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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河南省正处于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关键时期。建设中原经济区，离不开廉洁自律的道德根基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我们要坚持以古为鉴、古为今用，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价值，并彰显时代特色，增强廉政文化的历史纵深感、道德感召力和实践引导力，推动廉荣贪耻的价值认同，引领讲道德、重法治、树正气的社会风尚。
一、传承民本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民本思想是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从“仁爱惠民”到“制民恒产”；从“君以民为本”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兼爱非攻，强本节用”到“与民休息，宽以民力”；从“民为邦本，勤恤为先”到内乡县衙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民本思想始终不绝青史。在政治实践层面，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出现都与民本思想的支撑有关，历代明君和清官的人格特征也离不开民本思想的孕育。
民为邦本、重民贵民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在真诚服务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
二、注重官德培育，切实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中国古代一直注重“为政以德”，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德体系，大体包含忠、善、公、慎、廉等。如：《尚书》提出公职人员应遵守“九德”。唐太宗李世民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正直”作为官德的主要内容，并按德行将好官分为“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刚正不阿的直臣”。著名《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说的都是为官者要有令人敬佩的道德表现。可贵的是，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以不贪为宝的子罕、悬鱼拒贿的羊续、暮夜拒馈金的杨震、官居丞相身居陋室的魏征、笑比黄河清的包拯、刚直不阿的海瑞、“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龙等一批为政清廉的典范。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官德嘉行，铢积寸累。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和示范效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和带动他人。自己身正行端，才能有威有严。领导干部应有严格的自律意识，努力做到常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道理以明心、解民忧以安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为群众作表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常修为政之德，树立起对人民负责的形象、推动工作的形象和清正廉洁的形象，永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三、汲取制度精华，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理念升华。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监察制度。夏商周三代时，我国开始实行言谏监察制度，地方机构中设有监察官吏，即“方伯”。秦汉时期建立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代表的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机构，标志着古代监察制度的确立。唐宋中央体制中最有特色的是御史和谏官职能交叉，合称“台谏”，形成了强大的监察合力，不但对监察官员的违法乱纪，而且也对皇帝的权力产生制约。明朝正式设置了都察院。清朝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专司纠察之事。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建设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最关键的是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民主法制、规范权力运行。要以先进的制度文化为指引，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四、坚持德法并举，推进廉政法治建设
我国古代社会坚持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相结合，依据法规对官员行为进行规范惩处。自夏代起就有关于惩治贪官的立法，《夏书》指出“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周朝的《吕刑》中有“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秦朝实施严刑重法，《秦简》规定“私贷公钱，与盗同法”“通一钱，黥为城旦”等。汉朝法律规定“藏值十金，则重罪”，即“以十金作为标准，官吏贪污数额在十金以上者必须处死”。唐朝的《唐律》规定了“六赃”，即“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明代强调重典治吏，《大明律》《大诰》对官吏贪赃枉法犯罪量刑严厉。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推进廉政法治建设是建设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要建立完善廉政法律规范，及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制度上升为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行政法律体系、制约腐败的经济法律体系和惩治腐败的刑法体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进一步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揭露和查处力度，对腐化堕落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迁就。
五、光大优秀社会文化，倡导清正廉洁的社会风尚
在传统廉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优秀社会廉政文化构成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独特内容。民谣“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阿房阿房，亡始皇”喊出了百姓对夏桀、秦始皇等暴君的深恶痛绝。“厥德仁明郭乔卿，中正朝廷上下平”（东汉郭贺）、“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东晋祖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宋朝范仲淹）、“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宋朝包拯）等表达了人民对清官廉吏的爱戴和歌颂。“可恨严介溪，做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明朝严嵩）等反映群众对贪官污吏的批判和痛恨。《窦娥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文学作品也揭示同样的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
观之人文以化成天下。廉政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所认同、所践行，形成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社会环境。要辩证地对待传统廉政文化，扬其精华，摒其糟粕，在历史传承中高扬新的时代精神。一要弘扬立足我国国情的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社会文化，以不断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二要构筑反腐倡廉的社会公众思想体系，以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以营造清正廉洁的社会氛围为指向，使廉洁意识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外化为社会公众倡导廉洁的自觉实践，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三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廉洁文化，最大限度地挤压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使腐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使腐败亚文化无处藏身，从而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形成清正廉洁的中原政治生态。
