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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家乡的“黑老大”，对律师周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黎庆洪案怪相录中，周泽记录了自己的“U”形辩护经历。律师办理一个刑案，通常都是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一审，最后到二审。而黎庆洪案，他经历了从二审到一审，再到审查起诉，然后到侦查，之后又到审查起诉，再到一审、二审。“谁说刑事司法程序不可逆呢？”
一个案子虽然被折腾得这般离谱，但周泽依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当事人被罗织更多罪名，增加几十名共同被告之后，却降至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小河案因此得名）审理。
是继续陪贵州司法裸奔？还是只做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
对于法律洁癖周泽来说，答案只有一个。
网名“周三畏”
周泽一直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1969年，周泽出生于贵州省开阳县农村，在家中排行老三。初中一次语文考试，他看到有同学作弊，于是半途交卷，拒绝继续答题。另一次，他索性当场喊了出来，“就是怕受到不公正对待”。
乡村偏僻，周泽“到初中都没看过报纸”，惟一的课外阅读是父亲借来的侠义、公案小说。“看到清官惩罚恶霸，就觉得荡气回肠。”当上县城的小警察、小法官，为民除害，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不受欺辱，这样的理想，他一直保持到高中。高考志愿表的大多数空格里，他填了“法律”，最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但周泽的职业生涯却是从记者开始的。在《法制日报》群工部上班时，他根据群众来信给各地主管部门发函，敦促解决问题，收到回复的处理情况，他还是颇有成就感的。
后来，他去了高校，当上了大学副教授。
但是，这两份职业似乎都不足以激发他内心的激情，遂转行做了律师。
在一段自述性文字中，他写道：受宁愿辞官也不冤判岳飞的南宋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影响，选择学法。“周三畏”后来一度成了他的网名，这是他印象最深的人物。
当他决定辞去教职当一名执业律师时，诸多师友都劝阻他，说做律师风险大，有个高校背景还是要安全一些。“既然社会这么不安全，我有什么理由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躲在高校呢？！”他一直认为，“法律人中不缺像我那样去做教授的，但缺像我这样做律师的！”
周泽最初选择代理的大多是有社会价值的案件，包括因一夜情当不了公务员的教师，因为负面报道被拘传的记者，因为捐款纠纷被起诉的纪录片导演，以及被跨省拘捕的作家等等。
2006年的养路费之争，第一次让周泽成为舆论焦点。“养路费六年来都是违法征收！”他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审查、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和规章。
有媒体称，周泽的质疑“遭征稽人员群起反击”，认为此举在于“制造轰动效应”，甚至定性为“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挑战”;而赞成者则表示，他揭开了一个大多数人蒙在鼓里的严重问题。
2010年，周泽开始代理黎庆洪涉黑案，从此走上“死磕”之路。
辩护“黑老大”
2010年4月，周泽接受黎庆洪的妻子叶萍委托担任黎庆洪的二审辩护人时，黎家正陷入最黑暗的时期。父子三人同时蒙冤获刑，家里只剩下了几个无助的女人。对当地律师绝望之后，黎家聘请了律师周泽。
此前3月31日，黎庆洪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被判十九年。宣判时，黎庆洪在法庭上愤怒喊出：“我不是黑社会！”被法庭制止后，他当庭撞墙昏了过去。
黎庆洪的母亲卢永珍眼看儿子喊冤无门撞墙昏迷，情急之下双手高举有关单位发给黎庆洪的四五个奖状和锦旗指给众人说：“你们都说我家是黑社会，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黑社会发给我家的？”没人理她。十几个特警架走父子三人，场面一片混乱。
村民罗崇富见证了这个场面，连连哀叹，“一个经常做善事的人竟成了黑社会老大，我们普通老百姓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黎家是开餐馆赚得第一桶金的，小有积蓄后涉足磷矿承包，逐渐成为当地有钱人。2002年，父亲黎崇刚将磷矿交给儿子打理，黎庆洪第二年就卖掉了矿山，成立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地产和物流等其他产业。
公司经营步入正轨后，从小爱开车的黎庆洪玩起了赛车，花300万元组建了一支“绿色磷都贵州开阳拉力车队”，身兼老板和车手双重身份。2005年底，该车队被开阳县政府授予“宣传开阳特别贡献奖”。
2008年9月，黎庆洪参加完全国汽车拉力赛从黑龙江返回贵州，但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因涉嫌赌博罪被贵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家人遍寻而不得，一周后，才接到贵阳市打黑办的电话。紧接着，黎的父亲和弟弟也接连被抓。
黎庆洪在看守所表示，如果他被判涉黑，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冤的涉黑案。他在一份写给贵阳市中院的《再次喊冤声明的陈述词》中写道：2009年5月最后提案到市打黑办，办案人员叫我自己认黑，写悔过书，就可以给我父亲办理取保，对我弟也可以从轻处理等等，他们还说瓮安“6·28”事件，打掉了六七帮黑社会，开阳县和瓮安县一县之隔，不可能一帮黑社会都没有。“听他们的意思，好像开阳没有黑社会是不正常的，难道开阳非要有黑社会才正常吗？”
