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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文坛巨将、“战后派”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既深刻犀利,又不乏针砭时弊的笔锋,充分展示了其社会“批评家”的特色,体现了他作为“时代良心”的风貌。而大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自身的切实体验,生活中的痛苦和遇到的挫折投影到他的作品中,从而塑造出逼真的人物形象。本文拟通过对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主人公蜜三郎的人物形象的评析,来认知大江文学的创作理念,透析大师的创作手法,从而对文学工作者起到某些启示。
关键词:人物形象 大江健三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蜜三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所渗透的人文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是使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之一。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来评价他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紧紧抓住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
大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个人的体验写进他的文学作品中。如在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文章中,大江健三郎就描写了他与其长子残疾儿大江光的生活经历。通过书写作为残疾儿出生的大江光给他人生带来的沉重打击、内心的痛苦与徘徊,抚养大江光所经历的辛酸、辛劳和大江光给他带来的为人父的快乐,不仅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也使大江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在战后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说最初连载于《群像》杂志,昭和42年(1967)由讲谈社发行单行本,获得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讲的是在日本近代化以前,封建将军幕府第一次向美国派遣使节的那年,即1860年和百年后1960年的象征性年号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艺术假定表现了生活的特殊误差。艺术不再是生活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小说将现实与历史重叠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新神话。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根所蜜三郎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学创作而言:逼真不等于真实;文学应该是生活真实和作家真知、真诚的统一;是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和作家的主要情趣的猝然遇合,作家的感受力是寻找生活特征与寻找自我感情特征的统一,尤其是独特感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概括获得阐明内在感受的能力。达芬奇把艺术形象叫做“第二自然”,因为它已经和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化合成一种更高级的真实。
一 作者和人物的故乡及经历的统一与分裂
大江健三郎与主人公蜜三郎的故乡都是森林环抱的偏僻山村。作者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应该存在相似,从而通过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塑造了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但是,作者与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事情节又是绝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发生完全相同的话,就不是文学小说而成为自传了。从文学审美方面来看,也会大打折扣。
文学的艺术审美在于创作而不是写实。艺术的真实才会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现出鲜活的面孔和突出的个性。因此,虽然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迄今为止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在日本国内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却褒贬不一。《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其主人公根所蜜三郎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的相似性而被批判为是私小说。对此,大江健三郎本人是予以坚决否认的。不过,在根所蜜三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着与蜜三郎相似的经历。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写得有血有肉,而且人物的经历又与作者自己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更便于作者倾注自己的感情,宣泄自己的思想,表现出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凛然正气和不可摧毁的自由意志。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家族——“根所”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而边缘的峡谷村庄文化即地方文化、边缘文化。世代生活在原始森林环绕的四国峡谷村庄,其与世隔绝的环境并没有使山民们避免卷入二战的纷扰和伤痛,主人公蜜三郎更是经历了丧亲之痛。战争期间,一小撮法西斯军人不仅把战火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毁灭的边缘。在二战前后,根所的父亲死于中国,长兄死于马来战场,二哥S兄转业后在1945年与山谷朝鲜人的种族纠纷中死于非命,母亲经不起种种打击而神志不清,过早离开了人世。
从文学创造而言,作者如果没有真正地深入经历生活,没有那种特别的体验的感受,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的;即使文笔再好,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矫揉造作、东拼西凑的文章,没有真正刻骨铭心感染读者发出共鸣的感情。另外,即使有非常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选体缺乏时代感、文体不妥、或缺乏丰富的语汇、写作技巧、洞察力等,也不可能出创造出流芳百世的大作、佳作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所环绕的偏僻的小山村,大江健三郎在此度过了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部分和蜜三郎形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存在统一性。否则,如果要作者改写成城市等地的人物形象只有另当别论。这里也存在着熟悉的经历和情感感受。如果写自己不熟悉的、没有具体经历过的想写好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年幼时期也经历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1944年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大江健三郎一人。