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35年6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张国焘闹分裂。在这场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决果敢，朱德忍辱负重，周恩来机谨睿智，彭德怀横刀立马，徐向前深明大义，叶剑英当机立断，刘伯承审时度势，每个人都充当着不同的历史角色，但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得不让后人感叹！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终于和第四方面军会师了！
　　张国焘吃惊地发现，党中央领导人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毛泽东脸色蜡黄，身体消瘦；朱德满脸皱纹，粗犷朴实，像个农民；周恩来也不再英俊潇洒，而是满脸胡子；张闻天斯文瘦弱，不像个总负责，倒像个教书先生；博古更是没了在上海时的意气风发，倒是多了些忧郁的气质。而中央红军的战士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吗？反观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军容整洁。两支红军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张国焘心里盘算起自己的计划。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瞧不起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渐渐产生夺取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的想法。
　　为了统一认识，争取两大主力红军共同行动，党中央相继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赞成到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优越的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打松潘战役，怕损失自己的兵力。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且有胡宗南部20个团阻拦，无法立足。但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下，他不得不同意北上。
　　然而张国焘却阳奉阴违，一面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一面鼓动其追随者致电中央，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对此，毛泽东与张闻天反复商量，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军委主席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只当副主席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从大局着想主动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毛泽东听后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朱德也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但毛泽东反复衡量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表示赞同。
　　7月中旬，中革军委发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为了增进两军的团结，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相对来说，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战士多，建议从红一方面军中抽派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红四方面军调几个团的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张国焘刚当上军委副主席，为表现出统筹全局的姿态，同意了这个建议。
　　然而，尽管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挚，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委婉地指出张国焘南下主张的危险后果，但张国焘仍不顾劝说，开完沙窝会议，回到红四方面军驻地就露骨地谩骂毛泽东，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拖延北上。
　　为此，中央多次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建议大部队走右路，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立即开始出动”。在中央的电报催促下，张国焘终于迈出了北上步伐。
　　中央决定，两大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领导左路军，其中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北上，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
　　由于张国焘在毛儿盖地区不断向中央开口要权，对北上方针百般阻挠，致使红一、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在这一荒僻狭小地域滞留一个多月，不仅错过了北上最佳时机，从而使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且迫不得已走入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当右路军走出草地抵达班佑、巴西一带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正在草地的平行方向朝阿坝一带运动，没有按照预定计划东进班佑。虽然此间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重申行动计划，但张拒不向右路军靠拢。
　　见此情形，率领右路军的徐向前急了，找陈昌浩商量，并联名致电朱、张、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然而，张国焘不仅不听劝告，还执意坚持右路军南下。9月8日、9日两天，中央和张国焘多次互发电报，各陈利弊，可谓唇枪舌剑，互不相让。9月9日，正当前敌总指挥部开会的时候，译电员突然进来，见陈昌浩正在讲话，便把一份电报交到叶剑英手上。叶剑英扫了一眼，是张国焘命令陈率部南下的密电，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借故离开会场，赶紧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后当机立断：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有危险。
　　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紧急商量后决定，立即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北上先遣支队，到巴西集合，继续北上。从巴西会议开始，党中央正式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和揭露。
　　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与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巴西的一个喇嘛庙，为把直属队带出来，叶剑英借“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深夜两点悄然离开，并带走了全军唯一一份甘肃全省地图，赶上了中央红军。
　　9月10日凌晨，按照张闻天的指示，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指挥，党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陆续出发。清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甘肃的地图也不见了。有人问陈昌浩：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一听急了：“我们没有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前方红四军有人打电话问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很坚决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下令，不许对中央红军开枪。这就避免了红军的自相残杀，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率兵南下途中先是于1935年9月13日在阿坝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党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后又于10月5日在马尔康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党中央”，自任“主席”，并叫嚣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党籍，处分杨尚昆、叶剑英等，甚至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
　　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朱德、刘伯承在张国焘数次分裂活动中，表现得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第一项命令是让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朱德回答：“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第二项命令是要求朱德谴责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答道：“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还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
　　张国焘对朱德的这种态度怀恨在心，不时地通过各种会议，围攻、威逼朱德，甚至破口大骂。同时，还采取一些迫害手段，使朱德、康克清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了把这支红军带回北上的道路，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忍辱负重，默默地坚持。
　　刘伯承看到张国焘、黄超等人侮辱、诽谤朱德，忍无可忍，拍案喝止，机智地把矛头引向自己。只要为朱老总解了围，也觉得舒服一些。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最初也打了一些胜仗，但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作战连连失利，部队损失惨重，由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党中央、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下，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6月，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坚决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同意，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党中央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采用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而不是宗派主义的简单粗暴方式，终于平息了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红军内部之间的争斗，避免了党和红军的一次分裂，确保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