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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多年来我一直怀念聂老总,他的容貌、他的声音经常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1997年4月9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在抽屉里放了两年。现在是到了应该拿出来的时候了。
我曾直接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从1957到1966年。
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由李富春、陈毅、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管的时间最短,陈毅管的时间有半年多。那时周总理直接管得不少。而聂荣臻到职后,从1957年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整整十个年头。在聂总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期间,所有科学工作,包括地方和军队的科学工作,都由他一个人管。由于科学远景规划中的几个尖端领域都是用于军事方面的,我知道聂总把很大精力用在这个方面。我对那个方面的工作没有过问。那时还没有建立国防科工委,建立后我也没有同那个机构发生过联系。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内,我是既管自然科学技术又管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副秘书长,直接在聂总领导下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我没有跟着去国家科委工作,可是我仍然是在聂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在1958年党中央成立了外事、政法、财经、文教和科学五个小组。这五个小组的工作,大政方针由政治局制定,日常工作归中央书记处领导。别的小组都有副组长,小组成员也比较多,而科学小组人数最少,只有六个人,组长也只有聂荣臻一个。我是组长之外的五个小组成员之一。这五个成员是:韩光(当时是国家科委的常务副主任)、张劲夫(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宋任穷(当时是二机部部长,负责原子能工业的,代表重要的尖端科学部门)、王鹤寿(当时是重工业部部长,代表工业科学技术部门)和我(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在党的机关中做科学方面的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各有自己管辖的很大的机关乃至系统,我没有,因此要我关心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工作,并对党的科学工作做些全面的调查研究。中央科学小组内我还分工负责编辑一个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内部刊物。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是由于若木做的。
坚持八大路线和制订“科学十四条”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的十年,是国内党内政治风云多变的十年。1956年党召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可是在这个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之后八大路线就夭折了。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又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几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政治运动声势都造得很大,纲上得很高,建设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聂总从不跟风。对于那时党的路线上的错误,在嘴上从不多说,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聂总抓科学工作坚持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他的办法之一就是贯彻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他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科学技术工作在这几年中取得重大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这样来看问题:聂总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们这些人,那时所做的,不只是在努力实施科学工作的规划,而且是去努力实行八大路线。
庐山会议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很慢,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三年,1961年春天,毛泽东也不好再坚持“大跃进”那套做法了。这时周恩来、李富春等酝酿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代替原先的“大跃进”,要求各条战线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文来指导工作。于是聂荣臻就出来抓科学方面的整顿,提出制定科学工作方面的文件。后来听说1961年聂总曾在杭州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这时我在湖南作农村调查,然后去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湖南安化一个大队的农民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就是我在这个大队工作时整理的。聂总在杭州召开的会议我没有参加。1961年3月回到北京后研究制定“科学十四条”——它的全名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的会议我参加了。我还带了中宣部科学处的笔杆子龚育之等到会做起草文件的工作。聂荣臻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是在“三座门”(北海公园西边、北京图书馆原址东边一座不大的建筑物)举行的。在那里开了好多次会,一条一条地讨论作出决定。这个《意见》作为“草案”在1961年6月完成以后,一边在科学机构中贯彻实行,一边以聂总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后来在科学机构中大力贯彻,取得很大的成功。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而是刘少奇主持的,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都出席了,聂总的报告得到会议批准。
