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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书屋》是好杂志，我十分喜欢，喜欢就喜欢在它坚持真实、倡导言之有物上。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它在这方面就做得尽善尽美了。也许有些苦衷难以为外人道，中国的杂志常常会发一些文章，让不明白个中原委的人感到纳闷，好好的，杂志怎么自己砸起自己的牌子来。二○○一年第二期的《书屋》，首篇登载的就是这样一篇稿子。还未到手，就有朋友嘱咐，一定读读这期刘小枫的大作。杂志一到，我首先就看起了《刺猬的温顺》。这位朋友素来为我所敬佩，他的叮嘱，不敢不听，因而，几次放下杂志，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不得不说，我的朋友虽然足以信赖，这次却是让我扎扎实实头疼了一阵：平生尚未读过这么搅成一塘烂泥的东西。文章是昨晚翻的，平白不舒服了几个小时，本来是打算也就拉倒，只是早上一觉醒来，那种踩了粘不拉几物似的感觉仍在，只好爬起来写几句，也让乱扔这种东西的先生不舒服一下。
说句实话，昨晚是在那位老兄的谆谆叮咛下，第一次读完了刘小枫一篇东西。多少年前，有波士顿的朋友推荐过他，因此碰到他的大作，都要拿起来，却总是被开篇的无聊挡了回去，故而虽有腹议，从来也没有敢吱出声来。这次既然读完了，至少就这篇还是可以说上几句。
二
苏东坡之言，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用在《刺猬》身上，看来还是太夸奖了它。扬雄之说，虽然浅易，到底还是一说。谁又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刘小枫写了五万多字，涂满了二十四页十六开的白纸，千描百画，推出来一只巨型刺猬，站在《学界新论》名下，挤眉弄眼，是要告诉大家一点自己的什么？吃学术饭的人都知道，一篇研究文章，如果不能用一两句话把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概括出来，作为研究文章，大抵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意思。《刺猬》其实也不过是一篇介绍文章，原本没有什么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作为介绍文章，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只《刺猬》却偏偏太爱俏，太喜欢打扮自己，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什么“思想的事情”。明明是在介绍“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之类，是在“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之类，却总在给读者制造一种印象，这是刘小枫本人的“告别一九九九独白”，这是刘小枫本人在探讨“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位“大师”的作用只不过在于，给了与大师“那么相近”的刘小枫一个独白和研究的“感觉”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刺猬》要东拉西扯，左顾右盼，有意无意搅得个玄而又玄，令大家“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只是恐怕到了后来，刘小枫自己也晕乎了，未必清楚自己在说什么。那么个啰嗦，那么个粘糊，那么个乱乎，尤其那么个卖弄，你叫人读起来，怎么能够不头疼。
最为简单的例子，是所谓《题记》。删了它，于文章本身，于作者形象，实在都有益而无害。花了近二千字的《题记》，不过是要告诉大家：
1．“萌萌”向他约稿，他“没有理会”，而“萌萌很有耐心，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他。
2．他“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引者）是思想的事情”。
3．“九八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4．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想要说的论题”的“感觉”。
5．有人给他送书，而在这以前他已经买了一套。
6．“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逍遥》〔1〕的立场吗？”〔2〕
7．“我怎么会与这个人（指当代政治哲学的要人、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引者）那么相近呢？”
8．他“读过不少”书。
9．重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
10．他读施特劳斯的过程，开始怎么不懂，后来碰到好“运气”〔3〕，读到迈尔的“疏解”，“意外”地（！）知道了，“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最后施特劳斯令了他“震惊和坚毅”。
11．“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4〕
12．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因为什么耽误了定稿期，但是，“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13．在这期间他还有“其他有时限的研究任务”。
14．他“到欧洲及美国出差”。