【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廉政文化与法治建设研究”（2011B8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河南省纪委副书记）
一、传承民本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民本思想是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从“仁爱惠民”到“制民恒产”；从“君以民为本”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兼爱非攻，强本节用”到“与民休息，宽以民力”；从“民为邦本，勤恤为先”到内乡县衙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民本思想始终不绝青史。在政治实践层面，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出现都与民本思想的支撑有关，历代明君和清官的人格特征也离不开民本思想的孕育。
民为邦本、重民贵民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在真诚服务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
二、注重官德培育，切实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中国古代一直注重“为政以德”，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德体系，大体包含忠、善、公、慎、廉等。如：《尚书》提出公职人员应遵守“九德”。唐太宗李世民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正直”作为官德的主要内容，并按德行将好官分为“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刚正不阿的直臣”。著名《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说的都是为官者要有令人敬佩的道德表现。可贵的是，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以不贪为宝的子罕、悬鱼拒贿的羊续、暮夜拒馈金的杨震、官居丞相身居陋室的魏征、笑比黄河清的包拯、刚直不阿的海瑞、“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龙等一批为政清廉的典范。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官德嘉行，铢积寸累。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和示范效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和带动他人。自己身正行端，才能有威有严。领导干部应有严格的自律意识，努力做到常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道理以明心、解民忧以安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为群众作表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常修为政之德，树立起对人民负责的形象、推动工作的形象和清正廉洁的形象，永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三、汲取制度精华，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理念升华。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监察制度。夏商周三代时，我国开始实行言谏监察制度，地方机构中设有监察官吏，即“方伯”。秦汉时期建立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代表的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机构，标志着古代监察制度的确立。唐宋中央体制中最有特色的是御史和谏官职能交叉，合称“台谏”，形成了强大的监察合力，不但对监察官员的违法乱纪，而且也对皇帝的权力产生制约。明朝正式设置了都察院。清朝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专司纠察之事。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建设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最关键的是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民主法制、规范权力运行。要以先进的制度文化为指引，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四、坚持德法并举，推进廉政法治建设
我国古代社会坚持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相结合，依据法规对官员行为进行规范惩处。自夏代起就有关于惩治贪官的立法，《夏书》指出“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周朝的《吕刑》中有“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秦朝实施严刑重法，《秦简》规定“私贷公钱，与盗同法”“通一钱，黥为城旦”等。汉朝法律规定“藏值十金，则重罪”，即“以十金作为标准，官吏贪污数额在十金以上者必须处死”。唐朝的《唐律》规定了“六赃”，即“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明代强调重典治吏，《大明律》《大诰》对官吏贪赃枉法犯罪量刑严厉。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推进廉政法治建设是建设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要建立完善廉政法律规范，及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制度上升为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行政法律体系、制约腐败的经济法律体系和惩治腐败的刑法体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进一步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揭露和查处力度，对腐化堕落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迁就。
五、光大优秀社会文化，倡导清正廉洁的社会风尚
在传统廉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优秀社会廉政文化构成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独特内容。民谣“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阿房阿房，亡始皇”喊出了百姓对夏桀、秦始皇等暴君的深恶痛绝。“厥德仁明郭乔卿，中正朝廷上下平”（东汉郭贺）、“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东晋祖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宋朝范仲淹）、“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宋朝包拯）等表达了人民对清官廉吏的爱戴和歌颂。“可恨严介溪，做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明朝严嵩）等反映群众对贪官污吏的批判和痛恨。《窦娥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文学作品也揭示同样的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
观之人文以化成天下。廉政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所认同、所践行，形成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社会环境。要辩证地对待传统廉政文化，扬其精华，摒其糟粕，在历史传承中高扬新的时代精神。一要弘扬立足我国国情的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社会文化，以不断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二要构筑反腐倡廉的社会公众思想体系，以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以营造清正廉洁的社会氛围为指向，使廉洁意识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外化为社会公众倡导廉洁的自觉实践，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三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廉洁文化，最大限度地挤压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使腐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使腐败亚文化无处藏身，从而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形成清正廉洁的中原政治生态。
【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廉政文化与法治建设研究”（2011B8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河南省纪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