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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是在宋诗及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无法绕开的一位诗人，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面向陈与义诗歌展开的研究层出不穷，为更好地了解这些研究的成就水平以及学术源流，本文将针对二十一世纪以前的陈与义诗歌研究成果作一个回顾与归纳，以备考略。
一
陈与义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曾获得“诗俊”之名，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搢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
在他逝世后，先是有他的表侄张嵲为他作墓志铭说“公诗体物寓兴，清遂超特，纡余宏肆，高举横历，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后有杨万里提出“诗宗已上少陵坛”，高度肯定了陈与义对杜甫的继承；而严羽更将陈与义与苏东坡、黄山谷、陈后山等大家并称；及至刘克庄与刘辰翁则分别提出“元祐后诗人迭起……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与“宋诗至简斋至矣”的评价。
进入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首次提出了“一祖三宗”的说法。这是在严羽“（简斋）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以及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基础上，将陈与义归入江西诗派并抬至三宗之一的地位。
清代所修《四库全书》对前人的评价进行了一个有所取舍的小结，并对这些评价有自己的观点：“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
在這段长达六百年的岁月里，各代学人对陈与义诗歌所进行的风格上的把握以及定位评价，毫无疑问地对后世陈与义诗歌研究有奠基之功；此外，该时段对于陈与义诗歌作品与生平经历的整理研究也不应被忽视。
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最早出现的陈与义诗集是周葵根据陈与义的家藏诗稿刻印的《陈去非诗集》，现今佚亡，葛胜仲作的序流传在《丹阳集》中。其后有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这是最早为简斋诗作注的一位，撰《简斋年谱》，为陈与义诗编年，考究了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对陈与义对于杜甫、苏轼、陈师道诗歌创作的继承有所研究。刘辰翁还有《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今存日本翻刻明代嘉靖年间朝鲜本，其中有对胡注的删减，也有增注。清《四库全书》以诗体分类收编了《简斋集》，所据的本子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所收作品涵盖《增广笺注简斋诗集》、《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以及元代的本子《陈简斋诗外集》，但不留注文。
这一时段对于陈与义诗的研究初具雏形，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与义诗歌的风格、陈与义诗歌创作的渊源、陈与义创作成就的定位、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着重地受到关注，对陈与义作品的整理、生平经历的研究也开始了；从研究体式来看，对陈与义诗的研究多散见于诗话作品、诗集序言之中，对陈与义诗进行研究的专著较少。
二
进入二十世纪，面向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针对宋诗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该时期的陈与义诗歌研究也多出现在这两类研究著作中。
1925年，庄心蔚的《宋诗研究》出版，书中专立一节介绍陈与义，其研究叙述不出前人藩篱，所载大多为前文所述的诗人、诗论家之评论，但明确地指出了“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拿江西宗派图变而创为一祖三宗之说”，且认为“其诗确是渊源豫章，自出奇变，故能卓然为一大家”；赞赏简斋的小诗以及七律，而稍抑其长篇。其后的1930年，胡云翼也出版一部《宋诗研究》，认为以陈与义为代表的南渡诗人一改江西派作风，以悲壮激越、深刻、苍老为诗风，能把深切感慨写入诗中，并批驳刘辰翁“拿与义来和苏黄陈作优劣的比较”，但没有深入探讨陈与义的诗歌创作渊源等问题。成书于1932年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走的路，究竟和黄陈走的一样一同是学杜的尖新骨突处。所以方回把他列为江西派三宗之列是不错的。”刘大杰在1939年到1934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关注到了陈与义对山谷、后山、东坡、杜陵、陶渊明、韦应物等前贤的作品的博观约取，善于变化，认为简斋在忌俗与用事上取江西派长处，又去抄书的流弊，又能“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杜甫的诗歌精神。学杜决不是专讲技巧，而是具有创作精神的一面”、“诗音调宏亮，风格浑厚”，因而将陈与义定位为江西诗派的改革者。最值得关注的是初版于1939年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他提出了陈与义“取法乎上，直探杜甫，固不屑江西门里讨生活也。”