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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生态主义视域下里下河作家的乡村叙事研究（2016SJD750014）”阶段性成果。
摘 要：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的主体内容是日常生活、常态人生，故而所写人性人情、乡风民俗均是常态的、健康的、本色的、自然的，集中表现为人性之真、人情之善、世风之淳。
关键词：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人性；人情；世风
作者简介：柳应明（1969-），男，汉族，江苏东台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中国叙事文学历来有“猎奇”之传统，在唐代直接称为“传奇”，明清时转向通俗娱情，但仍多帝王将相、英雄侠义、才子佳人之题材。“五四”以后方转向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任迫使作家们偏向于选择重大或深刻的题材。虽然各种文学思潮此消彼长，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仍属于边缘化的题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才使这类题材获得广泛的社会共鸣。学者们也认识到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性：“个体的日常生活是个体通向社会外界的通道，个体的命运常常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因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接近常态的人生，更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1]
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的主体内容就是日常生活、常态人生，故而所写人性人情、乡风民俗均是常态的、健康的、本色的、自然的，殊少畸形的、超凡的。在人物塑造上，有论者认为：“‘水’的温润也使得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温情与暖意，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2]本文即探讨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真、人情之善、世风之淳。
一、人性之真
人性是指人的本性。中国古人关于人性的思想较为丰富复杂，如孔子的“性相近”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杨雄的善恶相混论，等等，千百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理想的人性是人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后才能达到的应然状态。自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就一直苦苦追求着自身的健全与完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着力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里下河作家也是如此。但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除汪曾祺、曹文轩等少数作家刻意追求人性美的理想国外，大多数作家还是按照生活之本然面貌，书写人性之本真，不溢美，不隐恶，无论善恶，都是各人本性之流露；不追求畸形的人物，奇特的情节，而是书写俗世之人生常态。
不妨比较一下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与刘仁前的《香河》中的两个爱情故事。《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两情相悦，但巧云不幸被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奸。而十一子却对巧云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香河》中的柳春雨与王小琴也是青梅竹马，且王小琴的“第一次”给了柳春雨。后来王小琴被同村的陆根水强奸，柳对王的感情就有了些微的变化：“柳春雨忽然感到琴丫头不再是他的人了，他跟琴丫头之间隔着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而王小琴也“晓得，自己不配再得到春雨哥的爱了。”两人最终分手了！可以看出，汪曾祺写的是理想的爱情，刘仁前写的是现实的爱情；前者讴歌了理想的人性，后者还原了本真的人性。因为是理想，所以《大淖记事》的叙事背景显得朦胧，看不出具体的时代。相比之下，《香河》的叙事背景就清晰多了，是20世纪70-80年代，时代的风气使得柳春雨本能的作出了反应，没有勇气娶一个失过身的女人。假如柳春雨也像十一子一样，始终钟情于王小琴，非她不娶，就与时代风俗不相谐了，会令人感到人性之伪。
毕飞宇的小说长于刻画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但他的长篇《平原》则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人孔素贞，没有资格参加村里举行的领袖逝世追悼会，便在开追悼会的当天晚上，“孔素贞找到了王世国，她要做佛事。……就在船上，他们摆开了水陆道场。……他们没有木鱼，没有磬，但他们是有创造性的，最关键的是，一颗心虔诚了。……他们跪在船舱里，面对着天上的北斗星，磕头，烧纸，焚香。……一个个的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来。”这不是做给谁看的，不需要任何伪饰，这是普通老百姓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崇敬感恩之情！