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黎庆洪原本以涉嫌赌博罪被刑事拘留，后逐渐升级，最终被指控为“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危害社会”近十年的“黑老大”。
律师惹的祸？
周泽在开阳县花梨乡街上调查取证，一条街从头走到尾，听到的全是义愤之词，都为黎庆洪一家鸣冤。他发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黎庆洪被抓后，当地七八百名村民联名写请愿书，为其诉冤，请愿书上光密密麻麻的手印就占了26页……
侦查机关在办理本案中的一些表现，让周泽十分费解。黎庆洪公司的副总黃陆兵表示，警方在对他做笔录时，就给他看过别人的卷宗。“要不是看黎庆洪太冤了，这次我都不会站出来说话。” 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员工说，“我曾经在公司多次和他公开吵架，他要是黑社会老大，不会这么容忍我。”该员工一共去做过两次笔录，多次被辱骂。他发现笔录与自己所说的并不符合，但不敢质疑。“我很矛盾，签了字，就觉得很对不起黎庆洪，不签字，我就走不出去。”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周泽发现该案漏洞百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机关非要捏造出一个黑社会，那‘打黑’极有可能变成‘黑打’。”调查取证之后，他决定为黎庆洪作无罪辩护，并向二审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近5万字的辩护词。
2010年5月10日，《贵阳晚报》和《贵州日报》同日发表了题为《‘光环’下的罪恶—对黎庆洪及开阳‘花梨黑帮案’的探访》的调查报道，文章中出现“听到‘花梨帮’覆灭消息之后，当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描述。“就像电影里的场面。”当时正在贵阳调查的周泽专门跑到报社交涉，反映他们的文章不属实。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文章是司法机关提供的，报社对这种稿子，都不另行进行调查的。
面对来势汹汹欲对黎庆洪案盖棺定论的舆论攻击，周泽开始在网上披露自己的调查结果。“实际上就是直接向他们宣战了。”他把案情向贵州省检察院、政法委，甚至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反映，希望借此督促二审的公正审理。
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高院裁定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此案后来又经历了从检方撤诉—警方补充侦查—增加被告人到57人、增加罪名十几个再诉—降级小河区法院审理的曲折历程。
周泽的大量取证工作，也激怒了有关部门。补充侦查阶段，当地一度盛传律师周泽被抓了。他多次到贵阳要求会见黎庆洪时，连看守所的人都听说“他被抓了”。民间议论纷纷：“都是律师惹的祸”，“政府要整你，你就跑不了”诸如此类的言论甚嚣尘上。
律师的忏悔
如果不是现实所逼，周泽也许不会吹响刑辩律师的集结号。
2011年9月初，周泽从法官处了解到本案被起诉的人上升到57名，却降级到小河区法院为一审。他多次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遭到漠视。他感到势单力孤，便喊来了全国的同行帮忙。
曾经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迟夙生接到周泽电话时，才知道他在贵阳陷入的险境。“他跟我讲，小河案件有可能会把他作为李庄第二……”
此前，迟夙生一直偏居家乡一隅，开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黑龙江办案“所向披靡”。若不是遇到这群年轻的律师，她大概不会知道刑辩律师的生存困境。“原来知道律师难，没想到难到这种程度;原来知道司法可以被玩弄，没想到被玩弄到这种程度。”
周泽还邀请杨金柱、陈有西、斯伟江、杨学林、朱明勇等人加入律师团，承担核心当事人黎庆洪父子三人的辩护。此后，他在网上发出“寻求律师同行支援书”，迟夙生等直接把它叫做“英雄帖”，最终集结了一个数十人的庞大辩护团。
陕西律师段万金也是赶来援助的律师之一。“当我拿到起诉书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个案子的严重问题，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大多数都是一些与犯罪无关的子虚乌有的东西。”在开阳县看守所见到自己的当事人刘某后，段万金决定为他做完全彻底的无罪辩护。
在周泽房间，段万金看到了黎庆洪写的四百多页申诉材料，非常震撼。“如果没有刻骨的冤屈，谁会写这么多东西？”
近乡情更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却要向世人抖落家乡的丑。”很多人都能体会周泽揭露这个冤案时的复杂心情。开庭前，他写下博文《一个刑辩律师的忏悔—暨向“黎庆洪案”被告人及其家人致歉书》。
“尽管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个刑辩律师应该做的，但面对目前的局面，我还是难以摆脱内心的负罪感。我疏忽了，这里并不是真正需要刑辩律师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被告人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是可能被增加罪责的;知道案情的人为他人作证是可能被追诉的;律师真正地去为被告人辩护，是可能害了被告人及其家人，甚至会害了他的朋友的。而且，一个真正的刑辩律师，从这里全身而退，也完全是一种侥幸。—在本案卷宗材料里，就有公安机关收集的我收取被告人家属500万元律师费，找人作伪证的‘罪证’。 ”
