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跑就扑到鸡了！”
　　“哪里有鸡啊？”
　　大理古城南门外的一塔路向东穿过月溪村到大丽路，程丹的家在月溪村靠近大丽路的边上，她的舞蹈工作室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旁边是她家的两层木屋，院子里种着花也养着鸡，原来还有一只小黑狗见人就叫，后来她母亲拿去送给了亲戚。
　　6岁的刘榆涵穿着淡紫色的舞蹈服，翘起小脚丫指着大玻璃窗外的一笼鸡，笑个不停，一个孩子笑，其他的孩子都跟着又说又笑。
　　这是程丹春节前最后的一节课了，5到7岁的少儿班，跟她学习一年多的刘榆涵已经能自如下腰、劈叉，以后考级可以用到的编舞，也基本可以完整跳下来。刚开始学习的拉姆或许对自己总是不能跟上節奏，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休息的时候，小朋友玩成一团，她盯着自己的小舞鞋一个人默默坐着。


　　程丹走过去，让她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欢快的刘榆涵拉着她跑到大镜子前的小队伍里。
　　“拉姆是香格里拉的藏族，她妈妈在大理做生意，来了几次，总是她妈妈接送，我问拉姆为什么爸爸不来，她说爸爸走了，在山上呢。我没问她妈妈妈是怎么回事，我是想着如果以后遇到单亲家庭的孩子，我就只收一半的学费，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真的能体会家里没有父亲的不容易。”

北上学舞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生病，程丹应该还在全国各地演出，在某个城市的健身房做着肚皮舞的教练。
　　大理山好水好土地好，四季收种，历来吃喝不愁，所以大理人大多都是“家乡宝”，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省城都没去过，也有人没坐过火车，没出过大理州，更不要说去外省打工。像程丹这样在外面待过几年，尤其是外面学习肚皮舞的姑娘又回家乡发展的，确实算得上是大理的异类。
　　程丹从小好动，她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理古城的洱海门边的公社大院里，总有一些人练武术，她经常跑去看。
　　当她在电视上看到和她一样同是白族的杨丽萍跳出那么美的孔雀舞，马上就迷上了舞蹈，当年母亲在村里每月的工分收入120元，看到女儿对跳舞近乎痴迷，不忍心让孩子失望，朋友告诉她下关有一个老师在教舞蹈，母亲存了一千多元给程丹报了名。
　　当年的大理古城只有两条主街，从南门下去走文献路出古城，有一条土路去下关。那时的下关就是程丹心中的大城市，去下关就是进城逛街买东西。她四年级的时候，大丽路才通车，有了8路公交车从古城到下关，她可以坐着公交车去下关学舞蹈了。
　　刚开始学习，教练硬让她压腿，拉伤大腿的筋，最后就只能放弃了，这样的经历也让程丹到现在教孩子的时候懂得有的放矢。
　　父亲一直认为舞蹈不会成为正当的职业，就是想让她学医，高中毕业的程丹到昆明一所学校学医，到了昆明她还是偷偷去学跳舞，看印度电影里的能歌善舞的女人，那么美，知道在北京可以学习这样的肚皮舞，还没毕业她就义无返顾跑到北京去学习了。
　　那之后的几年她都没回家，她想做出成绩让父亲看看，证明自己的坚持并没有错。
　　直到2011年她才时常回家照顾生病的父亲，2014年父亲去世，妹妹出嫁以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她选择回大理生活。

重回大理

　　一个回归大理的大理人，还是一个在外学习了肚皮舞的姑娘回到大理，回到大理古城边的村子里，程丹感觉自己的生活像是一次重启。
　　回家还是感觉大理的好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喝着苍山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站在家门口，向西看是苍山向东看是洱海，虽然村外不再像程丹小时候全是绿油油的稻田，很多都改种鲜花水果，供游人采摘，比她小的孩子们也不可能像她儿时那样，穿过稻田到洱海边抓鱼，靠近古城的洱海边基本都变成了客栈，海边已经抓不到鱼。
　　“我刚回来的时候，在健身房里做教练带课，一节课的课时费是60元。第一个来学的人又高又壮，屁股有大篓子那么大，她是我们村下去到洱海边的那个村子的，生了孩子后就开始发胖，村里都笑她是“熊大”，一来就问我是不是能减肥，我说坚持练一定能减，她跟我练了三个月瘦了好多，后来我自己做工作室，她还是每次都来，已经是第四年，她的闺秘也跟着一起练，现在也是坚持了三年。开始村里人对学习肚皮舞有很多议论，穿的衣服露胸露肚子，又说广场舞不用钱，我一个月办卡还收170元，来与不来都不退，有人来了一两次，就认为我是在占便宜，乱收费。”
　　大理跳肚皮舞的人很少，程丹一个人跳舞也会遇到瓶颈，比如编舞或是音乐编排。回到大理后，每年程丹还是要出去学习，找名师学习探讨，每年都有新发展，舞蹈的技巧也在变化，要跟上时代。2017年开始甩发成为潮流，打开胸腔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在北京学一期15天的课程起码需要16800元的学费，技艺要不断精进，也就需要不断的投入。


