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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等于没有潜在危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程度与状况是呈动态化的；应重视分析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状况。
【关键词】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个习惯用语：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因此就高枕无忧，如果我们习惯乃至陶醉于这种事实，而不能客观地科学分析理解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程度与状况，就可能会陷入“温水煮青蛙”效应之中，即使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也要有危机意识。
一、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等于没有潜在危机
从前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看，前苏联政要分析总结导致苏共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苏共出现特权阶层和干部队伍的腐败导致苏联解体。1998年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副馆长萨哈罗夫展示了一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这些人的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的其他待遇却不能用货币可以衡量。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干着大大小小的腐败勾当，严重损害了苏共形象。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至60万，腐败和特权只能是这些少数人所为，显然无法否定1900万前苏联共产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毁灭性的。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其执政党共产党丧失权的时候，党员人数达到了6 比1的比例，即每六个罗马尼亚人里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拥有如此高比例党员数量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竟然顷刻倒台，更值得深思。罗马尼亚共产党有如此众多的党员，毋庸置疑，特权腐败分子相对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只能是极少数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只能是好的，否则社会物质财富是无法承受的。
分析前苏联共产党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等于没有潜在危机。
二、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程度与状况是呈动态化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简单的讲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对一个执政党的存亡没有直接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判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不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主要是靠理想和信念吸引一个个要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入党，扩大党员队伍。处于革命地位的党手里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党在很多时候处于秘密和非法状态，党员干部有风险，甚至会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加入革命队伍之前每一个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严酷的斗争环境也在不断地陶冶和纯化党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愿意冒风险入党，愿意为党干一些事情，说明他不是为投机而来，至少不是完全功利的，而是认同党的事业和党的核心价值理念，想通过入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实际上是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也是革命党特有的“大浪淘沙”机制，通过外部严酷的环境保障了党员的质量。每个人都能很好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通过党员管理、党员教育提高党员质量也比较容易。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好的标准是很高的。
革命成功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活动环境和活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物资条件很困难，党员干部可占有、能支配的社会资源很少。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无论是党内还是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要求与期待很高，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也就是说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是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是很大。这也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操守和品德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扩大社会基础，与时俱进，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不仅容许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突出的物质文明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导致价值观功利化倾向愈来愈显著，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不可避免的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党内腐败现象泛滥漫延直接影响党员干部对理想与信念的态度。党内道德底线必然随着社会道德底线的滑落而降低。我们没法准确地判断那些党员能不能靠得住，没法分辨多少人是纯粹奔着权力和资源而来的。必然会有不少人动机不纯，在党内只是一味谋求个人升官发财，变为“落后型”、“衰颓型”、“腐化型”党员，这将给党员队伍的管理和教育带来极大的难题。大量动机不纯的人混进党员队伍、大量丧失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党员充斥党内，后果是越大越杂、越大越散、越大越弱。可以毫不讳言的说，今天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重要的是这种趋势能否扭转，特别是这种趋势能否进一步恶化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与腐败现象不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更显著，容易引起高度重视，党员干部质量的变化是缓慢的、不易觉察到的，危害性间接且隐性，也容易被忽视。当党受到外力强势挑战时才可能被发现，但是往往为时已晚，回天乏术。
三、应重视分析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状况
回顾东欧剧变、苏联的解体的过程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前苏联在只有二十几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只有二百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在有了二千多万党员的时候，却丢掉了执政党的地位。”在此之前，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执政党共产党丧权的时候，党员人数与全国人数之比达到了六比一的比例，即每六个罗马尼亚人里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拥有如此高比例党员数量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竟然顷刻倒台，更值得深思。当时这些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好的，为什么失败了呢？苏联总理雷日克夫说，“苏联国旗降下之时，苏联共产党党员干部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那么“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就有问题了，他们中真正好的党员干部太少，比例太低，影响和改变不了“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整个党在普通群众眼中的形象。
以史鉴今，我们应重视分析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状况。在这所谓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好的程度是有差别，这种差别又是有比例的。有的人不计代价兢兢业业的为党和人民工作，有的人把工作和个人的利益挂钩，甚至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的人对关系群众利益的事漠不关心，对身边发生的腐败现象见怪不怪，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这几种人在这“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仅仅把不违法犯罪就视作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那么我们的标准是太低了，也太危险了。当年苏联正是自豪和陶醉于1900万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而在“温水煮青蛙”效应中陷入危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要有危机意识。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的深刻含义，我们更能体会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个习惯用语：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因此就高枕无忧，如果我们习惯乃至陶醉于这种事实，而不能客观地科学分析理解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程度与状况，就可能会陷入“温水煮青蛙”效应之中，即使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也要有危机意识。