这十四条的精神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行双百方针,加强调查研究,要求实事求是,克服不同程度的瞎指挥,鼓足干劲,求得许多重大研究任务的切实过关。其中规定的十四条是:(一)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二)保持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四)科学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工作的特点;(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七)建立对青年科技人员和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重点支持和培养的制度;(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九)勤俭办科学;(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十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十四)健全领导制度。每一条下又有许多小条。全文一万六千字,都是具体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聂荣臻为克服1957年以来不以建设为中心和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所做的努力。聂总的报告则着重写了:(一)关于又红又专;(二)关于双百方针;(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四)关于克服平均主义;(五)关于科学工作保密;(六)关于保证科研时间;(七)关于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这个报告我参加了研究。
两个远景规划和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的那十年,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完成、提前完成1956～1967年科技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聂总亲自建立起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两个强有力的机构,把地方和部队的科技工作推向前进。在他的领导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上了天。1961年他提出对1956年制定的远景规划执行情况作一个总结,可以认为这个规划已基本上提前五年完成了,需要制定第二个自然科学和技术远景规划。它的时限是1963年到1972年十年。于是他就开始抓制定这第二个科学远景规划的工作。
我在科学小组中经常强调的是基础自然科学,并在开始酝酿制定第二个远景规划时,提出了要把技术经济写进远景规划中去。在制定第一个科学远景规划时,我还没有产生一定要强调技术经济研究的想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这个想法形成了,而且越来越强烈。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文件中,把属于经济科学领域的事情写进去,原先我估计难度很大,没有想到聂荣臻听了我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经过国家科委内好几位同事(在这里我想应该提一下赵石英同志,他是国家科委的一个局长,是烈士赵世炎的儿子)的共同努力,在第二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把技术经济列为七大部分之一(其他六个部分是基础自然科学、工业科学和技术、农业科学和技术、交通运输科学和技术、医药卫生科学和技术、技术科学)。我非常感谢聂荣臻对我这个建议的支持,在这之后至今,技术经济一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占有它合法的位置。
接着就该说1962年聂总召集的、在广州举行并由他亲自主持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与二百多个会议参加者认真地详细地讨论了国家科委准备的1963～1972十年远景规划的草案。这个规划是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规划的继续。不过现在有了制定第一个规划的经验,并有这个规划为基础和已经建有国家科委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在制定第二个规划时,不论是我们这些做科学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的人,还是提意见、出主意的科学专家,大家都有了准备,有了经验。因而规划制订的工作效率比1956年那次高得多。1962年聂总用了不少的时间听取了许许多多好的建议。国家科委在他的主持下也讨论了许多次。最后他决定在1962年拿出来,在广州会议上再次公开讨论。制定这个新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是聂总在科技工作方面的又一个功绩。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在广州会议期间,聂总还和周恩来、陈毅一起提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定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坚持党的八大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个会议未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在会后虽没有立即批评,但(也是1962年)不久他提出“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事实上就是把广州会议给否定了。前几年我为这个会写过两篇文章,后来我又提出了与广州会议有关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新的观点。有关广州会议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多写了。我认为聂总1962年在广州同周恩来一起做的这个工作是意义重大的,在纪念聂总时应该写这么一段。
在广州会议后不久,张劲夫和我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同时仍各自在原单位担任原来的职务。于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我又成为国家科委中聂总的部下。
我和张劲夫还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张劲夫只是担任了科委副主任的名义,不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只参加科委党组的工作,而聂总要我在科委中分管两个局,一个是医药卫生局,一个是新闻出版局。因此在科委,我就有两个局和有关技术经济的具体工作要做。技术经济的工作是我提出来的,自然由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在科委中还没来得及真正建立起来,“文革”就来了。
在科委我还热心于一些原先科委没有管的工作,比如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我自告奋勇去研究农村防震建筑的问题。这件事国家科委内部没有分工给哪个局去做,我向聂总提出,经他同意我就去作研究,并派科委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副局长去这次地震震中的耿各庄实地调查。我自己也坐直升机去看了一下地震后的情况。对这个工作的汇报,聂总听了表示满意。在医药卫生方面,我对针刺麻醉、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两件事做过调查,帮助有关部门对这两项工作进行了总结。聂总对这两方面工作的总结也表示满意。
