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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中华民族主体意识，东方史观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71-02
为了总结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就，整合学界的力量和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由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于2012年11月24日在外交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国内二十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本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有助于从总体上推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纵深展开，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一、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天津师范大学谢丰斋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构架和意义》的发言中从世界史的角度讨论了“东方外交史”的构架和意义：1.“外交”与“东方”释义。“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是指地中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北非的埃及。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四大古典文明。因此，东方外交史主要是研究这四大古文明和四大文明衍生国之间的外部交往，其中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东方各国；2.东方外交史的分期与构架。纵观世界发展史，东方外交史以新航路开辟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公元1500年以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1500年之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之外，还新增加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东西方外交；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包括：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在回归，对东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二是有助于拓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目前只有发达国家如美国外交史、欧洲主要国家外交史等等，却没有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三是有利于启动对中国古籍与古史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古史资料除了正史外，其他史籍也可成为整理和使用的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副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古代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教化四方、天下诚服的文化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间互相征战攻伐的那一套。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基本被同化，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而西罗马则是文明基本被毁灭。这种差异性很值得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可突出东方外交中东方文化的特性。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发言中，总结了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已成功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内涵、理论、方法与历史阶段等形成了明确而明晰的认识；2.出版了多本论文集，为进一步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旧框架，对国家间、地区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内容、体系、立意上都有所突破，凸显了东方国家的主体意识；4.强调国家间的横向联系，突破了国别与分散研究的旧模式，加强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的整体研究；5.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展，理论范式、分析模式、概念使用都有所创新，出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6.建立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通过借鉴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东方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同时，陈奉林教授也指出了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参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国内将东方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还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国内外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著作。
二、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1.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地理范畴问题。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认为，可把现在的“东方”按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东亚是儒学，南亚是佛教，西亚是伊斯兰教，要研究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不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国别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现在讨论的“东方”这个概念，是和“西方”一词相对而言的，其范围包括亚洲和北非，但这个区域广袤，统合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东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东方外交史是一项不得不做的紧迫工作。《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徐波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区域广阔，各个文化体都有其自身特色。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认为，可以做非西欧文明圈的外交史研究，但这比较宏大，一旦有所突破，就有了创新性。
2.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周边中小国家的研究，应该做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是高谈阔论地构建理论。暨南大学张明亮副教授指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对历史上东方国家间相互认知情况的关注，因为这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相互认知对今天国家间关系的重塑有着重大影响；他也强调了对小国研究的重要性，如老挝对中越关系改善就发挥了很大作用。重视小国作用的看法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的响应，他认为小国对大国的影响值得关注，比如东亚峰会在哪个国家召开，对讨论什么议题影响很大。
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历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尤其是古代部分，资料分散于诸多史籍之中，要挑选出来加以利用是一项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外交学院李潜虞博士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符合现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大趋势，那就是关注的热点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高级政治转向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个人。河北大学的程爱勤教授表示，东方主要存在两个交流圈，一个印度——东南亚交流圈，一个中国——东南亚交流圈，而其交集在东南亚，所以东南亚的地位很值得重新审视。外交学院任远博士提出了三点关于未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发展方向的想法：一是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和东亚区域合作问题结合在一起，挖掘东亚区域合作的思想根源；二是开辟东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打破西方长期独占外交思想研究的局面；三是关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做一些关于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的微观研究。
3.关于“东方外交史”的特征及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副研究员认为，东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远比欧洲国家悠久、漫长与丰富，东西方是按照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过来的，在研究东方外交时不能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一定要有选择，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和编纂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把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作了一个对比，引发了参会人员对于学者在现实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指出，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相互结合，互相支持而共有助益。只有用中国特色的视角、体系去研究，才能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如果只是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永远都难以达到对等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体现东西方外交的不同，看看处理同一问题，东西方国家各自采取的方法。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胡孝文就做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规划与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议。
陈奉林教授为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他指出，要落实各项意见和建设，首先要推进相关的研究，推出东方外交简史乃至东方外交通史；东方外交史研究需要获得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更多支持，这样才可能立稳脚跟，获得更大发展。他认为，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与有益的建议必将促使东方外交史研究朝着更加严谨、系统、科学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作者简介】孙翠萍，女，1980年生，山东胶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71-02