等等。真是一筐烂泥，一筐什么都多、惟独少了那种与文章本身必要关系的烂泥。当然，没有了《题记》，读者也就无从知道，那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思想的事情”，刘小枫与大师“那么相近”。倘若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么两点，也用不着那么个*4嗦呀，用不着别人给他送书，而“此前我自己买了一套”也上呀。照这个样子写下去，刘小枫在这期间，在这前后，还拿过笔，吃过饭，喝过饮料，上过WC，是不是也应该告诉大家呢？怪不得旁边都有人瞅得连连摇头：“怎么像个女人写的东西。”就是要像个女人写东西，他人又怎么管得着。只是我替《书屋》心疼，知道杂志经费紧张，可惜那么多好纸张，幸亏有公司肯打折扣。当然，更为心疼的是读者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有人自恋，喜欢照镜子，以为自己是一大美人，一颦一笑俱动人，吃喝拉撒都要公之于众，惟恐天下不知，那也不难理解，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弄不明白的是，偏偏还会有那么些人，愿意给他捧镜子。常常觉得迷惑，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偌大一块园子，怎么满地爬着的都是些刺猬，一只只奇怪的刺猬。文学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能气得屈老先生再次跳下江去。其实只要稍稍平下心来，原本也不必大惊小怪。文学青年崇拜某个下脚料“大诗人”，那是他们虽然文学，总还是青年，因而中了哪位编辑的圈套，沦为书商赚钱的工具，情有可原。刘小枫却似乎是学术圈中人，读者应该年岁稍长，至少也是在这个圈中已经混了几年饭吃的人。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三
注释不规范，也是这位学者的一大特点。读学术文章，老先生常常“倒行逆施”，从注释看起。先看注释，能够简单迅速地了解文章本身的根基如何。一篇文章，且不论其根基怎样，如果注释连规范都谈不上，从学术角度讲，这位大学者的基本功，恐怕还有应该从头开始练练的地方。随手拈出《刺猬》的两条注释来看看：
注〔6〕:“LeoStrauss,〈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IsaiahBerlin,〈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均见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等译，北京：商务版1985，页58—86和页404—441。（以下随文注页码。）”
注〔25〕：“参LeoStrauss,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见LeoStrauss,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古典与现代的自由主义），Uni.ChicagoPress1989,页10—15。亦参《柏拉图论教育》，郑晓沧译，北京：人民教育版1958。”
大家都知道，注释的一个基本功用就是注明作者根据的出处，以便读者查询。这就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列出出处的作者、文章、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和出版社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等内容。关于这些，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形成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国内，注释中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要求列出的是发表后的作者中文译名，因为在国内，较为正规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读物，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都已经译为中文，按照准确原则，注释应该列出的当然是所用著述作者的中文译名，也就是应该准确地按照所用著述的原有样子列出，否则会增加读者查询的难度。我们看到，刘小枫在这里偏偏不管这些，硬是不列汉译著述作者的汉译名字，而是仅仅列出作者的原名。其本意也许是要告诉读者，他知道作者本来姓谁名何吧。但是，这样一来，刘小枫自己也许满足了自己的什么心，却是害苦了想要查找该书的读者。要是不信，请哪位亲自到北京图书馆走一遭，用“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这两个名字，去查查《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试试看。我们下面给出施特劳斯和伯林那两篇文章的中文译本有关信息,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艾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分别见詹姆斯·A·古尔德和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86页和第404—441页。
同时，该书版权页还给出了该书书名和编者名字的英文：
JamesA.GouldandVincentV.Thursby,eds.,ContemporaryPoliticalThought.
这里多说一句，让读者明白。刘小枫把该书写作：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5〕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商务印书馆给出的英文书名并没有中文版所有的副标题：“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给出的中文版的编者名字当然是中文译名。刘小枫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且不说是否让读者查询不方便，首先实在是给了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关于英、法、德等文字著述出处的列法，最为基本的常识是，按照国际惯例，要用不同的方式把文章和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区别开来。常用的方法是，文章名字用正体，加引号或不加引号，杂志或书籍用斜体。关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时间，一般的列法是：“地点,出版者，时间”。比如，上面举为第二个例子的刘小枫注释中施特劳斯的英文文章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写作：
LeoStrauss,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inLeoStrauss,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Chicago:〔6〕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pp.10—15.