周泽在致歉书中还说，“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过错，认识到了自己给各位被告人造成的灾难，从而希望尽力去挽回我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
王甫律师转发此信并鼓励自己的同行：“我们只是律师，但上天赋予我们与魔鬼作战的责任。请周泽律师相信，我们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这位自李庄案后不止一次想转行的律师，决定到贵阳和周泽一起并肩作战。
不死磕不行
2012年1月9日，贵阳小河黎庆洪案第一次开庭。因为被告人特别多，一般法庭容纳不下，小河区法院租用贵阳市143厂大礼堂作为临时法庭。法庭门口戒备森严，想旁听的群众密密麻麻围在一起，一个家属只有两张旁听证。很多记者和律师助理都被挡在了门外。
庭审第一天，律师们就法院管辖权、回避权等问题与法院展开了激烈交锋。
法官警告、训诫律师20多次。所有人都意识到，“此案在法律上简单明了，但在辩护实务上将困难重重。”中午吃饭时，迟夙生律师说：“看来得死磕啊。”死磕这个东北词儿，给律师杨学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把“死磕派”三个字发上了微博。
开庭第四天，迟夙生抗议审判长无故中断已经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官下令驱逐迟夙生出庭，此前已有三位律师被驱逐。有律师看到，“审判长一声驱逐令下，冲到辩护席想架走迟夙生律师的居然有23个法警和公安刑警。”面对围上来的法警，迟夙生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
在接连四名律师被驱逐出庭之后，全国律师发出声援：“驱一补二备三！”著名律师斯伟江也替补上场。2010年寒冬，周泽在电话里对他说，贵阳黎庆洪案完全是一个冤案，希望他帮忙。“坦白说，我一向认为，眼下冤案多去了，我能把自己手头的案子做好都不容易，没有答应。再说，貴阳案，有那么多大牌刑辩律师在，我这个业余刑辩，就不去凑热闹了。”碍于情面，他在电话里说，“我做个替补吧”。 为了那句承诺，斯伟江来到贵阳。他会见了自己的当事人—第三被告黎猛（黎庆洪弟弟）。“一个1986年出生的英俊青年，以前家里有钱，无忧无愁，已经被关了四年。”
斯伟江曾这样描述这个“黑社会”群体：“黎案中的56人，包含了社会上的多个层次，有社会底层的水果摊贩，有失业的青年，有开小饭店取得原始积累后投资矿产的富豪，有公司管理人员，也有参与打黑的警察，他们多被刑讯逼供，明显有冤屈之处。”
斯伟江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此案关乎黎氏父子以及56名被告的命运，国家如欠他们，那么是债，都会有偿还的时候。”“律师尽己职责，自忖是忠于法律和职守了。剩下的，真不是律师的事情。”在贵阳，他与年轻律师共勉：“这一段生机，孕育在严冬之中。”
第一个被架出法庭的“不听话”律师李金星谈到当时激烈的审辩冲突时说，“虽然公诉人在庭下对我说，面临地方压力诸多，让我理解。但恕我不能理解，不能‘配合你们’！你们面临的是领导的压力，但我的当事人面临的是得不到公正审判的压力、蒙冤入狱的压力，而我，面临的是良心的压力。”
为什么闹庭？
“正是出于对周泽律师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良知的体念的认同和支持，我们才从全国各地赶来，进行这场纯公益的诉讼。”律师刘志强说。
杨学林是庭审后期二十多位“被不用”的律师之一，后来又被当事人当庭请回来。“当律师已经失去了辩护的权利，主流媒体也根本不敢介入，个别勇敢的记者来了，也被叫了回去。这件案子全靠律师的双手，用微博一点点记录33天的庭审活动，从而引起最高检、最高法和司法部的关注，三个最高司法部门派出领导坐镇，且庭审期间不断有外地律师到小河旁听。”
湖南律师杨金柱在网上陆续发表《小河案漏洞百出》，包括：被劳教的何东升岂能喝血酒加入“同心会”？被告人梅芸瑜9岁加入黑社会;罗浩、谭兴顺、李湘波三名被告人在10岁那年同时加入黑社会;正在云南监狱服刑的被告人罗毅出现在开阳县马口磷矿威胁村民;黎崇刚和黎庆洪到底是谁殴打了村民王代伦？
“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察自己写说明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还被检察官提交给法庭，三十多位出庭律师为三张一模一样的纸辩了一下午。”律师陈有西亲历了此案的种种荒谬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当地复杂的公权力故意构陷合法民企的冤案。”
陈有西是“黑老二”黎崇刚的辩护人。2009年，黎崇刚因涉嫌偷税罪被逮捕，此后的历次法庭审理，公诉人均未以该罪指控。案件升级后，他升格为第二被告，成为黑社会的领导者。
黎崇刚被带进法庭时，悲屈喊冤的情形让很多辩护律师都忘不了。他在法庭上说：“我是一个老人了，耳朵又聋，被你们关了三年了，人都关昏了，我有这么多的冤屈，要说清楚的确实太多了，我要说清楚，让人知道我黎崇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黎崇刚说，侦查员杨某讯问他时，给他写的笔录上讲他给谁送了几千块钱，“我说我没有送，杨某说那是用来整谁谁谁的，你配合一下，黎崇刚说我没有给他，你们要用我的笔录来整他，要是将来上了法庭，他当庭说没有收到我这个钱，我如何面对他？所以你必须给我删掉这一句话，杨某作势要打我，我说你打嘛，我快60岁的人了，你打死我算了嘛。杨某说，你儿子黎庆洪都被老子整服了，老子也一定整服你。”结果是对于一个一天要吃四次高血压药的近六旬的老人，整整两天一夜不让睡觉的连续折磨，黎崇刚签字了。
庭审后期，斯伟江给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守土有责：致另一个法律人》，对黎庆洪案背后公、检、法三大机关的联合办案模式提出质疑。“材料显示，贵州省高级法院、贵州省检察院参与公安联合办案，这明显违反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导致大规模冤假错案的源头。”
該案《补充侦查终结报告书》显示，2010年6月7日，贵州省打黑办召集省公、检、法成员单位对黎庆洪涉黑案件开会研究，形成意见，决定对黎庆洪涉黑案件撤诉并补充侦查。
