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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5万亿储蓄存款睡在银行，存贷比例严重失调；数百万家中小企业遭遇融资困难；农村出现金融“真空”，“三农”发展面临严重资金“贫血”；万亿民间资本在地下十分活跃……2005年全国“两会”之后的3月下旬，在浙江温州举行的“2006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论坛”上，“民间金融合法化”成为此次论坛的核心议题，民间银行何日“分娩”问题再次被推向社会前台，成为人们关注的金融热点。
万亿地下资本在暗中“狂流”
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一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地下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了28．07％。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厦门大学金融系主任朱孟楠教授说，中央财经大学两年前曾做过调查，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大约在8000亿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于2004年下半年召集有关部门，就农村金融问题兵分几路，分别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展开有史以来的全国性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高达数千亿元的地下金融占领着广大农村地区。调查表明，有超过43％的农民靠民间借贷解决生产或生活资金短缺问题，有高达78％的中小企业拿过地下信贷。据对100家百万规模以下的私营企业统计显示，直接从民间借款的占到整个流动资金的58．7％，只有30．1％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其余由合伙人通过其他渠道筹集。山西省平遥县到2005年底，全县储蓄存款余额30亿元，同期各项贷款为13．7亿元，连续几年的存贷比不足50％。更关键的是，这些贷款资金虽然来自农村地区，但多数都用于农村以外的建设和发展。
民间金融为何在“地下走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说，人们常说的“地下金融”，应该称其为“非组织民间金融”。一些专家在分析时连用四个“异常”来形容我国庞大的民间金融现状，即：民间金融异常发达，借贷规模异常之大，信贷流量异常之高，借贷人数异常之广。那么，民间金融为什么能在“地下”生存了多年，并且异常走俏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机制灵活，拿钱方便。这是民间金融对市场经济环境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所在。他们对四乡八邻的情况了如指掌，能贷不能贷，能贷多少，收入预期，还贷能力等都心中有数。利用早、中、晚工余时间就能办妥借贷手续。有时一个电话，还可送贷上门，他们真正把方便留给了借贷人。利息参照银行贷款系数，实行市场化、浮动制，也可双方另约，这对于急等钱用的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第二，坚守信誉，降低风险。尽管民间金融还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是，放贷人始终控制着风险底线，主人翁意识十分强烈，我钱我贷我收的“风险”这根弦始终拉得很紧，就是这根弦促使借贷双方都必须坚守信誉，兑现合约，拿钱方便，还款及时。对于极个别确因特殊情况一时还不了款的，双方还可心平气和地协商，对个人严格控制贷款上限额度，所以，借贷风险非常低。不像个别银行把钱不当钱。
第三，地下“钱庄”，地方欢迎。浙江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被称之为地下“钱庄”的民间金融最活跃的地区。该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爱芬说，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命脉。过去的私人钱庄，尽管其不合法，但其存在有合理性，私人钱庄也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03年末，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大致是300亿到350亿元，到2005年末的统计，大致有400亿至420亿元，温州占据全国民间金融的1／20左右。温州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欢迎民间金融，有的地方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态度，有的地方提出“不要出格”的善意忠告，还有的地方则暗中为此开“绿灯”，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它对发展地方经济有益。
第四，大胆试水，争取阳光。民间金融在我国存在不是一年两年时间，也不是十年八年时间。建国后曾消停了一阵子，改革开放后，它就“春风吹又生”，看着国家政策的脸色，忽明忽暗，躲在“地下”以顽强的生命力抗争着，可以说是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上世纪90年代末，历史注定敢闯敢试的温州人又要做“第—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把闲散的民间资本变魔法似地数次聚集起来，组成若干个“财团”，向资本市场进军，向国家开禁的各领域投资，为走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创业热。尽管社会对此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前景令人兴奋。由小额信贷公司发展到“民间银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国家政策也逐渐明朗，为全国上万亿地方民间资本争取破茧化蝶，迎接明媚阳光。
现代“票号”山西平遥探路
2005年12月27日，是我国金融界值得欢欣的日子。也就是在这天，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的山西省平遥县“日升隆”和“景源泰”两家民间借贷组织正式挂牌成立，它们由此成为我国第一批民间借贷公司，也成为现代民间金融的探路者。