刘小枫看来全然不屑于照规矩办理，或者根本就是不懂得有这些规矩。
此外，在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刘氏列出“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时，中文译名连个书名号也未加。还有，第一个例子中所谓“（随文注页码）”，刘氏注的是“（〈什么是政治哲学？〉，页77）”之类。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哲学？〉只是一篇文章，它本身没有什么“页77”，有“页77”的是，《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
顺便再提一句，“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从字面上看，明明是“《〔人文〕教育与责任》”，不知何故偏要译作“〈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我辈不敏，百思不能理解其中“微言大义”，小枫先生有以教我。
算了，不挑注释的刺了。刺猬身上如果不是满身都是刺，也就不叫做刺猬了，哪里不能挑，何苦一定要扎在注释堆里。随手挑的几根注释的刺，就写了这么多，认真挑起来，那还了得，恐怕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我们还是来看看别的更加漂亮的刺吧。
四
让人十二分不舒服的是，《刺猬》还特别喜欢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文字本身都常常别扭到了极致，许多甚至到了不通的地步，比如：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
“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
“……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
“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拯救与逍遥》的绝对价值论立场并没有完全放弃，而是借助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构成一种紧张，以至于有明眼人责我立场含混。”
“……注经学的思想方式……”
“……舍勒令我尖锐……”
“……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
“……信念‘睿智而肝胆照人’……”
“……这位现代休谟‘睿智而肝胆照人’的使命……”
“……这些问题显得已经被论争了好几千年也没有取得进展……”
“〈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之前，要么伯林对施特劳斯的针砭装聋作哑，要么真的没有读到施特劳斯的文章。无论哪种情形，在施特劳斯作古多年后的访谈中，伯林调侃说：施特劳斯‘已经进了坟墓’，所以‘无法反驳他’，都是典型的狐狸说辞。”
“《法律篇》记述的是，一位雅典哲人跑到克里特岛，与两位当地长老（一为克里特人、一为斯巴达人）〔7〕讨论法律的起源：谁是‘立法者’。”
“……雅典哲人跑去克里特岛的实际目的，很可能是想向他们引进雅典式的立法……”
“上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人类分散成不同民族，划分遭诅咒与受赐福的，以此防微杜渐整个人类再变得邪恶、败坏，免得他要用大洪水灭掉全人类那样不得已的办法来清除普遍的恶。”
“上帝希望，总有一些民族不至受到恶的侵浊。”
“所谓神话，施特劳斯指希腊诗人的诸神及其由诸神掌管的人无法想象的命运力量。”
“为了寻求维护秩序，即便在某些因经济、地缘政治冲突引至的混乱情况下，限制追求高贵所要求的精神自由，统治就偏离了自然的正当。”
“柏拉图的考虑仅仅出于哲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教育事业需要教育者，他必须是有美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何为有美德的人是古典的‘自由教育’的重心，而‘自由教育’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哲人是怎样的人？”
“追求灵魂知识的哲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8〕
“……恶不再是道德欠缺而是人的自然天性的guiltless（无辜）。”
“……但这使命不是先知自愿要有、更非自居的……”
“……生活的道德秩序将是稳妥的……”
“……这两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在西方冲突了两千多年，迄今没有完结，反而显得越演越烈。”
“……哲学的生活方式作为美好的生活……”
“既然先知精神与哲人精神两者必居其一，施特劳斯为什么选择了哲人的生活方式？”
“……人民沉醉于恐惧、幻想、欲望……”
“为什么雅典哲人要大谈饮酒伦理？何不疯狂地抨击一番人民的沉醉德性？”
“……尽管有灾难和恐惧，惟有死死守住对美德知识的追求和对上帝的信靠。”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非得以善恶知识为前提。”
“在施特劳斯眼里，尼采是旧约圣经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传人，这两种智慧冲突性的张力是必须的，为了对大地的忠诚和热爱——在热爱和忠诚中承负此世的残酷、不幸和困窘。”
……