2010年7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对该案做出批示，以此批示的日期成立了“7·1专案组”，专门补充侦办黎庆洪涉黑案。此后，公安机关逮捕人数和所审查起诉的罪名大幅增加。
周泽一直要求法院公开审判，开放法庭，严守程序，保障辩护权。希望通过公开的庭审，展示证据和真相。“但是贵阳方面不敢。”陈有西说。
“法乃公器。法庭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工具，如果法庭成了个人的私人工具，那么，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法庭之上，所进行的这一切，就太荒诞了。”律师张磊写道。
黑暗透微光
黎庆洪被抓后，侦查机关把黎家经营发展过程中接触过的人，经营的项目都查了个遍，对黎家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地毯式的“挖掘”，和他及家人有关系的几百人都在警方做过笔录。周泽仔细研究卷宗后发现，很多笔录都并非在看守所中所做，有些证据子虚乌有，仅凭一句连证人都无法确定的口供就被警方采纳。
“本案被告人57名，在全国有这么重大影响的一个案件，竟然见不到一个证人出庭，这是十分费解的，有些纠结半天的事实，证人出庭只需要一句话，就清楚了。”何兵教授在质证时说。
周泽核对全案“证人”共有600多人，他在法庭上一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最终只有9名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然而，这有限的几名证人出庭作证，已经让被告人和辩护人感到震惊。仅凭这几个证人出庭作证，公诉机关就不得不放弃多项犯罪指控，要是所有的证人都出庭作证，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周泽说。
在黎庆洪案最后一次总结性辩护时，周泽慷慨陈词：“我希望法院的判决，能够给本案被告人保留一点‘正义或许真能在这个国家实现’的希望;能够给全国众多关注本案的律师保留一点对中国司法的希望。”
朱明勇律师记录了当天的庭审印象：“贵阳大审判今天下午辩论结束，周泽律师发表总结辩护，严谨而宏大，理性而激情，讲到黑打、构陷时期间数度哽咽，全场静穆，我坐在后排看到现场多人拭泪。休庭出门，苍天落泪，大地无语。” 黎庆洪案专家顾问团的专家张思之，这位自嘲一生从未胜诉，却被尊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老律师谈到黎庆洪案一连用了六个“黑”：“固然我经过的见到过的黑暗太多了，但是像贵州这么黑的，黑到不能再黑的案子，也还不是太多，贵州这个案子太黑了，实在是太黑了。”
黎庆洪案后期，法院动员被告人解聘外地律师，并为其指定本地律师辩护。但是，随着案件事实的披露，贵阳本地的一些律师也全面反水，很多律师之前是做有罪辩护的，甚至辩护词都交到法院去了，后来依法做了无罪辩护。
“贵州律师所受到的压力绝对比外地律师大，你周泽也好，陈有西也好，你们说完拍屁股走了，他们不行啊，一家老小都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顶着，无罪就是无罪，可敬！”张思之说，“只要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还是会给当前的黑暗透出一点点的光明。”
小河案的审判，近百位律师倾力助阵，均为“黎庆洪案”做了不涉黑辩护，此举强烈震撼了当地司法。经律师们的艰苦努力，包括第二被告黎崇刚在内的5人被法院宣判无罪，黎家部分资产得以归还。但是，在检方没有对涉黑组织的四个特征中的“非法控制特征”出示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认定了黎庆洪、黎猛等40多人涉黑犯罪（黎庆洪刑期减为十四年）。
忠诚的魅力
有人说，一个案子不管是否冤屈，二审过去就定了，想要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泽却不以为然。他和多位参与该案辩护的律师继续代理有关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申诉。斯伟江看到周泽仍在拼命，不由感叹：“如周泽这样的人多了，这世间，希望会更多些！”
小河案之后，“死磕派律师”的标签就贴到周泽身上了。该案也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贡献了八条新规，被称为“小河条款”。新解释规定，原审法院上诉以后，发回重审的不得再降级处理。“实际上就是对他们当时（做法）的否定。”周泽说。
有律师总结小河案诞生的死磕精神：“吓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周泽加了一条，“气不死”。“各方面都要生气，法院的气要生，检察院的气要生，特别是受害人的亲属，经常就是开着开着庭，‘腾’站起来骂我们这帮人造謠，包庇杀人犯。”
做刑事辩护多年后，周泽感觉遍体鳞伤。每个案件都像打仗，一次次受伤，身心俱疲，每个案件都让他考虑是否接下一个案件。
“想想这些年被贴上‘死磕律师’标签，哪个案件是律师无理取闹呢？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死磕’呢？”周泽说，“我最大的担忧是，社会让很多人无法看到前途和希望。”
2014年，周泽的另一位当事人熊祖模洗脱罪名。重获清白，从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被抓到“招供”受贿，一审被判刑十一年到重审，上诉、等待判决到检察院撤诉，经历噩梦般的三年后，熊祖模开始苦学法律，立志要“像周泽律师一样，帮助蒙冤的人，让他们不要再遭受跟我一样的刑讯逼供”。
这也许是周泽们欣慰看到的变化，他希望更多的人信仰法律、信仰正义，并为之做出微薄的努力。
2014年年底，周泽获得《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忠诚之魅”。领奖时，他称自己是代表死磕派律师领这个奖的。“忠诚于法律，忠诚于当事人。”这是他对这个奖的解读。