虽未经历过战场的硝烟,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大江健三郎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阴影,这也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这部分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分离。因而发生情趣特征的强化、变异和注入,通过艺术假定表现生活的特殊“误差”,来增强和扩大了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表达中非常多见。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为了充分表达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揭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就艺术性地刻画了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家族都死于非命,属于非正常生理性死亡。因此说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私小说,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概念还是艺术的特质上讲,都是事实论据不足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健三郎也将个人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通过个人的不幸揭示了时代的不幸。日本战败,美军登陆,侵略者成了被征服者。国家的耻辱、家庭的不幸,对年幼的根所蜜三郎两兄弟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环境的不幸带来了个人的不幸。蜜三郎唯一的友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卷入了安保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以全身赤裸,将头、脸涂成红色,在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的这种怪异的行为,了断了人生。友人的死也打击了蜜三郎,为其痛苦的生活又陡增了困惑与不安。个人的不幸与状况的不幸难以划清界限,它以隐蔽的方式潜入生活内部,相互缠绕,给个人生活投下了阴影。从文学创作来看,对想象的诱发──让人物越出常轨,心理描写的逻辑规范和自由联想的交错迭出。“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无意中诱发了一种叫做性受虐狂的怪僻罢了。”“……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是呼唤的文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较难读和理解。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的“峡谷村庄”首先登场。隐喻大量出现,时空交错: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嵌谐、俏皮、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习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
二 森林是作者的创作源泉和作品人物的根、希望
大江健三郎与其作品中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都认定自己的根、希望在故乡的小山村。主人公蜜三郎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大学讲师,现在靠翻译为生的27岁的知识分子。他的真实生活是:刚刚出生的儿子头部残疾,“是个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议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亲密的友人曾参加过1960年的反对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斗争,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头部,虽然外伤治愈了,但却被躁郁症困扰,最终自缢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脑袋涂的通红上吊死了”。对其死因的进一步深刻剖析是“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作者简直有万念俱灰的非常糟透的心情流露:
“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仍莫名其妙的某物侵蚀着。我哆嗦着睡去。我既不锁门,也不解领带,便想将触摸过尸体的不祥之躯,夹在妻子和儿子床间狭窄的缝隙中睡去。”
面对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和现实生活的窘境,蜜三郎带着妻子菜采子和弟弟鹰四重返四国的故乡村庄,试图在那里寻觅希望,开拓新的生活。
虽然大江健三郎身处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但他认为他的出生地——四国森林是他的创作源泉。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讴歌家乡“森林的力量”:那里有时代体验到的快乐、恐惧、悲哀、愤怒,有小山村世代口传的神话故事,祖母讲的“长曾我部”“第一个男人”,有淳朴的习俗与生活气息,像“农妇、孩子、售票员、红黏土、地方报的剪报‘农妇患上“贪食症”胃的要求没完没了丈夫从早干到晚’、森林的隐遁者阿义(害怕被抓去当兵才逃进森林的)、山泉水、涟漪、异质的他人、草屋、山谷、农民武装暴动、盂兰盆会的念佛舞、战时滥伐森林导致每年河流涨大水把人冲走、黄瑞香、黑皮丸、白皮丸、青年团伙”,这些曾经发生的往事,活灵活现的回忆,在作者思想中作为创作素材,创作源泉不断涌出来,现实和回忆的穿插交替浮现,“……我开始感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我现在必须在这里扎下新根……”。以森林为背景探究当代人类的精神问题是大江文学的主题之一。大江健三郎借鉴外来文化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他引用西方古典济问作为小标题。例如:
看与可以看见的一切“有”不过是梦幻而已吗?(爱伦·坡语)
苍蝇妨碍我们灵魂活动,叮咬我们的身体,于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帕斯卡语)
在绝望中死去。诸位现在仍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吗?这绝不仅仅是死亡。应该说,这是后悔诞生,并在耻辱、憎恶和恐怖中死去吧。(让—保罗·萨特语)
这些都是作者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借用和发挥,也可以说是把传统的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揉合为一体的创作表达方式。做到“细节的真实”,并且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其作品获得不朽的生命力。大江健三郎曾言:
“创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话语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
其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方面引起的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凭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去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感觉,仿佛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事件、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着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爱怜和同情,乐其所乐,苦其所苦;而对另一些人物则产生愤恨、憎恶,甚至期待着他们的毁灭和死亡。