罢了罢了，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无奈得很，现在时髦的文风就是这么一种，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清楚的东西弄得玄乎，无聊的东西用多多益善的废话包裹起来，显得有聊。如同有的文学青年小学作文尚未通顺，便喜欢用四六骈体给“美眉们”写信，目的无非都是一个，给自己壮胆，把“皮袍下的小”遮掩起来，画上鬼符神像装扮起来，好在读者一双双瞪大的眼睛中，标刻自己的“学问”与“伟大”。你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一定得称赞他学识深厚，思想深刻，否则便证明你智力低下，不能读懂他的深奥。对这种“美文”“伟文”，我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敬鬼神而远之。时间实在花不起，气也实在生不起。真想要了解某个大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读原著，原著容易读懂，中国许多时髦名人的介绍文章，尤其是那种通过读翻译文字〔9〕来介绍外国人的文章，却多有越读越让人糊涂的。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其实，但说现在的文风如此，也许偏激了一些。苏东坡的那句话，不是指明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样的吗？古今中外，凡是肚里空虚，又爱充思想家者，说起话来，莫不“吗咪哩嘎咕呜嘟嗒”。苏老夫子的话，升华一下就是，多用艰深之辞者，莫不欲文饰自己的浅易罢了。真是有话可说者，却往往不是那么爱说话，逼得说出话来，每每就是大白话，比如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幸亏时间会淘洗糠秕，历史最终总会让该闪亮的东西闪出亮来，因而，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我们，还会有机会为伯玉先生涕泪纵横。
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
注释：
〔1〕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按照做学问的一个基本规则来评断，我写的东西与前人相近，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么，我就有可能是抄袭（说重一点就是剽窃）了前人，或者，学问没有做到家，原来不知道前人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因而，对于那些不清楚底细的读者来说，感到“困惑”的应该是：“《拯救与逍遥》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施特劳斯的立场吗？”顺便提请读者注意，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文译本发表于1985年。刘小枫说他是在1994年“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而“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读到“〈什么是政治哲学〉”，是在什么时间。
〔3〕做学问的人都知道，研究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摸底，看看前人已经做过些什么，有过什么进展，存在哪些不足，谁的说法比较可靠，谁的不可信，等等。这项工作必须系统地做，不可偷懒；在这个方面，光靠碰“运气”，不是做学问。
〔4〕其实，又何必卖这个关子呢？既然“不可能说清楚”，又何必故意自问：“何以如此？”况且，原本也未必有什么人渴望知道，“何以如此？”
〔5〕“Thurshy”错，应为“Thursby”。
〔6〕我手头没有这本书，不知道出版地点，这里“Chicago”只是为了举例方便随意猜想的。
〔7〕这里需要稍稍作些解释。克里特岛是现在希腊的最大岛屿，处于地中海东部。该岛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居民并非希腊语人。随着移民一波又一波的侵入，到了公元前15世纪中叶，希腊语人才代替了说前希腊语的土著人在岛上占据统治地位。公元前二千纪末、一千纪初，又一波北方部落侵入希腊，史称多立斯人的入侵，他们毁灭了迈锡尼文明。柏拉图《法律篇》中提到的克里特人与斯巴达人，就是那些多立斯人的后裔。侵入克里特的多立斯人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国家。侵入希腊南部迈锡尼半岛拉哥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立斯人，最终建立了斯巴达国家。这些都是历史常识。因此，说克里特长老和斯巴达长老都是克里特的“当地长老”，犹如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藤野严九郎和周树人都是日本的“当地人”一样荒谬。甚至，严格说来，“当地人”如果是指土著，柏拉图提到的克里特长老也不能算作土著，正如欧洲裔的美国公民不是美国的土著一样。
〔8〕这一句是位不到十二岁的儿童指出来的。
〔9〕不是说翻译都不好。杨淮生译的斯特劳斯(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周琪译的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读起来就比刘小枫的介绍舒服多了。
《书屋》是好杂志，我十分喜欢，喜欢就喜欢在它坚持真实、倡导言之有物上。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它在这方面就做得尽善尽美了。也许有些苦衷难以为外人道，中国的杂志常常会发一些文章，让不明白个中原委的人感到纳闷，好好的，杂志怎么自己砸起自己的牌子来。二○○一年第二期的《书屋》，首篇登载的就是这样一篇稿子。还未到手，就有朋友嘱咐，一定读读这期刘小枫的大作。杂志一到，我首先就看起了《刺猬的温顺》。这位朋友素来为我所敬佩，他的叮嘱，不敢不听，因而，几次放下杂志，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不得不说，我的朋友虽然足以信赖，这次却是让我扎扎实实头疼了一阵：平生尚未读过这么搅成一塘烂泥的东西。文章是昨晚翻的，平白不舒服了几个小时，本来是打算也就拉倒，只是早上一觉醒来，那种踩了粘不拉几物似的感觉仍在，只好爬起来写几句，也让乱扔这种东西的先生不舒服一下。
