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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国际油价创造历史新纪录。美国WTI 5月原油期货合约价格暴跌至负值区域，收于每桶-37.63美元，令不少人士感到惊愕。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石油需求锐减、供应严重过剩、库存高升是大背景，5月合约周二到期、交割接收困难、低成交量产生放大效应是导致负价格的直接原因。WTI 6月合约也下跌不少，但仍然收于20.43美元，7月合约更高，收于26.28美元。英国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收于每桶25.57美元。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震荡下行，3月9日之后更是进入暴跌模式，是市场供需失衡结果的体现，恰恰也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剧烈的价格动荡之下，一贯反对欧佩克+减产控价的美国，前所未有地加入到原油减产促进派阵营里来。在4月8日-12日的欧佩克+减产协议谈判因墨西哥拒绝指派给自己的减产额度而陷入僵局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愿意分担墨西哥40万桶/日减产额度中的大部分，25万桶/日，从而帮助欧佩克+达成了史上最大减产协议。
4月12日，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部长特别会议决定，从2020年5月1日起减产970万桶/日，为期两个月;接下去从7月1日至12月31日减产额度调降至770万桶/日;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减产额度调降至580万桶/日。减产基数以2018年10月的石油产量为准，其中沙特和俄罗斯直接按1100万桶/日作为减产基准。
欧佩克+和美国联手干预的洪荒之力并没有改变短期供给严重过剩的格局，油价短期保持超低位运行甚至出现不升反降并不费解。超低油价将淘汰高成本产能，油价回升是必然事件。需要反思的是，既然干预达不到目标，是否应该顺应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
6月10日，欧佩克+将召开视频会，决定是否要采取进一步行动，2021年12月，将决定减产计划是否延长。
按照一贯思路和立场，欧佩克+不会袖手旁观，寂寞地等待价格的回升。国际石油价格的历史表明，供给干预可以施加影响，但供应加需求才是决定石油价格的根本力量。石油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市场供需共同决定石油价格的机制并没有发生变化。
特朗普答应帮墨西哥减产，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转向，只是由于美国在石油市场地位的变化，让其对低油价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出现了变化。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进口量也长期位居世界首位，作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言人，美国一向反对欧佩克限产保价，更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高油价常常是美国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一个靶子，历届美国政府视高油价为自己执政的敌人。
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零售价格，被认为是美国民众的一个心理门槛，超过这个价格越多，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往往越多。2018年11月底汽油平均零售价格从10月第一周的每加仑接近2.9美元下跌到2.5美元左右，特朗普就把这个下降当成政绩进行吹嘘，自己发布推特说“谢谢你特朗普总统”。今年3月份早些时候特朗普故伎重演，声称目前的低油价相当于是他的政府给美国民众的减税。4月13日，美国汽油零售价格平均只有每加仑1.85美元，较2月份的2.44美元大幅下降。
美国本次支持减产以推升价格，是一个重大的立场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突破带来了美国油气产业的再次崛起，美国已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已经开始变成石油净出口国，正在逐步帮助实现美国几十年来的能源独立梦想。
鼓励创新的氛围、开放竞争的环境、自由流动的信息、宽松的管制、有利的水土资源条件和制度、灵活的金融市场和风险分摊机制使得成千上万大大小小勇于创新和冒险的企业进入页岩油气领域，把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利用从不可能变成可能。虽然近些年美国页岩油气生产成本下降很快，從每桶七八十美元或更多下降至五六十、四五十乃至三四十美元，但仍然架不住目前二三十美元的市场价格考验。如果油价不能尽快回升，一大批中小型页岩油气企业倒闭破产不可避免，危及行业内不断增加的就业，在金融等领域产生连锁影响，也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大选之年的选票，拖累美国能源独立的追求。
特朗普本人特立独行，自称最擅长做交易，不时打破美国政治常规，其追求贸易对等和挥舞关税大棒等做法也违背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但他在推动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减产问题上还是中规中矩，没有逾越市场经济的底线。美国表态自己会减产，但实际上政府并不会直接去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是靠价格信号去引导。
美国能源部部长布鲁耶特（Dan Brouillette）预计，到今年底美国原油产量会减产200万桶甚至300万桶/日，主要说的就是那些扛不住低油价可能会自动退出市场的产能，这个和特朗普承诺可帮墨西哥减产一样，都是表个态而已，减不减和减多少都是市场说了算。当然，美国存在成千上万的石油生产商，组织减产的协调成本会比较大，如果美国只有少数几家生产商，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之手伸得更长的可能。