三 残疾儿是作者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逼真的主人公蜜三郎都有一个残疾儿。“然而,现在我二十七岁,已婚,甚至还有了个放在保健院的孩子。”“是个白痴!”。“婴儿……鼓起的黄褐色瘤子……手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我一人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抽血之后,判断力不足的我脑海里浮现一认识的方程式,即婴儿被切除了瘤子,等于我自己亦被切除了肉体的某个部分。我实际感到了肉体深处的剧痛。”这个事实是他们各自生活中最沉重的痛。蜜三郎刚刚出生的儿子是个像植物人一样的头部残疾儿,妻子菜采子因此深受打击,整日依靠酒精来麻木自己。蜜三郎本人也几乎精神崩溃。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故事一开篇的蜜三郎就是一个陷入精神危机,彷徨无路的人。“在秋天的黎明时分抱着狗坐在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体凹坑内,企图用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活埋自己。”蜜三郎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独自抚慰流血的伤口;他对现实的回避与逃亡还表现在他对弟弟鹰四擅自做主卖掉四国老家百年历史的仓房并将所得独吞的沉默;对鹰四的暴动不感兴趣也不参加。而1963年作者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的出世则是给大江健三郎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作家的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大江健三郎在其所著《大江健三郎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道:
“在现实中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我生了一个头脑畸形的孩子,并长年和这弱智儿子一起生活,这种生活经历给我其后的小说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与“有脑障碍的孩子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大江用“夸张”、“虚构”、“想象力”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创作的“新式小说”:将个人的苦恼、体验与社会、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通过写作驱赶恶魔,在自己创作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大江作品包含着本人的思想感情,“作品蕴含的感情愈真实、愈高尚、愈强烈,作品就愈具有感人的力量、愈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使欣赏者不能不、也不得不受到感染和影响”。
大江写性,通过打破惯例的描写,使读者在昏昏然然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既不能摆脱外来的压力,又无法逃避对现实的不满,迷惘、绝望、消极的反抗,在沉沦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行为宣泄对现实,对社会的反抗。对于弟弟与妻子的私通,虽痛苦、愤怒,但却无可奈何的接受事实。通过来源于现实中的荒诞故事,表现出陷入生存困境的当代人的迷惘,惶惑、躁动和追求,作品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化的世相,而且深入探索了当代人应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切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深受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存在=虚无”。通过萨特的文学来接触存在主义的大江健三郎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存在就是受难”。因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在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又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主人公蜜三郎虽然一直以来不敢直面痛苦、屈辱的人生,但弟弟鹰四虽也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仍要奋力抗争,最终以自杀实现英雄自我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
因人物情趣和作家情趣的统一和差异是存在的:即作家把自我非自我结合起来丰满了对话中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小说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失为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疑是成功之作。就其内容的充实,人物性格的鲜明,故事情节的迭宕,谋篇布局的紧凑,都超过大江健三郎以前的几部作品。
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性,但从以上的对照比较中也可看出,大江健三郎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丰富了登场人物,构建了一幅幅不同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作家在感知生活中渗透着感情和理智,同时又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展示生活敏感区的确定和扩展;但就群众感情和艺术家眼光而言,大江健三郎并不否认其文学作品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尤其是长子大江光。有人说苦难即是财富。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切实“体验”,用文学的形象展示给世人。他一方面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名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们以勇气,鼓舞人们奋发进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
参考文献:
[1]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江健三郎,邱雅芬译:《万延元年的足球》,《饲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3] 大江健三郎:《我这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讲谈社,1998年版。
[4] 大江健三郎:竺家荣译:《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
[5] 大江健三郎,郑民钦译:《性的人》,《康复的家庭》, 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
[6] 大江健三郎,王中忱译:《个人的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年版。
[7] 大江健三郎,王新新译:《广岛·冲绳札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书店,1995年版。
[9] 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日本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65年版。
