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外婆”与“姥姥”之争，根源何来？
（一）、“姥姥”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前段时间，一则关于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的新闻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被收入沪教版语文课本（试用版）的《打碗碗花》一文中，其原作中的“外婆”一词都被替换为了“姥姥”。上海市教委回应，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是方言词汇，而“姥姥”为普通话词汇。或许，上海市教委此番做法是为了将“标准语”进行推广，殊不知，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已经远远超出修改者的预知。
关于“外婆”和“姥姥”的使用范围早已有学者做过调查。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显示，在全国930个调查点中，使用“外婆”类说法的方言点共有296个，其分布范围不仅在官话区以外的各大方言区（如，吴语、赣语、闽语、湘语），在官话区中也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的情况出现（如西南官话、兰银官话）；使用“姥姥”类说法的共有71个，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南等省份的官话区（如北京官话、东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姥姥”也可以视为方言。除此两种大类的称呼之外，在其他调查点的方言中，“外祖母”的称法至少还有61种。
从这些调查中不难看出，中国幅员辽阔，地势水文复杂，因自然和人文原因而形成的方言格外丰富，其蕴含的各种人文内涵也并非普通话词汇能够全部代替的。以湖北黄冈地区为例，黄冈地区方言早已为语言学学者所重视，其方言分区问题也是争议也是由来颇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方言区中，其既与相邻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方言有相同之处，有也明显的差异。在黄冈市黄州区方言中，外祖母的称呼为“家家”或“嘎嘎”，对于曾祖母的称呼反而为“姥姥”。如若按照上述的方式来修改，首先孙辈对于祖辈亲切的称呼被北方的叫法同化，这些地方称呼中所饱含的地方情感已经被削弱得荡然无存。其次，在不同方言中，相同的词汇可能表示的意义完全不同，这时，盲目地进行修改不仅不尊重地区实际情况，更是会让概念混淆，我想，这些对于方言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地区文化与情感的保护。可谓无一可用之处。
（二） 盲目修改，有不尊重原著与教学不严谨之嫌
在这个问题上，语言专家钱乃荣这样表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外婆’改为‘姥姥’，‘姥姥’原本就是北京的方言词，后来吸收进普通话所以叫做‘姥姥’。‘外婆’这个词在汉语里用的很广，而且方言词吸收得越多，语言就越丰富越生动。”确实如此，汉语普通话的生动性在于吸收具有代表性方言词汇，比如我们日常使用非常普遍的诸如“垃圾”、“尴尬”等词汇来自吴方言区，而近年来兴起的如“给力”等词汇则是来东北地区，这些词汇对与事物或者对于性质状态都做有十分精准的描述与表达，这些可以推广的词汇我们可以大量吸收，对于我们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我想都是十分有益处的。
回到争论本身，《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的本质就是承建、表达、构建人类的情感世界，而情感离不开个人经验，离不开个人所使用与附着的独特语言。语文教科书收录名家名作，除了让学生学习书面语的规范之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熏陶与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如果简单地篡改作家的用词遣句，破坏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既是对于作家的不尊重，也与培养学生文学素养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生硬的套用“用词规范”这一标准去衡量，不知多少名家名会被改得面目全非。
显而易见，盲目地修改所谓方言词汇，既对于作家原著是极大的不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说，盲目排斥方言词汇不利于我们汉语普通话教学的进步与深入，也不利于教学中对于学生文学素养样的培养。所谓推广普通话并非是消灭方言，既要知晓语言的规矩，也要明了语言的丰富性，如此，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姥姥”与“外婆”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我想症结便是在此了。
二、方言词汇在文学作品中无法取代的作用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色彩与人文追求，从方言中可以领略当地的民俗艺术与文化底蕴。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凸显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地位，让文学作品的唯一性得到彰显，极大地遵循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为考察故事本身的历史性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促进了文学作品的研究。
