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季

　　我曾在夜晚站在树林，看见雪地反射出蓝色的荧光。它清晰、明亮，把几公里内的林地全部照亮。我曾看着父亲从车里拿出一盏灯、一副望远镜和一条毛毯，在雪的荧光中，他爬上高高的树干，消失在树上的棚屋里。“今晚我在这里过夜，”他的声音从高处传来，“你可以睡在屋子里的睡袋里。”
　　我们的狩猎季从白靴兔开始。在降温的过程中，它们的毛色逐渐变淡，从夏天的铁锈色变成冬天的乳白。这些兔子的后脚宽大、柔软，在因父亲的枪声而惊起跳跃时，它们也不会沉入雪中。我常常站在窗前，看雪地里的兔子、松鼠和松鸡，在我身后，父亲把导航仪装进包里。
　　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父亲狩猎。到了秋天，他总是独自一人出门。到了秋天，到处都是红色的枫叶。这些枫叶又很快落去，只剩下被雪覆盖的原野。我们抵达林地的那个傍晚也是这样的画面。当时天在变暗，我往车窗外看去，看见落日和荒野。
　　我的母亲不愿意我跟着父亲狩猎，她说她只有年轻时才喜欢这样。我曾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戴着毛线帽，举着一把粉红的手枪。
　　“太吵了，”现在，她会这样说道，“太残忍了。”
　　整个秋天和冬天，父亲都很少在家。他开着一辆带梯子的工程车，爬到别人家的屋顶上维修卫星电视。到了下雪的时候这份工作变得尤其艰难。到了下雪的时候，狩猎季已经开启。一开始是一些小的动物，在枪声响起时它们会在雪地里跳起。雪更大时就是麋鹿季。父亲曾跟我描绘自己如何射杀一只公鹿，他说它非常机警，所以他要在树上的棚屋里等待瞄准的时机。他把它的头挂在了地下室里。
　　十一月十五日，狩猎麋鹿的通知下来后，他就可以把常规枪装到车后座里；十二月四日，前膛枪。到了这个时候，母亲就开始抱怨，比如枪声使她头疼，或者天天都要吃父亲带回来的鹿肉，让她恶心。父亲把捕获的鹿搬到车上，带到加工厂里。我们把磨碎的鹿肉靡做成肉圆和肉饼，鹿肉填满我们的冰箱。
　　“比在超市买的肉好吃多了，”他总是说，“不要浪费。”
　　“不能把肉给捐了吗？”母亲说。
　　“那就得自己买肉了。”他说。
　　“太残忍了。”母亲说。
　　“杀母牛更残忍，”他说，“要不然就别吃肉。”
　　那天晚上，在雪地的荧光里，父亲又从树上爬了下来。他说他决定跟我们待在一起，但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鹿的踪迹。我们用石头在地上围成一个圈，把木柴扔到里面点燃。四下无人，只有父亲走在雪地里的脚步声。
　　以前，父亲的父母亲买下了这块林地，他们建造了这个木屋，又在不久后离世。以前，我们常常沿着无人的公路一路往北行驶，经过枫树、白桦树和玉米地。以前我们会在这块林地过夜，然后在第二天继续上路，直到到达北部的岛屿。以前，我们会顶着暴雪，用电锯锯倒一棵松树，再一起把树搬到车顶拴好，小心地迎风开回。我们的家里会一直有松树的气味。
　　我们生好火后，母亲从木屋里走了出来。她披着毯子，坐在篝火前。
　　第二天，父亲已经在我起床前摆好了靶子。他在树干上为我挂了一张布制的标准靶子，又在更远处的土坡上放了一排陶瓷盘。在我第一次按下来复枪的扳机时，后坐力使我倒退了几步。那时我感到左肩疼痛，几乎要大叫，但父亲说我只是倒退了几步。这是父亲对我满意的地方，我从不大叫。我从不发出声音。在母亲砸碎了陶瓷盘时我也是如此。父亲走到我身边，帮我取下耳塞，他把枪膛打开，给我展示里面装好的子弹。白色的松鼠跳到我们的窗台前，在枪声中松鼠又消失不见。
　　我至今把那张布制的靶子收在床底。在我入睡时，松鼠在雪地里跳跃的声音不断响起，在我的枕下川流不息。我那次还是没有亲眼见到父亲打猎。父亲教我打靶时，母亲开始滔滔不绝。她说她无法忍受动物被击中的画面，她说她现在就要回家。我击中靶的边缘。积雪从树干上一层层坠落，发出很小的碰撞声，好像有人在雪地里轻轻鼓掌。
　　*
