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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一门“伪科学”吗？
学中医的人也不信中医吗？
经络看得见、摸得着吗？
西医已经非常发达，中医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吗？
真理是唯一的，医学真理西方已揭示了，中医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有人奉若珍宝，有人弃如敝屣。近来，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又引起轩然大波。中南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自从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后，不久又在网上贴出《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说是有上万人参与签名，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引发了是否要取消中医的新世纪大讨论。此举惊动了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但是，还是有人从各方面论证中医的“不科学”和“不安全”。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是“伪科学”，还质疑中医药的疗效。以揭露伪科学著称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公开表示“支持批评中医”，并且坦言“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卫生部出面而结束，仍在继续，但是已日趋明朗化。这场争论涉及到不仅是中医是否科学，也涉及到千家万户亿万百姓的健康，以及求医看病的大问题。
日前，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中医问题深层次思考”座谈会上，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对这场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思”的观点用三点可大致概括；一是坚决维护和恢复中医的传统；二是主张中医必须改革和创新；三是明确指出中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何裕民教授以清晰的思路、确凿的证据和与新知同在的理论能力，对中医的非科学问题做了理性辩护。
这次争论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力主取消中医，发表在《医学与哲学》上，您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副主编，是该篇文章的主要审稿人，是什么原因使您力排众议在核心期刊上发了这篇颇有争议、批判中医的文章呢?您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看待这篇文章的?“告别”的闹剧已渐行渐远，但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在振荡，还令人意犹未尽。
何裕民：《医学与哲学》是医学综合类的核心期刊，在医学界和理论界都有相当影响，因此，发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是相当慎重而又严肃的。当时看到张的这篇文章，从心底里讲并不以为然，我和杂志的主编赵明杰商量后，决定全文发表，不做增删，也没料到这篇文章会引发专业范围外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当时的初衷是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我们还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左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我自己则写了一篇《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我虽然是中医，但作为杂志副主编，立场是中立的，感情上肯定是不认同的，但理性上我觉得学术应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引起争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至于后来发生的“签名”风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学术论争的范畴。
记者：事件的当事人把自己的行动和“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批判相提并论，您认为前后相隔七八十年的这两起事件有什么关联？具有可比性吗？
何裕民：这次的争论，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时代意义上，都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五四”是一个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时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很贫穷，没有什么科学精神。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向西方寻求科学，以救国图强。所以当时会有明确的一些主张，包括砸烂孔家店，包括废除传统医学，尽管偏激，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今天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整体国力提高了，中国整体话语权提高了，我们的文化走向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医学也走向了世界。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来讨论中医学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则是一种偏见，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是什么思想解放。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平和地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
记者：那么今天反对中医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何裕民：实际上，这次关于中西医或“科学”与“玄学”的嘴皮子仗，前两年已经开打了，只是动静没有这次这么大。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在他们看来，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就不是科学，就要被淘汰，就应该靠边。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有迷恋西方文化的倾向，因此持反对态度。有些年轻医生反对中医，是因为对西方的盲从，这些人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较多。而资格比较老的医生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微弱，因为他们很清楚现代医学能做些什么。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对于这类杂音，不必太在意。
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
记者：回顾历史，关于对中医是“扬”还是“弃”的废存之争，这已是自北洋政府拟“取消中医”以来的第四次。事实上，在国外也曾经有过废止中医之说，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医似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何裕民：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有人提出“取消中医”。留洋医学博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和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留学日本学西医、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废止中医的四大理由：1.中医理论皆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委侯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不能预防疾病；4.中医病源学说阻遏科学化。余云岫要求逐渐取消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其后继无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中医岌岌可危。中医界群情激愤，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争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首先提出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到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一百年前由汉医首先提出废止汉医，一百年以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汉医有许多实际价值值得借鉴。
西医治病着重在对靶器官病理改变的纠正、逆转，而中药的应用是强调辨证施治，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调节，其作用常呈调整性，甚则双向性的特点。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模式。由于中药作用的奇妙性和复杂性，构成了西药单一针对靶器官的用药方式所没有的治疗效果。这是在许多顽症治疗中，中药疗效显著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恶性肿瘤、艾滋病及老年性痴呆等现代医学最棘手的问题，中医中药正在展现其美好的应用前景。
