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怀疑主流文学的英雄书写，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即使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也需要为世界塑造英雄，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英雄情结”与生活越来越安逸平淡之间的矛盾。不说我们，连美国也这样干。好莱坞大片《美国队长》《蜘蛛侠》等就给美国老百姓造了英雄梦、白日梦。文学作品应该表现主流社会的生活，塑造耳熟能详的触手可及的人物形象，反映时代的宏大背景、斑驳的现实和急剧的变化。我也喜欢阅读这样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并试图引领时代，对现实做出深刻洞察和对未来做出大胆预言，往往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话题性，适合谈论和评述，更容易引起共鸣和争论，甚至溢出文学领域，影响到方方面面。因此，大多数作家都对宏大题材和传奇人物倾注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取得成功者也不在少数。但总有一些作家有意无意地绕开“热点”和“中心”，对英雄式的人物和公共性的生活敬而远之。比如早年的萧红、沈从文，他们不去表现波澜壮阔的抗战现场，而是书写封闭式的家乡世界，沉迷于边缘人物的挖掘开发和精雕细琢，好像跟时代、跟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当于自动放弃对时代的发言权。这算不算“逃避现实”的写作？
　　20世纪90年代，“改革文学”“官场小说”风行一时，塑造了一大批能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形象，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迅速取而代之，书写边缘人物和底层人物成为一种潮流。但作为一种潮流或风气，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文学也终于回到平平淡淡或没有标签可贴的常态。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状态。该写什么，能写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一个作家最能写的无疑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作家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气质。不可能每一个作家都对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了如指掌，对灯红酒绿的都市洞若观火。南方作家无法想象东北破败工厂，东北作家对南方的流水线多少有些隔阂。别东张西望，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别攀龙附凤，写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物。我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一些年轻作家在写“自己的生活”，写小镇，写工厂，写隐秘的小众生活，写各式人等，一股陌生的、清新的、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至。这是一个生活丰富性超越任何时候的时代，人生海海，每个人都挣扎着发出声音，以证明自己合理地存在着，尽管是在谁也没有注意到的角落。边缘人、底层人，活在平凡的世界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在，精英们反而沉默了，他们成了“喧嚣的大多数”。但他们也只是喧嚣而已，像夏天原野里的蛙鸣，小树林里的蝉唱。
　　壮阔的波澜之下隐藏着多少无法浮到水面的鱼虾，它们默默无闻、狗苟蝇营的一生也是一生。它们不是大海的主宰，但它们是海底世界的大多数。作为大海的讲述者，只能讲述你最能言说的那部分。李修文的《致江东父老》给乡野升斗小民立传，讲述他们微不足道的存在，我们发现，这些生活在时光褶皱里的鱼虾式的人物跟巨鲸鲨鱼一样内心也有悲伤和哀愁，甚至更加生猛，能掀起巨大的海啸。我想，对大海而言，海平面的升降不是由巨鲸和鲨鱼的吞吐量决定的，而是由无数的鱼虾的眼泪决定的。
　　庆幸还有文学吧。文学是一门慈善的事业。它负责打捞和安抚那些时光里的溺水者。他们是记忆的漏网之鱼，死后连族谱都可有可无的小卒。文学不是名人堂，它应该是人类博物馆。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这个博物馆增加馆藏而已。
　　作家们，像热爱大海那样热爱鱼虾吧。