死磕式的抗争仍在继续。周泽与李金星、张磊等律师共同发起“小河案暨冤案申诉研讨会”，成立“小河案暨冤案申诉研究中心”，代理着包括小河案在内的多个冤案申诉。
周泽仍在为“黑老大”黎庆洪死磕着……
在黎庆洪案怪相录中，周泽记录了自己的“U”形辩护经历。律师办理一个刑案，通常都是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一审，最后到二审。而黎庆洪案，他经历了从二审到一审，再到审查起诉，然后到侦查，之后又到审查起诉，再到一审、二审。“谁说刑事司法程序不可逆呢？”
一个案子虽然被折腾得这般离谱，但周泽依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当事人被罗织更多罪名，增加几十名共同被告之后，却降至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小河案因此得名）审理。
是继续陪贵州司法裸奔？还是只做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
对于法律洁癖周泽来说，答案只有一个。
网名“周三畏”
周泽一直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1969年，周泽出生于贵州省开阳县农村，在家中排行老三。初中一次语文考试，他看到有同学作弊，于是半途交卷，拒绝继续答题。另一次，他索性当场喊了出来，“就是怕受到不公正对待”。
乡村偏僻，周泽“到初中都没看过报纸”，惟一的课外阅读是父亲借来的侠义、公案小说。“看到清官惩罚恶霸，就觉得荡气回肠。”当上县城的小警察、小法官，为民除害，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不受欺辱，这样的理想，他一直保持到高中。高考志愿表的大多数空格里，他填了“法律”，最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但周泽的职业生涯却是从记者开始的。在《法制日报》群工部上班时，他根据群众来信给各地主管部门发函，敦促解决问题，收到回复的处理情况，他还是颇有成就感的。
后来，他去了高校，当上了大学副教授。
但是，这两份职业似乎都不足以激发他内心的激情，遂转行做了律师。
在一段自述性文字中，他写道：受宁愿辞官也不冤判岳飞的南宋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影响，选择学法。“周三畏”后来一度成了他的网名，这是他印象最深的人物。
当他决定辞去教职当一名执业律师时，诸多师友都劝阻他，说做律师风险大，有个高校背景还是要安全一些。“既然社会这么不安全，我有什么理由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躲在高校呢？！”他一直认为，“法律人中不缺像我那样去做教授的，但缺像我这样做律师的！”
周泽最初选择代理的大多是有社会价值的案件，包括因一夜情当不了公务员的教师，因为负面报道被拘传的记者，因为捐款纠纷被起诉的纪录片导演，以及被跨省拘捕的作家等等。
2006年的养路费之争，第一次让周泽成为舆论焦点。“养路费六年来都是违法征收！”他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审查、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和规章。
有媒体称，周泽的质疑“遭征稽人员群起反击”，认为此举在于“制造轰动效应”，甚至定性为“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挑战”;而赞成者则表示，他揭开了一个大多数人蒙在鼓里的严重问题。
2010年，周泽开始代理黎庆洪涉黑案，从此走上“死磕”之路。
辩护“黑老大”
2010年4月，周泽接受黎庆洪的妻子叶萍委托担任黎庆洪的二审辩护人时，黎家正陷入最黑暗的时期。父子三人同时蒙冤获刑，家里只剩下了几个无助的女人。对当地律师绝望之后，黎家聘请了律师周泽。
此前3月31日，黎庆洪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被判十九年。宣判时，黎庆洪在法庭上愤怒喊出：“我不是黑社会！”被法庭制止后，他当庭撞墙昏了过去。
黎庆洪的母亲卢永珍眼看儿子喊冤无门撞墙昏迷，情急之下双手高举有关单位发给黎庆洪的四五个奖状和锦旗指给众人说：“你们都说我家是黑社会，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黑社会发给我家的？”没人理她。十几个特警架走父子三人，场面一片混乱。
村民罗崇富见证了这个场面，连连哀叹，“一个经常做善事的人竟成了黑社会老大，我们普通老百姓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黎家是开餐馆赚得第一桶金的，小有积蓄后涉足磷矿承包，逐渐成为当地有钱人。2002年，父亲黎崇刚将磷矿交给儿子打理，黎庆洪第二年就卖掉了矿山，成立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地产和物流等其他产业。
公司经营步入正轨后，从小爱开车的黎庆洪玩起了赛车，花300万元组建了一支“绿色磷都贵州开阳拉力车队”，身兼老板和车手双重身份。2005年底，该车队被开阳县政府授予“宣传开阳特别贡献奖”。
2008年9月，黎庆洪参加完全国汽车拉力赛从黑龙江返回贵州，但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因涉嫌赌博罪被贵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家人遍寻而不得，一周后，才接到贵阳市打黑办的电话。紧接着，黎的父亲和弟弟也接连被抓。
黎庆洪在看守所表示，如果他被判涉黑，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冤的涉黑案。他在一份写给贵阳市中院的《再次喊冤声明的陈述词》中写道：2009年5月最后提案到市打黑办，办案人员叫我自己认黑，写悔过书，就可以给我父亲办理取保，对我弟也可以从轻处理等等，他们还说瓮安“6·28”事件，打掉了六七帮黑社会，开阳县和瓮安县一县之隔，不可能一帮黑社会都没有。“听他们的意思，好像开阳没有黑社会是不正常的，难道开阳非要有黑社会才正常吗？”
