2150平方公里。
2002年12月开始，赤城又在全县范围内实施 “舍饲禁牧”。传统的牧业被舍弃，大量牲畜出售。到2006年底，全县羊、牛存栏数量分别由禁牧之前的56万只、8万头，锐减到7万多只、3.4万头，据赤城农牧局估算，仅这项养殖业让全县农民每年减少收入6500多万元。
被光秃秃的石头山包围着的赤城县，大部分仅剩下了传统农业。以雕鹗镇下虎村为例，原有4250亩耕地，退耕还林了1405亩，剩余的不足3000亩养活着1293口人。村里的小學只保留着一二两个年级，几十个孩子，“三年级以上都集中到镇上小学了。现在全村很难能走出一个大学生，通常在高中有的甚至初中就辍学了”。村干部王桂明说，“每年仅有的千把块种田收入，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能供得起？”农忙时节一过，村口聚集着发呆的老人，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半闭着眼睛晒太阳。
焦虑的财政
“支援首都尽管让赤城县做了很大贡献，成为地方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致贫的根本原因。长期困扰赤城的，是自身区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又难以调整的沉疴重疾。”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武建平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列入国家级贫困县开始，赤城一直没能摘掉这顶贫困县的帽子。
自然条件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赤城，山峦耸峙、沟壑纵横，山地面积较大，而耕地较少。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
武建平介绍，农业税取消后，全县财政收入80%以上依赖于资源矿产，而旅游、服务和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赤城县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银、铅、锌、铁、沸石等36种，目前呈规模开发的仅有铁矿资源。由于处在上风上水区，又是首都生态屏障，“一些项目被制约开发，比如金矿禁止露天堆浸，污染企业也早就关停了。”赤城县扶贫办副主任韩志杰说。
县扶贫办在2010年的统计，赤城县共被砍掉了70多个可能造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取缔关停了59家化肥厂、造纸厂和人造板厂等企业，县财政每年损失减收5000万元。
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2011年达到9.7亿元。“这完全拜近年来铁矿石市价上扬所赐。”武建平说，几年前要支付全县9400名人员工资都比较勉强，近年来稍有好转，但还是“吃饭财政”。
“一个县的经济发展，要全部依靠这种风险极高、市价波动的资源产业，是不可靠的，必须得有加工、高新技术等其他现代大型产业。”武建平说。
但在地理区位、生态保护等因素制约之下，这些产业在赤城几乎是空白。
转身艰难
压力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成为赤城县领导班子的常挂嘴边的话。
“自2006年，县里共换过两届领导班子，每届领导都想把经济抓好，但进步还是很慢，不是路子没找准，而是受制约性因素太多。”中共赤城县委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赤城距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但县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全县只有9条本地道路或过境道路与北京路网相接，全县只有滦赤线赤城境内的一段为二级公路，其余均为三四级公路。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个大事，铁路和高速需要上级部门甚至国家规划与批复，赤城县领导们干着急，却没有办法。”上述县委官员说。
十一五期间，赤城曾把发展放在对接京津的项目建设上，希望从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矿产品精深加工业、新型能源业以及现代物流业等方面着手，建设成京北“后花园”“度假村”“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等。赤城希望能迎接来自北京的成批客人，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区位偏僻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譬如现代物流业便成了空谈。
自2010年起，与大多数急于脱贫的县城一样，赤城县开始调整思路。除了深化既有的产业项目以外，将全力放在招商引资上，重点寄望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入驻，从而打造“园区经济”。
“不光是招商局一个单位的事，而是全民招商引资，各个政府部门都被分配了对口任务，无论个人还是单位只要能将企业引来都将重奖。”上述的赤城官员称。尽管招商引资被推为赤城的重中之重，可效果仍不尽人意，一些外地的实力企业来赤城考察之后便杳无音讯。
“跑项目”“争资金”十分艰难。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每年都要多次去省市部门，“跑几年也难能争得一个项目，一方面是可分配的指标少，争夺激烈，另一方面也看和领导是否熟悉”。
作为首都生态屏障的赤城，在招商引资上受到多重限制。一些耗水量大、有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即使想入驻也不敢接收，“北京城区外扩，但多企业外移，但大多落户到下风下水的廊坊等地，而赤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争不来，”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高宏斌说。
更关键的是，在去年国家的政府债务通报中，赤城县有4.9亿元的政府债务列于名单之中。“这4.9亿元还不包括全县乡镇上的历史欠账。”武建平说。
2011年，赤城的发展再度被调整思路。当年底河北省提出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赤城被列入其中。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省发改委干部等组成扶贫工作组驻点在赤城的贫困村内。与之同时，赤城县政府部门抽调2000多人组成工作组，由30多个处级干部带队进村入户展开摸底调研。
按照最新规划，赤城将用三年让全县252个贫困村脱贫。首批扶贫攻坚战将分成“四个片区”，培养汽车运输、中药材种植、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等六大扶贫产业。
前所未有的扶贫攻坚计划让赤城看到了希望。“以往扶贫款都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给村民，每人分摊到的只有几十块钱，根本无法脱贫。而这次扶贫可能会形成让老百姓稳固增收的持久产业。”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不过这仍有亟待面对的问题。预算资金以及筹措渠道还需确定，按目前计划，除了上级专项资金和县财政出资以外，还需村民自筹资金，而《中国新闻周刊》入村采访发现，这部分资金虽然可通过政府担保来贷款，仍有不少村民对这种借钱搞投资的做法怀有顾虑。
传统的观念也很难短期转变。很多村民更愿意种植玉米，而不愿意尝试蔬菜、经济作物等。村民说，由于交通不便，前几年蔬菜经常滞销，他们亏怕了。
张广明经常去邯郸、唐山等地调研，外地经验中，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是关键之重。“赤城今年也走这条路，但看到成效还需时间。政府要补贴好几年，并且要做好准备：政府发起的产业引导，一旦将来销路成了问题，为了维稳，政府可能要为此埋单”。
这些机制还需要摸索，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部门协调。让赤城县官员们记忆深刻的是：正在规划的贯穿赤城全境、从赤城到北京的快捷通道——京赤一级公路，与北京的对接问题就一直协调不力，“就连要征占延庆一块2亩山地，都要协商很久”。
“与北京签订的‘稻改旱’补偿协议已经到期了，农民对之前550元/亩的补贴不同意，希望能提高到1000元/亩。赤城要和省市、北京协调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們也着急。”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说。
4月7日，连续多日的5级大风刮起扬尘，让赤城县湮没在一片灰霾之中。这座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老城，布满了陈旧的建筑、狭窄的街巷。全县难见六层以上高楼，即使是最繁华的中心街，10分钟也可以走完。没有出租车，中心街上，可以看到突突冒黑烟的拖拉机和扬鞭运菜的驴马车并行。
县城唯一的汽车站刚过4点就关闭了，每天通往乡镇的班车时隔几个小时，远一点的乡镇甚至当天无法返回。汽车站门口揽活的私家车生意冷清，大部分时间，司机们只好躲在车里玩手机、打牌，要么干脆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