　　五月，最后一點积雪终于化尽，蜘蛛成群地出现，悬挂在镜子前或者车库里。它们有着纤细的腿，像飘浮一样在空中爬行。有时我以为它们是一团毛絮的影。那时狩猎季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父亲开始大量地饮酒，我和母亲总在半夜出门，把他抬进车里，再扛回家中。在他喝醉时他的话尤其的多。他呢喃、傻笑，偶尔嚎叫。然后他会呕吐。我把他扶起来，拿来盆，蹲在他的面前。他睡着了，一动不动。在父亲不再教我如何打猎后，这是我最接近他的时刻。我把他的胳膊和腿小心地摆正，再给他轻轻盖上毛毯。
　　在喝完酒的第二天、第三天，他总是沉默不言。即使母亲把车库里的酒瓶全都砸碎，他也依然沉默不言。那时我们的车库里总是充满从摔碎的酒瓶里飘出的气味。他的来复枪被收在箱子里，整齐地摆放在车库的地面，在清醒时他会反复地触摸它们。我看见蜘蛛在箱子上爬行。我伸出手，抓住了它。
　　我的母亲曾有过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婚礼，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她有时会给我听婚礼上的音乐。“你听听这个，”她说，“我二十八岁时的婚礼。”一年后她就跟她的大学同学离婚了。她的结论是，婚礼越华丽，越容易离婚。因此她和我的父亲没有办婚礼。
　　“如果我还是个中学生，”母亲总对父亲说，“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的父亲只结了这一次婚。他没有朋友，总是独自一人。每天他早早出门，爬到一户人家的房顶上，安装或者维修卫星电视的小圆碟。他的工作叫卫星安装师，听上去好像在航天局工作。其实他只是卫星电视的安装工人。他会跟我讲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比如他去了一户人家，那个房子里住了四十几个非法移民，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说的话，或者他这次假期不会陪我们一起过，是因为假期时他挣得最多。在他的父亲和母亲离世后，他和他唯一的妹妹不再往来。他很少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只见过他的妹妹、妹夫，还有他们得多动症的、吵闹的儿子。“照顾老去的父母，处理父母的遗产，”有一次，他谨慎地跟我说道，“最容易让兄弟姐妹分崩离析。”
　　我至今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我也不愿意跟母亲待在一起，我只是不得不这样。我从未怪罪过我的父亲。清醒时，他开着车子，从学校接我回家，我们路过镇上的公墓。“爸爸妈妈！”他总会这样坐在车里对着那里打招呼。“来看你们了。”我们继续行驶，太阳在我们身后落下。 　　“妈妈！”在被我们从车库抬回床上时，父亲哭着大叫。
　　“什么？”母亲说。
　　“妈妈。”他小声说道。
　　他翻了个身，睡着了。
　　*
　　和父亲分开后不久，母亲结识了她的男友。他戴着棒球帽，永远在对母亲微笑。夏天到来后，母亲的男友搬到了我们家里，在夜晚他们总是坐在阳台。我常常被他们的说话声吵醒。“你们两个人，”在聚会上，母亲的朋友对她说道，“粘腻到让人恶心。”当时他们躺在沙发上，母亲靠在男友的怀里。他摸了摸她的额头。
　　“白靴兔，”有一次，母亲的男友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比棉尾兔有着更大的体型、更长的耳朵和更宽的脚掌。”我正坐在后院，看见一只棕色的兔子在草丛中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幼兔，”他继续说，“棉尾兔的幼崽睁不开双眼，白靴兔一出生就可以睁着眼跳跃。”
　　他拍拍我的肩，我想他在试图显得友善。“这只应该是棉尾兔。只有在夏天，它们才会看上去差不多。到了冬天，白靴兔已经变白，棉尾兔依然是褐色。它们会躲藏在低矮的灌木里。你有狩猎证吗？再过几个月，我们可以去打猎。”
　　“你喜欢打猎吗？”我说。
　　“我不打猎，但我可以和你一起。”