今日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80多年前，清代道光三年(公元1823)，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建议东家出资30万银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创办了“日升昌”票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界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被视力近代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平遥票号在全国最多时设立了400多个分号，业务覆盖了国内上百个重镇商埠和俄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地，一度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壮观的金融网络，以平遥为中心的晋中盆地也—度成为全国的“华尔街”。
而今，“景源泰”和“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名称虽似票号，但内容却已今非昔比。据了解，这两家公司的出资人都是当地煤焦老板，其中“日升降”出资1600万元，“景源泰”出资1700万元，均经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成立。公司贷款将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在放款对象和运作上，用于当地农村经济的比例不能低于70％，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国家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为上限。特别之处在于：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参与，以绝官商勾结后患。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农村中介服务和其他农村社会事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贷款对象，贷款金额，单户最多不得超过10万元，其中规定5万元以下的农产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资本金不得少于1500万，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平遥，这座一度“执中国近代金融牛耳”的小城，又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发展史的潮头浪尖。
民间银行分娩的五大理由
早在3年前，就有人以“呼唤中国民间银行”为题在全国性权威杂志上发表专文，并断言“民间银行”已经十月怀 胎，躁动腹中，分娩指日可待。可是3年多过去，仅见不断地“阵痛”也未听到“新生儿”—声响亮的啼哭，“怀胎”和“阵痛”过程是多么的漫长啊！
2005年10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上曾表示，今后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允许场外交易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她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央行已拟定出发展只放贷款而不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的制度草稿，目前正在和银监会积极协商，争取较快推进。这一带有政策导向性的讲话，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两个月后，山两平遥现代“票号”挂牌；5个月后，浙江温州“民间银行”有望试水。同时，她在温州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融资渠道最终也可望逐步拓宽，或为设立某种新的金融机构创造条件。”这种被称为“新的金融机构”是否就是传说已久的“民间银行”，尚不得而知，但民间银行“分娩”的“阵痛”加剧已成不争的事实。
“分娩”需不需要理由?至少眼下还是需要的。
理由一：弥补我国金融体制缺失-易宪容认为，民间金融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而言，是政府的严格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民间金融是——个中性的东西，没有非法与不非法之分，更不能—·谈到它就坚决否认。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金融体系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革：一方面有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也有市场之外的民间信贷活动；民间金融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体制及金融运作机制成为民间金融发达的根本原因。
理由二：金融“旱地”急需融资雨露。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受体制和政策的限制，资金外流严重，成了农村资金的“吸储器”、“抽血机”，造成了农村金融“旱地”和资金“失血症”、正规渠道拿不到或不愿贷，只好从非正规渠道获取。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生命力，金融“旱地”为民间金融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总额只占正规金融的1／4左右，但它足以掀起地下金融“洪流”，滋润无数“旱地”。
理由三：应该给“地下资本”一个名分。不可否认，我国曾多次对民间金融展开围剿，但都收效甚微，风头—过，又东山再起。堵，堵不死；扑，扑不灭；放，放不了。既不希望养“虎”为患，也不敢放“虎”归山。不但使管理层伤透了脑筋，而且决策层也左右为难。由于长期的金融压抑，利率完全由政府管制而无弹性以及利率结构错置。多年来，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与政府管制下银行利率相差悬殊，不仅使得民间金融市场异常发达，也导致政府的金融政策大打折扣，“地下资本”的名分就是变为“地上资本”，它们一直在前仆后继地努力看。
理由四：推动金融法规进一步完善。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现状，许多专家呼吁国家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制定“民间金融法”、“贷款公司法”、“反高利贷法”等，用法律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将民间金融纳入国家的监管之中，以防风险。
理由五：实现金融双向开放。我同已经逐步对外放开金融市场，但仍然把紧向内资开放的“闸门”。通过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就能实现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和引导地下金融走向阳光地带，以利宏观调控，降低民间金融的风险，避免重蹈福建省福安标会和农村基金会的覆辙。
但是，我们也看到，民间金融的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内容都有一定冲突，一些疑问也悬而未决，享受同等优惠政策等方面，同样需要国家权威部门作出明确界定。