说句实话，昨晚是在那位老兄的谆谆叮咛下，第一次读完了刘小枫一篇东西。多少年前，有波士顿的朋友推荐过他，因此碰到他的大作，都要拿起来，却总是被开篇的无聊挡了回去，故而虽有腹议，从来也没有敢吱出声来。这次既然读完了，至少就这篇还是可以说上几句。
二
苏东坡之言，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用在《刺猬》身上，看来还是太夸奖了它。扬雄之说，虽然浅易，到底还是一说。谁又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刘小枫写了五万多字，涂满了二十四页十六开的白纸，千描百画，推出来一只巨型刺猬，站在《学界新论》名下，挤眉弄眼，是要告诉大家一点自己的什么？吃学术饭的人都知道，一篇研究文章，如果不能用一两句话把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概括出来，作为研究文章，大抵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意思。《刺猬》其实也不过是一篇介绍文章，原本没有什么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作为介绍文章，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只《刺猬》却偏偏太爱俏，太喜欢打扮自己，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什么“思想的事情”。明明是在介绍“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之类，是在“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之类，却总在给读者制造一种印象，这是刘小枫本人的“告别一九九九独白”，这是刘小枫本人在探讨“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位“大师”的作用只不过在于，给了与大师“那么相近”的刘小枫一个独白和研究的“感觉”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刺猬》要东拉西扯，左顾右盼，有意无意搅得个玄而又玄，令大家“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只是恐怕到了后来，刘小枫自己也晕乎了，未必清楚自己在说什么。那么个啰嗦，那么个粘糊，那么个乱乎，尤其那么个卖弄，你叫人读起来，怎么能够不头疼。
最为简单的例子，是所谓《题记》。删了它，于文章本身，于作者形象，实在都有益而无害。花了近二千字的《题记》，不过是要告诉大家：
1．“萌萌”向他约稿，他“没有理会”，而“萌萌很有耐心，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他。
2．他“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引者）是思想的事情”。
3．“九八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4．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想要说的论题”的“感觉”。
5．有人给他送书，而在这以前他已经买了一套。
6．“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逍遥》〔1〕的立场吗？”〔2〕
7．“我怎么会与这个人（指当代政治哲学的要人、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引者）那么相近呢？”
8．他“读过不少”书。
9．重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
10．他读施特劳斯的过程，开始怎么不懂，后来碰到好“运气”〔3〕，读到迈尔的“疏解”，“意外”地（！）知道了，“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最后施特劳斯令了他“震惊和坚毅”。
11．“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4〕
12．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因为什么耽误了定稿期，但是，“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13．在这期间他还有“其他有时限的研究任务”。
14．他“到欧洲及美国出差”。
等等。真是一筐烂泥，一筐什么都多、惟独少了那种与文章本身必要关系的烂泥。当然，没有了《题记》，读者也就无从知道，那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思想的事情”，刘小枫与大师“那么相近”。倘若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么两点，也用不着那么个*4嗦呀，用不着别人给他送书，而“此前我自己买了一套”也上呀。照这个样子写下去，刘小枫在这期间，在这前后，还拿过笔，吃过饭，喝过饮料，上过WC，是不是也应该告诉大家呢？怪不得旁边都有人瞅得连连摇头：“怎么像个女人写的东西。”就是要像个女人写东西，他人又怎么管得着。只是我替《书屋》心疼，知道杂志经费紧张，可惜那么多好纸张，幸亏有公司肯打折扣。当然，更为心疼的是读者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有人自恋，喜欢照镜子，以为自己是一大美人，一颦一笑俱动人，吃喝拉撒都要公之于众，惟恐天下不知，那也不难理解，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弄不明白的是，偏偏还会有那么些人，愿意给他捧镜子。常常觉得迷惑，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偌大一块园子，怎么满地爬着的都是些刺猬，一只只奇怪的刺猬。文学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能气得屈老先生再次跳下江去。其实只要稍稍平下心来，原本也不必大惊小怪。文学青年崇拜某个下脚料“大诗人”，那是他们虽然文学，总还是青年，因而中了哪位编辑的圈套，沦为书商赚钱的工具，情有可原。刘小枫却似乎是学术圈中人，读者应该年岁稍长，至少也是在这个圈中已经混了几年饭吃的人。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三