　　母亲的男友总在饭前祈祷。每个周日，他都前往教堂。母亲不会跟着去。母亲说，她也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她不需要做任何事来证明神的存在。我曾在半夜看见母亲的男友一个人在客厅里祈祷，当时母亲正跪在卫生间呕吐。这是母亲和父亲的区别。父亲喝醉时需要我来帮他吐出来，但母亲可以自己爬到卫生间。母亲跟我说，她开始喝酒，是因为和父亲分开让她非常快乐，她快乐时就会喝酒。但我认为那是她用来想念父亲的方式。她睡在地上，双脚挂在沙发的靠背上。
　　他们分开后，我见过父亲许多次，有一次是我们的卫星电视坏了，母亲打电话让父亲过来维修，其他时候都是父亲带我去他的林地。那时他已经换了工作的网点，彻底搬到了林地，每到周末，他都在那里为我准备睡袋。在夏天，杂草茂盛，高过我的头顶。我们开着车子穿过草丛，停在木屋边。长长的草杆把我们淹没。
　　“转过来。”他说。我转过身来，让他在我身上喷满防蚊喷雾。
　　在父亲把石头围成一个圈时，我在白杨树林里捡拾掉落的树枝。它们被冬天的雪折断，坠落在四处。我跨过倒下的树干，把树枝堆在石头围成的圈里。树干上已经长出木耳一样的真菌。父亲生起火，白杨树枝冒出滚滚烟尘。
　　“这样就不会有蚊子了。”父亲看着烟雾说，“把地面收拾干净，为我们冬天的打猎做好准备。”我躺在折叠椅上闭上双眼，眼前出现橙色和黄色的光点，像从水里睁眼看向太阳。
　　那天睡觉前，父亲跟我说，他已经不会再喝得大醉。“每天只喝一点，”他说，“只喝两瓶啤酒，绝对不会有任何感觉。”他跟我保证，他不会再需要我的担心，他跟我说我只需要照看好母亲。我躺在睡袋里，地上的圆木坚硬。
　　那时我总是无所事事。我认为，没有母亲，父亲更快乐。那时他总是带着我前往湖边，湖水和大海一样望不到头，蓝蓝的一片。等到冬天时靠近岸边的湖水都会结冰，冰面上再盖上雪，走在上面，脚印深深浅浅。等到春天时这些冰又会化去。到了那个时候，父亲又会开始控制不住地喝酒，他会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再喝一次，他会当着我的面亲手把酒瓶都摔碎。到了那个时候我将相信他，正如母亲曾经相信他。他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打猎，然后他会突然放下枪，跑回车里，拿出后备厢里的酒瓶，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一个人喝醉在车后座上，开着车门过夜。他会在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他会在电话里抽泣。那时我将带着热水，独自驱车前往我们曾一起点燃白杨树枝的林地。我会在车里找到他，扶他起来，把保温杯递到他的嘴边，帮他收拾好换洗的衣物，把他带到医院。他会在戒酒中心跟我告别，而这样的告别又会反复地重演。到了那个时候我依然不会放弃。
　　“你爸爸，”躺在男友怀里时，母亲说，“无药可救。”
　　“他跟我保证过了。”我说。
　　十月初，我们这里就开始下雪，一直到次年四月，雪也不会化完。有時到了五月，从高速上一路开来，依然可以看到两侧树林间残存的雪。十月初，我们迎来了第一场雪，母亲的男友已经离开。我没有看到他离开。我想如果他走的时候我在，他会像那天坐在后院时一样拍拍我的肩，跟我说再见。但他走的时候我不在。我在下午回到家中，母亲坐在地上哭泣，她用毛巾裹住头，牙刷和牙线散落在她身边。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但她只是用毛巾裹住自己。所以我走了过去。我沿着楼梯，走到地下室里。我把自己房间的门小心地关上。
　　*
　　从狩猎季开始前的几个月起，父亲就开始侦察他想狩猎的地区。他带着一台照相机，在树林和高草中徘徊。有时我也会跟他在一起，帮他拿着水杯、面包和导航仪。在我们已经可以打猎小动物的九月底，他找到了一头满足他要求的公鹿。它的鹿角长得非常紧密，几乎要连在一起。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野鹿。”他蹲在高高的草丛里，对着公鹿按下快门。