科委党组开会大都研究科技业务方面的问题,只有一次开会讨论的问题比较特别,那是因为张劲夫说陈伯达曾把他找去,说自己想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这个想法在科委党组会上介绍,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于是党组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聂总点名要我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讨论,它涉及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问题。我还认为,当初列宁提出那个公式时所知道的生产力发展最高的水平是电气化,现在已经大大不够了。我们今天应该对发展电子技术的意义充分重视。我说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我们已经把电子技术提到很高的地位。将近十年后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确有必要。但是新技术中还有原子能利用、新材料的发明等方面也要重视,只提电子化是否合适尚待斟酌。会上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些意见,别人没有说什么,聂总只是有兴趣地听张劲夫的汇报和我的发言,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在《四个秀才一台戏》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重视电子技术的观点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陈伯达接过来要用修改列宁名言的办法抬高自己的目的性就很清楚了。我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为他提出这个问题带有投机性质,开始想在邓小平面前表现自己,后来看到党内形势在变化,他的兴趣就放在京戏改革上面,寻找和江青接近的道路。于是他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再感兴趣了。
会后张劲夫把科委党组讨论的情况向陈伯达介绍了,陈伯达对我没有完全肯定他的提法不满意,说了一句“于光远鮫,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鮫”的话。后来我就把陈伯达说的这句话作为题目写过一篇文章。我不知道聂总是不是也听说过邓小平对电子技术特别重视,在会议上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讲话。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在这里写一下,那就是1963年12月毛泽东听聂总汇报第二个十年科学远景规划。这天聂总把中央科学小组的几个人都通知到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周恩来、朱德因事未到。罗瑞卿也到了会。对这个会我有一个记录,从纪念聂总的角度,没有特别的内容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讲的有关科学的话,主要是注意打好科学这一仗,发展生产力中科学的重要,国家要拿出比较多的钱来发展科学。这次汇报使得第二个远景规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汇报会上刘少奇、罗瑞卿也都有重要的言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另外写回忆文章,就不在这里写了。
聂总特别重视工作实效,也很重视理论研究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十年,对他的特点有一些观察。他不是搞宣传理论的,这同中宣部我的领导如陆定一有很大的不同。他很看重实效,他对某一件工作的重要性看得很准。看准了,就抓住不放,组织力量去做。他能很清醒地估量做某一件工作要用多大的力量、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他的估计的确八九不离十,因此工作做得有成效。我常常想,这是他长期指挥打仗养成的。他把自己在打仗中得到的经验用到指挥科学工作上来。他同小平同志有相似之点,不讲空话,句句解决问题。所以即使在1957～1960年那样的形势下,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比较正常地工作,取得切切实实的成效,在1962年提前五年实现了预定在1967年实现的目标。
但是,我认为聂总还是重视理论工作的。我在科委党组开会时喜欢讲一点理论问题,别的同志有时有一种不怎么爱听的表现,聂总没有。1958年后,国家科委不像当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那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管,而是只管自然科学了。站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立场来看,这的确不利,因为要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实现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这件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担当不起的。可是后来我理解了聂总的想法:一同社会科学打交道,国家科委就会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永无宁日了。实际上,我感到聂总对社会科学也是很重视的。比方我要求把技术经济列入自然科学的规划,我主张加强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他都支持。
科技工作对于聂总来说,不仅是党分配给他的一项任务,而且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愿望。1960年或1961年有一段时间他和周扬同时住在北京医院,两人交谈的机会比较多。周扬这时候在中宣部当副部长,他不仅管文艺,也分管科学。聂总和周扬对科学工作谈得不少。一次聂总对周扬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队伍。”周扬在我们科学处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聂总的确是抱着这种思想感情在做科技工作的。这样的话聂总没有对我说过,而我从他的工作中看出了他有这样的愿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州会议之后,乃至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聂总领导下的科学工作还是按照所制定的规划行事,继续取得很大的成绩。只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聂总才真的无能为力了。科学工作在这之后也就同其他工作一样,遭受很大的损失。