对欧佩克而言，其石油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变得弱化，但其对石油霸权的追求依然不变;对国际能源署（IEA）而言，其在石油消费领域的代表性也在弱化，但其对能源行业影响力的追求也不变。
在国际能源重大事务和突发重大问题上，中国要改变过去反应迟缓和被动跟随的状况，主动和国际社会相关方沟通，及时传递信号，表明立场。图/IC
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今年正好一个甲子，当年成立的大背景是民族国家独立和资源国有化运动，代表了以阿拉伯世界国家为主的产油国利益。1973年欧佩克因为阿以冲突而发起石油禁运，造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石油供应危机。1974年西方国家因此成立了国际能源署，代表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协调石油供应安全保障。此后聚集在欧佩克门下的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代表的消费国一直是影响石油市场走向最具有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后就开始下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也下滑，2009年以后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恢复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美国的产量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连创新高，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对欧佩克而言，要保持市场影响力不变，必须联合非欧佩克产油国，否则其市场影响力只会日渐式微。2016年，形成了欧佩克和俄罗斯等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新合作框架，即所谓的“欧佩克+”或“维也纳联盟”。美国并未参与这个合作框架。
欧佩克内部的减产合作本来就不时存在阳奉阴违的现象，形势的变化迫使其需要扩大合作范围，而随着合作主体增加，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合作谈判和实施更加困难，也就是说这个卡特尔组织的行动能力更加不可控。沙特和俄罗斯分别作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领头羊，在石油收入上有共同诉求，但在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其他方面又各有心思。墨西哥石油产量自2004年以后持续下降，目前只有220万桶/日的水平，在“欧佩克+”里面影响不大，仅仅因为30万桶/日减产额度的争执，就导致4月9日减产协议停摆。
与此同时，IEA在石油消费市场上的代表性也越来越弱，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石油消费基本饱和，总体上趋于下降。为了维持行业影响力，IEA也力图拉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石油消费大国入伙。由于石油供应总体宽松的态势，以及能源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石油在国际能源中的优势地位正在松动，IEA保障石油安全供应的协调机制目前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IEA越来越成为能源数据统计分析、行业会议组织、能源转型和可持续能源发展建言的智库型机构。
在这次油价暴跌后，IEA署长和欧佩克秘书长3月16日讨论了全球石油市场形势，表达了对石油市场动荡的担心，强调了寻找办法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重要性，并同意保持密切沟通。IEA或许可以鼓励成员国逢低增加战略石油储备，但要求提高储备标准的意义不大，也很难以去鼓励成员国扩大石油消费。
石油市场的竞争格局在变，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也可能变，但供求共同决定价格、价格引导资源流动的基本格局不会变。
此次石油价格大落大起，表面看起来是石油生产大国的兴风作浪和一些政客们的个人秀所赐，是行业卡特尔组织操纵串谋和超级大国霸权任性影响的结果，令人产生石油供应领域垄断加强、竞争不足、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印象。但实际上石油是最成熟、最具流动性、最全球化的能源大宗商品，石油价格绝不只是由供应单方面来决定的，需求也是决定价格的另一大因素，本次油价暴跌恰恰就是需求侧出现重大变化的结果。
无论从石油供应侧还是消费侧来看，市场竞争越来越多，多极化不断丰富，而不是越来越弱化。虽然美国在石油供应上已经与沙特和俄罗斯三足鼎立，存在一些共同的供应侧关切，但它们不可能形成行动一致的紧密共同体，各方的竞争关系不会变，美国最大石油消费国地位还不会变，美国石油市场充分竞争的格局不会变。这决定即便有一两届任性的美国联邦政府，也不会改变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模式。
在上一轮油价2016年初跌至低点后，欧佩克控产推价越来越力不从心，联手非欧佩克国家控产，力求保持其市场影响力，但随后这几年的实施效果不佳，国际油价上涨乏力，距离沙特80美元左右的预算平衡价格差距很大，和2010年-2014年80美元-100美元的油价区间更是相去甚远。作为欧佩克带头大哥，沙特每次控产减产都得承担责任大头，而捞到的好处不多。原来沙特是调节石油市场供应的最主要机动生产商，对边际供应量和价格影响最大，但这种影响力正在被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美国页岩油企业取代，市场份额也在逐渐被蚕食。
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国家虽然希望通过操控供应量来推高石油价格，但高价格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打压石油需求，又会刺激替代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加快淘汰石油的进程，无异于自掘坟墓。高油价、政策引导、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已经在交通领域引发替代石油的明显发展趋势。
