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资联”年会上，我国电影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国际电影界众多人士的普遍关注，当时国内的电影理论工作也处于最活跃的时期。时至今日，我国电影创作趋势及电影理论工作状况却乏善可陈。中国电影如何重新崛起，继续走向世界，值得人们深思。
　　[关键词]“国资联”年会　中国电影　电影理论工作状况
　　
　　看过《翠堤春晓》的人们都还记得，在影片结尾，年逾古稀的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忠诚妻子受到奥皇约瑟夫·弗朗西斯二世的接见。他的《多瑙河之波》等著名圆舞曲，更成了维也纳人民的骄傲。影片展示，落地长窗开处，皇宫广场上挤满了沸腾的人群，都向这位大音乐家欢呼致敬。施特劳斯在奥皇陪同下接受了他当之无愧的荣誉，他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久久凝视着对他的事业提供过如此重大帮助而他却曾加以背弃的老妻。此情此景，看过影片的人们是很难忘怀的。
　　如今奥匈帝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旧皇宫以及大教堂地下的皇家墓穴仅仅作为古迹供各国游客观赏，而约翰·施特劳斯雕像却触目地矗立在维也纳国家公园的中心。他那生动地拉小提琴的姿态，不仅会引起音乐行家们的许多联想，也使我这个音乐门外汉流连忘返，禁不住在雕像旁边摄影留念。
　　然而这部表现奥地利大音乐家的影片却并非奥地利拍摄，而是美国影片。维也纳仍然是“音乐之都”，世界各国有志于音乐的人们远道前来就学的绵绵不绝。在电影方面，奥地利则道道地地是个“小国”。他们年产影片仅5部左右，而且受联邦德国影响较深。从维也纳电视台多半播映联邦德国影片这一点上，也可窥见一斑。“国资联”(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第40届年会开幕前夕，奥地利电影资料馆为与会者特地放映了他们新近拍摄的重点影片《马拉尼亚》，可是应邀前来观摩的寥寥无几，终场时只有我们三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奥地利朋友对此深表感谢，因为毕竟有观众看完了这场电影。
　　《马拉尼亚》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情景(“马拉尼亚”既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所经营的酒吧间的店名)，描写一群青年因生活无着或缺乏人生目的而酗酒、斗殴，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这部影片中，我们的确看不出有奥地利自己的特色。但据一位奥地利朋友说，它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生活。
　　与我随后前去访问的巴黎相比，维也纳称得上是相当清静甚至悠闲的城市，街上行人稀少，唯有一些繁华街道和名胜古迹算是例外。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奥地利也已实行每周五日工作制。也和其他欧洲人一样，维也纳人酷爱旅游，由于它处于欧洲心脏地区和永久中立国的地位，到邻近的东西方各国都很方便。另外听说，由于推行社会保险，不干活的人也可以拿到比最低工资少不了很多的保险金维持生计，这就助长了好逸恶劳的风气。从这一点来看，像《马拉尼亚》之类影片的确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社会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跟我们国内沸腾、紧张和富于建设性的生活相比，有如天壤之别。所以我想，我们研究西方电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样才可以避免一些盲目性。
　　应该说，奥地利人民是相当好客的。在年会期间，他们精心安排了活动日程，既使与会者有机会浏览维也纳市内风光，还让我们尝遍市郊各地奥地利风味菜，其中尤以在拉森堡举办的专题讨论及“音乐冷餐会”给我印象至深。席间，白发苍苍的维也纳音乐家们为我们演奏《多瑙河之波》及其他名曲，在拉森堡市长和“国资联”的元老、电影先驱者梅里爱的孙女们带领下，各国朋友翩翩起舞。这使我仿佛回到了19世纪，跟我前不多时在电视和电影中所见到的情景适成尖锐对照。正是在这里，“音乐之都”鲜明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自1936年建立后，在各国电影资料馆中间起了一种协调作用。当时共有40多个成员国，我国是在1979年参加的。这次维也纳会议是它的第40届年会。“国资联”着重研究影片编目、保管、维修之类技术性问题。两天的会务报告议程，使我这个外行听来颇感乏味。然而，它也是个学术研究机构，广泛讨论一些电影艺术问题。年会的两次专题讨论会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在以“中欧影片在世界上的地位”为题的讨论会上，欧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就该国早期电影作了不超过20分钟的发言。当天下午又集中放映了发言所涉及的影片片断。结合托埃普立兹教授所作自《早期电影观念》的报告，使大家对于早期中欧电影有个概略的了解。电影襁褓期的产品，在今天看来甚为幼稚，但早期电影艺术家进行的种种探索却甚为可贵。前此一年，我在《电影艺术》上写的一篇文章(《现代电影观念探讨》)中提到，一定的电影发展阶段形成了相应的电影观念。通过这次耳闻目见，这一看法还是站得住脚的。