[10]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我在暧昧的日本》,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
作者简介:陶箭,男,1962—,四川邛崃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昌学院。
关键词:人物形象 大江健三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蜜三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所渗透的人文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是使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之一。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来评价他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紧紧抓住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
大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个人的体验写进他的文学作品中。如在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文章中,大江健三郎就描写了他与其长子残疾儿大江光的生活经历。通过书写作为残疾儿出生的大江光给他人生带来的沉重打击、内心的痛苦与徘徊,抚养大江光所经历的辛酸、辛劳和大江光给他带来的为人父的快乐,不仅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也使大江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在战后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说最初连载于《群像》杂志,昭和42年(1967)由讲谈社发行单行本,获得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讲的是在日本近代化以前,封建将军幕府第一次向美国派遣使节的那年,即1860年和百年后1960年的象征性年号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艺术假定表现了生活的特殊误差。艺术不再是生活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小说将现实与历史重叠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新神话。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根所蜜三郎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学创作而言:逼真不等于真实;文学应该是生活真实和作家真知、真诚的统一;是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和作家的主要情趣的猝然遇合,作家的感受力是寻找生活特征与寻找自我感情特征的统一,尤其是独特感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概括获得阐明内在感受的能力。达芬奇把艺术形象叫做“第二自然”,因为它已经和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化合成一种更高级的真实。
一 作者和人物的故乡及经历的统一与分裂
大江健三郎与主人公蜜三郎的故乡都是森林环抱的偏僻山村。作者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应该存在相似,从而通过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塑造了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但是,作者与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事情节又是绝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发生完全相同的话,就不是文学小说而成为自传了。从文学审美方面来看,也会大打折扣。
文学的艺术审美在于创作而不是写实。艺术的真实才会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现出鲜活的面孔和突出的个性。因此,虽然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迄今为止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在日本国内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却褒贬不一。《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其主人公根所蜜三郎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的相似性而被批判为是私小说。对此,大江健三郎本人是予以坚决否认的。不过,在根所蜜三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着与蜜三郎相似的经历。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写得有血有肉,而且人物的经历又与作者自己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更便于作者倾注自己的感情,宣泄自己的思想,表现出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凛然正气和不可摧毁的自由意志。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家族——“根所”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而边缘的峡谷村庄文化即地方文化、边缘文化。世代生活在原始森林环绕的四国峡谷村庄,其与世隔绝的环境并没有使山民们避免卷入二战的纷扰和伤痛,主人公蜜三郎更是经历了丧亲之痛。战争期间,一小撮法西斯军人不仅把战火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毁灭的边缘。在二战前后,根所的父亲死于中国,长兄死于马来战场,二哥S兄转业后在1945年与山谷朝鲜人的种族纠纷中死于非命,母亲经不起种种打击而神志不清,过早离开了人世。
从文学创造而言,作者如果没有真正地深入经历生活,没有那种特别的体验的感受,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的;即使文笔再好,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矫揉造作、东拼西凑的文章,没有真正刻骨铭心感染读者发出共鸣的感情。另外,即使有非常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选体缺乏时代感、文体不妥、或缺乏丰富的语汇、写作技巧、洞察力等,也不可能出创造出流芳百世的大作、佳作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所环绕的偏僻的小山村,大江健三郎在此度过了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部分和蜜三郎形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存在统一性。否则,如果要作者改写成城市等地的人物形象只有另当别论。这里也存在着熟悉的经历和情感感受。如果写自己不熟悉的、没有具体经历过的想写好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年幼时期也经历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1944年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大江健三郎一人。虽未经历过战场的硝烟,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大江健三郎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阴影,这也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这部分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分离。