注释不规范，也是这位学者的一大特点。读学术文章，老先生常常“倒行逆施”，从注释看起。先看注释，能够简单迅速地了解文章本身的根基如何。一篇文章，且不论其根基怎样，如果注释连规范都谈不上，从学术角度讲，这位大学者的基本功，恐怕还有应该从头开始练练的地方。随手拈出《刺猬》的两条注释来看看：
注〔6〕:“LeoStrauss,〈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IsaiahBerlin,〈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均见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等译，北京：商务版1985，页58—86和页404—441。（以下随文注页码。）”
注〔25〕：“参LeoStrauss,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见LeoStrauss,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古典与现代的自由主义），Uni.ChicagoPress1989,页10—15。亦参《柏拉图论教育》，郑晓沧译，北京：人民教育版1958。”
大家都知道，注释的一个基本功用就是注明作者根据的出处，以便读者查询。这就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列出出处的作者、文章、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和出版社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等内容。关于这些，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形成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国内，注释中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要求列出的是发表后的作者中文译名，因为在国内，较为正规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读物，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都已经译为中文，按照准确原则，注释应该列出的当然是所用著述作者的中文译名，也就是应该准确地按照所用著述的原有样子列出，否则会增加读者查询的难度。我们看到，刘小枫在这里偏偏不管这些，硬是不列汉译著述作者的汉译名字，而是仅仅列出作者的原名。其本意也许是要告诉读者，他知道作者本来姓谁名何吧。但是，这样一来，刘小枫自己也许满足了自己的什么心，却是害苦了想要查找该书的读者。要是不信，请哪位亲自到北京图书馆走一遭，用“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这两个名字，去查查《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试试看。我们下面给出施特劳斯和伯林那两篇文章的中文译本有关信息,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艾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分别见詹姆斯·A·古尔德和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86页和第404—441页。
同时，该书版权页还给出了该书书名和编者名字的英文：
JamesA.GouldandVincentV.Thursby,eds.,ContemporaryPoliticalThought.
这里多说一句，让读者明白。刘小枫把该书写作：JamesA.Gould/VincentV.Thurshy〔5〕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商务印书馆给出的英文书名并没有中文版所有的副标题：“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给出的中文版的编者名字当然是中文译名。刘小枫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且不说是否让读者查询不方便，首先实在是给了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关于英、法、德等文字著述出处的列法，最为基本的常识是，按照国际惯例，要用不同的方式把文章和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区别开来。常用的方法是，文章名字用正体，加引号或不加引号，杂志或书籍用斜体。关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时间，一般的列法是：“地点,出版者，时间”。比如，上面举为第二个例子的刘小枫注释中施特劳斯的英文文章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写作：
LeoStrauss,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inLeoStrauss,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Chicago:〔6〕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pp.10—15.