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进入该时期以来第一个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诗派而论的观点。同时，钱基博认为简斋七言不如五言，古体胜于律体。对于张嵲“上下陶谢韦柳之间”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继承，认为“谢灵运滞闷而陈与义遒健，固为拟非其类，然陶韦柳，则体气相为出入，其论亦非无见。宋史本传采之，而四库提要必一笔抹倒，谓‘殊为不类’，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大多围绕前一时期学人留下的评论观点展开，继而提出或批驳或附和的观点，也有较为客观的批判继承，没有进一步对陈与义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研究或出现有针对性、成体系的专著，研究的内容大致也不出前人藩篱。此时期的研究能算作及前人所未及的，或当属分诗体裁而论陈与义诗成就，陈与义更善于“写短”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不是孤例；而钱基博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派而论的观点也树立起一面旗帜。
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下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的先声。
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与义诗歌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8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其中选注了陈与义诗十首，并附有一段简短而精深的论述，指出陈与义前期多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南渡后能将杜甫看作患难知心的伴侣，学习杜甫雄阔慷慨的风格境界，能注意到黄、陈所忽略的杜甫诗的音调宏亮沉着；他明确地说在诗人生前身后并没有人将他归作江西派，直到方回的论定才有此说法。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与稍后的1963年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较大影响的两部文学史，其中对于陈与义的论述带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1975年对于陈与义作品的研究整理、生平经历的研究有所进展，郑骞《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附《陈简斋年谱》）在台湾出版，其书作为一部全集还尤用力于对陈与义诗的校注。 进入新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面貌一新。傅璇琮在1962年编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最终在1978年才出版，这份资料汇编采取传统的看法，将陈与义归作江西一派进行研究，辑录了陈与义的生平事迹、作品评价、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等资料。1982年，白敦仁出版了一册小书《陈简斋年谱》，详尽研究了陈与义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情况，并在书中序言分析了陈与义诗歌创作受到的影响、诗人自己的诗论以及具体的诗歌艺术风格，得出了“与义诗能在苏、黄、陈诸大家影响之外自开户牗，发展自己独创的诗歌风格”的结论，这一观点继承了钱基博、钱钟书的一派，也对后来的学者有相当的影响，逐渐成为主流。同年，由吴书荫、金德厚点校的《陈与义集》出版，这是一部较为完善的选本。上述这些整理研究的进展对于该时期陈与义研究的繁荣有发轫之功。1985年，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出版，此书针对当时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诗派而论的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个衡量当时诗人是否属于江西诗派主要标准，并认为山谷、后山与简斋在诗歌内容上的差别只是江西派诗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他们对简斋的影响始终体现在简斋诗中，陈与义的成就无愧与江西派三宗之一的地位；此书对陈与义诗歌对于杜甫及对于陶韦柳的继承有细致的论述分析；明确雄浑与平淡是陈与义诗两种风格，并以雄浑为陈与义诗歌主要风格；还较早地对陈与义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主题投以了关注。1990年，白敦仁的《陈与义集校笺》出版，直到今天此书也仍被看作最好的注本，考索之功极其深厚，对胡注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补充与修正；前言是作者对于陈与义生平、诗歌风格、陈与义不应属于江西派、前人对陈与义的研究等问题的研究的叙述，书末附有志传、制诏酬赠哀祭、各本集子的序跋、诸家著录与题识、集评，陈与义的生平与交游、历代对于陈与义的评价研究情况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十分有利于研究者知人论世、掌握前人的研究情况。其研究之精深、广泛与系统使此书可以称得上是陈与义研究的一个小高峰。