1966年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科委以至整个中国的科学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聂总也干不下去了。我在聂总领导下的十年也就到此结束。我只是去国家科委挨了多次批斗。我和韩光、张有萱、武衡都一起挨过斗,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聂总。聂总的处境我不清楚。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我还是在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看到了聂总的名字。在那个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提得很高。聂总之所以列入名单,当时我想无非是摆摆样子,他是一点实权都没有的。对聂总来说,这又是一件使他受折磨的事情。直到1972年,我有六年多时间与聂总没有任何联系,不知道他任何确切的情况。“文革”以来我主要是在中宣部挨批斗,到1971年林彪集团暴露后,全国形势有一个时期有所好转,运动进入组织处理阶段,本来指望可以得到一个较好一点的结果。当时我在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专案组派出了一个叫李涛的人,来到宁夏干校,指示干校军管组给我定性,说我同党之间是敌我矛盾的性质,给我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决定把我清理出党,作出开除我党籍、还降许多级(从副部级的高干降到县级的一般干部)的决定。会上当众、也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这个决定。这时我通过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写信给聂总,希望他向周恩来反映,取消这个决定,要求恢复我工作的权利。这封信是1972年4月28日发出的。5月15日我又写了第二封信,也请他转周总理。结果虽然我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但是在干校作出的这个决定后来也没有再提,事实上取消了。这件事聂总一定是起了作用的。1972年国庆前夕,我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回到北京。当时还不方便去找聂总。在1972年11月中旬我又写信给他,请他转周总理,告诉他我已获得解放,恢复组织生活,未给任何处分。信中我还提出要求做点工作,并且希望同以前的工作衔接,做党的科学技术工作。
1975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负责中国科学院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协都不存在,科学方面在中央只有中国科学院一个机构。那时我没有听到聂总的什么消息。只听说他在党的十一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听说他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知道他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处境有了好转。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我在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在这个时期中邓小平告诉我,聂总有一个意见:取消当时的科教组,恢复国家科委。邓小平说他是同意的,以后也就这么做了。可是在这之后我一直没有同聂总有什么接触。
1978年11月到12月举行了三十七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聂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个重要会议。他参加了东北组,我在西北组,不在一组,也就没有在小组会上见过面。但是他发言的简报我还是有的。我还记得他的发言中讲了“二月逆流”,杨、余、傅和四川产业军的问题。从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恢复了在中央军委中的地位。
1982年他参加党的十二大,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年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三年后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时他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
聂总在“文革”前心脏就有病。对“早跳”这种病,我就是因他有这个病而得到知识的。以后听说他常犯这个病,他的逝世也还是心脏的原因。他享年九十二岁高寿,是很难得的。我一直怕影响他的身体而没有去看他,后来知道他还是接见了不少人,我常常因此后悔。■
我曾直接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从1957到1966年。
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由李富春、陈毅、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管的时间最短,陈毅管的时间有半年多。那时周总理直接管得不少。而聂荣臻到职后,从1957年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整整十个年头。在聂总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期间,所有科学工作,包括地方和军队的科学工作,都由他一个人管。由于科学远景规划中的几个尖端领域都是用于军事方面的,我知道聂总把很大精力用在这个方面。我对那个方面的工作没有过问。那时还没有建立国防科工委,建立后我也没有同那个机构发生过联系。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内,我是既管自然科学技术又管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副秘书长,直接在聂总领导下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我没有跟着去国家科委工作,可是我仍然是在聂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在1958年党中央成立了外事、政法、财经、文教和科学五个小组。这五个小组的工作,大政方针由政治局制定,日常工作归中央书记处领导。别的小组都有副组长,小组成员也比较多,而科学小组人数最少,只有六个人,组长也只有聂荣臻一个。我是组长之外的五个小组成员之一。这五个成员是:韩光(当时是国家科委的常务副主任)、张劲夫(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宋任穷(当时是二机部部长,负责原子能工业的,代表重要的尖端科学部门)、王鹤寿(当时是重工业部部长,代表工业科学技术部门)和我(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在党的机关中做科学方面的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各有自己管辖的很大的机关乃至系统,我没有,因此要我关心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工作,并对党的科学工作做些全面的调查研究。中央科学小组内我还分工负责编辑一个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内部刊物。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是由于若木做的。
