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豪门，父祖皆是达官贵人，这样背景的人在官场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实在是太容易理解了。无论怎样强调自己的努力与才干，观众内心的评价依然是：论才干论努力，我可比你强，现在之所以甘居下游，就是因为没有你那样的老爹。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心理，是中国的老情调。但是，偏偏就有没有任何门第可炫耀，父祖都是无名百姓的人，忽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崛起，给你讲起另外一种风格的中国故事。
　　今天要说的是公孙弘，汉武帝时代，差不多属于第一名的平民宰相。
　　公孙弘年轻的时候，也在政府干过的，虽然只是跑跑腿、当当差，可出了衙门大院，也算是个人物。咱们汉朝的高祖，当初不是也一样。可是，公孙弘在官衙没混多久，就被派遣回家了，是什么错误，是谁的错误，《汉书》一笔带过，肯定是弄不清楚了。那以后，公孙弘的人生彻底落入谷底，每天与他为伍的，你知道是谁吗？是一群猪。因为公孙弘只能靠放猪养活自己。公孙弘的家乡在齐地淄川国的薛县，一个临海的地方。每天，他把一群猪赶到海边，然后一整天面朝大海，目瞪口呆。猪倌，是乡村的一种职业，虽然家家户户都需要猪倌帮忙，大约因为猪倌属于大家共同的雇工，所以地位最低。
　　公孙弘当猪倌，一直到四十岁。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公孙弘忽然困惑起来了。难道，放猪要放一辈子吗？不，绝不，他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也不知道这么多年都在想什么，已经是爷爷年龄的他忽然要读书学习了。说干就干，不能再耽搁了。他投奔了齐地著名儒学大师胡毋生，然后就一头埋下去，绝对认真地读起书来。当公孙弘从书中抬起头，眨眨眼看看周边的世界，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六十岁，公孙弘研读“春秋学”，终于有眉目了。但是，即使到了今天，这也是一个该考虑退休的年龄了。
　　谁会想到，公孙弘这位老人，恰好遭遇了血气方刚的国家，于是他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汉武帝刘彻即皇帝位，那是公元前140年。汉初运行几代的功臣政治，终于难以为继了，汉武帝要建立新的人才选拔机制，面向全国，招揽人才。这年十月，汉武帝下诏要求地方诸侯国和郡县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把选拔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之人才输送到朝廷。淄川国的领导们，选来选去，最后还是公孙弘胜出。不知道是因为公孙弘的学识赢得了更多的赞扬，还是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大家，反正六十岁的公孙弘忽然大放光芒。
　　到了长安，公孙弘通过了一系列测试，顺利成为经学博士。朝廷不仅需要公孙弘的学识，还盼望他能够在更广阔的行政领域发挥才干。一项特殊使命派给他，让他出使匈奴。汉武帝的对匈政策，从后来的情形看，早就成竹在胸，但什么时候开启战端，还要等待机会。不知道从匈奴归来的公孙弘是怎样汇报匈奴的，显然与武帝的想法格格不入。阅读报告之后，汉武帝龙颜大怒，甚至说出公孙弘徒有其名、难当大任的话。长安会有各种谣言快速流传，而公孙弘也感觉苗头不对。好在他年纪大，有很好的托词，立刻向朝廷报告，自己年老多病，希望告老还乡。这一主动姿态，让他没有遭受更大的难堪。满怀复杂情绪，公孙弘回到家乡。谁都看得出来，公孙弘的政治生命已经画上了句号。
　　六年之后是汉武帝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朝廷正式在全国推行察举制度，要求各个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又过了四年，公元前130年，察举制要求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一人。淄川国必须完成朝廷的任务，于是又想到了公孙弘。这一年，公孙弘恰好七十岁。家里一贫如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公孙弘告诉长官，上次失败而归，朝廷应该有记忆，实在应该推荐别人。可是长官不许，非他不可。一位姓邹的老乡送给公孙弘一套衣装，他这才能够踏上长安之路。
　　这一次，公孙弘应该是不该抱有太多希望的。全国一百多名贤良文学代表，公孙弘是最老的一位，而且太常寺的官员们竟然还真的认出了他。在厚厚的一叠报告中，公孙弘的被放在最下面。皇帝没耐心或许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就不必再引皇帝烦心了。官员们这么做也是替皇帝着想。谁能想到，如今皇帝思才若渴，所有的报告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包括最后一篇公孙弘的。令太常寺官员没有想到的是，皇帝还真的不高兴了。因为，皇帝认为公孙弘文章写得最好，可为什么排名最后？皇帝更改排名，公孙弘名为第一，并且立刻召见。
　　看着公孙弘的文章，听着公孙弘的言谈，在汉武帝眼中，这位七十岁的老先生一点都不显老，精神矍铄，满腹经纶，真是自己治国的上佳人选。公孙弘于是第二次被任命为经学博士。公孙弘好学笃行，孝养闻名。对于汉武帝而言，他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制度改革、政策推行冠以响亮的名号，加以恰当的理论说明，既能很容易地说服大众，也不让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找到缺陷。这些，用后人的概括就是内法外儒，王霸道杂之。公孙弘正是汉武帝的急缺人才。十年前公孙弘的长安失败，是因为没有摸到皇帝的政治脉搏，急于发言，反而耽误了前途。这一次，公孙弘接受教训，谨言慎行，一切按照皇帝的思路。
　　公孙弘大得皇帝的信用，博士之后不久，任命为左内史，再过几年，当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公元前124年），他被皇帝任命为丞相，并特别册封了平津侯。公孙弘是西汉开国以来第一个布衣丞相。以前的丞相，都是功臣及其子弟，在拜相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侯爵。公孙弘是平民出身，即使有一定的民爵，也绝不会有侯爵这么高的爵位。拜相封侯，即先拜相再封侯，这个前所未有的特例，就这样由公孙弘开立起来，成为后来很多平民丞相的登峰之路。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正是推行“独尊儒术”的时代，这在汉代甚至中国古代历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由此开端，成为中国常态。公孙弘这猪倌出身的丞相，正逢中国的大时代，于是奏出了一段夕阳无限好的人生乐章。司马迁说：“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公孙弘之后，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還有卜式、倪宽、主父偃等等，人才辈出与一个大时代，就这样相互辉映，卓然生趣。
　　读书改变命运，公孙弘应该是这方面励志的典型。但是，这样的说法，可能会遭遇板砖。这不就是十分腐朽的“读书做官论”吗？
　　做官，参与国家管理，在古代或者中古时期，都不是平民可以想望的事。全世界，最普遍的社会是贵族社会，在那里，贵族几乎是政治的垄断者，不是贵族出身而为国家官员者，无从想象。近代以前，在这个叫做地球的小行星上，这才是每日上演的戏码：政治是贵族们的家事，与平民无关。
　　只有中国走上了特殊道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变革解除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平民出身的人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当皇帝。于是，一部二十四史，到处都在发生着公孙弘们的故事。
　　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中国故事。
　　（李硕荐自《领导文萃》）
　　（本文选自：今日文摘 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