当然，里下河作家也写人性之惡。这“恶”集中在一个形象系列上，即村支书形象，如《玉米》中王连方、《香河》中的香元、《情窦开》中的刘步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利用职务之便强占（有的是女人为私利自愿投怀送抱）他人妻女。但他们又不是一恶到底，人性的善始终没有泯灭。他们的“恶”只是好色，几乎没有其它劣迹，如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相反，他们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有的在关键时刻还能维护村民的利益。王连方被撤职后学做油漆匠，自食其力。香元在村民搬迁问题上不唯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维护了村民利益，却被停职检查，但得到村民的拥戴。
姜广平曾说刘仁前的《香河》中“坏人并没有坏得见心见骨，好人也存在着一定的狡猾与促狭。”[3] 我以为，这样的评论其实可以用到大多数里下河作家的作品上。
二、人情之善
人情是指人的基本情感。《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按照萧放的说法，七情源于人的本性，如果将这种基本情感作为理解他人的基础，那就是同情。这种悲喜与共的同情要让他人感知，就需要有一定的载体来实现情感的传递，包括语言、行为、物品等，由此，人情演变为人们之间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期待，是人的情感流动，也是群体成员的互惠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互惠一旦成为文化习惯，人情也就成为情分、情谊、情面、交情的专有名词。“它既指行为，也指具体物件，更是一种观念。它与情感、关系、荣誉、礼仪与利益等有着紧密的联系。”[4]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5] 如果说人性侧重于指个人的品性，那么人情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与他人的相处之道。
中国人自古注重礼仪，与人相处追求平等互惠，有一种向善的本能，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民谚也说：“人情到处放，遇难好收账”。里下河作家在乡村叙事中都写到过这种情景。
汪曾祺的《受戒》描写庵赵庄农忙时节大家互相帮助换工的景象：“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人们没有什么功利主义，而是互相帮助，在情感交流上十分亲密。正如有论者说的：“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 [6]
罗望子的《我们这些苏北人》是一篇有着“还乡情节”的自叙传小说。小说持童年视角，把亲情、爱情、友情交织糅合在广袤的乡村原野上，带着读者进行了一次情意绵绵的还乡漫游。关于这篇小说的主旨，作家曾说：“《我们这些苏北人》可以说是我童年到青年的再现。这部半自传体小说，写的是我的父辈兄弟之间的纠葛，有爱无恨，有情无仇。……一个人的根常常与他的目标紧密相连，因而长久以来，不管我如何折腾，如何成败，挥不去的总是我的出生地，我的那些亲人们。”[7]
鲁敏的短篇《离歌》在对东坝地区丧葬习俗的详尽叙写中，重点塑造了一位心善手巧的老人——三爷——的形象。他会扎各种陪葬的纸人纸马纸宅纸车，熟悉丧葬的一切习俗，并为东坝的每一位死者操持丧葬事务，一丝不苟，尽心尽职。彭老人虽有二子一女，但都在城里生活，且不懂丧葬的诸多习俗，彭老人便将身后事托付给三爷。三爷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办理了彭老人的丧事，特别是按彭老人的嘱托，在他尸身旁边摆放了水烟壶、软布鞋、时令庄稼。彭老人与三爷只是乡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心有灵犀的知音！鲁敏的另一部中篇《逝者的恩泽》则写了一位死者的“小三”与原配夫人相濡以沫的生活。在苏北小镇东坝，黄群红的丈夫陈寅冬长年在新疆修铁路，后意外死亡，其情人古丽与儿子达吾提到东坝寻亲，黄群红大度的接纳了他们母子。黄群红甚至这样想：“从前的日子跟陈寅冬无关，怪不得他，但眼下的日子，也许倒要谢谢陈寅冬，是他在那遥远的地方结识了古丽，是他通过死亡把古丽带到这个镇上，带到她的身边，陪伴她即将开始的老年。”黄群红年老体衰，古丽接过她卖小吃的担子，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而小镇上的人们：“好奇心继续存在着，宽容却同样在生长，大多数人们故意忽略掉男孩可疑的容貌和值得推敲的身世，同时，对红嫂的大度表现出由衷的满意，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哪能真的就让古丽和那男孩再回到新疆去呢，她们不投奔这小镇，还能投奔哪里呢。”
三、世风之淳
人性之本真、人情之善良，离不开淳朴乡风民情的滋润与涵养。里下河地区河汊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但因交通不便，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稳定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里下河地区自古属于吴文化圈和维扬文化圈，维扬这块自古疏离政治商业繁华的地域蕴蓄了归趋世俗崇尚自由的维扬文化。”[8]“独特的自然环境使里下河人具有水乡的灵秀，却无江南之婉约；具备平原的胸襟，缺少河汉的雄霸与强悍；拥有生民之淳朴，缺少社会争斗、深沉灵动的心机，生命的柔性坚守高过剧烈抗争之刚烈；顺性而为，率性自然，清丽本真，追求自然品性之和谐。”[9]无论六七十年代疾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暴， 还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 都不曾从根本上荡涤水乡传统的生活习俗和生存观念， 因而保留了世代沿袭的淳朴民风民情。[10]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村民们没有沦为政治动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村民们也没有沦为经济动物。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叙写了20世纪70-80年代乡民们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这里的人们亦农亦渔，知足常乐，外部的政治风暴（如阶级斗争）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按照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习俗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所有的“悲”与“痛”最后都被淳朴的世风所融化。与人交往则遵循礼尚往来原则，与人为善，几乎没有人刻意作恶。