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黎庆洪原本以涉嫌赌博罪被刑事拘留，后逐渐升级，最终被指控为“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危害社会”近十年的“黑老大”。
律师惹的祸？
周泽在开阳县花梨乡街上调查取证，一条街从头走到尾，听到的全是义愤之词，都为黎庆洪一家鸣冤。他发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黎庆洪被抓后，当地七八百名村民联名写请愿书，为其诉冤，请愿书上光密密麻麻的手印就占了26页……
侦查机关在办理本案中的一些表现，让周泽十分费解。黎庆洪公司的副总黃陆兵表示，警方在对他做笔录时，就给他看过别人的卷宗。“要不是看黎庆洪太冤了，这次我都不会站出来说话。” 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员工说，“我曾经在公司多次和他公开吵架，他要是黑社会老大，不会这么容忍我。”该员工一共去做过两次笔录，多次被辱骂。他发现笔录与自己所说的并不符合，但不敢质疑。“我很矛盾，签了字，就觉得很对不起黎庆洪，不签字，我就走不出去。”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周泽发现该案漏洞百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机关非要捏造出一个黑社会，那‘打黑’极有可能变成‘黑打’。”调查取证之后，他决定为黎庆洪作无罪辩护，并向二审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近5万字的辩护词。
2010年5月10日，《贵阳晚报》和《贵州日报》同日发表了题为《‘光环’下的罪恶—对黎庆洪及开阳‘花梨黑帮案’的探访》的调查报道，文章中出现“听到‘花梨帮’覆灭消息之后，当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描述。“就像电影里的场面。”当时正在贵阳调查的周泽专门跑到报社交涉，反映他们的文章不属实。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文章是司法机关提供的，报社对这种稿子，都不另行进行调查的。
面对来势汹汹欲对黎庆洪案盖棺定论的舆论攻击，周泽开始在网上披露自己的调查结果。“实际上就是直接向他们宣战了。”他把案情向贵州省检察院、政法委，甚至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反映，希望借此督促二审的公正审理。
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高院裁定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此案后来又经历了从检方撤诉—警方补充侦查—增加被告人到57人、增加罪名十几个再诉—降级小河区法院审理的曲折历程。
周泽的大量取证工作，也激怒了有关部门。补充侦查阶段，当地一度盛传律师周泽被抓了。他多次到贵阳要求会见黎庆洪时，连看守所的人都听说“他被抓了”。民间议论纷纷：“都是律师惹的祸”，“政府要整你，你就跑不了”诸如此类的言论甚嚣尘上。
律师的忏悔
如果不是现实所逼，周泽也许不会吹响刑辩律师的集结号。
2011年9月初，周泽从法官处了解到本案被起诉的人上升到57名，却降级到小河区法院为一审。他多次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遭到漠视。他感到势单力孤，便喊来了全国的同行帮忙。
曾经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迟夙生接到周泽电话时，才知道他在贵阳陷入的险境。“他跟我讲，小河案件有可能会把他作为李庄第二……”
此前，迟夙生一直偏居家乡一隅，开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黑龙江办案“所向披靡”。若不是遇到这群年轻的律师，她大概不会知道刑辩律师的生存困境。“原来知道律师难，没想到难到这种程度;原来知道司法可以被玩弄，没想到被玩弄到这种程度。”
周泽还邀请杨金柱、陈有西、斯伟江、杨学林、朱明勇等人加入律师团，承担核心当事人黎庆洪父子三人的辩护。此后，他在网上发出“寻求律师同行支援书”，迟夙生等直接把它叫做“英雄帖”，最终集结了一个数十人的庞大辩护团。
陕西律师段万金也是赶来援助的律师之一。“当我拿到起诉书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个案子的严重问题，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大多数都是一些与犯罪无关的子虚乌有的东西。”在开阳县看守所见到自己的当事人刘某后，段万金决定为他做完全彻底的无罪辩护。
在周泽房间，段万金看到了黎庆洪写的四百多页申诉材料，非常震撼。“如果没有刻骨的冤屈，谁会写这么多东西？”
近乡情更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却要向世人抖落家乡的丑。”很多人都能体会周泽揭露这个冤案时的复杂心情。开庭前，他写下博文《一个刑辩律师的忏悔—暨向“黎庆洪案”被告人及其家人致歉书》。
“尽管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个刑辩律师应该做的，但面对目前的局面，我还是难以摆脱内心的负罪感。我疏忽了，这里并不是真正需要刑辩律师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被告人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是可能被增加罪责的;知道案情的人为他人作证是可能被追诉的;律师真正地去为被告人辩护，是可能害了被告人及其家人，甚至会害了他的朋友的。而且，一个真正的刑辩律师，从这里全身而退，也完全是一种侥幸。—在本案卷宗材料里，就有公安机关收集的我收取被告人家属500万元律师费，找人作伪证的‘罪证’。 ”
周泽在致歉书中还说，“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过错，认识到了自己给各位被告人造成的灾难，从而希望尽力去挽回我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