虽然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都经常表示不愿意看到石油价格大起大落，希望价格能处在一个适中的区域，既能保证生产方的合理利润，又能让消费方可承受可负担，希望通过自己的各种干预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但石油市场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些干预既不能有效滤平石油价格波动，也不能消灭石油市场周期，反而扭曲了价格信号的引导机制，干扰了市场自动出清的效率。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需求构成突发重大冲击，供应调整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因此尽管此次政府供应侧干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也不能立即扭转供需格局和价格走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还将在低位徘徊，而由于政府干预的主观随意性冲击市场信心，政府干预造成的价格震荡还将难以避免。
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在变，行为方式和态度应该相应改变，但倡导全球市场融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立场不应该变。
中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消费国，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中国可谓利益攸关，同时中国的需求状况对国际油价走势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国际能源重大事务和突发重大问题上，中国要改变过去反应迟缓和被动跟随的状况，主动和国际社会相关方沟通，及时传递信号，表明立场。
随着美国能源独立逐渐成为现实，美国在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秩序方面的策略可能出现调整，其他国家能够搭便车的机会可能减少。中国应该根据国际事态的变化，合理调整自己的国际能源合作策略，既对一贯的低调务实作风有所调整，又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诉求，凝结价值观共识，推动国际石油市场公平公正发展。
面对疫情造成的石油需求锐减和价格低迷，建议中国一方面要加强石油储备体系建设。优化审批流程，简化监管要求，为各类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创造更好条件。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市场结构，进一步减少价格管制，加快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应坚持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实现内外双向对等开放，支持石油市场公平竞争，反对市场操纵和控制，促進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融合，坚定维护和支持市场在国际石油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马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石油需求锐减、供应严重过剩、库存高升是大背景，5月合约周二到期、交割接收困难、低成交量产生放大效应是导致负价格的直接原因。WTI 6月合约也下跌不少，但仍然收于20.43美元，7月合约更高，收于26.28美元。英国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收于每桶25.57美元。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震荡下行，3月9日之后更是进入暴跌模式，是市场供需失衡结果的体现，恰恰也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剧烈的价格动荡之下，一贯反对欧佩克+减产控价的美国，前所未有地加入到原油减产促进派阵营里来。在4月8日-12日的欧佩克+减产协议谈判因墨西哥拒绝指派给自己的减产额度而陷入僵局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愿意分担墨西哥40万桶/日减产额度中的大部分，25万桶/日，从而帮助欧佩克+达成了史上最大减产协议。
4月12日，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部长特别会议决定，从2020年5月1日起减产970万桶/日，为期两个月;接下去从7月1日至12月31日减产额度调降至770万桶/日;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减产额度调降至580万桶/日。减产基数以2018年10月的石油产量为准，其中沙特和俄罗斯直接按1100万桶/日作为减产基准。
欧佩克+和美国联手干预的洪荒之力并没有改变短期供给严重过剩的格局，油价短期保持超低位运行甚至出现不升反降并不费解。超低油价将淘汰高成本产能，油价回升是必然事件。需要反思的是，既然干预达不到目标，是否应该顺应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
6月10日，欧佩克+将召开视频会，决定是否要采取进一步行动，2021年12月，将决定减产计划是否延长。
按照一贯思路和立场，欧佩克+不会袖手旁观，寂寞地等待价格的回升。国际石油价格的历史表明，供给干预可以施加影响，但供应加需求才是决定石油价格的根本力量。石油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市场供需共同决定石油价格的机制并没有发生变化。
美国的变与不变
特朗普答应帮墨西哥减产，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转向，只是由于美国在石油市场地位的变化，让其对低油价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出现了变化。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进口量也长期位居世界首位，作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言人，美国一向反对欧佩克限产保价，更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高油价常常是美国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一个靶子，历届美国政府视高油价为自己执政的敌人。