　　每逢周末，父亲就会接我去他的林地。在那里，我们爬到树上的棚屋中，用望远镜观察鹿的踪迹。如果不是为了读完最后一年高中，我想不出自己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必要。我想做一个修理工，一个收银员，一个木匠。都可以，都很好。我不想像母亲那样去一所普通的大学读室内设计然后去邮局整理信件。她坚持在桌子上铺上桌布、桌旗和餐垫，在盘子下和玻璃杯里放好红色的餐巾。她的坚持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从不在餐桌上吃饭。每个晚上，她会对着电脑，吃速冻食品，玩网页游戏。而我会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
　　我和父亲在林地的周边行驶，有时我们会步行。在树林里，我们悄悄地寻觅，最终找到了那只公鹿的领地。父亲开始记录一些信息，比如它会在什么时候前往哪里。在早晨，它出现在林地附近的玉米田，到了晚上，它会穿越大片的草地，一直走到橡树林。有时过了很久，我们还是一无所获，但我们知道它就躲在灌木丛中。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们看见，在一棵山毛榉树后，它几乎连在一起的鹿角隐约出现。在这时父亲跟我问起母亲。他问我母亲现在还会不会难以入睡，她会不会在凌晨四点惊醒。我告诉他，母亲依然是这样，我甚至觉得她比以前还要紧张。她会不停地喘气来让自己镇定，她会告诉我她的背在疼，她的腿在疼，她的心脏在疼，她感觉胃里有一种翻腾的恶心。她会紧紧地抓住我，说我对她不够关心，正如她以前也会这样对我控诉父亲。父亲把照相机装回包里。他从我手中接过水杯，然后跟我说他对不起我的母亲。他没有问我母亲有没有新的感情。 　　“你妈妈，”他说，“没有人能受得了你妈妈。”
　　他坐到驾驶座上，朝着林地的方向驶去。“我对不起她，但我也真的受不了她。现在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当时我相信了他。当时，我们已经接近旅程的末尾，正沿着白桦树林行驶，深绿的影从我们面前闪过。傍晚，树林如同巨兽，成为我们沉默的背景。我没有告诉他我最终也会成为母亲。我没有告诉他，我只会比母亲更加焦虑。我会抓住蜘蛛，把它们的腿一根一根拔掉，只是因为我感到烦心。我会打开冰箱，拿出冷冻的橘子，握在手心。每个母亲难以入睡的夜晚，我也不会入睡。我会每隔五分钟就去上一次厕所，我真的可以做到，即使我已经六个小时滴水未进。我会不停地往嘴里塞红薯和玉米，我会一直这样吃下去。我不会知道该如何停下。我会感到胃部的撑胀，到那时我也不会停止。我会继续咀嚼，直到我的脸颊麻痹。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平静。
　　“你跟你妈妈不像，你从来不会大喊大叫。幸好你跟你妈妈一点也不像。”他驶入林地，把车停在木屋前。
　　十一月十五日，打猎鹿的季节正式开启。在那天，我们都要早早地进入树林，占据最佳的位置。我和父亲知道，我们的公鹿会沿着一条少有人知道的小路，出现在玉米地里。凌晨四点，我们把自己包裹严密，以防它感受到我们的气息。我们到达树林时，已经有五辆车停在那里。
　　“没事的。”父亲保持乐观。“不会有人抢我们的位置。”
　　我们在下着雪的树林里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没有狩猎的位置了，我们也没有看见鹿。
　　“没事的，这才是鹿比其他动物有意思的地方。”天黑时，父亲在和我回去的路上说道。“打一头鹿能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不是说那种小鹿，小鹿很简单。我现在已经不靠鹿肉来维生了，所以我只在乎打到了就可以拿奖的鹿。”
　　在他说话时，一只兔子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棉尾兔。在冬天，这只兔子依然是灰褐色。我不合时宜地想起母亲的男友，我总是不合时宜。我想他正在某处为我祈祷。