刘小枫看来全然不屑于照规矩办理，或者根本就是不懂得有这些规矩。
此外，在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刘氏列出“LiberalismAncientandModern”时，中文译名连个书名号也未加。还有，第一个例子中所谓“（随文注页码）”，刘氏注的是“（〈什么是政治哲学？〉，页77）”之类。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哲学？〉只是一篇文章，它本身没有什么“页77”，有“页77”的是，《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
顺便再提一句，“Liberal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从字面上看，明明是“《〔人文〕教育与责任》”，不知何故偏要译作“〈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我辈不敏，百思不能理解其中“微言大义”，小枫先生有以教我。
算了，不挑注释的刺了。刺猬身上如果不是满身都是刺，也就不叫做刺猬了，哪里不能挑，何苦一定要扎在注释堆里。随手挑的几根注释的刺，就写了这么多，认真挑起来，那还了得，恐怕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我们还是来看看别的更加漂亮的刺吧。
四
让人十二分不舒服的是，《刺猬》还特别喜欢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文字本身都常常别扭到了极致，许多甚至到了不通的地步，比如：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
“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
“……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
“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拯救与逍遥》的绝对价值论立场并没有完全放弃，而是借助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构成一种紧张，以至于有明眼人责我立场含混。”
“……注经学的思想方式……”
“……舍勒令我尖锐……”
“……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
“……信念‘睿智而肝胆照人’……”
“……这位现代休谟‘睿智而肝胆照人’的使命……”
“……这些问题显得已经被论争了好几千年也没有取得进展……”
“〈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之前，要么伯林对施特劳斯的针砭装聋作哑，要么真的没有读到施特劳斯的文章。无论哪种情形，在施特劳斯作古多年后的访谈中，伯林调侃说：施特劳斯‘已经进了坟墓’，所以‘无法反驳他’，都是典型的狐狸说辞。”
“《法律篇》记述的是，一位雅典哲人跑到克里特岛，与两位当地长老（一为克里特人、一为斯巴达人）〔7〕讨论法律的起源：谁是‘立法者’。”
“……雅典哲人跑去克里特岛的实际目的，很可能是想向他们引进雅典式的立法……”
“上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人类分散成不同民族，划分遭诅咒与受赐福的，以此防微杜渐整个人类再变得邪恶、败坏，免得他要用大洪水灭掉全人类那样不得已的办法来清除普遍的恶。”
“上帝希望，总有一些民族不至受到恶的侵浊。”
“所谓神话，施特劳斯指希腊诗人的诸神及其由诸神掌管的人无法想象的命运力量。”
“为了寻求维护秩序，即便在某些因经济、地缘政治冲突引至的混乱情况下，限制追求高贵所要求的精神自由，统治就偏离了自然的正当。”
“柏拉图的考虑仅仅出于哲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教育事业需要教育者，他必须是有美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何为有美德的人是古典的‘自由教育’的重心，而‘自由教育’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哲人是怎样的人？”
“追求灵魂知识的哲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8〕
“……恶不再是道德欠缺而是人的自然天性的guiltless（无辜）。”
“……但这使命不是先知自愿要有、更非自居的……”
“……生活的道德秩序将是稳妥的……”
“……这两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在西方冲突了两千多年，迄今没有完结，反而显得越演越烈。”
“……哲学的生活方式作为美好的生活……”
“既然先知精神与哲人精神两者必居其一，施特劳斯为什么选择了哲人的生活方式？”
“……人民沉醉于恐惧、幻想、欲望……”
“为什么雅典哲人要大谈饮酒伦理？何不疯狂地抨击一番人民的沉醉德性？”
“……尽管有灾难和恐惧，惟有死死守住对美德知识的追求和对上帝的信靠。”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非得以善恶知识为前提。”
“在施特劳斯眼里，尼采是旧约圣经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传人，这两种智慧冲突性的张力是必须的，为了对大地的忠诚和热爱——在热爱和忠诚中承负此世的残酷、不幸和困窘。”
……