以鲁迅创作为例，鲁迅认为作家应该“博采民众的口语”，他的小说就吸纳了不少的绍兴方言。在绍兴戏文里，官员秀才用官话，劳动群众用土话，他很赞同。他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
方言词汇在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动词的选用。人物的动作情态丰富多变，要准确、生动地把它表现出来，通用语言有时也会显得苍白，但是方言在这一方面而往往会用很好的补救作用。
“搡”是绍兴方言，有摔的意思，是人在气恼时，将东西重重放下的动作。
《风波》中七斤嫂听说皇帝坐了龙庭：
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搡”字十分形象地突显了七斤嫂怨恨的怒气，读者还仿佛能听到饭碗重重放在桌上“腾”的一声。可谓如见其人，又如闻其声。他选用方言非常严格，生动形象、力求准确贴切是他对于方言选择的标准。
鲁迅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着也觉得趣味津津。”绍兴方言中很有一些简约、含蓄、精炼、幽默的话语耐人寻味，意味非常，鲁迅对它是颇为欣赏的。“炼话”顾名思义，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简练是它的一个特点。
阿Q“中兴”以后，为提防他偷窃，赵秀才想把他赶出未庄。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老鹰不吃窝下食”，意思是做贼的人，一般是不会在本地偷盗的。单单七个字，简洁明了，却蕴含着很深的道理。
鲁迅从吸收民众口语长处，这些方言词汇在他的创作中的使用，使他的作品读来总是那么鲜活生动。方言经过加工提炼，又丰富发展了全民语言。鲁迅曾说，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娴熟地运用方言，使他的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我想这足以表明，方言词汇对于作家，对于文学的的独特作用了。
方言所承载的千百年来的地方文化与内涵的积淀，并非汉语普通话可以全盘包含，方言对于文学作品的精准的语言与情感表达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汉语普通话在走向推广，但不能以牺牲方言为代价。同样，方言中已经完全脱离时代的语汇，我们也应该正视，积极吸收其他方言区或是普通话语汇来充实与丰富自己的语言。无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在丰富自身语言的工作上都应博采众长，保持特点。这样，我们的地区情感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的文学作品也能够一直拥有丰富精准的词汇来表达意义。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一）、“姥姥”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前段时间，一则关于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的新闻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被收入沪教版语文课本（试用版）的《打碗碗花》一文中，其原作中的“外婆”一词都被替换为了“姥姥”。上海市教委回应，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是方言词汇，而“姥姥”为普通话词汇。或许，上海市教委此番做法是为了将“标准语”进行推广，殊不知，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已经远远超出修改者的预知。
关于“外婆”和“姥姥”的使用范围早已有学者做过调查。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显示，在全国930个调查点中，使用“外婆”类说法的方言点共有296个，其分布范围不仅在官话区以外的各大方言区（如，吴语、赣语、闽语、湘语），在官话区中也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的情况出现（如西南官话、兰银官话）；使用“姥姥”类说法的共有71个，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南等省份的官话区（如北京官话、东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姥姥”也可以视为方言。除此两种大类的称呼之外，在其他调查点的方言中，“外祖母”的称法至少还有61种。
从这些调查中不难看出，中国幅员辽阔，地势水文复杂，因自然和人文原因而形成的方言格外丰富，其蕴含的各种人文内涵也并非普通话词汇能够全部代替的。以湖北黄冈地区为例，黄冈地区方言早已为语言学学者所重视，其方言分区问题也是争议也是由来颇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方言区中，其既与相邻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方言有相同之处，有也明显的差异。在黄冈市黄州区方言中，外祖母的称呼为“家家”或“嘎嘎”，对于曾祖母的称呼反而为“姥姥”。如若按照上述的方式来修改，首先孙辈对于祖辈亲切的称呼被北方的叫法同化，这些地方称呼中所饱含的地方情感已经被削弱得荡然无存。其次，在不同方言中，相同的词汇可能表示的意义完全不同，这时，盲目地进行修改不仅不尊重地区实际情况，更是会让概念混淆，我想，这些对于方言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地区文化与情感的保护。可谓无一可用之处。
（二） 盲目修改，有不尊重原著与教学不严谨之嫌