　　六天后，我和父亲再次来到林地附近，到处找寻公鹿的踪迹。我们出发得很早，一路上都没有看见其他的猎人。一路上都在下雪。在灰白的天空下，我和父亲成为两个小小的黑点。我们从南边的林地出发，一直往北，沿着我们所画下的公鹿的踪迹，穿越玉米地、高高的草丛和橡树林。我们到达了曾看到过鹿角的大山毛榉，现在它的叶片已经落尽。我不停打战，膝盖开始酸疼，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我在模仿母亲。我想起母亲在家中点起的壁炉。她总是坐在壁炉前，一边说自己腿疼，一边把纸张和木柴扔进去。她总是看火焰升起又暗去。在大山毛榉的树干下，我们看到了公鹿的尸体。它躺在地上，身上中了几枪。它这么巨大，我想它已经超过了两百磅，够我们吃很久很久。打死它的猎人割下了它的头。我可以想象，它那对紧密的、几乎要连在一起的鹿角，正在某个门上高高挂起。
　　“他们不应该把尸体留在这里。”父亲看了一会没有头的公鹿，蹲了下来，摸了摸它还没有腐烂的皮毛。
　　“我们要带走它吗？”我说。
　　“不用了，让其他动物来吃吧。”父亲站了起来。
　　他把他的来复枪收了起来，然后把他的手枪拿了出来。“我们的狩猎季结束了。”他说，“过来吧。”
　　我走到他的身边。他打开枪膛，然后拿出一根小小的针，轻轻地拨了一下里面的零件。
　　“看懂了吗？”父亲说。
　　“拨一下那边。”我说。
　　“拨一下那边，这把枪即使已经上膛，也用不了了。在家里，我把你妈妈的手枪就这样拨了一下。我的狩猎季已经结束了，如果你回去后，还想跟你妈妈用她的手枪打点小动物，记得在她看不见的时候，把这边给拨回来。用完再拨过去。”
　　当我站在故事的开始，我总是毫无准备，而在我的故事已经进展了一程时，我依旧悄然无知。每当我身处自己的故事里，我总是感觉时间静止。两个月后，母亲在半夜带着小包走出家门时，我也感觉时间静止。我坐在壁炉前，屋里被火焰照亮，屋外被雪的荧光照亮。在这样红色或者蓝色的光中，我看见母亲越走越远。她戴着一顶毛线帽。我想父亲早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天。我想，他对这样一天的恐惧，总是在冬天的末尾退去，又在下一个冬天到来时重演。我想到父亲曾跟我说，如果听到火车从头顶开过，那就是龙卷风。在他离开前，他把储藏间里放满罐头和水，告诉我如果来了龙卷风，我可以在这里坚持两三个月。关于过去的记忆，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也只剩下这样的碎片而已。在我试图把它们捡起时，母亲敲了敲门。我走过去，问她怎么出门不带钥匙。她没有说话，只是捂住了脸。然后她打开包，把粉色的手枪拿了出来。她跟我说，她有十几年没有用过这把枪了，它应该已经坏了。她问我父亲现在在做什么。她说，我们的卫星电视有些问题，明天能不能找父亲来修理。

蒙特利尔

　　每当我想起尴尬的时刻，我总会起身，走动，坐下，起身。每当我身处尴尬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一些不重要的画面，比如从高处坠落的飞鸟，或者弥漫在街道上的灰尘。当时我闭上双眼，想起八年前的夜晚，她坐在我身边，头发很短，不发一言。我听到交警让她出示证件。
　　后来，在从蒙特利尔的机场开向她家时，她跟我说，她在这里经常被当作未成年人，但是像今天这样被交警问有没有满十二岁，也不是天天都会遇见。我说，我也会被认作未成年，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分不清亚洲人的年龄。
　　我们驶上高架，两侧的房屋消失，向着城市的西南，我们一路驶去。
　　如今在我尴尬时，我依然会想起一些不重要的画面，比如在七月的下午，我们把车停好，穿过马路，站在房屋前。我会想起三层的、砖红色的联排公寓，它们沿着街道排开。她跟我说，她住在地下室里，她跟我说不要告诉我们过去的朋友。然后她推开公寓的门，带我往楼下走去。
　　她曾问我想不想回国。那时我已经离家很久，常常坐夜晚的航班。那时我常常降落在曾经去过的梦境。我跟她說，我不知道。我其实想说我不想，但我只是说我不知道。 　　两个月后，当我在蒙特利尔的旅程终于结束，当我登上回美国的飞机，看向窗外被群山包裹的城市，我邻座的男人问我在这里玩得是否开心。我说我很开心，他说他也很开心。他说他会考虑移民到这里。他说，他是为了逃离阿根廷才去的威斯康星，但威斯康星还不如阿根廷。在他说话时我再次想起她。在帮我把行李搬到床垫旁后，她说，她想回家，但她不能回家。因为她的爸爸妈妈不会再回国了。因为他们老了，他们说她也要留下。因为为了搬到这里，他们受了许多的辛苦，所以她不能走。我跟邻座说，我没有去过威斯康星。我们看向窗外。地面上的城市不断缩小，成为黑影里的港湾。