　　2016年1月27日，程丹在自己家老房子的二楼开始教课，妈妈的朋友把孩子送来学，隔壁奶奶的孙女喜欢舞蹈，从两个孩子开始做少儿东方舞蹈班。原来的“熊大”变成了“熊二”，还是跟着她到家里学，几个大人的肚皮舞班，就这么坚持了将近一年，慢慢人多了起来，程丹担心老楼的木地板，人一多了可能给跳垮了。刚还清了给父亲看病借的钱，她又借了些钱建起了现在的工作室。
　　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是成人肚皮舞课。村里的女人跟程丹学跳舞，刚开始她们的男人都不愿意，怕跟她学坏了。有些坚持学了几年，家里人看到了变化，才支持她们来学，议论的人也慢慢少了。
　　课还没开始，几个女人聚在一起用大理话聊着天，不断发出大理人的感叹词：啊吧，啊吧……当她们换上跳舞的彩衣，紧身的短上衣下露出腰，当她们随着程丹发出的指令，在音乐的伴奏下起舞，她们挺胸、转腰、提胯、摆臀，她们在镜子里审视着舞蹈中的自己，此时的她们不仅超越了平凡的生活，更超越了她们不曾期盼过的一个也可以如此美好舞动的自己。

有爱有恨的生活

　　白族村子请客特别多，谁家请客女人们都要去帮忙，程丹刚回来的时候，她母亲总是让她去跟人熟悉熟悉。程丹跳舞要留长指甲染鲜艳的颜色，留长到腰的头发，村里人看了就觉得奇怪，说懒人才留长指甲长头发，外表光鲜，其实是懒到骨头里。
　　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一般都是在家带孩子，孩子大了到超市或是客栈打个工，老公在外面挣钱。而她还不时跑到外省去，村里人就说她是“养不家”。
　　也有人不断给她介绍对象，有一个彼此都觉得挺好，可是对方父母知道了她的职业后就不同意，也有村里人吓唬这个男的，说她整天跑出去乱搞，不知道在外省做什么，穿那么少的衣服，怕说出去丢脸，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按照白族人家的传统，作为家里的老大，她结婚也只能留在家里，不能嫁出去，找男人上门或者是按当地的说法“两边在”——就是婆家和娘家两边都是家。
　　“我们白族姑娘一到法定结婚年纪就结婚，结婚了很快就生孩子，我小学同学的女儿已经跟着我学跳舞了。我妈为我找对象的事，已经快疯了，有一天在朋友圈里说我们家有一个闺女，谁相中快来娶。”
　　程丹说，母亲在家里种草莓，遇到年轻小伙就说她有一个女儿还没有对象，有一天跟一个男游客说起来，对方竟然要来家里相亲，还留下电话微信，吃了好多草莓母亲也没收钱，“给个电话让我在家等着，最后连个影子都没有”。只要遇到年轻男的，一听说人家没对象，母亲就把程丹的照片发过去，跟人家聊。有一天她去古城转悠，遇到一个摆地摊的，说是研究生毕业还是单身，马上拉着人家来相亲，人家来了，喝了一杯水说了几句话，就跑了。“本地人一听说我的职业，就摇头，现在来大理的外省人也很多，可是也觉得我一个人这么能闯，怕将来被压倒。”
　　程丹也不想讓母亲操心，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心意，给介绍的她基本都去见。前两年相了一个下关的人，谈了一段时间后，他说他爸生病，跟她借钱，程丹把自己存的几万块钱都给了他，这人却慢慢没了消息，钱到现在也不还，让他还，他说是她主动给他的为什么要还，又没有借据。
　　“刚回来的时候，村里人也议论，我妈天天跟我吵架，经过了这件事，我妈也不那么强迫了，我爸去世之后，过了磨合期，我们也是相依为命。关键是她也看到了我的努力，这么多年，我的学费都是自己挣的，现在学生多了，家长也很认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事业，做自己的事，找合适的对象结婚。外省来大理的男人也可以找，我不愿意再出去了。”
　　虽然大理古城周边这几年房价飞涨，物价不断提升，可是这些并没有对程丹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也是好的影响，游客多了，她母亲种草莓的收入也增加了。比起在大城市的生存压力，大理的生活环境在全中国没得比，何况这里是她的家。
　　“正是因为没有压力，大理人做事一磨二泡三拖拉，约好的时间，没有准点的。没有到过外省，就不懂你去外省做什么，我做的事有些不被理解，经常被议论。”
　　程丹是一个肚皮舞小舞团的成员，这个由全国各地的肚皮舞表演者组成的小团队，经常在一起学习探讨交流，有时也参加卫视节目的配舞录制，或是到各地团体演出，2017年底她们刚刚完成一次港澳台的巡回演出，每年程丹都有不少这样的演出机会。
　　“以前人们对肚皮舞了解很少，尤其是在大理这样的地方，都当作是艳舞，跟我学习的人多了，村里的人也开始了解这种舞蹈。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都是有爱有恨吧，很多外省人到大理，是爱上大理的山水自然人文，我是重回家乡，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也是一种开启，那些跟我学舞蹈的孩子，跟我一样在跳肚皮舞中找到自信和快乐的女人，她们都是我回到大理的理由，也是我的希望。以后嫁给自己喜欢的人，陪伴老妈，大理就是我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