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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伦敦，往西北行数十公里可达牛津，向东北去几乎同样的距离则是剑桥，这两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成犄角之势，已对峙了数个世纪；这两颗英格兰教育皇冠上璀璨的宝石，交相辉映，始终是世界各地学人心中不灭的灯塔。
牛津位于泰晤士河的一个拐弯处，地势较低，且有丘陵遮蔽，树木掩映。若乘车进牛津，翻过几道山坡，经过几条窄街，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早已置身城中，鳞次栉比的古建筑令人目不暇接，新鲜的惊喜一个接一个。去剑桥则不同。越过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高坡，眼前豁然展现一片广袤的绿色原野，无数哥特式尖顶，在阳光下颂歌般地升腾，剑桥毫不吝惜地向每位来者，立即亮出了它完整的身姿。
牛津首次被《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是在公元911年，位于市中心的牛津最古老的建筑撒克逊塔，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牛津的著名，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学。但如今，究竟是城市创办了大学，还是大学造就了城市，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般，已无人能说得清。剑桥的历史与牛津相差无几，但剑桥大学的历史却稍短于牛津大学。有这么一则故事：1209年，在师生和市民间的关系已很紧张的牛津，一位妇人被杀，市民怀疑是学校里的人所为，于是，一场针对师生的报复行为，在城中大规模地展开。师生们被迫远走他乡，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
然而，这本是同根生的一对亲兄弟，长期以来竟始终相互怀有某种淡淡的敌意，这也许印证了中国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两所大学在清楚地意识到对方强大实力的同时，彼此仍要不时显示一下自我的优越或对对方的不屑。时至今日，在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两校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的大趋势下，“对立情结”仍纠缠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比如，两地人在言谈中大都有意回避“牛津”或“剑桥”的名字，而互称“另一个地方”。又如，牛津的子弟去剑桥上学，或剑桥的本科毕业生去牛津读研究生，仍往往会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在与两地学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互贬中，其实并无多少恶意，而更多为自赏，甚至是幽默。至于两校间一年一度的赛艇、橄榄球和田径对抗赛，虽每每剑拔弩张，气氛热烈，却早已被视为一种友好的沟通。
一本旅游手册关于剑桥这样写道：“剑桥在每个方面都与牛津竞争，它虽然在年岁和赛艇上处于下风，但在吸引力和景观上却稍胜一筹。”相较而言，牛津更深沉，剑桥更玲珑；牛津更城市化，剑桥更像大乡镇；牛津似乎更愿炫耀历史，剑桥则较多地着眼于未来。但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两地之同其实远大于异。至少在我看来，牛津和剑桥的美是不相上下的。在近千年的城市发展史上，这两座城市从未经受过大的革命和战争，幸运地保存下各世纪的建筑代表作，使它们成了不可多得的、活的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站在牛津的撒克逊塔和剑桥的圣玛丽塔上放眼四望，周围是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古建筑，一个个绿色的尖顶，一条条狭窄弯曲的街道，它们仿佛是随意安排的，可相互间却又有着完美的和谐和有节奏的呼应。常有一群鸽子，在建筑群上潇洒地飞过，于是，古老与新鲜，静与动，便构成一种奇妙的对照。两座城市都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环绕牛津，河边是宽阔的草坪，河上悠闲地游动着一只只天鹅，一对对野鸭，河边散落着一张张长椅，椅上刻有一些逝去学长的姓名，还有一些亲切、感人的话语：“我们感谢这座花园。”“这是我们深爱的河流。”“我们曾在这里度过最美好的时光。”……这是已逝学长自己或他们的亲友捐赠的。小小的剑河则在剑桥城中蜿蜒而过，流经一座座小桥，串起一个个深院，一年四季，都有学子或游人泛舟河上，在岸边的柳树下缓缓地穿行。在泰晤士河和剑河边漫步，我常常会想起曾在牛津就读的诗人雪莱留在他墓碑上的那句话：这里躺着一个年轻人，他的生命是用水写成的。河流造就了城市，河水记录着历史，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已不年轻的文化巨人，其生命也是用水写成的。