在这个问题上，语言专家钱乃荣这样表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外婆’改为‘姥姥’，‘姥姥’原本就是北京的方言词，后来吸收进普通话所以叫做‘姥姥’。‘外婆’这个词在汉语里用的很广，而且方言词吸收得越多，语言就越丰富越生动。”确实如此，汉语普通话的生动性在于吸收具有代表性方言词汇，比如我们日常使用非常普遍的诸如“垃圾”、“尴尬”等词汇来自吴方言区，而近年来兴起的如“给力”等词汇则是来东北地区，这些词汇对与事物或者对于性质状态都做有十分精准的描述与表达，这些可以推广的词汇我们可以大量吸收，对于我们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我想都是十分有益处的。
回到争论本身，《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的本质就是承建、表达、构建人类的情感世界，而情感离不开个人经验，离不开个人所使用与附着的独特语言。语文教科书收录名家名作，除了让学生学习书面语的规范之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熏陶与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如果简单地篡改作家的用词遣句，破坏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既是对于作家的不尊重，也与培养学生文学素养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生硬的套用“用词规范”这一标准去衡量，不知多少名家名会被改得面目全非。
显而易见，盲目地修改所谓方言词汇，既对于作家原著是极大的不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说，盲目排斥方言词汇不利于我们汉语普通话教学的进步与深入，也不利于教学中对于学生文学素养样的培养。所谓推广普通话并非是消灭方言，既要知晓语言的规矩，也要明了语言的丰富性，如此，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姥姥”与“外婆”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我想症结便是在此了。
二、方言词汇在文学作品中无法取代的作用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色彩与人文追求，从方言中可以领略当地的民俗艺术与文化底蕴。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凸显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地位，让文学作品的唯一性得到彰显，极大地遵循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为考察故事本身的历史性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促进了文学作品的研究。
以鲁迅创作为例，鲁迅认为作家应该“博采民众的口语”，他的小说就吸纳了不少的绍兴方言。在绍兴戏文里，官员秀才用官话，劳动群众用土话，他很赞同。他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
方言词汇在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动词的选用。人物的动作情态丰富多变，要准确、生动地把它表现出来，通用语言有时也会显得苍白，但是方言在这一方面而往往会用很好的补救作用。
“搡”是绍兴方言，有摔的意思，是人在气恼时，将东西重重放下的动作。
《风波》中七斤嫂听说皇帝坐了龙庭：
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搡”字十分形象地突显了七斤嫂怨恨的怒气，读者还仿佛能听到饭碗重重放在桌上“腾”的一声。可谓如见其人，又如闻其声。他选用方言非常严格，生动形象、力求准确贴切是他对于方言选择的标准。
鲁迅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着也觉得趣味津津。”绍兴方言中很有一些简约、含蓄、精炼、幽默的话语耐人寻味，意味非常，鲁迅对它是颇为欣赏的。“炼话”顾名思义，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简练是它的一个特点。
阿Q“中兴”以后，为提防他偷窃，赵秀才想把他赶出未庄。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老鹰不吃窝下食”，意思是做贼的人，一般是不会在本地偷盗的。单单七个字，简洁明了，却蕴含着很深的道理。
鲁迅从吸收民众口语长处，这些方言词汇在他的创作中的使用，使他的作品读来总是那么鲜活生动。方言经过加工提炼，又丰富发展了全民语言。鲁迅曾说，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娴熟地运用方言，使他的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我想这足以表明，方言词汇对于作家，对于文学的的独特作用了。
方言所承载的千百年来的地方文化与内涵的积淀，并非汉语普通话可以全盘包含，方言对于文学作品的精准的语言与情感表达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汉语普通话在走向推广，但不能以牺牲方言为代价。同样，方言中已经完全脱离时代的语汇，我们也应该正视，积极吸收其他方言区或是普通话语汇来充实与丰富自己的语言。无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在丰富自身语言的工作上都应博采众长，保持特点。这样，我们的地区情感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的文学作品也能够一直拥有丰富精准的词汇来表达意义。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