　　十五岁，我第一次在中学的食堂见到她时，她和一个女孩站在一起，她们有着一样的发型。如今她的头发已经更短，她看上去更像一个男孩。在蒙特利尔的交警看来她更像一个不满十二岁的男孩。当时我们不知道以后我们会离开中国。当时她在格子裙里穿了黑色的长裤。当时，她走在我前面，揽过那个女孩的肩。当时她在咬指甲。我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在八年前的夜晚，在关了灯的宿舍里，她坐在我身边，头发很短，不发一言。
　　*
　　当我们从地铁站出来，跟着人群上坡，我们就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教堂。从那里出发，再沿着小巷下坡，运河在我们眼前展开。在日后，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上坡和下坡。沿着坡道拐弯时她曾问我是否喜欢这里。“你没有在冬天过来，”她说，“到了冬天，到处都会是雪。”但我毕竟没有在冬天过来。我们沿着港口走过，对岸的赌场如同白色的宫殿。然后，我们又从河边的长椅起身往回走。在街角我们停了下来。时针指向六点，天会开始变暗。小席从远处走来。
　　两年后，在上海，在她提起小席时，她总会说，我在蒙特利尔的室友，而不是说，我在蒙特利尔的女友。两年后我问她，小席上海的家在哪里，她说她不知道。在我们看向河对岸的赌场时，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和小席是怎样的。“小席快结婚了，”她跟我说，“因为小席说自己必须结婚。”
　　她曾和我说她喜欢比她大的人。她和我说，她在蒙特利尔的第一个女友是她的同学。“那个中国女孩很有钱，”她说，“我住在她的公寓里，不用出钱。”后来，她前往偏僻的省份，去石油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来她和石油公司的白人上司住在一起。她说那个上司比她大，因为她喜欢比她大的人。
　　“那里冷吗？”我说。
　　“零下三四十度。”她说。
　　在我们头顶的吊顶上，黑色的、闪亮的蟑螂在爬行。我拿来椅子，爬了上去，朝着蟑螂伸出手。她说那里很冷，她第一次见她的上司时就知道对方喜欢自己。但那里太冷了，她们太忙了，即使她们住在一起也要靠短信来联系。她帮我把拍死的蟑螂放进垃圾桶里，然后说，她是在合租时认识的小席。她说小席的未婚夫是小席在上海时的同学。她说，他在这里买好了公寓，已经登陆了。
　　“你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吗？”她说。
　　“和谁？”我说。
　　我们跟随小席，经过唐人街里她工作的公司。那栋楼挂着中文的招牌。看见中文让我难受。在越南粉店里我们坐了下来，她穿着黑色的男童短袖和男童短裤，小席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后来她跟我说在国外她这个身高只能买童装。后来的小席，一直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穿着白色的裙子，低着头，轻轻握住她的手。
　　在我们短暂的相处中，小席一直没有看过我。
　　*
　　那时我总会到很晚才睡。因为我，小席搬了出去。我睡在她们的床垫上，床垫旁放着一块木板。她说她的腰常常会疼。她说她没钱去治疗，但起码可以睡木板。我说我可以住酒店，但她说没关系，我们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见面，而小席本来就有自己的家。
　　她没有买床架。直接睡在床垫上，让我觉得自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块。她会在半夜起床，打开电脑，看国内的游戏直播。“对不起，”她会隔着屏风说，“我吵醒你了吗？”在黑暗中，我看见电脑屏幕的荧光。“我不会发出声音。”她说。凌晨时，我听见她的脚步，穿过沙发和床垫之间的屏风，到最里面的卫生间去。她的脚步安静，温柔，在我们一起吃饭时她说她喜欢温柔。