顾坚的小说以青春书写见长，但也在不经意间传达出里下河地区淳朴的民风民情。其“青春三部曲”之首的《元红》，写了丁存扣与几个女孩之间的纯美恋情，读来荡气回肠。他们的爱恋没有半点功利之心，纯粹是对美的异性的倾慕。其中阿香的遭遇及其反应令当今诸多物质女孩汗颜。她爱丁存扣，但不幸被厂长张银富强奸。后来虽然被迫嫁给了厂长，但并不为后者的财富权势所动，依然深爱着丁。在作品最后部分， 作者借丁存扣之口说道： “事实上，如果换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类似于阿香当初遭遇的女孩子或许其反应远不如阿香激烈，视为侥幸都说不定。因为那张银富（书中强暴阿香的人）是企业家，是成功人士，是‘钻石五老五’，足可以让一个女子优游地生活一辈子。时代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新潮的人们已经把贞节和爱情看得很淡甚至斥之为‘封建’，‘老土’，他们只讲利用、谈实际，什么都可以作为交换的砝码和商品。”《元红》中还写到，丁存扣的妈妈做“关亡”生意，本是不允许的，但“水乡人终究是淳朴的，做干部的能睁只眼闭只眼的就睁只眼闭只眼，能马虎推卸的就马虎推卸。”《情窦开》中的村支书刘步云东窗事发以后，乡民们并没有疯狂地报复，而是宽容同情，甚至继续接纳他为村支书。他的儿子依然能够上大学并娶到原本对他不屑一顾的美丽善良的女大学生。这里，“父债子還”的冤冤相报思想最终被纯朴的人性、人情消融得无影无踪。
美国的文学理论家戴维斯·麦克罗伊曾说：“人是他的选择的总和”。“我们必须学会真实的生活，否则就根本没有生活；我们必须选择心中的善，否则就会被周围的邪恶吞蚀。”[11]里下河乡民的人性、人情以及里下河作家的乡村叙事正与此说相谐。
参考文献：
[1]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J].江汉论坛，2007（11）：135-138.
[2]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几个关键点[N].文艺报，2016-07-22（6）.
[3]姜广平.刘仁前的“香河世界”[N].文艺报，2013-02-20（2）.
[4]萧放.“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3-48.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75.
[6]石杰.和谐： 汪曾祺的艺术生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 1） ：99-104.
[7]罗望子.我们这些苏北人[EB/C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54ae90100d3jn.html，2018-02-20.
[8]郑润良.抒写俗世的温情——关于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N].文艺报，2016-06-29（6）.
[9]刘满华.里下河文学作为“文学流派”的合理性与当下意义[J].喀什大学学报，2017（1）：80-85.
[10]柳应明.常态青春的激情书写[J].青年文学家，2015（6）：24-25.
[11][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M].沈华进，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85.
摘 要：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的主体内容是日常生活、常态人生，故而所写人性人情、乡风民俗均是常态的、健康的、本色的、自然的，集中表现为人性之真、人情之善、世风之淳。
关键词：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人性；人情；世风
作者简介：柳应明（1969-），男，汉族，江苏东台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中国叙事文学历来有“猎奇”之传统，在唐代直接称为“传奇”，明清时转向通俗娱情，但仍多帝王将相、英雄侠义、才子佳人之题材。“五四”以后方转向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任迫使作家们偏向于选择重大或深刻的题材。虽然各种文学思潮此消彼长，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仍属于边缘化的题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才使这类题材获得广泛的社会共鸣。学者们也认识到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性：“个体的日常生活是个体通向社会外界的通道，个体的命运常常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因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接近常态的人生，更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1]
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的主体内容就是日常生活、常态人生，故而所写人性人情、乡风民俗均是常态的、健康的、本色的、自然的，殊少畸形的、超凡的。在人物塑造上，有论者认为：“‘水’的温润也使得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温情与暖意，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2]本文即探讨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真、人情之善、世风之淳。
一、人性之真