坚持八大路线和制订“科学十四条”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的十年,是国内党内政治风云多变的十年。1956年党召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可是在这个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之后八大路线就夭折了。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又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几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政治运动声势都造得很大,纲上得很高,建设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聂总从不跟风。对于那时党的路线上的错误,在嘴上从不多说,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聂总抓科学工作坚持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他的办法之一就是贯彻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他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科学技术工作在这几年中取得重大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这样来看问题:聂总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们这些人,那时所做的,不只是在努力实施科学工作的规划,而且是去努力实行八大路线。
庐山会议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很慢,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三年,1961年春天,毛泽东也不好再坚持“大跃进”那套做法了。这时周恩来、李富春等酝酿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代替原先的“大跃进”,要求各条战线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文来指导工作。于是聂荣臻就出来抓科学方面的整顿,提出制定科学工作方面的文件。后来听说1961年聂总曾在杭州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这时我在湖南作农村调查,然后去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湖南安化一个大队的农民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就是我在这个大队工作时整理的。聂总在杭州召开的会议我没有参加。1961年3月回到北京后研究制定“科学十四条”——它的全名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的会议我参加了。我还带了中宣部科学处的笔杆子龚育之等到会做起草文件的工作。聂荣臻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是在“三座门”(北海公园西边、北京图书馆原址东边一座不大的建筑物)举行的。在那里开了好多次会,一条一条地讨论作出决定。这个《意见》作为“草案”在1961年6月完成以后,一边在科学机构中贯彻实行,一边以聂总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后来在科学机构中大力贯彻,取得很大的成功。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而是刘少奇主持的,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都出席了,聂总的报告得到会议批准。
这十四条的精神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行双百方针,加强调查研究,要求实事求是,克服不同程度的瞎指挥,鼓足干劲,求得许多重大研究任务的切实过关。其中规定的十四条是:(一)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二)保持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四)科学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工作的特点;(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七)建立对青年科技人员和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重点支持和培养的制度;(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九)勤俭办科学;(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十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十四)健全领导制度。每一条下又有许多小条。全文一万六千字,都是具体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聂荣臻为克服1957年以来不以建设为中心和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所做的努力。聂总的报告则着重写了:(一)关于又红又专;(二)关于双百方针;(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四)关于克服平均主义;(五)关于科学工作保密;(六)关于保证科研时间;(七)关于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这个报告我参加了研究。
两个远景规划和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的那十年,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完成、提前完成1956～1967年科技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聂总亲自建立起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两个强有力的机构,把地方和部队的科技工作推向前进。在他的领导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上了天。1961年他提出对1956年制定的远景规划执行情况作一个总结,可以认为这个规划已基本上提前五年完成了,需要制定第二个自然科学和技术远景规划。它的时限是1963年到1972年十年。于是他就开始抓制定这第二个科学远景规划的工作。
我在科学小组中经常强调的是基础自然科学,并在开始酝酿制定第二个远景规划时,提出了要把技术经济写进远景规划中去。在制定第一个科学远景规划时,我还没有产生一定要强调技术经济研究的想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这个想法形成了,而且越来越强烈。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文件中,把属于经济科学领域的事情写进去,原先我估计难度很大,没有想到聂荣臻听了我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经过国家科委内好几位同事(在这里我想应该提一下赵石英同志,他是国家科委的一个局长,是烈士赵世炎的儿子)的共同努力,在第二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把技术经济列为七大部分之一(其他六个部分是基础自然科学、工业科学和技术、农业科学和技术、交通运输科学和技术、医药卫生科学和技术、技术科学)。我非常感谢聂荣臻对我这个建议的支持,在这之后至今,技术经济一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占有它合法的位置。