为了总结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就，整合学界的力量和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由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于2012年11月24日在外交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国内二十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本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有助于从总体上推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纵深展开，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一、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天津师范大学谢丰斋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构架和意义》的发言中从世界史的角度讨论了“东方外交史”的构架和意义：1.“外交”与“东方”释义。“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是指地中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北非的埃及。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四大古典文明。因此，东方外交史主要是研究这四大古文明和四大文明衍生国之间的外部交往，其中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东方各国；2.东方外交史的分期与构架。纵观世界发展史，东方外交史以新航路开辟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公元1500年以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1500年之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之外，还新增加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东西方外交；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包括：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在回归，对东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二是有助于拓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目前只有发达国家如美国外交史、欧洲主要国家外交史等等，却没有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三是有利于启动对中国古籍与古史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古史资料除了正史外，其他史籍也可成为整理和使用的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副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古代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教化四方、天下诚服的文化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间互相征战攻伐的那一套。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基本被同化，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而西罗马则是文明基本被毁灭。这种差异性很值得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可突出东方外交中东方文化的特性。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发言中，总结了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已成功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内涵、理论、方法与历史阶段等形成了明确而明晰的认识；2.出版了多本论文集，为进一步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旧框架，对国家间、地区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内容、体系、立意上都有所突破，凸显了东方国家的主体意识；4.强调国家间的横向联系，突破了国别与分散研究的旧模式，加强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的整体研究；5.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展，理论范式、分析模式、概念使用都有所创新，出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6.建立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通过借鉴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东方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同时，陈奉林教授也指出了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参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国内将东方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还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国内外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著作。
二、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1.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地理范畴问题。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认为，可把现在的“东方”按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东亚是儒学，南亚是佛教，西亚是伊斯兰教，要研究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不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国别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现在讨论的“东方”这个概念，是和“西方”一词相对而言的，其范围包括亚洲和北非，但这个区域广袤，统合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东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东方外交史是一项不得不做的紧迫工作。《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徐波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区域广阔，各个文化体都有其自身特色。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认为，可以做非西欧文明圈的外交史研究，但这比较宏大，一旦有所突破，就有了创新性。
2.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周边中小国家的研究，应该做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是高谈阔论地构建理论。暨南大学张明亮副教授指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对历史上东方国家间相互认知情况的关注，因为这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相互认知对今天国家间关系的重塑有着重大影响；他也强调了对小国研究的重要性，如老挝对中越关系改善就发挥了很大作用。重视小国作用的看法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的响应，他认为小国对大国的影响值得关注，比如东亚峰会在哪个国家召开，对讨论什么议题影响很大。
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历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尤其是古代部分，资料分散于诸多史籍之中，要挑选出来加以利用是一项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外交学院李潜虞博士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符合现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大趋势，那就是关注的热点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高级政治转向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个人。河北大学的程爱勤教授表示，东方主要存在两个交流圈，一个印度——东南亚交流圈，一个中国——东南亚交流圈，而其交集在东南亚，所以东南亚的地位很值得重新审视。外交学院任远博士提出了三点关于未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发展方向的想法：一是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和东亚区域合作问题结合在一起，挖掘东亚区域合作的思想根源；二是开辟东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打破西方长期独占外交思想研究的局面；三是关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做一些关于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的微观研究。
3.关于“东方外交史”的特征及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副研究员认为，东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远比欧洲国家悠久、漫长与丰富，东西方是按照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过来的，在研究东方外交时不能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一定要有选择，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和编纂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把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作了一个对比，引发了参会人员对于学者在现实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指出，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相互结合，互相支持而共有助益。只有用中国特色的视角、体系去研究，才能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如果只是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永远都难以达到对等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体现东西方外交的不同，看看处理同一问题，东西方国家各自采取的方法。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胡孝文就做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规划与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议。
陈奉林教授为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他指出，要落实各项意见和建设，首先要推进相关的研究，推出东方外交简史乃至东方外交通史；东方外交史研究需要获得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更多支持，这样才可能立稳脚跟，获得更大发展。他认为，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与有益的建议必将促使东方外交史研究朝着更加严谨、系统、科学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作者简介】孙翠萍，女，1980年生，山东胶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