(待续)
〖编辑：迟昊〗
学中医的人也不信中医吗？
经络看得见、摸得着吗？
西医已经非常发达，中医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吗？
真理是唯一的，医学真理西方已揭示了，中医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有人奉若珍宝，有人弃如敝屣。近来，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又引起轩然大波。中南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自从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后，不久又在网上贴出《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说是有上万人参与签名，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引发了是否要取消中医的新世纪大讨论。此举惊动了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但是，还是有人从各方面论证中医的“不科学”和“不安全”。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是“伪科学”，还质疑中医药的疗效。以揭露伪科学著称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公开表示“支持批评中医”，并且坦言“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卫生部出面而结束，仍在继续，但是已日趋明朗化。这场争论涉及到不仅是中医是否科学，也涉及到千家万户亿万百姓的健康，以及求医看病的大问题。
日前，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中医问题深层次思考”座谈会上，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对这场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思”的观点用三点可大致概括；一是坚决维护和恢复中医的传统；二是主张中医必须改革和创新；三是明确指出中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何裕民教授以清晰的思路、确凿的证据和与新知同在的理论能力，对中医的非科学问题做了理性辩护。
这次争论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力主取消中医，发表在《医学与哲学》上，您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副主编，是该篇文章的主要审稿人，是什么原因使您力排众议在核心期刊上发了这篇颇有争议、批判中医的文章呢?您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看待这篇文章的?“告别”的闹剧已渐行渐远，但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在振荡，还令人意犹未尽。
何裕民：《医学与哲学》是医学综合类的核心期刊，在医学界和理论界都有相当影响，因此，发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是相当慎重而又严肃的。当时看到张的这篇文章，从心底里讲并不以为然，我和杂志的主编赵明杰商量后，决定全文发表，不做增删，也没料到这篇文章会引发专业范围外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当时的初衷是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我们还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左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我自己则写了一篇《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我虽然是中医，但作为杂志副主编，立场是中立的，感情上肯定是不认同的，但理性上我觉得学术应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引起争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至于后来发生的“签名”风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学术论争的范畴。
记者：事件的当事人把自己的行动和“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批判相提并论，您认为前后相隔七八十年的这两起事件有什么关联？具有可比性吗？
何裕民：这次的争论，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时代意义上，都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五四”是一个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时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很贫穷，没有什么科学精神。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向西方寻求科学，以救国图强。所以当时会有明确的一些主张，包括砸烂孔家店，包括废除传统医学，尽管偏激，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今天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整体国力提高了，中国整体话语权提高了，我们的文化走向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医学也走向了世界。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来讨论中医学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则是一种偏见，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是什么思想解放。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平和地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
记者：那么今天反对中医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何裕民：实际上，这次关于中西医或“科学”与“玄学”的嘴皮子仗，前两年已经开打了，只是动静没有这次这么大。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在他们看来，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就不是科学，就要被淘汰，就应该靠边。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有迷恋西方文化的倾向，因此持反对态度。有些年轻医生反对中医，是因为对西方的盲从，这些人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较多。而资格比较老的医生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微弱，因为他们很清楚现代医学能做些什么。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对于这类杂音，不必太在意。
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
记者：回顾历史，关于对中医是“扬”还是“弃”的废存之争，这已是自北洋政府拟“取消中医”以来的第四次。事实上，在国外也曾经有过废止中医之说，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医似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何裕民：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有人提出“取消中医”。留洋医学博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和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留学日本学西医、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废止中医的四大理由：1.中医理论皆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委侯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不能预防疾病；4.中医病源学说阻遏科学化。余云岫要求逐渐取消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其后继无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中医岌岌可危。中医界群情激愤，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争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首先提出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到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一百年前由汉医首先提出废止汉医，一百年以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汉医有许多实际价值值得借鉴。
西医治病着重在对靶器官病理改变的纠正、逆转，而中药的应用是强调辨证施治，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调节，其作用常呈调整性，甚则双向性的特点。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模式。由于中药作用的奇妙性和复杂性，构成了西药单一针对靶器官的用药方式所没有的治疗效果。这是在许多顽症治疗中，中药疗效显著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恶性肿瘤、艾滋病及老年性痴呆等现代医学最棘手的问题，中医中药正在展现其美好的应用前景。
(待续)
〖编辑：迟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