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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危机”和“债务违约”危机,可以被看成是爆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金融危机是一种病,而且是恶疾,这种病是否有救?如果能救,能否迅速痊愈,取决于对它的诊断是否准确,或是否深入,然后对症下药。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伤害,比欧美国家小,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伤害,比其他亚洲国家小。
这需要一个解释。
解释就是诊断。
在中国学者里,对美国金融危机较具有独创性的诊断,来自秦晖。
他把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进行了对比: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因而也与文明有关。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
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泽东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综合上述,“过度”,是西方文明逻各斯基因的缺陷;而“适度”,是华夏文明道基因的优点。因此,2008年震中在美国的过度消费诱发的金融危机大地震,在华夏文化圈烈度较轻,就不难理解。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由于“道”的规定性是适度,而非过度;是“融他”,甚至“胜他”(遇刚更刚,遇柔更柔),而非排他,因此,“道”的最高境界,是对任何异己,只说“是”,不说“不”。要说这个自信,那个自信,这是华夏文明最大的自信。
说“是”,不说“不”,体现在“道”的结构功能上,就是“融合”,或“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任何看似互相矛盾、相互冲突的事物(阴与阳),让其相互渗透,在不丧失自身规定的前提下,与之融合成新的更强大更优秀的事物(太极)。而且每整合一次,以道为基因的文明体,就扩展一次。“道”之体的容量,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细至粒子,巨括环宇。
道作为华夏文明轴心,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先是外化成百家学说,秦汉之际,开始整合。秦始皇奉行法家,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了“天下”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只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次整合。
第二次整合,在西汉帝国,主要政治思想家董仲舒推动了法家、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互融合,提出“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从精神上整合了文化认同,百家学说融合为“华夏文明”。
第三次整合,高峰在盛唐。佛教起源于印度,两汉之际慢慢传到华夏,南北朝时得到弘扬,唐朝开始消化、吸收并传播(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经过这次吸纳与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 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的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1840年鸦片战争后,道基因遇到了西方文明逻各斯基因强有力挑战,道基因首先吞下,或者说吸纳了逻各斯基因最刚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融他”(师夷长技),然后“胜他”(以制夷),因为当时这个主义被认为是对西方文明的自我否定,同化了它,对于西方文明就可以不战而胜,也因为这个缘故,才曾经有十年赶英超美的空想。
这是道基因对异体文明的第四次整合的第一步,这一步不太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东西方文明的演化道路不同,西方文明始于分化与展开,过度后,需要整合,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华夏乃至整个东方文明则始于同化与聚合,过度后,需要分化与展开,吸纳马克思主义反而阻碍了这个过程。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是第四次整合的第二步,这次整合保留了第一步的积极成果,比如从重农到重工,更重要的是,融合了原生态西方文明对个体的珍重。如果这次整合能够成功,作为东方文明轴心国家的中国,将成为世界文明的轴心国家之一。
“不”字当头,这也不搞,那也不准,不是自信,而是自卑,是对华夏文明道基因的背叛,很不可取,这种态度,迟早成为道基因的排泄物。
作者为政治哲学学者
这需要一个解释。
对金融危机的诊断
解释就是诊断。
在中国学者里,对美国金融危机较具有独创性的诊断,来自秦晖。
他把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进行了对比: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东西方文明的基因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因而也与文明有关。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
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泽东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综合上述,“过度”,是西方文明逻各斯基因的缺陷;而“适度”,是华夏文明道基因的优点。因此,2008年震中在美国的过度消费诱发的金融危机大地震,在华夏文化圈烈度较轻,就不难理解。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华夏文明基因擅长“融他”
由于“道”的规定性是适度,而非过度;是“融他”,甚至“胜他”(遇刚更刚,遇柔更柔),而非排他,因此,“道”的最高境界,是对任何异己,只说“是”,不说“不”。要说这个自信,那个自信,这是华夏文明最大的自信。
说“是”,不说“不”,体现在“道”的结构功能上,就是“融合”,或“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任何看似互相矛盾、相互冲突的事物(阴与阳),让其相互渗透,在不丧失自身规定的前提下,与之融合成新的更强大更优秀的事物(太极)。而且每整合一次,以道为基因的文明体,就扩展一次。“道”之体的容量,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细至粒子,巨括环宇。
道作为华夏文明轴心,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先是外化成百家学说,秦汉之际,开始整合。秦始皇奉行法家,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了“天下”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只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次整合。
第二次整合,在西汉帝国,主要政治思想家董仲舒推动了法家、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互融合,提出“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从精神上整合了文化认同,百家学说融合为“华夏文明”。
第三次整合,高峰在盛唐。佛教起源于印度,两汉之际慢慢传到华夏,南北朝时得到弘扬,唐朝开始消化、吸收并传播(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经过这次吸纳与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 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的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1840年鸦片战争后,道基因遇到了西方文明逻各斯基因强有力挑战,道基因首先吞下,或者说吸纳了逻各斯基因最刚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融他”(师夷长技),然后“胜他”(以制夷),因为当时这个主义被认为是对西方文明的自我否定,同化了它,对于西方文明就可以不战而胜,也因为这个缘故,才曾经有十年赶英超美的空想。
这是道基因对异体文明的第四次整合的第一步,这一步不太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东西方文明的演化道路不同,西方文明始于分化与展开,过度后,需要整合,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华夏乃至整个东方文明则始于同化与聚合,过度后,需要分化与展开,吸纳马克思主义反而阻碍了这个过程。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是第四次整合的第二步,这次整合保留了第一步的积极成果,比如从重农到重工,更重要的是,融合了原生态西方文明对个体的珍重。如果这次整合能够成功,作为东方文明轴心国家的中国,将成为世界文明的轴心国家之一。
“不”字当头,这也不搞,那也不准,不是自信,而是自卑,是对华夏文明道基因的背叛,很不可取,这种态度,迟早成为道基因的排泄物。
作者为政治哲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