接着就该说1962年聂总召集的、在广州举行并由他亲自主持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与二百多个会议参加者认真地详细地讨论了国家科委准备的1963～1972十年远景规划的草案。这个规划是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规划的继续。不过现在有了制定第一个规划的经验,并有这个规划为基础和已经建有国家科委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在制定第二个规划时,不论是我们这些做科学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的人,还是提意见、出主意的科学专家,大家都有了准备,有了经验。因而规划制订的工作效率比1956年那次高得多。1962年聂总用了不少的时间听取了许许多多好的建议。国家科委在他的主持下也讨论了许多次。最后他决定在1962年拿出来,在广州会议上再次公开讨论。制定这个新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是聂总在科技工作方面的又一个功绩。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在广州会议期间,聂总还和周恩来、陈毅一起提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定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坚持党的八大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个会议未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在会后虽没有立即批评,但(也是1962年)不久他提出“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事实上就是把广州会议给否定了。前几年我为这个会写过两篇文章,后来我又提出了与广州会议有关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新的观点。有关广州会议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多写了。我认为聂总1962年在广州同周恩来一起做的这个工作是意义重大的,在纪念聂总时应该写这么一段。
在广州会议后不久,张劲夫和我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同时仍各自在原单位担任原来的职务。于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我又成为国家科委中聂总的部下。
我和张劲夫还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张劲夫只是担任了科委副主任的名义,不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只参加科委党组的工作,而聂总要我在科委中分管两个局,一个是医药卫生局,一个是新闻出版局。因此在科委,我就有两个局和有关技术经济的具体工作要做。技术经济的工作是我提出来的,自然由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在科委中还没来得及真正建立起来,“文革”就来了。
在科委我还热心于一些原先科委没有管的工作,比如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我自告奋勇去研究农村防震建筑的问题。这件事国家科委内部没有分工给哪个局去做,我向聂总提出,经他同意我就去作研究,并派科委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副局长去这次地震震中的耿各庄实地调查。我自己也坐直升机去看了一下地震后的情况。对这个工作的汇报,聂总听了表示满意。在医药卫生方面,我对针刺麻醉、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两件事做过调查,帮助有关部门对这两项工作进行了总结。聂总对这两方面工作的总结也表示满意。
科委党组开会大都研究科技业务方面的问题,只有一次开会讨论的问题比较特别,那是因为张劲夫说陈伯达曾把他找去,说自己想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这个想法在科委党组会上介绍,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于是党组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聂总点名要我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讨论,它涉及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问题。我还认为,当初列宁提出那个公式时所知道的生产力发展最高的水平是电气化,现在已经大大不够了。我们今天应该对发展电子技术的意义充分重视。我说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我们已经把电子技术提到很高的地位。将近十年后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确有必要。但是新技术中还有原子能利用、新材料的发明等方面也要重视,只提电子化是否合适尚待斟酌。会上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些意见,别人没有说什么,聂总只是有兴趣地听张劲夫的汇报和我的发言,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在《四个秀才一台戏》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重视电子技术的观点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陈伯达接过来要用修改列宁名言的办法抬高自己的目的性就很清楚了。我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为他提出这个问题带有投机性质,开始想在邓小平面前表现自己,后来看到党内形势在变化,他的兴趣就放在京戏改革上面,寻找和江青接近的道路。于是他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再感兴趣了。
会后张劲夫把科委党组讨论的情况向陈伯达介绍了,陈伯达对我没有完全肯定他的提法不满意,说了一句“于光远鮫,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鮫”的话。后来我就把陈伯达说的这句话作为题目写过一篇文章。我不知道聂总是不是也听说过邓小平对电子技术特别重视,在会议上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讲话。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在这里写一下,那就是1963年12月毛泽东听聂总汇报第二个十年科学远景规划。这天聂总把中央科学小组的几个人都通知到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周恩来、朱德因事未到。罗瑞卿也到了会。对这个会我有一个记录,从纪念聂总的角度,没有特别的内容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讲的有关科学的话,主要是注意打好科学这一仗,发展生产力中科学的重要,国家要拿出比较多的钱来发展科学。这次汇报使得第二个远景规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汇报会上刘少奇、罗瑞卿也都有重要的言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另外写回忆文章,就不在这里写了。
聂总特别重视工作实效,也很重视理论研究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十年,对他的特点有一些观察。他不是搞宣传理论的,这同中宣部我的领导如陆定一有很大的不同。他很看重实效,他对某一件工作的重要性看得很准。看准了,就抓住不放,组织力量去做。他能很清醒地估量做某一件工作要用多大的力量、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他的估计的确八九不离十,因此工作做得有成效。我常常想,这是他长期指挥打仗养成的。他把自己在打仗中得到的经验用到指挥科学工作上来。他同小平同志有相似之点,不讲空话,句句解决问题。所以即使在1957～1960年那样的形势下,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比较正常地工作,取得切切实实的成效,在1962年提前五年实现了预定在1967年实现的目标。