　　每天中午，在我起床时，她依然在沙发上，用毛毯盖住自己。我不知道她最终都是在几点睡去。她常常在半夜起来，看直播，或者玩游戏。有的时候，当我在下午三点悄悄出门时，她依然还没有睡醒。“明天喊我起来吧，”在我回来时她对我说，“我都没怎么陪你一起出去。”那时她已经煮好馄饨，帮我端到桌上。我说我可以帮忙做晚饭，但她依然一个人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她让我想到妈妈。她打开冰箱，拿出酸奶，拆开包装，帮我把酸奶倒进碗里。她真的让我想到妈妈。行人的脚步声从我们的餐桌上传来。
　　现在，当我想起她，我会起身，走动，坐下，起身。过去的碎片不断出现，如同蝴蝶。现在我会想起，在七月的下午，她的地下室依然昏暗。我想起她把超市叫作西人超市。我想起，做尖椒炒肉时，她站在椅子上，拆掉墙上的烟雾报警器，而在她终于洗完晚餐的碗筷后，她会坐下，和小席、和我一起，吃冰淇淋和水果，看中国的综艺。离开中国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中国的综艺。
　　“我们吃的这些放在国内都很贵。”她说。小席对着手机上的综艺无声地微笑。
　　我们第一次、也是倒数第二次出去吃饭，是在一个周五的傍晚。那时她说，我来蒙特利尔这么久，她都没有带我出去吃饭。她打开大众点评。在没有其他顾客的餐馆，她点了一份二十加元的寿司，我点了十五加元的饭。二十加元只能买到六个寿司。几分钟后，她就吃完了她的六个寿司，看着我。我放下勺子说我也好了。然后她说她没吃饱，因为六个寿司不可能吃得饱。她把我的碗拿了过去，吃掉了我碗里的全部剩饭。
　　“你刚刚给了多少小费？”我说。
　　“我从来不给。”她说。“还不如去吃自助，十八加元，撑到第二天都不用吃饭。”
　　*
　　我依然记得，在我刚来几天时，我们坐在港口，往运河的对岸看去。在那时她曾指给我看赌场。离开寿司店后，我们沿着蓝色的水域行驶，绿色的岛在我们的身后消失。她跟我说，如果我没有带护照，我们还是可以去賭场，因为我可以用小席的驾照，他们认不出亚洲人的区别。 　　我把小席的驾照递给赌场的保安。
　　“小席跟我没有什么共同点。”在赌场的露台上，她对我说。“我不喜欢她，我只是没有办法。这里太小了，我找不到别的中国人了，这里的中国人都很奇怪。但小席也很好，我没钱时她都会给我钱。而且她也喜欢赌，我们一起输掉过两千加元。”
　　“为什么奇怪？”我说。
　　“就是很奇怪。”
　　人们在露台上抽烟，四处是橙红的星点。她拿出一包红南京。
　　“找人从国内带的。你要吗？”
　　她点燃她的红南京。
　　“你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我说。
　　“农业移民，”她说，“学个法语，过来养猪。其实只有我爸在猪场，我妈不工作。我现在上学和看病都不要钱。但真的没事做。在这种地方，还能做什么？”
　　“有一次，”她继续说道，“去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小席一起来这里跨年。我们输了一千多加币，所以我们就去顶楼的餐厅吃了最后一顿晚饭。那时我们已经输光了积蓄。然后我们在餐厅看到了跨年的焰火。然后，等看完焰火下楼后，我们就开始翻盘。我想一年一年的就是这样。新的一年开始时，就会有好运。”
　　我们走下楼后，她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发挥我的新手运气。“你只要坐在那里就行，”她说，“剩下的我们都会告诉你。”我们三个人占着一个位置，我坐在椅子上，她们站在我的两边。其他人都在看着我，我感觉我像一个被爸爸妈妈看护的女婴。
　　那个晚上我们赢了一百加币。她跟我说，新手都会有这样的运气。后来我就不是新手了。后来，我跟着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夜晚从那里驶出，跨过大桥，沉默着，聽小席打开音响。我们就像圣母岛上的那些华人。我不知道那里为什么一直有那么多华人。她说那些人年复一年地待在那里，好像没有工作，或者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些人会看着同样说中文的我们。我们看着彼此，好像看见了一块岛，然后我们就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我们继续漂浮。