因而发生情趣特征的强化、变异和注入,通过艺术假定表现生活的特殊“误差”,来增强和扩大了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表达中非常多见。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为了充分表达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揭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就艺术性地刻画了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家族都死于非命,属于非正常生理性死亡。因此说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私小说,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概念还是艺术的特质上讲,都是事实论据不足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健三郎也将个人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通过个人的不幸揭示了时代的不幸。日本战败,美军登陆,侵略者成了被征服者。国家的耻辱、家庭的不幸,对年幼的根所蜜三郎两兄弟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环境的不幸带来了个人的不幸。蜜三郎唯一的友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卷入了安保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以全身赤裸,将头、脸涂成红色,在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的这种怪异的行为,了断了人生。友人的死也打击了蜜三郎,为其痛苦的生活又陡增了困惑与不安。个人的不幸与状况的不幸难以划清界限,它以隐蔽的方式潜入生活内部,相互缠绕,给个人生活投下了阴影。从文学创作来看,对想象的诱发──让人物越出常轨,心理描写的逻辑规范和自由联想的交错迭出。“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无意中诱发了一种叫做性受虐狂的怪僻罢了。”“……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是呼唤的文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较难读和理解。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的“峡谷村庄”首先登场。隐喻大量出现,时空交错: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嵌谐、俏皮、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习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
二 森林是作者的创作源泉和作品人物的根、希望
大江健三郎与其作品中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都认定自己的根、希望在故乡的小山村。主人公蜜三郎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大学讲师,现在靠翻译为生的27岁的知识分子。他的真实生活是:刚刚出生的儿子头部残疾,“是个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议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亲密的友人曾参加过1960年的反对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斗争,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头部,虽然外伤治愈了,但却被躁郁症困扰,最终自缢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脑袋涂的通红上吊死了”。对其死因的进一步深刻剖析是“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作者简直有万念俱灰的非常糟透的心情流露:
“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仍莫名其妙的某物侵蚀着。我哆嗦着睡去。我既不锁门,也不解领带,便想将触摸过尸体的不祥之躯,夹在妻子和儿子床间狭窄的缝隙中睡去。”
面对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和现实生活的窘境,蜜三郎带着妻子菜采子和弟弟鹰四重返四国的故乡村庄,试图在那里寻觅希望,开拓新的生活。
虽然大江健三郎身处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但他认为他的出生地——四国森林是他的创作源泉。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讴歌家乡“森林的力量”:那里有时代体验到的快乐、恐惧、悲哀、愤怒,有小山村世代口传的神话故事,祖母讲的“长曾我部”“第一个男人”,有淳朴的习俗与生活气息,像“农妇、孩子、售票员、红黏土、地方报的剪报‘农妇患上“贪食症”胃的要求没完没了丈夫从早干到晚’、森林的隐遁者阿义(害怕被抓去当兵才逃进森林的)、山泉水、涟漪、异质的他人、草屋、山谷、农民武装暴动、盂兰盆会的念佛舞、战时滥伐森林导致每年河流涨大水把人冲走、黄瑞香、黑皮丸、白皮丸、青年团伙”,这些曾经发生的往事,活灵活现的回忆,在作者思想中作为创作素材,创作源泉不断涌出来,现实和回忆的穿插交替浮现,“……我开始感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我现在必须在这里扎下新根……”。以森林为背景探究当代人类的精神问题是大江文学的主题之一。大江健三郎借鉴外来文化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他引用西方古典济问作为小标题。例如:
看与可以看见的一切“有”不过是梦幻而已吗?(爱伦·坡语)
苍蝇妨碍我们灵魂活动,叮咬我们的身体,于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帕斯卡语)
在绝望中死去。诸位现在仍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吗?这绝不仅仅是死亡。应该说,这是后悔诞生,并在耻辱、憎恶和恐怖中死去吧。(让—保罗·萨特语)
这些都是作者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借用和发挥,也可以说是把传统的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揉合为一体的创作表达方式。做到“细节的真实”,并且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其作品获得不朽的生命力。大江健三郎曾言:
“创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话语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
其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方面引起的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凭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去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感觉,仿佛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事件、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着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爱怜和同情,乐其所乐,苦其所苦;而对另一些人物则产生愤恨、憎恶,甚至期待着他们的毁灭和死亡。