王甫律师转发此信并鼓励自己的同行：“我们只是律师，但上天赋予我们与魔鬼作战的责任。请周泽律师相信，我们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这位自李庄案后不止一次想转行的律师，决定到贵阳和周泽一起并肩作战。
不死磕不行
2012年1月9日，贵阳小河黎庆洪案第一次开庭。因为被告人特别多，一般法庭容纳不下，小河区法院租用贵阳市143厂大礼堂作为临时法庭。法庭门口戒备森严，想旁听的群众密密麻麻围在一起，一个家属只有两张旁听证。很多记者和律师助理都被挡在了门外。
庭审第一天，律师们就法院管辖权、回避权等问题与法院展开了激烈交锋。
法官警告、训诫律师20多次。所有人都意识到，“此案在法律上简单明了，但在辩护实务上将困难重重。”中午吃饭时，迟夙生律师说：“看来得死磕啊。”死磕这个东北词儿，给律师杨学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把“死磕派”三个字发上了微博。
开庭第四天，迟夙生抗议审判长无故中断已经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官下令驱逐迟夙生出庭，此前已有三位律师被驱逐。有律师看到，“审判长一声驱逐令下，冲到辩护席想架走迟夙生律师的居然有23个法警和公安刑警。”面对围上来的法警，迟夙生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
在接连四名律师被驱逐出庭之后，全国律师发出声援：“驱一补二备三！”著名律师斯伟江也替补上场。2010年寒冬，周泽在电话里对他说，贵阳黎庆洪案完全是一个冤案，希望他帮忙。“坦白说，我一向认为，眼下冤案多去了，我能把自己手头的案子做好都不容易，没有答应。再说，貴阳案，有那么多大牌刑辩律师在，我这个业余刑辩，就不去凑热闹了。”碍于情面，他在电话里说，“我做个替补吧”。 为了那句承诺，斯伟江来到贵阳。他会见了自己的当事人—第三被告黎猛（黎庆洪弟弟）。“一个1986年出生的英俊青年，以前家里有钱，无忧无愁，已经被关了四年。”
斯伟江曾这样描述这个“黑社会”群体：“黎案中的56人，包含了社会上的多个层次，有社会底层的水果摊贩，有失业的青年，有开小饭店取得原始积累后投资矿产的富豪，有公司管理人员，也有参与打黑的警察，他们多被刑讯逼供，明显有冤屈之处。”
斯伟江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此案关乎黎氏父子以及56名被告的命运，国家如欠他们，那么是债，都会有偿还的时候。”“律师尽己职责，自忖是忠于法律和职守了。剩下的，真不是律师的事情。”在贵阳，他与年轻律师共勉：“这一段生机，孕育在严冬之中。”
第一个被架出法庭的“不听话”律师李金星谈到当时激烈的审辩冲突时说，“虽然公诉人在庭下对我说，面临地方压力诸多，让我理解。但恕我不能理解，不能‘配合你们’！你们面临的是领导的压力，但我的当事人面临的是得不到公正审判的压力、蒙冤入狱的压力，而我，面临的是良心的压力。”
为什么闹庭？
“正是出于对周泽律师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良知的体念的认同和支持，我们才从全国各地赶来，进行这场纯公益的诉讼。”律师刘志强说。
杨学林是庭审后期二十多位“被不用”的律师之一，后来又被当事人当庭请回来。“当律师已经失去了辩护的权利，主流媒体也根本不敢介入，个别勇敢的记者来了，也被叫了回去。这件案子全靠律师的双手，用微博一点点记录33天的庭审活动，从而引起最高检、最高法和司法部的关注，三个最高司法部门派出领导坐镇，且庭审期间不断有外地律师到小河旁听。”
湖南律师杨金柱在网上陆续发表《小河案漏洞百出》，包括：被劳教的何东升岂能喝血酒加入“同心会”？被告人梅芸瑜9岁加入黑社会;罗浩、谭兴顺、李湘波三名被告人在10岁那年同时加入黑社会;正在云南监狱服刑的被告人罗毅出现在开阳县马口磷矿威胁村民;黎崇刚和黎庆洪到底是谁殴打了村民王代伦？
“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察自己写说明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还被检察官提交给法庭，三十多位出庭律师为三张一模一样的纸辩了一下午。”律师陈有西亲历了此案的种种荒谬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当地复杂的公权力故意构陷合法民企的冤案。”
陈有西是“黑老二”黎崇刚的辩护人。2009年，黎崇刚因涉嫌偷税罪被逮捕，此后的历次法庭审理，公诉人均未以该罪指控。案件升级后，他升格为第二被告，成为黑社会的领导者。
黎崇刚被带进法庭时，悲屈喊冤的情形让很多辩护律师都忘不了。他在法庭上说：“我是一个老人了，耳朵又聋，被你们关了三年了，人都关昏了，我有这么多的冤屈，要说清楚的确实太多了，我要说清楚，让人知道我黎崇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黎崇刚说，侦查员杨某讯问他时，给他写的笔录上讲他给谁送了几千块钱，“我说我没有送，杨某说那是用来整谁谁谁的，你配合一下，黎崇刚说我没有给他，你们要用我的笔录来整他，要是将来上了法庭，他当庭说没有收到我这个钱，我如何面对他？所以你必须给我删掉这一句话，杨某作势要打我，我说你打嘛，我快60岁的人了，你打死我算了嘛。杨某说，你儿子黎庆洪都被老子整服了，老子也一定整服你。”结果是对于一个一天要吃四次高血压药的近六旬的老人，整整两天一夜不让睡觉的连续折磨，黎崇刚签字了。
庭审后期，斯伟江给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守土有责：致另一个法律人》，对黎庆洪案背后公、检、法三大机关的联合办案模式提出质疑。“材料显示，贵州省高级法院、贵州省检察院参与公安联合办案，这明显违反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导致大规模冤假错案的源头。”
該案《补充侦查终结报告书》显示，2010年6月7日，贵州省打黑办召集省公、检、法成员单位对黎庆洪涉黑案件开会研究，形成意见，决定对黎庆洪涉黑案件撤诉并补充侦查。
2010年7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对该案做出批示，以此批示的日期成立了“7·1专案组”，专门补充侦办黎庆洪涉黑案。此后，公安机关逮捕人数和所审查起诉的罪名大幅增加。