等待分娩的民间银行，何日才能领到一张期盼已久的“准生证”?人们正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电视台新闻中心)
责任编辑 邹顺桥
万亿地下资本在暗中“狂流”
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一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地下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了28．07％。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厦门大学金融系主任朱孟楠教授说，中央财经大学两年前曾做过调查，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大约在8000亿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于2004年下半年召集有关部门，就农村金融问题兵分几路，分别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展开有史以来的全国性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高达数千亿元的地下金融占领着广大农村地区。调查表明，有超过43％的农民靠民间借贷解决生产或生活资金短缺问题，有高达78％的中小企业拿过地下信贷。据对100家百万规模以下的私营企业统计显示，直接从民间借款的占到整个流动资金的58．7％，只有30．1％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其余由合伙人通过其他渠道筹集。山西省平遥县到2005年底，全县储蓄存款余额30亿元，同期各项贷款为13．7亿元，连续几年的存贷比不足50％。更关键的是，这些贷款资金虽然来自农村地区，但多数都用于农村以外的建设和发展。
民间金融为何在“地下走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说，人们常说的“地下金融”，应该称其为“非组织民间金融”。一些专家在分析时连用四个“异常”来形容我国庞大的民间金融现状，即：民间金融异常发达，借贷规模异常之大，信贷流量异常之高，借贷人数异常之广。那么，民间金融为什么能在“地下”生存了多年，并且异常走俏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机制灵活，拿钱方便。这是民间金融对市场经济环境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所在。他们对四乡八邻的情况了如指掌，能贷不能贷，能贷多少，收入预期，还贷能力等都心中有数。利用早、中、晚工余时间就能办妥借贷手续。有时一个电话，还可送贷上门，他们真正把方便留给了借贷人。利息参照银行贷款系数，实行市场化、浮动制，也可双方另约，这对于急等钱用的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第二，坚守信誉，降低风险。尽管民间金融还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是，放贷人始终控制着风险底线，主人翁意识十分强烈，我钱我贷我收的“风险”这根弦始终拉得很紧，就是这根弦促使借贷双方都必须坚守信誉，兑现合约，拿钱方便，还款及时。对于极个别确因特殊情况一时还不了款的，双方还可心平气和地协商，对个人严格控制贷款上限额度，所以，借贷风险非常低。不像个别银行把钱不当钱。
第三，地下“钱庄”，地方欢迎。浙江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被称之为地下“钱庄”的民间金融最活跃的地区。该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爱芬说，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命脉。过去的私人钱庄，尽管其不合法，但其存在有合理性，私人钱庄也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03年末，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大致是300亿到350亿元，到2005年末的统计，大致有400亿至420亿元，温州占据全国民间金融的1／20左右。温州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欢迎民间金融，有的地方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态度，有的地方提出“不要出格”的善意忠告，还有的地方则暗中为此开“绿灯”，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它对发展地方经济有益。
第四，大胆试水，争取阳光。民间金融在我国存在不是一年两年时间，也不是十年八年时间。建国后曾消停了一阵子，改革开放后，它就“春风吹又生”，看着国家政策的脸色，忽明忽暗，躲在“地下”以顽强的生命力抗争着，可以说是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上世纪90年代末，历史注定敢闯敢试的温州人又要做“第—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把闲散的民间资本变魔法似地数次聚集起来，组成若干个“财团”，向资本市场进军，向国家开禁的各领域投资，为走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创业热。尽管社会对此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前景令人兴奋。由小额信贷公司发展到“民间银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国家政策也逐渐明朗，为全国上万亿地方民间资本争取破茧化蝶，迎接明媚阳光。
现代“票号”山西平遥探路
2005年12月27日，是我国金融界值得欢欣的日子。也就是在这天，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的山西省平遥县“日升隆”和“景源泰”两家民间借贷组织正式挂牌成立，它们由此成为我国第一批民间借贷公司，也成为现代民间金融的探路者。
今日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80多年前，清代道光三年(公元1823)，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建议东家出资30万银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创办了“日升昌”票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界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被视力近代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平遥票号在全国最多时设立了400多个分号，业务覆盖了国内上百个重镇商埠和俄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地，一度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壮观的金融网络，以平遥为中心的晋中盆地也—度成为全国的“华尔街”。