专门研究陈与义诗歌的论文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1982年发表的游任逵的《论陈简斋的诗》与陈祥耀的《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是笔者所能找到的国内最早的针对陈与义诗歌的研究性论文，前者是此时期国内首次针对“简斋体”概念进行研究的文章，将“简斋体”定义为南渡以前“不肆不强”、具有宋诗风貌、又不同于苏诗之畅达、黄诗之诘屈的诗歌；后者对陈与义属江西诗派的说法持反对意见，另外还指出简斋分别在诗法与语言风格上学习杜甫与柳宗元，并认为简斋七律成就最高，五古影响最大。此后一直到1999年，面向陈与义诗歌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论文数量在23篇之上。这一系列的论文对陈与义诗歌的风格、陈与义诗歌创作的渊源、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贡献，也在其他方面有所开拓。1990年丁国祥《“亦江西之派而小异”——陈与义及南宋初年诗歌嬗变管窥》一文提出将陈与义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改长时间以来直接根据南渡划分前后期的研究面貌。1992年有吴淑钿《论陈与义诗歌的主要风格》对简斋诗风格提出異乎莫砺锋的观点，认为简斋诗以闲淡为主要风格而间出雄浑壮丽。1993年，吴淑钿的专著《陈与义诗歌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艾浩的记号学和雅克慎的对等原理出发解释江西诗派诗法，将江西诗派乃至宋诗集大成者的桂冠戴在了简斋头上。1993年，白敦仁继续发表了《论陈简斋学杜》，专门论述简斋对少陵的学习不为“苏之肆亦不为黄之强”，分析了成因，并对简斋学杜在七律、五律上取得的成就及其与杜的不同之处有较精到的见解。1994年何德乾的《简论“陈简斋体”的基本特点》与杨玉华的《“简斋体”论略》进一步针对“简斋体”进行特点上的研究。同年，邓红梅《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从诗歌内容风格等角度分析陈与义为逸出江西诗派第一人。在1994年还有从心理分析角度出发的陈与义诗歌研究的面世，吴中胜发表了《陈与义南渡期内在心理探析》，1995年，他继续发表了《陈与义心态探微》与《陈与义与陶（渊明）、杜（甫）心态比较论》。1995年杨玉华发表《试论简斋诗对前人的继承》，专文探究陈与义学黄庭坚陈师道、学杜甫、学陶谢韦柳的情况，指出陈与义在不同时段受几种风格影响的程度有不同。1996年，吴忠胜《战乱年间的陈与义的几个问题》明确将简斋南渡以后的诗歌再细化划分为南渡前期即战乱期与南渡后期。1998年艾思同《试论“陈简斋体”》重新将“简斋体”定义为靖康以后思想内容慷慨激越、结构意象阔大宏丽、词气雄浑、律句流丽的诗歌。
在这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期间虽曾受时代性的政治因素影响而经历曲折，但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高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从陈与义生平与作品的整理到其诗歌风格、从其人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到其诗对杜甫及陶谢韦柳学习继承的诗学渊源、从他的诗歌创作分期到其心态变化，各种观点或分峙，或同中有异，或彼此补充，呈现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研究内容的开拓、新理论的运用、新观点的提出以及观点的自由碰撞令人可喜。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陈与义诗歌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的。
一
陈与义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曾获得“诗俊”之名，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搢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
在他逝世后，先是有他的表侄张嵲为他作墓志铭说“公诗体物寓兴，清遂超特，纡余宏肆，高举横历，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后有杨万里提出“诗宗已上少陵坛”，高度肯定了陈与义对杜甫的继承；而严羽更将陈与义与苏东坡、黄山谷、陈后山等大家并称；及至刘克庄与刘辰翁则分别提出“元祐后诗人迭起……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与“宋诗至简斋至矣”的评价。
进入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首次提出了“一祖三宗”的说法。这是在严羽“（简斋）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以及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基础上，将陈与义归入江西诗派并抬至三宗之一的地位。
清代所修《四库全书》对前人的评价进行了一个有所取舍的小结，并对这些评价有自己的观点：“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
在這段长达六百年的岁月里，各代学人对陈与义诗歌所进行的风格上的把握以及定位评价，毫无疑问地对后世陈与义诗歌研究有奠基之功；此外，该时段对于陈与义诗歌作品与生平经历的整理研究也不应被忽视。
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最早出现的陈与义诗集是周葵根据陈与义的家藏诗稿刻印的《陈去非诗集》，现今佚亡，葛胜仲作的序流传在《丹阳集》中。其后有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这是最早为简斋诗作注的一位，撰《简斋年谱》，为陈与义诗编年，考究了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对陈与义对于杜甫、苏轼、陈师道诗歌创作的继承有所研究。刘辰翁还有《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今存日本翻刻明代嘉靖年间朝鲜本，其中有对胡注的删减，也有增注。清《四库全书》以诗体分类收编了《简斋集》，所据的本子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所收作品涵盖《增广笺注简斋诗集》、《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以及元代的本子《陈简斋诗外集》，但不留注文。