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零售价格，被认为是美国民众的一个心理门槛，超过这个价格越多，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往往越多。2018年11月底汽油平均零售价格从10月第一周的每加仑接近2.9美元下跌到2.5美元左右，特朗普就把这个下降当成政绩进行吹嘘，自己发布推特说“谢谢你特朗普总统”。今年3月份早些时候特朗普故伎重演，声称目前的低油价相当于是他的政府给美国民众的减税。4月13日，美国汽油零售价格平均只有每加仑1.85美元，较2月份的2.44美元大幅下降。
美国本次支持减产以推升价格，是一个重大的立场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突破带来了美国油气产业的再次崛起，美国已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已经开始变成石油净出口国，正在逐步帮助实现美国几十年来的能源独立梦想。
鼓励创新的氛围、开放竞争的环境、自由流动的信息、宽松的管制、有利的水土资源条件和制度、灵活的金融市场和风险分摊机制使得成千上万大大小小勇于创新和冒险的企业进入页岩油气领域，把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利用从不可能变成可能。虽然近些年美国页岩油气生产成本下降很快，從每桶七八十美元或更多下降至五六十、四五十乃至三四十美元，但仍然架不住目前二三十美元的市场价格考验。如果油价不能尽快回升，一大批中小型页岩油气企业倒闭破产不可避免，危及行业内不断增加的就业，在金融等领域产生连锁影响，也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大选之年的选票，拖累美国能源独立的追求。
特朗普本人特立独行，自称最擅长做交易，不时打破美国政治常规，其追求贸易对等和挥舞关税大棒等做法也违背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但他在推动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减产问题上还是中规中矩，没有逾越市场经济的底线。美国表态自己会减产，但实际上政府并不会直接去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是靠价格信号去引导。
美国能源部部长布鲁耶特（Dan Brouillette）预计，到今年底美国原油产量会减产200万桶甚至300万桶/日，主要说的就是那些扛不住低油价可能会自动退出市场的产能，这个和特朗普承诺可帮墨西哥减产一样，都是表个态而已，减不减和减多少都是市场说了算。当然，美国存在成千上万的石油生产商，组织减产的协调成本会比较大，如果美国只有少数几家生产商，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之手伸得更长的可能。
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的变与不变
对欧佩克而言，其石油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变得弱化，但其对石油霸权的追求依然不变;对国际能源署（IEA）而言，其在石油消费领域的代表性也在弱化，但其对能源行业影响力的追求也不变。
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今年正好一个甲子，当年成立的大背景是民族国家独立和资源国有化运动，代表了以阿拉伯世界国家为主的产油国利益。1973年欧佩克因为阿以冲突而发起石油禁运，造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石油供应危机。1974年西方国家因此成立了国际能源署，代表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协调石油供应安全保障。此后聚集在欧佩克门下的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代表的消费国一直是影响石油市场走向最具有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后就开始下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也下滑，2009年以后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恢复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美国的产量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连创新高，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对欧佩克而言，要保持市场影响力不变，必须联合非欧佩克产油国，否则其市场影响力只会日渐式微。2016年，形成了欧佩克和俄罗斯等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新合作框架，即所谓的“欧佩克+”或“维也纳联盟”。美国并未参与这个合作框架。
欧佩克内部的减产合作本来就不时存在阳奉阴违的现象，形势的变化迫使其需要扩大合作范围，而随着合作主体增加，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合作谈判和实施更加困难，也就是说这个卡特尔组织的行动能力更加不可控。沙特和俄罗斯分别作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领头羊，在石油收入上有共同诉求，但在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其他方面又各有心思。墨西哥石油产量自2004年以后持续下降，目前只有220万桶/日的水平，在“欧佩克+”里面影响不大，仅仅因为30万桶/日减产额度的争执，就导致4月9日减产协议停摆。
与此同时，IEA在石油消费市场上的代表性也越来越弱，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石油消费基本饱和，总体上趋于下降。为了维持行业影响力，IEA也力图拉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石油消费大国入伙。由于石油供应总体宽松的态势，以及能源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石油在国际能源中的优势地位正在松动，IEA保障石油安全供应的协调机制目前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IEA越来越成为能源数据统计分析、行业会议组织、能源转型和可持续能源发展建言的智库型机构。