人性是指人的本性。中国古人关于人性的思想较为丰富复杂，如孔子的“性相近”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杨雄的善恶相混论，等等，千百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理想的人性是人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后才能达到的应然状态。自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就一直苦苦追求着自身的健全与完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着力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里下河作家也是如此。但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除汪曾祺、曹文轩等少数作家刻意追求人性美的理想国外，大多数作家还是按照生活之本然面貌，书写人性之本真，不溢美，不隐恶，无论善恶，都是各人本性之流露；不追求畸形的人物，奇特的情节，而是书写俗世之人生常态。
不妨比较一下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与刘仁前的《香河》中的两个爱情故事。《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两情相悦，但巧云不幸被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奸。而十一子却对巧云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香河》中的柳春雨与王小琴也是青梅竹马，且王小琴的“第一次”给了柳春雨。后来王小琴被同村的陆根水强奸，柳对王的感情就有了些微的变化：“柳春雨忽然感到琴丫头不再是他的人了，他跟琴丫头之间隔着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而王小琴也“晓得，自己不配再得到春雨哥的爱了。”两人最终分手了！可以看出，汪曾祺写的是理想的爱情，刘仁前写的是现实的爱情；前者讴歌了理想的人性，后者还原了本真的人性。因为是理想，所以《大淖记事》的叙事背景显得朦胧，看不出具体的时代。相比之下，《香河》的叙事背景就清晰多了，是20世纪70-80年代，时代的风气使得柳春雨本能的作出了反应，没有勇气娶一个失过身的女人。假如柳春雨也像十一子一样，始终钟情于王小琴，非她不娶，就与时代风俗不相谐了，会令人感到人性之伪。
毕飞宇的小说长于刻画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但他的长篇《平原》则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人孔素贞，没有资格参加村里举行的领袖逝世追悼会，便在开追悼会的当天晚上，“孔素贞找到了王世国，她要做佛事。……就在船上，他们摆开了水陆道场。……他们没有木鱼，没有磬，但他们是有创造性的，最关键的是，一颗心虔诚了。……他们跪在船舱里，面对着天上的北斗星，磕头，烧纸，焚香。……一个个的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来。”这不是做给谁看的，不需要任何伪饰，这是普通老百姓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崇敬感恩之情！
当然，里下河作家也写人性之惡。这“恶”集中在一个形象系列上，即村支书形象，如《玉米》中王连方、《香河》中的香元、《情窦开》中的刘步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利用职务之便强占（有的是女人为私利自愿投怀送抱）他人妻女。但他们又不是一恶到底，人性的善始终没有泯灭。他们的“恶”只是好色，几乎没有其它劣迹，如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相反，他们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有的在关键时刻还能维护村民的利益。王连方被撤职后学做油漆匠，自食其力。香元在村民搬迁问题上不唯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维护了村民利益，却被停职检查，但得到村民的拥戴。
姜广平曾说刘仁前的《香河》中“坏人并没有坏得见心见骨，好人也存在着一定的狡猾与促狭。”[3] 我以为，这样的评论其实可以用到大多数里下河作家的作品上。
二、人情之善
人情是指人的基本情感。《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按照萧放的说法，七情源于人的本性，如果将这种基本情感作为理解他人的基础，那就是同情。这种悲喜与共的同情要让他人感知，就需要有一定的载体来实现情感的传递，包括语言、行为、物品等，由此，人情演变为人们之间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期待，是人的情感流动，也是群体成员的互惠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互惠一旦成为文化习惯，人情也就成为情分、情谊、情面、交情的专有名词。“它既指行为，也指具体物件，更是一种观念。它与情感、关系、荣誉、礼仪与利益等有着紧密的联系。”[4]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5] 如果说人性侧重于指个人的品性，那么人情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与他人的相处之道。
中国人自古注重礼仪，与人相处追求平等互惠，有一种向善的本能，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民谚也说：“人情到处放，遇难好收账”。里下河作家在乡村叙事中都写到过这种情景。
汪曾祺的《受戒》描写庵赵庄农忙时节大家互相帮助换工的景象：“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人们没有什么功利主义，而是互相帮助，在情感交流上十分亲密。正如有论者说的：“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 [6]