这一时段对于陈与义诗的研究初具雏形，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与义诗歌的风格、陈与义诗歌创作的渊源、陈与义创作成就的定位、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着重地受到关注，对陈与义作品的整理、生平经历的研究也开始了；从研究体式来看，对陈与义诗的研究多散见于诗话作品、诗集序言之中，对陈与义诗进行研究的专著较少。
二
进入二十世纪，面向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针对宋诗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该时期的陈与义诗歌研究也多出现在这两类研究著作中。
1925年，庄心蔚的《宋诗研究》出版，书中专立一节介绍陈与义，其研究叙述不出前人藩篱，所载大多为前文所述的诗人、诗论家之评论，但明确地指出了“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拿江西宗派图变而创为一祖三宗之说”，且认为“其诗确是渊源豫章，自出奇变，故能卓然为一大家”；赞赏简斋的小诗以及七律，而稍抑其长篇。其后的1930年，胡云翼也出版一部《宋诗研究》，认为以陈与义为代表的南渡诗人一改江西派作风，以悲壮激越、深刻、苍老为诗风，能把深切感慨写入诗中，并批驳刘辰翁“拿与义来和苏黄陈作优劣的比较”，但没有深入探讨陈与义的诗歌创作渊源等问题。成书于1932年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走的路，究竟和黄陈走的一样一同是学杜的尖新骨突处。所以方回把他列为江西派三宗之列是不错的。”刘大杰在1939年到1934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关注到了陈与义对山谷、后山、东坡、杜陵、陶渊明、韦应物等前贤的作品的博观约取，善于变化，认为简斋在忌俗与用事上取江西派长处，又去抄书的流弊，又能“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杜甫的诗歌精神。学杜决不是专讲技巧，而是具有创作精神的一面”、“诗音调宏亮，风格浑厚”，因而将陈与义定位为江西诗派的改革者。最值得关注的是初版于1939年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他提出了陈与义“取法乎上，直探杜甫，固不屑江西门里讨生活也。”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进入该时期以来第一个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诗派而论的观点。同时，钱基博认为简斋七言不如五言，古体胜于律体。对于张嵲“上下陶谢韦柳之间”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继承，认为“谢灵运滞闷而陈与义遒健，固为拟非其类，然陶韦柳，则体气相为出入，其论亦非无见。宋史本传采之，而四库提要必一笔抹倒，谓‘殊为不类’，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大多围绕前一时期学人留下的评论观点展开，继而提出或批驳或附和的观点，也有较为客观的批判继承，没有进一步对陈与义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研究或出现有针对性、成体系的专著，研究的内容大致也不出前人藩篱。此时期的研究能算作及前人所未及的，或当属分诗体裁而论陈与义诗成就，陈与义更善于“写短”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不是孤例；而钱基博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派而论的观点也树立起一面旗帜。
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下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的先声。
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与义诗歌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8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其中选注了陈与义诗十首，并附有一段简短而精深的论述，指出陈与义前期多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南渡后能将杜甫看作患难知心的伴侣，学习杜甫雄阔慷慨的风格境界，能注意到黄、陈所忽略的杜甫诗的音调宏亮沉着；他明确地说在诗人生前身后并没有人将他归作江西派，直到方回的论定才有此说法。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与稍后的1963年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较大影响的两部文学史，其中对于陈与义的论述带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1975年对于陈与义作品的研究整理、生平经历的研究有所进展，郑骞《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附《陈简斋年谱》）在台湾出版，其书作为一部全集还尤用力于对陈与义诗的校注。 进入新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面貌一新。傅璇琮在1962年编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最终在1978年才出版，这份资料汇编采取传统的看法，将陈与义归作江西一派进行研究，辑录了陈与义的生平事迹、作品评价、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等资料。