　　就“非工业影片在我们文化遗产中的重要性”这一议题展开的讨论，也饶有兴味。所谓“非工业影片”指的是电影企业之外，业余爱好者拍的影片。超8毫米的摄影机仅值150美元，欧美的普通家庭均可备有，业余拍片相当盛行。年会上映出的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滴水。引起行家兴趣的多半是属于较有科学研究价值和记录耸人听闻事例的影片。其中有一部描绘太平洋某小岛上，土著人极其简陋、原始的生活情景。拍摄者还以强烈的猎奇心，拍下了一个赤身露体的妇女生孩子的场面。如果不是影片无可怀疑的纪实性，很难相信这些事发生在今天。讨论会别具一格，没有人做长篇大论的发言，只是有人在放映过程中作些说明性的插话。我们代表团原来也准备了发言稿，是由我起草并经荒煤同志(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审定的，一看到这种“讨论”方式，只好作罢。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业余爱好者拍摄的“非工业影片”，我们代表团原先准备的有关我国纪录片、新闻片的发言。也不属于这个范围。
　　参加“国资联”年会的除各国电影资料馆负责人外，还有各种观察员及应邀前来的各国著名电影学者和导演。会上，我遇见编写过4卷本巨著《电影艺术史》的波兰电影史学家耶日·托普普立茨教授，他十分高兴与我相识，并说第5卷即将出版，现已着手写第6卷，还表示了对中国电影的特殊关注，希望我们用英文提供一些资料，以便写进书内。这位在国际电影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曾连任28年的“国资联”主席。临别时我提出，希望他能来中国实地考察，这会给他的著作增添些生动材料。这位年近八句的老学者表示：“一旦有这个机会，决不放过”。
　　年会上各国电影资料馆竞相争取下几届的主办权，并极力陈述本国举办会议的条件、设备等。最后大会决定：1985年在纽约，1986年在堪培拉，1987年在柏林，1988年在巴黎举办下几届年会。看来，“国资联”还基本是西欧北美的天下，苏联、东欧及其他国家起不了多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电影界力量的对比。
　　在维也纳的日子里，我们感到各国朋友 包括“国资联”的领导成员，对我国很友好，接触也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电影正日益引起国际电影界的注意。年会上有不下10个国家的电影资料馆和电影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主动同我们接触，希望交换影片和互办电影回顾展，其中既有像瑞典、巴西这样的“准电影大国”，也有芬兰、葡萄牙等电影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感到有些应接不暇。以我们现有的力量和条件，是很难全面铺开，应付各方面的要求的。欧洲交通极为方便，各国间来往很多都不用签证，提出互办电影回顾展的那些外国朋友想必在意、法等国看过我国不少影片，从他们的言谈中也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人都看过《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林家铺子》、《城南旧事》等影片，并认为中国电影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朝鲜、泰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等亚洲国家的代表，或是在大会上，或是在宴会上，都跟我们谈得相当融洽，有的人甚至还对本国影片深受好莱坞模式的影响表示不满，并希望中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以便为亚洲增光。泰国朋友的友好情谊更使我难以忘怀，他说他曾数次访问我国，并有幸见过邓小平同志。菲律宾朋友则眉飞色舞地提起前此一年马尼拉电影节的盛况以及《城南旧事》得大奖的情景。此君性格开朗，谈锋甚健，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维也纳会后，我恰好与他同机前往巴黎，在戴高乐机场握别时，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观光……
　　其所以要去追忆24年前的这些往事，是因为我有感于当今我国电影创作和理论工作的实际状况。想当年，我国电影创作可说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不仅谢晋、谢铁骊等第三代导演重新焕发青春，继60年代初横遭不公正批判的《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片之后，推出了震聋发瞆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佳片：吴贻弓、胡炳榴、滕文骥、吴天明、张暖忻等第四代导演蓄势待发，在银幕上争奇斗妍，像《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乡音》、《人到中年》、《都市里的村庄》、《夕照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鸥》等等曾给广大观众带来多少清新的气息和审美的愉悦啊：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等第五代导演更是破土而出，以《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黑炮事件》等等开了中国探索片之先河，并引起国际影坛再度瞩目。说“再度”，是因为在此前的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西方电影界许多人士就已惊呼“发现”或“重新发现”了中国电影，意大利影评界还准备把新现实主义的“发明权”“归还”给中国，因为我国在30年代拍摄的《马路天使》、《神女》、《渔光曲》、《春蚕》等等都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许多年。