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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
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三天访华，成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这是印度政府首脑五年来首次访华，舆论关注更偏重中印关系的变化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此次辛格中国之行，应当成为中国业界人士思考并学习印度经验的契机。
需知，当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在過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长达到了8.5%，不久将突破10%。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转轨经济体，两国改革初始状态颇有相似之处。经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改革难题。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目前，国际上公认“龙象共舞”图景即将成真，我们更感到这种遗憾格外深重。
近两年来，笔者几次在新德里和北京与印度高层经济官员交流畅谈，此次亦细读了辛格访华的翔实报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领导人对中国的学习愿望之强烈、认同赞赏之真诚。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话说，印度的领导人“很虚心”。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他们迫切的发展愿望和超常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应当看到，印度改革领袖们均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国际阅历，能说流利英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贵在自知、自强和自信。邻国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大国之间，察短易而取长难，印度领导人的学习态度，本身就值得中国人学习。
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民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腐败也相当普遍，因此，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民主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民主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在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中，印度民主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民主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森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本文刊于1月21日出版的2008年第2期《财经》杂志）
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三天访华，成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这是印度政府首脑五年来首次访华，舆论关注更偏重中印关系的变化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此次辛格中国之行，应当成为中国业界人士思考并学习印度经验的契机。
需知，当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在過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长达到了8.5%，不久将突破10%。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转轨经济体，两国改革初始状态颇有相似之处。经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改革难题。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目前，国际上公认“龙象共舞”图景即将成真，我们更感到这种遗憾格外深重。
近两年来，笔者几次在新德里和北京与印度高层经济官员交流畅谈，此次亦细读了辛格访华的翔实报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领导人对中国的学习愿望之强烈、认同赞赏之真诚。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话说，印度的领导人“很虚心”。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他们迫切的发展愿望和超常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应当看到，印度改革领袖们均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国际阅历，能说流利英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贵在自知、自强和自信。邻国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大国之间，察短易而取长难，印度领导人的学习态度，本身就值得中国人学习。
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民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腐败也相当普遍，因此，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民主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民主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在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中，印度民主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民主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森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本文刊于1月21日出版的2008年第2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