1982年，白敦仁出版了一册小书《陈简斋年谱》，详尽研究了陈与义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情况，并在书中序言分析了陈与义诗歌创作受到的影响、诗人自己的诗论以及具体的诗歌艺术风格，得出了“与义诗能在苏、黄、陈诸大家影响之外自开户牗，发展自己独创的诗歌风格”的结论，这一观点继承了钱基博、钱钟书的一派，也对后来的学者有相当的影响，逐渐成为主流。同年，由吴书荫、金德厚点校的《陈与义集》出版，这是一部较为完善的选本。上述这些整理研究的进展对于该时期陈与义研究的繁荣有发轫之功。1985年，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出版，此书针对当时将陈与义独立于江西诗派而论的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个衡量当时诗人是否属于江西诗派主要标准，并认为山谷、后山与简斋在诗歌内容上的差别只是江西派诗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他们对简斋的影响始终体现在简斋诗中，陈与义的成就无愧与江西派三宗之一的地位；此书对陈与义诗歌对于杜甫及对于陶韦柳的继承有细致的论述分析；明确雄浑与平淡是陈与义诗两种风格，并以雄浑为陈与义诗歌主要风格；还较早地对陈与义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主题投以了关注。1990年，白敦仁的《陈与义集校笺》出版，直到今天此书也仍被看作最好的注本，考索之功极其深厚，对胡注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补充与修正；前言是作者对于陈与义生平、诗歌风格、陈与义不应属于江西派、前人对陈与义的研究等问题的研究的叙述，书末附有志传、制诏酬赠哀祭、各本集子的序跋、诸家著录与题识、集评，陈与义的生平与交游、历代对于陈与义的评价研究情况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十分有利于研究者知人论世、掌握前人的研究情况。其研究之精深、广泛与系统使此书可以称得上是陈与义研究的一个小高峰。
专门研究陈与义诗歌的论文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1982年发表的游任逵的《论陈简斋的诗》与陈祥耀的《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是笔者所能找到的国内最早的针对陈与义诗歌的研究性论文，前者是此时期国内首次针对“简斋体”概念进行研究的文章，将“简斋体”定义为南渡以前“不肆不强”、具有宋诗风貌、又不同于苏诗之畅达、黄诗之诘屈的诗歌；后者对陈与义属江西诗派的说法持反对意见，另外还指出简斋分别在诗法与语言风格上学习杜甫与柳宗元，并认为简斋七律成就最高，五古影响最大。此后一直到1999年，面向陈与义诗歌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论文数量在23篇之上。这一系列的论文对陈与义诗歌的风格、陈与义诗歌创作的渊源、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贡献，也在其他方面有所开拓。1990年丁国祥《“亦江西之派而小异”——陈与义及南宋初年诗歌嬗变管窥》一文提出将陈与义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改长时间以来直接根据南渡划分前后期的研究面貌。1992年有吴淑钿《论陈与义诗歌的主要风格》对简斋诗风格提出異乎莫砺锋的观点，认为简斋诗以闲淡为主要风格而间出雄浑壮丽。1993年，吴淑钿的专著《陈与义诗歌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艾浩的记号学和雅克慎的对等原理出发解释江西诗派诗法，将江西诗派乃至宋诗集大成者的桂冠戴在了简斋头上。1993年，白敦仁继续发表了《论陈简斋学杜》，专门论述简斋对少陵的学习不为“苏之肆亦不为黄之强”，分析了成因，并对简斋学杜在七律、五律上取得的成就及其与杜的不同之处有较精到的见解。1994年何德乾的《简论“陈简斋体”的基本特点》与杨玉华的《“简斋体”论略》进一步针对“简斋体”进行特点上的研究。同年，邓红梅《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从诗歌内容风格等角度分析陈与义为逸出江西诗派第一人。在1994年还有从心理分析角度出发的陈与义诗歌研究的面世，吴中胜发表了《陈与义南渡期内在心理探析》，1995年，他继续发表了《陈与义心态探微》与《陈与义与陶（渊明）、杜（甫）心态比较论》。1995年杨玉华发表《试论简斋诗对前人的继承》，专文探究陈与义学黄庭坚陈师道、学杜甫、学陶谢韦柳的情况，指出陈与义在不同时段受几种风格影响的程度有不同。1996年，吴忠胜《战乱年间的陈与义的几个问题》明确将简斋南渡以后的诗歌再细化划分为南渡前期即战乱期与南渡后期。1998年艾思同《试论“陈简斋体”》重新将“简斋体”定义为靖康以后思想内容慷慨激越、结构意象阔大宏丽、词气雄浑、律句流丽的诗歌。
在这一时期，陈与义诗歌研究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期间虽曾受时代性的政治因素影响而经历曲折，但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高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从陈与义生平与作品的整理到其诗歌风格、从其人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到其诗对杜甫及陶谢韦柳学习继承的诗学渊源、从他的诗歌创作分期到其心态变化，各种观点或分峙，或同中有异，或彼此补充，呈现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研究内容的开拓、新理论的运用、新观点的提出以及观点的自由碰撞令人可喜。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陈与义诗歌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