一、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等于没有潜在危机
从前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看，前苏联政要分析总结导致苏共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苏共出现特权阶层和干部队伍的腐败导致苏联解体。1998年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副馆长萨哈罗夫展示了一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这些人的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的其他待遇却不能用货币可以衡量。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干着大大小小的腐败勾当，严重损害了苏共形象。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至60万，腐败和特权只能是这些少数人所为，显然无法否定1900万前苏联共产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毁灭性的。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其执政党共产党丧失权的时候，党员人数达到了6 比1的比例，即每六个罗马尼亚人里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拥有如此高比例党员数量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竟然顷刻倒台，更值得深思。罗马尼亚共产党有如此众多的党员，毋庸置疑，特权腐败分子相对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只能是极少数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只能是好的，否则社会物质财富是无法承受的。
分析前苏联共产党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不等于没有潜在危机。
二、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程度与状况是呈动态化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简单的讲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对一个执政党的存亡没有直接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判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不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主要是靠理想和信念吸引一个个要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入党，扩大党员队伍。处于革命地位的党手里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党在很多时候处于秘密和非法状态，党员干部有风险，甚至会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加入革命队伍之前每一个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严酷的斗争环境也在不断地陶冶和纯化党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愿意冒风险入党，愿意为党干一些事情，说明他不是为投机而来，至少不是完全功利的，而是认同党的事业和党的核心价值理念，想通过入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实际上是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也是革命党特有的“大浪淘沙”机制，通过外部严酷的环境保障了党员的质量。每个人都能很好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通过党员管理、党员教育提高党员质量也比较容易。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好的标准是很高的。
革命成功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活动环境和活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物资条件很困难，党员干部可占有、能支配的社会资源很少。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无论是党内还是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要求与期待很高，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也就是说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是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是很大。这也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操守和品德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扩大社会基础，与时俱进，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不仅容许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突出的物质文明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导致价值观功利化倾向愈来愈显著，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不可避免的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党内腐败现象泛滥漫延直接影响党员干部对理想与信念的态度。党内道德底线必然随着社会道德底线的滑落而降低。我们没法准确地判断那些党员能不能靠得住，没法分辨多少人是纯粹奔着权力和资源而来的。必然会有不少人动机不纯，在党内只是一味谋求个人升官发财，变为“落后型”、“衰颓型”、“腐化型”党员，这将给党员队伍的管理和教育带来极大的难题。大量动机不纯的人混进党员队伍、大量丧失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党员充斥党内，后果是越大越杂、越大越散、越大越弱。可以毫不讳言的说，今天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的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重要的是这种趋势能否扭转，特别是这种趋势能否进一步恶化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与腐败现象不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更显著，容易引起高度重视，党员干部质量的变化是缓慢的、不易觉察到的，危害性间接且隐性，也容易被忽视。当党受到外力强势挑战时才可能被发现，但是往往为时已晚，回天乏术。
三、应重视分析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状况
回顾东欧剧变、苏联的解体的过程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前苏联在只有二十几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只有二百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在有了二千多万党员的时候，却丢掉了执政党的地位。”在此之前，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执政党共产党丧权的时候，党员人数与全国人数之比达到了六比一的比例，即每六个罗马尼亚人里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拥有如此高比例党员数量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竟然顷刻倒台，更值得深思。当时这些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好的，为什么失败了呢？苏联总理雷日克夫说，“苏联国旗降下之时，苏联共产党党员干部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那么“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就有问题了，他们中真正好的党员干部太少，比例太低，影响和改变不了“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整个党在普通群众眼中的形象。
以史鉴今，我们应重视分析界定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的状况。在这所谓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好的程度是有差别，这种差别又是有比例的。有的人不计代价兢兢业业的为党和人民工作，有的人把工作和个人的利益挂钩，甚至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的人对关系群众利益的事漠不关心，对身边发生的腐败现象见怪不怪，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这几种人在这“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仅仅把不违法犯罪就视作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那么我们的标准是太低了，也太危险了。当年苏联正是自豪和陶醉于1900万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而在“温水煮青蛙”效应中陷入危机。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要有危机意识。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的深刻含义，我们更能体会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