但是,我认为聂总还是重视理论工作的。我在科委党组开会时喜欢讲一点理论问题,别的同志有时有一种不怎么爱听的表现,聂总没有。1958年后,国家科委不像当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那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管,而是只管自然科学了。站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立场来看,这的确不利,因为要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实现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这件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担当不起的。可是后来我理解了聂总的想法:一同社会科学打交道,国家科委就会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永无宁日了。实际上,我感到聂总对社会科学也是很重视的。比方我要求把技术经济列入自然科学的规划,我主张加强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他都支持。
科技工作对于聂总来说,不仅是党分配给他的一项任务,而且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愿望。1960年或1961年有一段时间他和周扬同时住在北京医院,两人交谈的机会比较多。周扬这时候在中宣部当副部长,他不仅管文艺,也分管科学。聂总和周扬对科学工作谈得不少。一次聂总对周扬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队伍。”周扬在我们科学处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聂总的确是抱着这种思想感情在做科技工作的。这样的话聂总没有对我说过,而我从他的工作中看出了他有这样的愿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州会议之后,乃至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聂总领导下的科学工作还是按照所制定的规划行事,继续取得很大的成绩。只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聂总才真的无能为力了。科学工作在这之后也就同其他工作一样,遭受很大的损失。
1966年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科委以至整个中国的科学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聂总也干不下去了。我在聂总领导下的十年也就到此结束。我只是去国家科委挨了多次批斗。我和韩光、张有萱、武衡都一起挨过斗,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聂总。聂总的处境我不清楚。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我还是在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看到了聂总的名字。在那个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提得很高。聂总之所以列入名单,当时我想无非是摆摆样子,他是一点实权都没有的。对聂总来说,这又是一件使他受折磨的事情。直到1972年,我有六年多时间与聂总没有任何联系,不知道他任何确切的情况。“文革”以来我主要是在中宣部挨批斗,到1971年林彪集团暴露后,全国形势有一个时期有所好转,运动进入组织处理阶段,本来指望可以得到一个较好一点的结果。当时我在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专案组派出了一个叫李涛的人,来到宁夏干校,指示干校军管组给我定性,说我同党之间是敌我矛盾的性质,给我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决定把我清理出党,作出开除我党籍、还降许多级(从副部级的高干降到县级的一般干部)的决定。会上当众、也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这个决定。这时我通过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写信给聂总,希望他向周恩来反映,取消这个决定,要求恢复我工作的权利。这封信是1972年4月28日发出的。5月15日我又写了第二封信,也请他转周总理。结果虽然我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但是在干校作出的这个决定后来也没有再提,事实上取消了。这件事聂总一定是起了作用的。1972年国庆前夕,我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回到北京。当时还不方便去找聂总。在1972年11月中旬我又写信给他,请他转周总理,告诉他我已获得解放,恢复组织生活,未给任何处分。信中我还提出要求做点工作,并且希望同以前的工作衔接,做党的科学技术工作。
1975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负责中国科学院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协都不存在,科学方面在中央只有中国科学院一个机构。那时我没有听到聂总的什么消息。只听说他在党的十一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听说他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知道他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处境有了好转。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我在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在这个时期中邓小平告诉我,聂总有一个意见:取消当时的科教组,恢复国家科委。邓小平说他是同意的,以后也就这么做了。可是在这之后我一直没有同聂总有什么接触。
1978年11月到12月举行了三十七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聂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个重要会议。他参加了东北组,我在西北组,不在一组,也就没有在小组会上见过面。但是他发言的简报我还是有的。我还记得他的发言中讲了“二月逆流”,杨、余、傅和四川产业军的问题。从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恢复了在中央军委中的地位。
1982年他参加党的十二大,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年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三年后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时他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
聂总在“文革”前心脏就有病。对“早跳”这种病,我就是因他有这个病而得到知识的。以后听说他常犯这个病,他的逝世也还是心脏的原因。他享年九十二岁高寿,是很难得的。我一直怕影响他的身体而没有去看他,后来知道他还是接见了不少人,我常常因此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