三 残疾儿是作者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逼真的主人公蜜三郎都有一个残疾儿。“然而,现在我二十七岁,已婚,甚至还有了个放在保健院的孩子。”“是个白痴!”。“婴儿……鼓起的黄褐色瘤子……手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我一人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抽血之后,判断力不足的我脑海里浮现一认识的方程式,即婴儿被切除了瘤子,等于我自己亦被切除了肉体的某个部分。我实际感到了肉体深处的剧痛。”这个事实是他们各自生活中最沉重的痛。蜜三郎刚刚出生的儿子是个像植物人一样的头部残疾儿,妻子菜采子因此深受打击,整日依靠酒精来麻木自己。蜜三郎本人也几乎精神崩溃。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故事一开篇的蜜三郎就是一个陷入精神危机,彷徨无路的人。“在秋天的黎明时分抱着狗坐在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体凹坑内,企图用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活埋自己。”蜜三郎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独自抚慰流血的伤口;他对现实的回避与逃亡还表现在他对弟弟鹰四擅自做主卖掉四国老家百年历史的仓房并将所得独吞的沉默;对鹰四的暴动不感兴趣也不参加。而1963年作者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的出世则是给大江健三郎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作家的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大江健三郎在其所著《大江健三郎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道:
“在现实中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我生了一个头脑畸形的孩子,并长年和这弱智儿子一起生活,这种生活经历给我其后的小说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与“有脑障碍的孩子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大江用“夸张”、“虚构”、“想象力”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创作的“新式小说”:将个人的苦恼、体验与社会、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通过写作驱赶恶魔,在自己创作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大江作品包含着本人的思想感情,“作品蕴含的感情愈真实、愈高尚、愈强烈,作品就愈具有感人的力量、愈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使欣赏者不能不、也不得不受到感染和影响”。
大江写性,通过打破惯例的描写,使读者在昏昏然然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既不能摆脱外来的压力,又无法逃避对现实的不满,迷惘、绝望、消极的反抗,在沉沦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行为宣泄对现实,对社会的反抗。对于弟弟与妻子的私通,虽痛苦、愤怒,但却无可奈何的接受事实。通过来源于现实中的荒诞故事,表现出陷入生存困境的当代人的迷惘,惶惑、躁动和追求,作品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化的世相,而且深入探索了当代人应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切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深受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存在=虚无”。通过萨特的文学来接触存在主义的大江健三郎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存在就是受难”。因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在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又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主人公蜜三郎虽然一直以来不敢直面痛苦、屈辱的人生,但弟弟鹰四虽也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仍要奋力抗争,最终以自杀实现英雄自我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
因人物情趣和作家情趣的统一和差异是存在的:即作家把自我非自我结合起来丰满了对话中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小说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失为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疑是成功之作。就其内容的充实,人物性格的鲜明,故事情节的迭宕,谋篇布局的紧凑,都超过大江健三郎以前的几部作品。
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性,但从以上的对照比较中也可看出,大江健三郎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丰富了登场人物,构建了一幅幅不同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作家在感知生活中渗透着感情和理智,同时又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展示生活敏感区的确定和扩展;但就群众感情和艺术家眼光而言,大江健三郎并不否认其文学作品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尤其是长子大江光。有人说苦难即是财富。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切实“体验”,用文学的形象展示给世人。他一方面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名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们以勇气,鼓舞人们奋发进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
参考文献:
[1]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江健三郎,邱雅芬译:《万延元年的足球》,《饲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3] 大江健三郎:《我这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讲谈社,1998年版。
[4] 大江健三郎:竺家荣译:《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
[5] 大江健三郎,郑民钦译:《性的人》,《康复的家庭》, 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
[6] 大江健三郎,王中忱译:《个人的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年版。
[7] 大江健三郎,王新新译:《广岛·冲绳札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书店,1995年版。
[9] 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日本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65年版。
[10]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我在暧昧的日本》,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
作者简介:陶箭,男,1962—,四川邛崃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