　　*
　　我们最后一次出去吃饭，是在她再次输光了积蓄之后。从赌场出来后，我们沿着河水，向着有火锅店的亚洲广场驶去。她很安静，几乎不发一言，我想如果是我输了钱我也会不发一言。我跟她说这顿我来请，因为我想让她开心。我一直想让她开心。在我点了鸳鸯锅后，她对我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鸳鸯锅。她问我，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跟加拿大人一样不吃辣了。然后她开始说她想回去。“只有在火锅店我才能活过来，”她说，“我真的受不了这里的吃的了。我真的想回去。”
　　这么累，她说，也只是为了来到别人的起点。
　　我们曾以为自己有所不同。我们从一处逃离，又不断寻求新的去处。两年后，当我们回到上海见到以前的朋友，她又会说上海让她想吐。她会说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份工作能赚多少钱，而她在蒙特利尔时有过一个室友，那个室友从上海搬到了蒙特利尔，从来不跟她谈钱。
　　“如果我来上海工作的话，”两年后在上海，她会最终问道，“这边的人会介意我这样的人吗？”
　　“什么样？”我说。
　　“像个男孩一样的。”她说。
　　在火锅店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说，她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来加拿大，但她也没有办法。“我不喜欢这里，”她说，“我只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窗外，老鼠从街的一边出现，穿越街道，再在另一边消失。她说，她在出国前已经学了两年的法语，但她还是听不懂蒙特利尔的法语，因为他们讲的根本不是法语。她说她不喜欢小席。我问她现在是拿了枫叶卡还是已经入籍，她说还是枫叶卡。但一旦决定回国工作，她说，她就会加入加拿大籍。
　　晚上回去后，她腹泻了一夜，她说因为她有一段时间没吃辣了。
　　后来，在她终于搬离加拿大时，我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正如我。在回国的人群中，她会穿上雨衣，戴上滑雪镜和口罩，辗转四十个小时的飞机，不敢吃喝。她会跟我说她一定要回来。我想关照她一路要注意，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每当我想要说点什么时，我总会什么都不说。比如，在我离开蒙特利尔前的最后一晚，小席突然开始跟她争吵，接着摔门而去，她也跟着冲了出去。在她回来时，我已经做好了饭，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在回家时看到家里有饭。又比如，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她以为我舍不得告别，跟我说我们很快还会再见。但我不是舍不得告别。我想这是我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的原因，我至今害怕说话。而最后一次我想要反驳她，是在蒙特利尔的圣母教堂。当时我们从教堂出来，走到背后的花园，她看着一尊雕像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哀悼基督。她说，他们就是喜欢编这种故事。然后她问我，你相信他们那一套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相信。我们已经从花园走到了教堂的正门，在我们身下，台阶往山下无尽地延伸。信徒会觉得，这是通往神的阶梯，她说，但这只是工程师的设计，就是这样而已。都只是这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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