罢了罢了，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无奈得很，现在时髦的文风就是这么一种，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清楚的东西弄得玄乎，无聊的东西用多多益善的废话包裹起来，显得有聊。如同有的文学青年小学作文尚未通顺，便喜欢用四六骈体给“美眉们”写信，目的无非都是一个，给自己壮胆，把“皮袍下的小”遮掩起来，画上鬼符神像装扮起来，好在读者一双双瞪大的眼睛中，标刻自己的“学问”与“伟大”。你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一定得称赞他学识深厚，思想深刻，否则便证明你智力低下，不能读懂他的深奥。对这种“美文”“伟文”，我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敬鬼神而远之。时间实在花不起，气也实在生不起。真想要了解某个大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读原著，原著容易读懂，中国许多时髦名人的介绍文章，尤其是那种通过读翻译文字〔9〕来介绍外国人的文章，却多有越读越让人糊涂的。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其实，但说现在的文风如此，也许偏激了一些。苏东坡的那句话，不是指明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样的吗？古今中外，凡是肚里空虚，又爱充思想家者，说起话来，莫不“吗咪哩嘎咕呜嘟嗒”。苏老夫子的话，升华一下就是，多用艰深之辞者，莫不欲文饰自己的浅易罢了。真是有话可说者，却往往不是那么爱说话，逼得说出话来，每每就是大白话，比如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幸亏时间会淘洗糠秕，历史最终总会让该闪亮的东西闪出亮来，因而，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我们，还会有机会为伯玉先生涕泪纵横。
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
注释：
〔1〕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按照做学问的一个基本规则来评断，我写的东西与前人相近，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么，我就有可能是抄袭（说重一点就是剽窃）了前人，或者，学问没有做到家，原来不知道前人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因而，对于那些不清楚底细的读者来说，感到“困惑”的应该是：“《拯救与逍遥》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施特劳斯的立场吗？”顺便提请读者注意，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文译本发表于1985年。刘小枫说他是在1994年“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而“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读到“〈什么是政治哲学〉”，是在什么时间。
〔3〕做学问的人都知道，研究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摸底，看看前人已经做过些什么，有过什么进展，存在哪些不足，谁的说法比较可靠，谁的不可信，等等。这项工作必须系统地做，不可偷懒；在这个方面，光靠碰“运气”，不是做学问。
〔4〕其实，又何必卖这个关子呢？既然“不可能说清楚”，又何必故意自问：“何以如此？”况且，原本也未必有什么人渴望知道，“何以如此？”
〔5〕“Thurshy”错，应为“Thursby”。
〔6〕我手头没有这本书，不知道出版地点，这里“Chicago”只是为了举例方便随意猜想的。
〔7〕这里需要稍稍作些解释。克里特岛是现在希腊的最大岛屿，处于地中海东部。该岛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居民并非希腊语人。随着移民一波又一波的侵入，到了公元前15世纪中叶，希腊语人才代替了说前希腊语的土著人在岛上占据统治地位。公元前二千纪末、一千纪初，又一波北方部落侵入希腊，史称多立斯人的入侵，他们毁灭了迈锡尼文明。柏拉图《法律篇》中提到的克里特人与斯巴达人，就是那些多立斯人的后裔。侵入克里特的多立斯人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国家。侵入希腊南部迈锡尼半岛拉哥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立斯人，最终建立了斯巴达国家。这些都是历史常识。因此，说克里特长老和斯巴达长老都是克里特的“当地长老”，犹如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藤野严九郎和周树人都是日本的“当地人”一样荒谬。甚至，严格说来，“当地人”如果是指土著，柏拉图提到的克里特长老也不能算作土著，正如欧洲裔的美国公民不是美国的土著一样。
〔8〕这一句是位不到十二岁的儿童指出来的。
〔9〕不是说翻译都不好。杨淮生译的斯特劳斯(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周琪译的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读起来就比刘小枫的介绍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