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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了债总是要还的。2012年第一批到期的地方债说来就来了。
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有1.84万亿元，而让人忧虑重重的是，在经济下行趋势和地产调控下，本来就让人捏一把汗的地方债是否会酿成真实的风险。
形势似乎有些不太乐观。在去年山东海龙被连续降级以及川高速、云投集团、湘高速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继出现信用风险后，2012年新年伊始，一则广州城投集团深陷“债务千亿，变卖资产”的传闻，再次将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推到风口浪尖，而近来甘肃两大国有公司的城投债发行遭隐性降级，更是将这一风险继续放大。
面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有“子弹”，除了财政收入、卖地，还可以变卖平台融资项目和国有资产，这些是否能够抵挡违约的风险？一边是银行和债务人，一边是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这地方债的第一场博弈将会如何演下去？
支付危机？
《英才》：据统计，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就有1.8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298万亿元，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72亿元。这些数字相对于一年国内财政收入来说大致是怎样一个比重？
刘煜辉：不能简单这么看，这个数字和财政收入对比没有直接的意义，因为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定收的，首先已经将准备做的事列支出来了，或者已经开工了，后来增加的财政收入都有对应的出处。
现在讨论的那些债务，其实有很多是发生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表外，就是通过平台公司或者其它模式作为投资主体、政府担保的间接债务，而财政收支都是在表内发生的，财政收入都已经预支了。
赵庆明：2011年的财政收入有10万亿左右，这些债务大约占十分之一，应该说也不是很严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找到一个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英才》：从这个角度看，如何来衡量即将在2012年到期的地方债的风险？
刘煜辉：主要是流动性问题，这些债务都是3-5年的银行信贷期限，投资的项目要到5-10年才能产生现金流和收益，所以在期限上就存在一个错配，可能会造成流动性的支付问题。
梁嘉：1.84万亿这样的一个债务到期数额不算太大，假如其中30%出问题，也就是5000多亿，那对经济的冲击应该是可以控制的。这中间地方政府会担一些，提供信贷的银行担一些，中央政府可能会担一些。但要警惕的是，一些隐含的债务最让人担心，如果数额大了，风险就不好控制了。
博弈战
《英才》：我们知道，政府平台融资公司向银行借贷，抵押物很大一部分是土地，而始自去年的房地产调控使得房地产行业连续调整，另外今年经济下行的迹象和趋势比较明显了，这些是否会成为风险爆发的催化剂？
赵庆明：房地产调控和经济下滑会是风险的催化剂，但还不能推到这个上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其实都是形式上的一个抵押担保，和一般工商企业的抵押担保相比，基本是不充足的。虽然监管层说要落实担保，但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银行都是以国有银行和十几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为主，地方银行的放贷能力非常有限。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而银行是外面的，你说怎样来配合？
梁嘉：今年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会少，另外卖地收入也会少，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现金流就不会那么强，这些确实是有压力。
《英才》：从风险抵补看，我国银行业整体贷款拨备非常充足，拨备覆盖率都在150%以上，高者可达170%甚至190%，这些拨备能不能对冲这些债务的风险？
刘煜辉：拨备的概念是弥补损失，违约到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期限错配以后的这个时间窗口上，现金流跟不上，不能按合同履行本息偿付，但不一定马上就会给银行造成损失。
赵庆明：不能指望这个，因为本来银行应该承担的是商业风险，大概有1%的违约率，而地方债不是正常的商业贷款，是因为融资机制缺乏或者盲目建设才导致这个问题。像2009年银行放贷就是政治任务，4万亿计划地方搞配套，地方哪里有钱？现在不能用银行的拨备来弥补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做会出现道德风险。现在，国内银行的净资产只有两三万亿，相对10万亿的债如何来冲销？因此，就不能开这个口子。
《英才》：作为地方政府，在应对还债压力中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运用？这些手段的效果会怎样？
刘煜辉：政府没有太多手段，除了既有资产的变现，或者要求银行进行债务的展期或滚动，以新还旧，除了这些，其它都不太好解决问题。
赵庆明：可以卖国有股，一些经营性和市场化的项目可以卖掉，这些都是可采用的手段。但现在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看项目，属于政府应该投资的就坚持政府投资，哪些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
谁的风险大？
《英才》：综合以上因素来看，今年随着第一批债务到期，地方债的风险是否会真的爆发？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风险的信号？
刘煜辉：在债务集中偿付的时间窗口看，如果不允许债务展期和滚动，流动性的压力很大，必然会面对不能偿付的难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赵庆明：信号其实已经有了，最早的就是云国投，城投债还是解决不了项目和资金不匹配的问题，但我认为风险可能会是星星点点，全面爆发不可能。
梁嘉：这中间肯定会有违约的风险，我们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现在有的债务出现问题以后，马上就展期了。
《英才》：目前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地方债，如果风险爆发，哪一类银行的风险会更大？
刘煜辉：应该是小银行的风险会大一些，因为小银行虽然绝对量小，但是政府性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比大银行要高，而且项目质量也比国有银行差一些，因为未来流动性好的项目先是找大行满足，一般是大行难以贷的项目才找小银行，所以整体上小银行承接的项目要比大银行差一点。
赵庆明：我认为大银行风险大，地方债最多15万亿，其中80%都是大银行贷款，但具体到某个地方，就不一定了，像二线城市，它的融资来源可能就是城商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承担了更多的份额。
梁嘉：城商行风险会更多，因为城商行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会更强。在借债的时候，大银行审贷都收在总行层面，大行借不到就只有去城商行等小银行去借，而城商行等小银行规模都比较小，抗风险能力就差。