周泽一直要求法院公开审判，开放法庭，严守程序，保障辩护权。希望通过公开的庭审，展示证据和真相。“但是贵阳方面不敢。”陈有西说。
“法乃公器。法庭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工具，如果法庭成了个人的私人工具，那么，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法庭之上，所进行的这一切，就太荒诞了。”律师张磊写道。
黑暗透微光
黎庆洪被抓后，侦查机关把黎家经营发展过程中接触过的人，经营的项目都查了个遍，对黎家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地毯式的“挖掘”，和他及家人有关系的几百人都在警方做过笔录。周泽仔细研究卷宗后发现，很多笔录都并非在看守所中所做，有些证据子虚乌有，仅凭一句连证人都无法确定的口供就被警方采纳。
“本案被告人57名，在全国有这么重大影响的一个案件，竟然见不到一个证人出庭，这是十分费解的，有些纠结半天的事实，证人出庭只需要一句话，就清楚了。”何兵教授在质证时说。
周泽核对全案“证人”共有600多人，他在法庭上一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最终只有9名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然而，这有限的几名证人出庭作证，已经让被告人和辩护人感到震惊。仅凭这几个证人出庭作证，公诉机关就不得不放弃多项犯罪指控，要是所有的证人都出庭作证，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周泽说。
在黎庆洪案最后一次总结性辩护时，周泽慷慨陈词：“我希望法院的判决，能够给本案被告人保留一点‘正义或许真能在这个国家实现’的希望;能够给全国众多关注本案的律师保留一点对中国司法的希望。”
朱明勇律师记录了当天的庭审印象：“贵阳大审判今天下午辩论结束，周泽律师发表总结辩护，严谨而宏大，理性而激情，讲到黑打、构陷时期间数度哽咽，全场静穆，我坐在后排看到现场多人拭泪。休庭出门，苍天落泪，大地无语。” 黎庆洪案专家顾问团的专家张思之，这位自嘲一生从未胜诉，却被尊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老律师谈到黎庆洪案一连用了六个“黑”：“固然我经过的见到过的黑暗太多了，但是像贵州这么黑的，黑到不能再黑的案子，也还不是太多，贵州这个案子太黑了，实在是太黑了。”
黎庆洪案后期，法院动员被告人解聘外地律师，并为其指定本地律师辩护。但是，随着案件事实的披露，贵阳本地的一些律师也全面反水，很多律师之前是做有罪辩护的，甚至辩护词都交到法院去了，后来依法做了无罪辩护。
“贵州律师所受到的压力绝对比外地律师大，你周泽也好，陈有西也好，你们说完拍屁股走了，他们不行啊，一家老小都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顶着，无罪就是无罪，可敬！”张思之说，“只要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还是会给当前的黑暗透出一点点的光明。”
小河案的审判，近百位律师倾力助阵，均为“黎庆洪案”做了不涉黑辩护，此举强烈震撼了当地司法。经律师们的艰苦努力，包括第二被告黎崇刚在内的5人被法院宣判无罪，黎家部分资产得以归还。但是，在检方没有对涉黑组织的四个特征中的“非法控制特征”出示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认定了黎庆洪、黎猛等40多人涉黑犯罪（黎庆洪刑期减为十四年）。
忠诚的魅力
有人说，一个案子不管是否冤屈，二审过去就定了，想要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泽却不以为然。他和多位参与该案辩护的律师继续代理有关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申诉。斯伟江看到周泽仍在拼命，不由感叹：“如周泽这样的人多了，这世间，希望会更多些！”
小河案之后，“死磕派律师”的标签就贴到周泽身上了。该案也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贡献了八条新规，被称为“小河条款”。新解释规定，原审法院上诉以后，发回重审的不得再降级处理。“实际上就是对他们当时（做法）的否定。”周泽说。
有律师总结小河案诞生的死磕精神：“吓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周泽加了一条，“气不死”。“各方面都要生气，法院的气要生，检察院的气要生，特别是受害人的亲属，经常就是开着开着庭，‘腾’站起来骂我们这帮人造謠，包庇杀人犯。”
做刑事辩护多年后，周泽感觉遍体鳞伤。每个案件都像打仗，一次次受伤，身心俱疲，每个案件都让他考虑是否接下一个案件。
“想想这些年被贴上‘死磕律师’标签，哪个案件是律师无理取闹呢？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死磕’呢？”周泽说，“我最大的担忧是，社会让很多人无法看到前途和希望。”
2014年，周泽的另一位当事人熊祖模洗脱罪名。重获清白，从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被抓到“招供”受贿，一审被判刑十一年到重审，上诉、等待判决到检察院撤诉，经历噩梦般的三年后，熊祖模开始苦学法律，立志要“像周泽律师一样，帮助蒙冤的人，让他们不要再遭受跟我一样的刑讯逼供”。
这也许是周泽们欣慰看到的变化，他希望更多的人信仰法律、信仰正义，并为之做出微薄的努力。
2014年年底，周泽获得《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忠诚之魅”。领奖时，他称自己是代表死磕派律师领这个奖的。“忠诚于法律，忠诚于当事人。”这是他对这个奖的解读。
死磕式的抗争仍在继续。周泽与李金星、张磊等律师共同发起“小河案暨冤案申诉研讨会”，成立“小河案暨冤案申诉研究中心”，代理着包括小河案在内的多个冤案申诉。
周泽仍在为“黑老大”黎庆洪死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