而今，“景源泰”和“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名称虽似票号，但内容却已今非昔比。据了解，这两家公司的出资人都是当地煤焦老板，其中“日升降”出资1600万元，“景源泰”出资1700万元，均经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成立。公司贷款将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在放款对象和运作上，用于当地农村经济的比例不能低于70％，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国家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为上限。特别之处在于：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参与，以绝官商勾结后患。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农村中介服务和其他农村社会事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贷款对象，贷款金额，单户最多不得超过10万元，其中规定5万元以下的农产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资本金不得少于1500万，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平遥，这座一度“执中国近代金融牛耳”的小城，又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发展史的潮头浪尖。
民间银行分娩的五大理由
早在3年前，就有人以“呼唤中国民间银行”为题在全国性权威杂志上发表专文，并断言“民间银行”已经十月怀 胎，躁动腹中，分娩指日可待。可是3年多过去，仅见不断地“阵痛”也未听到“新生儿”—声响亮的啼哭，“怀胎”和“阵痛”过程是多么的漫长啊！
2005年10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上曾表示，今后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允许场外交易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她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央行已拟定出发展只放贷款而不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的制度草稿，目前正在和银监会积极协商，争取较快推进。这一带有政策导向性的讲话，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两个月后，山两平遥现代“票号”挂牌；5个月后，浙江温州“民间银行”有望试水。同时，她在温州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融资渠道最终也可望逐步拓宽，或为设立某种新的金融机构创造条件。”这种被称为“新的金融机构”是否就是传说已久的“民间银行”，尚不得而知，但民间银行“分娩”的“阵痛”加剧已成不争的事实。
“分娩”需不需要理由?至少眼下还是需要的。
理由一：弥补我国金融体制缺失-易宪容认为，民间金融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而言，是政府的严格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民间金融是——个中性的东西，没有非法与不非法之分，更不能—·谈到它就坚决否认。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金融体系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革：一方面有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也有市场之外的民间信贷活动；民间金融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体制及金融运作机制成为民间金融发达的根本原因。
理由二：金融“旱地”急需融资雨露。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受体制和政策的限制，资金外流严重，成了农村资金的“吸储器”、“抽血机”，造成了农村金融“旱地”和资金“失血症”、正规渠道拿不到或不愿贷，只好从非正规渠道获取。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生命力，金融“旱地”为民间金融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总额只占正规金融的1／4左右，但它足以掀起地下金融“洪流”，滋润无数“旱地”。
理由三：应该给“地下资本”一个名分。不可否认，我国曾多次对民间金融展开围剿，但都收效甚微，风头—过，又东山再起。堵，堵不死；扑，扑不灭；放，放不了。既不希望养“虎”为患，也不敢放“虎”归山。不但使管理层伤透了脑筋，而且决策层也左右为难。由于长期的金融压抑，利率完全由政府管制而无弹性以及利率结构错置。多年来，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与政府管制下银行利率相差悬殊，不仅使得民间金融市场异常发达，也导致政府的金融政策大打折扣，“地下资本”的名分就是变为“地上资本”，它们一直在前仆后继地努力看。
理由四：推动金融法规进一步完善。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现状，许多专家呼吁国家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制定“民间金融法”、“贷款公司法”、“反高利贷法”等，用法律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将民间金融纳入国家的监管之中，以防风险。
理由五：实现金融双向开放。我同已经逐步对外放开金融市场，但仍然把紧向内资开放的“闸门”。通过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就能实现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和引导地下金融走向阳光地带，以利宏观调控，降低民间金融的风险，避免重蹈福建省福安标会和农村基金会的覆辙。
但是，我们也看到，民间金融的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内容都有一定冲突，一些疑问也悬而未决，享受同等优惠政策等方面，同样需要国家权威部门作出明确界定。
等待分娩的民间银行，何日才能领到一张期盼已久的“准生证”?人们正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电视台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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