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有1.84万亿元，而让人忧虑重重的是，在经济下行趋势和地产调控下，本来就让人捏一把汗的地方债是否会酿成真实的风险。
形势似乎有些不太乐观。在去年山东海龙被连续降级以及川高速、云投集团、湘高速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继出现信用风险后，2012年新年伊始，一则广州城投集团深陷“债务千亿，变卖资产”的传闻，再次将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推到风口浪尖，而近来甘肃两大国有公司的城投债发行遭隐性降级，更是将这一风险继续放大。
面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有“子弹”，除了财政收入、卖地，还可以变卖平台融资项目和国有资产，这些是否能够抵挡违约的风险？一边是银行和债务人，一边是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这地方债的第一场博弈将会如何演下去？
支付危机？
《英才》：据统计，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就有1.8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298万亿元，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72亿元。这些数字相对于一年国内财政收入来说大致是怎样一个比重？
刘煜辉：不能简单这么看，这个数字和财政收入对比没有直接的意义，因为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定收的，首先已经将准备做的事列支出来了，或者已经开工了，后来增加的财政收入都有对应的出处。
现在讨论的那些债务，其实有很多是发生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表外，就是通过平台公司或者其它模式作为投资主体、政府担保的间接债务，而财政收支都是在表内发生的，财政收入都已经预支了。
赵庆明：2011年的财政收入有10万亿左右，这些债务大约占十分之一，应该说也不是很严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找到一个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英才》：从这个角度看，如何来衡量即将在2012年到期的地方债的风险？
刘煜辉：主要是流动性问题，这些债务都是3-5年的银行信贷期限，投资的项目要到5-10年才能产生现金流和收益，所以在期限上就存在一个错配，可能会造成流动性的支付问题。
梁嘉：1.84万亿这样的一个债务到期数额不算太大，假如其中30%出问题，也就是5000多亿，那对经济的冲击应该是可以控制的。这中间地方政府会担一些，提供信贷的银行担一些，中央政府可能会担一些。但要警惕的是，一些隐含的债务最让人担心，如果数额大了，风险就不好控制了。
博弈战
《英才》：我们知道，政府平台融资公司向银行借贷，抵押物很大一部分是土地，而始自去年的房地产调控使得房地产行业连续调整，另外今年经济下行的迹象和趋势比较明显了，这些是否会成为风险爆发的催化剂？
赵庆明：房地产调控和经济下滑会是风险的催化剂，但还不能推到这个上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其实都是形式上的一个抵押担保，和一般工商企业的抵押担保相比，基本是不充足的。虽然监管层说要落实担保，但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银行都是以国有银行和十几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为主，地方银行的放贷能力非常有限。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而银行是外面的，你说怎样来配合？
梁嘉：今年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会少，另外卖地收入也会少，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现金流就不会那么强，这些确实是有压力。
《英才》：从风险抵补看，我国银行业整体贷款拨备非常充足，拨备覆盖率都在150%以上，高者可达170%甚至190%，这些拨备能不能对冲这些债务的风险？
刘煜辉：拨备的概念是弥补损失，违约到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期限错配以后的这个时间窗口上，现金流跟不上，不能按合同履行本息偿付，但不一定马上就会给银行造成损失。
赵庆明：不能指望这个，因为本来银行应该承担的是商业风险，大概有1%的违约率，而地方债不是正常的商业贷款，是因为融资机制缺乏或者盲目建设才导致这个问题。像2009年银行放贷就是政治任务，4万亿计划地方搞配套，地方哪里有钱？现在不能用银行的拨备来弥补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做会出现道德风险。现在，国内银行的净资产只有两三万亿，相对10万亿的债如何来冲销？因此，就不能开这个口子。
《英才》：作为地方政府，在应对还债压力中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运用？这些手段的效果会怎样？
刘煜辉：政府没有太多手段，除了既有资产的变现，或者要求银行进行债务的展期或滚动，以新还旧，除了这些，其它都不太好解决问题。
赵庆明：可以卖国有股，一些经营性和市场化的项目可以卖掉，这些都是可采用的手段。但现在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看项目，属于政府应该投资的就坚持政府投资，哪些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
谁的风险大？
《英才》：综合以上因素来看，今年随着第一批债务到期，地方债的风险是否会真的爆发？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风险的信号？
刘煜辉：在债务集中偿付的时间窗口看，如果不允许债务展期和滚动，流动性的压力很大，必然会面对不能偿付的难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赵庆明：信号其实已经有了，最早的就是云国投，城投债还是解决不了项目和资金不匹配的问题，但我认为风险可能会是星星点点，全面爆发不可能。
梁嘉：这中间肯定会有违约的风险，我们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现在有的债务出现问题以后，马上就展期了。
《英才》：目前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地方债，如果风险爆发，哪一类银行的风险会更大？
刘煜辉：应该是小银行的风险会大一些，因为小银行虽然绝对量小，但是政府性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比大银行要高，而且项目质量也比国有银行差一些，因为未来流动性好的项目先是找大行满足，一般是大行难以贷的项目才找小银行，所以整体上小银行承接的项目要比大银行差一点。
赵庆明：我认为大银行风险大，地方债最多15万亿，其中80%都是大银行贷款，但具体到某个地方，就不一定了，像二线城市，它的融资来源可能就是城商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承担了更多的份额。
梁嘉：城商行风险会更多，因为城商行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会更强。在借债的时候，大银行审贷都收在总行层面，大行借不到就只有去城商行等小银行去借，而城商行等小银行规模都比较小，抗风险能力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