牛津和剑桥的相近，更在于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作为世界上著名的两座大学城，这里的居民多半与大学有关，城里到处洋溢着浓重的书卷气和文化味，书店、剧院和博物馆比比皆是，多得与城市规模不成比例。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各有数十个历史悠久的学院。剑桥的彼得学院建于1284年，而牛津最古老的大学学院已在筹备庆祝750周年校庆。这一所所学院散落在城市各处，都有自己独立的校园，校园一般都由两三个院落组成，院中也必定有高高的教堂、考究的饭厅、参天的古树和绿色的草坪。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像院中的青草般生生不息，学院的传统，如古树般庄严、挺拔。年复一年，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由牛津和剑桥造就的各界名人，真可以说数不胜数。牛津和剑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所基本保持欧洲中世纪教育体系的大学。在这里，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方式得到广泛运用，教师授课是面对面的，一位教师只带几个学生。大教室中的公共课很少见，也就是说，两校的本科生实际上是在享受研究生的“待遇”。尽管如此，如今也有人就这种教学体制的合理性及其人才产出效率等提出疑问，但这一方式的独到价值还是显见的，即有助于受教育者独立人格和探索精神的形成。
走在牛津和剑桥的校园中，时而恍若置身于修道院：每个周末，学校教堂里都有礼拜，礼拜由驻校牧师主持，由音乐专业的学生演奏管风琴，由师生组成的唱诗班放声歌唱，歌声和着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久久回荡在空中；在节日庆典、开学和结业仪式等正式场合，乃至各种会议上，参加者均着深色学位服，平日里，也常见到这身装扮的学人，神色严肃、步履匆匆地走过；参加考试的学生，一律深色西服，并在胸前插上一支白色或粉色的康乃馨；每周一次的师生聚餐会，在教堂般的大厅中举行，身着晚礼服的教师坐在餐厅一端的高台上，学生则坐在两排长桌旁，就餐前，还要由一位学生代表和校长来一段长长的拉丁语对话……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礼节和仪式都非强迫。也许，牛津和剑桥的学人，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着他们的悠久历史；也许，就在这近乎刻板、显得守旧的规范和举止中，对学术的虔诚、对传统的珍重、与潮流的抗争等优秀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培养。
傍晚离开剑桥，回首再望夕阳中的学城，顿时忆起徐志摩《再别康桥》（“康桥”为“剑桥”的别译）的诗境：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面对牛津和剑桥这样巨大的存在，你能带走什么呢？当然，你可以带走知识，带走学位，甚至带走回忆，带走爱情，但这里的氛围和文化却是永恒的。
牛津位于泰晤士河的一个拐弯处，地势较低，且有丘陵遮蔽，树木掩映。若乘车进牛津，翻过几道山坡，经过几条窄街，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早已置身城中，鳞次栉比的古建筑令人目不暇接，新鲜的惊喜一个接一个。去剑桥则不同。越过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高坡，眼前豁然展现一片广袤的绿色原野，无数哥特式尖顶，在阳光下颂歌般地升腾，剑桥毫不吝惜地向每位来者，立即亮出了它完整的身姿。
牛津首次被《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是在公元911年，位于市中心的牛津最古老的建筑撒克逊塔，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牛津的著名，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学。但如今，究竟是城市创办了大学，还是大学造就了城市，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般，已无人能说得清。剑桥的历史与牛津相差无几，但剑桥大学的历史却稍短于牛津大学。有这么一则故事：1209年，在师生和市民间的关系已很紧张的牛津，一位妇人被杀，市民怀疑是学校里的人所为，于是，一场针对师生的报复行为，在城中大规模地展开。师生们被迫远走他乡，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
然而，这本是同根生的一对亲兄弟，长期以来竟始终相互怀有某种淡淡的敌意，这也许印证了中国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两所大学在清楚地意识到对方强大实力的同时，彼此仍要不时显示一下自我的优越或对对方的不屑。时至今日，在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两校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的大趋势下，“对立情结”仍纠缠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比如，两地人在言谈中大都有意回避“牛津”或“剑桥”的名字，而互称“另一个地方”。又如，牛津的子弟去剑桥上学，或剑桥的本科毕业生去牛津读研究生，仍往往会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在与两地学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互贬中，其实并无多少恶意，而更多为自赏，甚至是幽默。至于两校间一年一度的赛艇、橄榄球和田径对抗赛，虽每每剑拔弩张，气氛热烈，却早已被视为一种友好的沟通。
