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一本牛津大学中国抗战研究学者撰写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书。尚未看内文，封面的一张图片先引起了我的注意。画面是当时国民政府修建，于1947年“双十节”在重庆落成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两年后，新的政权后将碑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而这本书在使用这张照片时，美术编辑在调成暗蓝调的照片的碑体上，以醒目的黄色，复原了原始的碑文。
　　中国，似乎被盟友遗忘，而我们自己，在同室操戈之后也曾经相互把彼此在抗战中的功绩有选择的遗忘，甚至诋毁。但有趣的是，彼此却将一位共同认可的盟友铭记的似乎很深，至少，认可了这位盟友在中国着意留下的纪念印记。
　　这位盟友便是苏联。苏军在1945年8月9日进入中国，向东北的日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战役不久便结束，而已经控制了东北全境的苏军，如同他们几个月前反攻德国后在取得胜利的一些欧洲城市一样，迅速地在东北50余个城镇开始修建体量大小不一的纪念碑，以及阵亡将士墓。
　　这些纪念碑的修建地址，大多选择在城市或城镇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如车站或城区的主要轴线道路上。在哈尔滨、绥芬河、沈阳、安达、昂昂溪、赤峰等地，苏军的纪念碑和烈士墓都是建在火车站广场上。在长春、满洲里、海拉尔、佳木斯等地，则是建筑在当时最主要道路的环岛或街心绿地中。
　　纪念碑的尺度不同，小型的3至5米，大型的20多米。其样式主要为方条状，也有瓜棱柱状、梯形装等等。塔身的装饰图案内容大致为苏维埃共和国国徽、五角星和纪念词语，或是纪念碑下安葬的军人姓名。由于俄语也是采用字母拼写，而字母不适合竖向排列，所以碑文都凿刻或浇铸以铜牌，置于碑座上，碑的主体非常简洁。目前，有些地方的苏军纪念碑的碑芯上纵向标有硕大汉字碑文的，基本是1949年以后由中方承担设计和建造的。
　　一些纪念碑装饰结合了圆雕和浮雕。以铜铸造的士兵形象、武器，以及表现战斗场景的浮雕，安置在碑体之上或基座的里面上。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三处的纪念碑上，分别放置有轮舵、飞机和坦克，直白地表述了苏维埃完备的军种体系。在哈尔滨另一处以及东北其它几处的纪念碑顶端，则是持抢或挚旗的士兵铜像。
　　早在1918年初，列宁提出了“纪念碑宣传计划”。这个计划所指的“纪念碑”，不仅是指纪念碑建筑，还包括了绘画、雕塑、音乐、电影、戏剧、文学等一切艺术形式。这个计划为艺术家规范了创作方向：突出苏维埃的伟大性、纪念性以及宣传性。
　　由于紀念碑和雕塑本身固有的呈现形式的公共特性和材质稳固的长久性，以及巨大体量的可行性，在列宁的计划发布后，成果还是最先体现在纪念碑和雕塑上。到1922年底，全苏的雕塑家和建筑师，就完成了183件纪念碑和大型雕塑的建设和设计定稿。运行高效的惯性也持续到了1945年，并波及到中国，日军投降后在“清缴敌产”的同时，在一些主要城市的纪念碑的建设工程随之展开，并快速竣工，效率极高。满洲里与海拉尔两地相距约190公里，两地的苏军纪念碑碑体形状不同，但是基座镶嵌的四块铜浮雕画面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浮雕如同预制件一样，苏军有备而来。
　　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都将苏联视为盟友甚至是“大哥”，所以苏联所建的这一批纪念碑，绝大多数得以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并成为中国自19世纪中叶始现，到1949年之前所建的现代形式的纪念碑和城市雕塑之中，遗存到今日数量最多的同一主题的纪念性建筑物。
　　成文军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毕业
　　先后从业于新闻摄影、城市雕塑创作以及近代中国城市雕塑历史研究。
　　1997年起关注国内大型室外毛泽东塑像的前身今世。行迹中国所有省份以影像记录了200余尊毛泽东塑像的形态及所处的状况，寻访了逾百位当年参与塑像创作和建造的亲历者。
　　撰写出版有《图说毛泽东雕像》一书等。
　　现于上海筹建中国近代城市雕塑历史文献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