罗望子的《我们这些苏北人》是一篇有着“还乡情节”的自叙传小说。小说持童年视角，把亲情、爱情、友情交织糅合在广袤的乡村原野上，带着读者进行了一次情意绵绵的还乡漫游。关于这篇小说的主旨，作家曾说：“《我们这些苏北人》可以说是我童年到青年的再现。这部半自传体小说，写的是我的父辈兄弟之间的纠葛，有爱无恨，有情无仇。……一个人的根常常与他的目标紧密相连，因而长久以来，不管我如何折腾，如何成败，挥不去的总是我的出生地，我的那些亲人们。”[7]
鲁敏的短篇《离歌》在对东坝地区丧葬习俗的详尽叙写中，重点塑造了一位心善手巧的老人——三爷——的形象。他会扎各种陪葬的纸人纸马纸宅纸车，熟悉丧葬的一切习俗，并为东坝的每一位死者操持丧葬事务，一丝不苟，尽心尽职。彭老人虽有二子一女，但都在城里生活，且不懂丧葬的诸多习俗，彭老人便将身后事托付给三爷。三爷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办理了彭老人的丧事，特别是按彭老人的嘱托，在他尸身旁边摆放了水烟壶、软布鞋、时令庄稼。彭老人与三爷只是乡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心有灵犀的知音！鲁敏的另一部中篇《逝者的恩泽》则写了一位死者的“小三”与原配夫人相濡以沫的生活。在苏北小镇东坝，黄群红的丈夫陈寅冬长年在新疆修铁路，后意外死亡，其情人古丽与儿子达吾提到东坝寻亲，黄群红大度的接纳了他们母子。黄群红甚至这样想：“从前的日子跟陈寅冬无关，怪不得他，但眼下的日子，也许倒要谢谢陈寅冬，是他在那遥远的地方结识了古丽，是他通过死亡把古丽带到这个镇上，带到她的身边，陪伴她即将开始的老年。”黄群红年老体衰，古丽接过她卖小吃的担子，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而小镇上的人们：“好奇心继续存在着，宽容却同样在生长，大多数人们故意忽略掉男孩可疑的容貌和值得推敲的身世，同时，对红嫂的大度表现出由衷的满意，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哪能真的就让古丽和那男孩再回到新疆去呢，她们不投奔这小镇，还能投奔哪里呢。”
三、世风之淳
人性之本真、人情之善良，离不开淳朴乡风民情的滋润与涵养。里下河地区河汊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但因交通不便，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稳定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里下河地区自古属于吴文化圈和维扬文化圈，维扬这块自古疏离政治商业繁华的地域蕴蓄了归趋世俗崇尚自由的维扬文化。”[8]“独特的自然环境使里下河人具有水乡的灵秀，却无江南之婉约；具备平原的胸襟，缺少河汉的雄霸与强悍；拥有生民之淳朴，缺少社会争斗、深沉灵动的心机，生命的柔性坚守高过剧烈抗争之刚烈；顺性而为，率性自然，清丽本真，追求自然品性之和谐。”[9]无论六七十年代疾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暴， 还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 都不曾从根本上荡涤水乡传统的生活习俗和生存观念， 因而保留了世代沿袭的淳朴民风民情。[10]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村民们没有沦为政治动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村民们也没有沦为经济动物。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叙写了20世纪70-80年代乡民们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这里的人们亦农亦渔，知足常乐，外部的政治风暴（如阶级斗争）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按照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习俗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所有的“悲”与“痛”最后都被淳朴的世风所融化。与人交往则遵循礼尚往来原则，与人为善，几乎没有人刻意作恶。
顾坚的小说以青春书写见长，但也在不经意间传达出里下河地区淳朴的民风民情。其“青春三部曲”之首的《元红》，写了丁存扣与几个女孩之间的纯美恋情，读来荡气回肠。他们的爱恋没有半点功利之心，纯粹是对美的异性的倾慕。其中阿香的遭遇及其反应令当今诸多物质女孩汗颜。她爱丁存扣，但不幸被厂长张银富强奸。后来虽然被迫嫁给了厂长，但并不为后者的财富权势所动，依然深爱着丁。在作品最后部分， 作者借丁存扣之口说道： “事实上，如果换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类似于阿香当初遭遇的女孩子或许其反应远不如阿香激烈，视为侥幸都说不定。因为那张银富（书中强暴阿香的人）是企业家，是成功人士，是‘钻石五老五’，足可以让一个女子优游地生活一辈子。时代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新潮的人们已经把贞节和爱情看得很淡甚至斥之为‘封建’，‘老土’，他们只讲利用、谈实际，什么都可以作为交换的砝码和商品。”《元红》中还写到，丁存扣的妈妈做“关亡”生意，本是不允许的，但“水乡人终究是淳朴的，做干部的能睁只眼闭只眼的就睁只眼闭只眼，能马虎推卸的就马虎推卸。”《情窦开》中的村支书刘步云东窗事发以后，乡民们并没有疯狂地报复，而是宽容同情，甚至继续接纳他为村支书。他的儿子依然能够上大学并娶到原本对他不屑一顾的美丽善良的女大学生。这里，“父债子還”的冤冤相报思想最终被纯朴的人性、人情消融得无影无踪。
美国的文学理论家戴维斯·麦克罗伊曾说：“人是他的选择的总和”。“我们必须学会真实的生活，否则就根本没有生活；我们必须选择心中的善，否则就会被周围的邪恶吞蚀。”[11]里下河乡民的人性、人情以及里下河作家的乡村叙事正与此说相谐。
参考文献：
[1]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J].江汉论坛，2007（11）：135-138.
[2]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几个关键点[N].文艺报，2016-07-22（6）.
[3]姜广平.刘仁前的“香河世界”[N].文艺报，2013-02-20（2）.
[4]萧放.“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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