　　我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草根人物向来充满了热情，喜歡揣摩他们的内心。他们是行走在我身边的芸芸众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会更加孤独。早几年前的一个无聊的黄昏，在等待晚饭之隙，无意中阅读《羊城晚报》，一则“有图有真相”的社会新闻吸引了我。一个神经明显错乱了的青年在报纸上张牙舞爪，面目狰狞而痛苦。细看报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青年和另一个青年吵嘴，激怒了后者，被掴了一记耳光。打耳光的青年在挥手瞬间恢复了部分理智，控制了力度，耳光打得并不坚决，也不十分响亮。但被掴耳光的青年精神顷刻崩溃了，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从此以后，他的脑子里像困住了一窝马蜂，乱哄哄的，彻夜不停。他徒有强壮的身躯，再也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他被排挤出正常人之列，成为人人警惕和歧视的“癫佬”。寻医问药，无济于事，苦不堪言，一生被毁，奈何？遂将打耳光者告上法庭。被告律师经过调查，发现原告一直挣扎在社会底层，屡屡受挫，生存艰难。泰山压顶，长期不堪重负，离精神崩溃只有半步之遥，而那一记耳光只是“临门一脚”而已。官司胜负尚未可知。然而，我们被警示：不要轻易把耳光甩给那些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不要说一记耳光，就是一句辱骂甚至一个轻蔑的表情，都会给他们致命一击。此后很久，我反复咀嚼着这句忠告，报纸上那副迷茫狂躁的面孔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这便成了小说的起源。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我的精神，病了》。小说的主人公叫马强壮，经常被警察列为疑犯。整篇小说就是马强壮在公安局里自言自语、唠唠叨叨的“供词”。你听或不听，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诉说。马强壮还没有成为精神病人之前，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很淳朴正直，能把《新华成语词典》背到第138页。高考落榜后在村里跟屠户学杀猪，却喜欢上了屠户的老婆，被屠户追打，便逃到K城。刚出火车站就被偷了钱包，丢了身份证，被当作盲流收押收容所，妹妹马茜把他“赎”了出来。马强壮怀揣梦想，饱受艰辛，历经挫折，依旧在生存的底层挣扎。后来经朋友的介绍来到建筑工地干活，千辛万苦却拿不到工钱。一次偶然的机会邂逅在中国大酒店当服务员的姑娘凤凰。为了凤凰，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他花钱办了个假高级厨师证，去中国大酒店应聘时被人识破，被一位名叫王手足的保安撵出来，推扯时甩了他一记耳光，从此他精神错乱，发誓要杀了冤家王手足，四处寻仇未果。被妹妹马茜送进精神病院，竟然在那里遇到了隐匿在精神病院当保安的王手足。在胖子医生的治疗下，发生了系列荒唐的事情。幻觉中，他亲手杀了王手足，精神病貌似被治愈，出院后发现仇人王手足竟然和凤凰在一起。他无法接受现实的荒诞，对世界发出了刨根问底的追问……精神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残酷的处境永远无法改变。但马强壮似乎发现了世界的真相，最终原谅了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王手足，并对他给予了同情与怜悯。最后，马强壮已经习惯和享受着精神病人的身份，在K城街头自由地游走……我想，马强壮为我们揭开了绝望者内心深处的真实境遇，敞开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病灶。但是，无人倾听，无方可开，孤立无援。我们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有时候，看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会想他们中到底裹挟着多少个马强壮。沮丧和绝望不应该是世界的底色。我乐观地认为，尽管如此，马强壮们的梦想劫后仍有余生。如果梦想只是一丁点暗淡的火苗，我们应该让它不至于在冰凉的黑夜里熄灭。
　　我对精神病人有强烈的好奇。大街上经常有蓬头垢面或衣冠楚楚的精神病人在行走。他们自言自语，嬉笑怒骂，有时欢天喜地，有时金刚怒目，仿佛在跟谁笑谈或争吵。我驻足洗耳倾听或跟随观察，听他们究竟说些什么。但他们大多胡言乱语，逻辑混乱，我听不懂，不知道他们怀里抱的是鲜花还是炸药。但我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并不太平，“兵荒马乱”。这个世界已经与他们无关，但对“另一个世界”他们有很多话要表达，有很多事理要争辩。在小说里，马强壮有一个看似应该却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希望允许成立一个全部由精神病人组成的独立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没有精神病，人人都很正常。将来如有可能访问马强壮的理想王国，我希望得到朋友般的礼遇。因为我相信，在他的国度里，马强壮依然会喋喋不休，有说不完的话，需要像我这样有足够耐心的听众。
　　此后，我写了《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写的也是边缘人物。他们像鱼虾一样鲜活，离不开水，在我手里待久了，要重新回到大海里去。
　　像家长目送自己的孩子进校门一样，我愿意把他们送进人类博物馆。祝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