那些年间，随着电影创作的繁荣，电影理论工作者也不甘寂寞，80年代上半期可说是我国电影理论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关于“电影非戏剧化”、“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文学性”、“电影民族化”、“电影观念”、“巴赞电影美学实质”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不仅受到电影界而且也受到整个文艺界的关注，那时期许多电影刊物销数都以数十万份计，读者之多可想而知。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也必然对电影创作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因为许多电影创作者都执笔撰文，置身于这些讨论和争鸣之中。
　　从那以后，随着所谓“商业片大潮”的到来，我们的电影创作又是个什么状况呢?我参加过2005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分别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影片”和“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的评选工作，在“百年”的最后15年间入选的优秀影片可说是少之又少。除了《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少数几部影片外，可称为艺术上“优秀”的实在不多。恕我坦率直言，八一厂在拍摄了有颇高艺术造诣的“大决战”三部曲后，其后续的“大转折”、“大进军”等影片，在我看来，不仅了无新意，而且似乎比起“大决战”来远为逊色。在入选的百部优秀影片中，也有一些娱乐片，如《天下无贼》、《十面埋伏》等，它们较诸后来出现的《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还算有某些可取之处。
　　我有一位学生，现在是回国效力的美籍艺术史和电影史教授，前些时候他曾给我来封长信，希望我能写两篇文章，“批评”一下当前国内电影理论工作“不正”或“不振”的状况。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首先，我现在很少看电影，岁数大了，不但不想进电影院，就连影协每周放映的新片，我都因腿脚不便无法前去，而且说实在的，在电视上偶尔看到某部新影片或观看别人送来的某些“热门”影碟时，我往往看不下去，觉得倒不如去看重播的《神探狄仁杰》之类电视连续剧或《南征北战》等百看不厌的老片子。也许我有些主观臆断吧，不过据一些电影界朋友告诉我，这些年来的确也没有多少值得一看的东西。我想，这里面是不是因为过去那些搞艺术片、探索片的人们如今想不出什么新招，而那些热衷搞商业片的人们虽不惜耗费巨资，并通过媒体大肆炒作，却因质量上无法追上好莱坞而落到被人讥为“东施效颦”的地步。
　　在这种电影创作形势下，电影理论或电影评论恐怕也很难有所作为。人们只好拿李安的《色·戒》之类热议一番。令人奇怪的是，这部类似春宫电影其暴露程度远超过世界色情片的老祖宗法国《艾曼妞》的影片，竞被某些评论者提到“阐释人性”的高度，并给原作者和影片导演戴上“艺术大师”的桂冠。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对于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我们不必看得太重。西方某些“精英”人士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素有猎奇心理，而且他们经常想换换口味，对于能在“情节发展有此需要”或“有助于深化主题”的口实下满足某些观众“窥视癖”的作品，他们也会“网开一面”，给于某种荣誉的。
　　那位美籍教授在来信中还提到，几年前我们某位电影评论家主张“清算”艺术电影，大力鼓吹商业电影，而许多事实却已经证明了中国电影走好莱坞商业电影的路子是不会成功的。词意恳切，海外赤子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这使我不禁又回想起二三十年前的情景。当时中国电影之所以受到国际电影界普遍关注，首先因为许多影片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或触及中国社会现实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或捕捉新时期伊始扑面而来的城乡清新的生活百态，或反映普通百姓的普遍意愿和呼声，而在艺术上又有较高的造诣。这些影片不是靠花花哨哨的“视觉盛宴”取胜，更不以情色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今，难道我们社会现实中就没有了值得加以表现的可歌可泣的事物，就没有了值得加以揭露的丑恶现象吗?《电影评介》上有一篇文章批评新近某影片是“视觉盛宴的文化残餐”，我很欣赏这个一语中的的评语，可惜的是这顿“残餐”竟出于某位名导演之手。我们不要以为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是“老生常谈”。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创作方向，而不应随波逐流，因追求金钱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名声。我们有好几代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曾为我国电影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衷心希望，他们能继续锐意进取，重现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