在这次油价暴跌后，IEA署长和欧佩克秘书长3月16日讨论了全球石油市场形势，表达了对石油市场动荡的担心，强调了寻找办法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重要性，并同意保持密切沟通。IEA或许可以鼓励成员国逢低增加战略石油储备，但要求提高储备标准的意义不大，也很难以去鼓励成员国扩大石油消费。
国际石油市场的变与不变
石油市场的竞争格局在变，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也可能变，但供求共同决定价格、价格引导资源流动的基本格局不会变。
此次石油价格大落大起，表面看起来是石油生产大国的兴风作浪和一些政客们的个人秀所赐，是行业卡特尔组织操纵串谋和超级大国霸权任性影响的结果，令人产生石油供应领域垄断加强、竞争不足、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印象。但实际上石油是最成熟、最具流动性、最全球化的能源大宗商品，石油价格绝不只是由供应单方面来决定的，需求也是决定价格的另一大因素，本次油价暴跌恰恰就是需求侧出现重大变化的结果。
无论从石油供应侧还是消费侧来看，市场竞争越来越多，多极化不断丰富，而不是越来越弱化。虽然美国在石油供应上已经与沙特和俄罗斯三足鼎立，存在一些共同的供应侧关切，但它们不可能形成行动一致的紧密共同体，各方的竞争关系不会变，美国最大石油消费国地位还不会变，美国石油市场充分竞争的格局不会变。这决定即便有一两届任性的美国联邦政府，也不会改变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模式。
在上一轮油价2016年初跌至低点后，欧佩克控产推价越来越力不从心，联手非欧佩克国家控产，力求保持其市场影响力，但随后这几年的实施效果不佳，国际油价上涨乏力，距离沙特80美元左右的预算平衡价格差距很大，和2010年-2014年80美元-100美元的油价区间更是相去甚远。作为欧佩克带头大哥，沙特每次控产减产都得承担责任大头，而捞到的好处不多。原来沙特是调节石油市场供应的最主要机动生产商，对边际供应量和价格影响最大，但这种影响力正在被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美国页岩油企业取代，市场份额也在逐渐被蚕食。
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国家虽然希望通过操控供应量来推高石油价格，但高价格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打压石油需求，又会刺激替代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加快淘汰石油的进程，无异于自掘坟墓。高油价、政策引导、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已经在交通领域引发替代石油的明显发展趋势。
虽然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都经常表示不愿意看到石油价格大起大落，希望价格能处在一个适中的区域，既能保证生产方的合理利润，又能让消费方可承受可负担，希望通过自己的各种干预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但石油市场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些干预既不能有效滤平石油价格波动，也不能消灭石油市场周期，反而扭曲了价格信号的引导机制，干扰了市场自动出清的效率。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需求构成突发重大冲击，供应调整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因此尽管此次政府供应侧干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也不能立即扭转供需格局和价格走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还将在低位徘徊，而由于政府干预的主观随意性冲击市场信心，政府干预造成的价格震荡还将难以避免。
中国的变与不变
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在变，行为方式和态度应该相应改变，但倡导全球市场融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立场不应该变。
中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消费国，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中国可谓利益攸关，同时中国的需求状况对国际油价走势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国际能源重大事务和突发重大问题上，中国要改变过去反应迟缓和被动跟随的状况，主动和国际社会相关方沟通，及时传递信号，表明立场。
随着美国能源独立逐渐成为现实，美国在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秩序方面的策略可能出现调整，其他国家能够搭便车的机会可能减少。中国应该根据国际事态的变化，合理调整自己的国际能源合作策略，既对一贯的低调务实作风有所调整，又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诉求，凝结价值观共识，推动国际石油市场公平公正发展。
面对疫情造成的石油需求锐减和价格低迷，建议中国一方面要加强石油储备体系建设。优化审批流程，简化监管要求，为各类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创造更好条件。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市场结构，进一步减少价格管制，加快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应坚持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实现内外双向对等开放，支持石油市场公平竞争，反对市场操纵和控制，促進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融合，坚定维护和支持市场在国际石油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