一本旅游手册关于剑桥这样写道：“剑桥在每个方面都与牛津竞争，它虽然在年岁和赛艇上处于下风，但在吸引力和景观上却稍胜一筹。”相较而言，牛津更深沉，剑桥更玲珑；牛津更城市化，剑桥更像大乡镇；牛津似乎更愿炫耀历史，剑桥则较多地着眼于未来。但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两地之同其实远大于异。至少在我看来，牛津和剑桥的美是不相上下的。在近千年的城市发展史上，这两座城市从未经受过大的革命和战争，幸运地保存下各世纪的建筑代表作，使它们成了不可多得的、活的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站在牛津的撒克逊塔和剑桥的圣玛丽塔上放眼四望，周围是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古建筑，一个个绿色的尖顶，一条条狭窄弯曲的街道，它们仿佛是随意安排的，可相互间却又有着完美的和谐和有节奏的呼应。常有一群鸽子，在建筑群上潇洒地飞过，于是，古老与新鲜，静与动，便构成一种奇妙的对照。两座城市都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环绕牛津，河边是宽阔的草坪，河上悠闲地游动着一只只天鹅，一对对野鸭，河边散落着一张张长椅，椅上刻有一些逝去学长的姓名，还有一些亲切、感人的话语：“我们感谢这座花园。”“这是我们深爱的河流。”“我们曾在这里度过最美好的时光。”……这是已逝学长自己或他们的亲友捐赠的。小小的剑河则在剑桥城中蜿蜒而过，流经一座座小桥，串起一个个深院，一年四季，都有学子或游人泛舟河上，在岸边的柳树下缓缓地穿行。在泰晤士河和剑河边漫步，我常常会想起曾在牛津就读的诗人雪莱留在他墓碑上的那句话：这里躺着一个年轻人，他的生命是用水写成的。河流造就了城市，河水记录着历史，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已不年轻的文化巨人，其生命也是用水写成的。
牛津和剑桥的相近，更在于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作为世界上著名的两座大学城，这里的居民多半与大学有关，城里到处洋溢着浓重的书卷气和文化味，书店、剧院和博物馆比比皆是，多得与城市规模不成比例。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各有数十个历史悠久的学院。剑桥的彼得学院建于1284年，而牛津最古老的大学学院已在筹备庆祝750周年校庆。这一所所学院散落在城市各处，都有自己独立的校园，校园一般都由两三个院落组成，院中也必定有高高的教堂、考究的饭厅、参天的古树和绿色的草坪。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像院中的青草般生生不息，学院的传统，如古树般庄严、挺拔。年复一年，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由牛津和剑桥造就的各界名人，真可以说数不胜数。牛津和剑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所基本保持欧洲中世纪教育体系的大学。在这里，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方式得到广泛运用，教师授课是面对面的，一位教师只带几个学生。大教室中的公共课很少见，也就是说，两校的本科生实际上是在享受研究生的“待遇”。尽管如此，如今也有人就这种教学体制的合理性及其人才产出效率等提出疑问，但这一方式的独到价值还是显见的，即有助于受教育者独立人格和探索精神的形成。
走在牛津和剑桥的校园中，时而恍若置身于修道院：每个周末，学校教堂里都有礼拜，礼拜由驻校牧师主持，由音乐专业的学生演奏管风琴，由师生组成的唱诗班放声歌唱，歌声和着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久久回荡在空中；在节日庆典、开学和结业仪式等正式场合，乃至各种会议上，参加者均着深色学位服，平日里，也常见到这身装扮的学人，神色严肃、步履匆匆地走过；参加考试的学生，一律深色西服，并在胸前插上一支白色或粉色的康乃馨；每周一次的师生聚餐会，在教堂般的大厅中举行，身着晚礼服的教师坐在餐厅一端的高台上，学生则坐在两排长桌旁，就餐前，还要由一位学生代表和校长来一段长长的拉丁语对话……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礼节和仪式都非强迫。也许，牛津和剑桥的学人，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着他们的悠久历史；也许，就在这近乎刻板、显得守旧的规范和举止中，对学术的虔诚、对传统的珍重、与潮流的抗争等优秀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培养。
傍晚离开剑桥，回首再望夕阳中的学城，顿时忆起徐志摩《再别康桥》（“康桥”为“剑桥”的别译）的诗境：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面对牛津和剑桥这样巨大的存在，你能带走什么呢？当然，你可以带走知识，带走学位，甚至带走回忆，带走爱情，但这里的氛围和文化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