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泉居士（1922-2004年）是我的父亲，祖籍北海，早年丧父，痛感生死无常，自青年起即虔信佛教，皈依虚云和圆瑛法师，法名净海，以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为终极皈依。他早年与赵朴初居士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青年佛教会，与本焕法师等交谊颇深，曾任湛江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佛教界）以及南宁市佛教会副会长、南宁市青秀山三宝堂住持等。
　　父亲家中最高层和最核心的地方，供奉西方三圣。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极左肆虐的年代，他仍坚持每天凌晨5时半许，持念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圣号，365天，天天不辍。他念佛的声音，不疾不徐、沉稳恒定，口意心融为一体。声入我耳，如洪钟大吕，每每打消我的睡意，撞击我当时尚幼嫩的心扉。
　　那时我是红小兵中队长，对拜佛念经这类“四旧”行径，自然心中犯疑，也因此在言行中有所表露。父亲对我仅是底线要求，不能学别人那样谤佛，不能学别人去“破四旧”，“佛教博大精深，你看看《西游记》的连环画就知道。”我虽心有疑问，但还是按父亲的要求去做了。
　　父亲对我的教育，始终是潜移默化、春雨润物细无声。上世纪70年代中，父亲某日读到许寿裳所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其中记载青年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他马上给我转述，并将有关段落指给我看。
　　1981年，我考入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父亲非常高兴。那时我还无法想象，二十多年后，2004年5月，我以研究佛教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思想的论文，一次性通过答辩，在母校获博士学位。3个月后，父亲辞世西行，他生前曾看过我的博士论文，为之深感欣慰。
　　2002年农历八月初八晚7时许，我接到二姐的长途电话，称八十高龄的母亲身体欠安，要我请假回去看望。次日上午，二姐夫开车到机场接我，我才获知，母亲昨日午后，到阳台晒衣服，突然昏厥倒地，黄昏时辞世。见到父亲时，他眼含泪，拉着我手，凝视着我，说：我现在是悲欣交集……话即戛然而止。一种有悲情也有欣然、有闪电也有春风的感觉掠过脑海，我无语，惟有与父亲拉手相拥。
　　我跪到母亲床前叩首，耳间充盈着亲友们不断念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斯时的悲欣交集，不仅是我在历史书与老照片中无数遍看过的佛学典故，也是父亲的心境与信仰——他内心的悲是显，在于已携手60年的妻子辞世；他内心的欣是隐，在于妻子将往生净土。其后几天，母亲的后事由作为净土宗虔诚信徒的父亲主持，我目睹全过程，流程按照印光法师的《临终三大要》切实执行。
　　印光法师在民国时就指出，广西乃佛法不流通之地。父亲一生生活在两广，晚年更为广西佛教尤其是居士佛教的建树尽心尽力。
　　1985年底，正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父亲的老教友、时任广东佛教协会秘书长的清和老法师，应父亲之邀到南宁。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一起爬上当时仍是林场的青秀山，为筹建南宁三宝堂勘察选点。我陪同他们穿越几无路径的山野，在瑶池旁选定了拟建地点，当时那里荒芜无人迹，野草如人高，如今已成为热门景点。
　　其后数年，父亲带头募捐，依靠其数十年的人脉，身体力行，在《香港佛教》等刊物发文，呼吁境内外善信捐款。三宝堂和念佛堂终得以在青秀山的荒地上建起。明旸法师闻讯，在上海欣然提笔为三宝堂题匾，寄赠父亲。
　　父亲作为当地的大居士，率领众善信专修净土，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两堂建起后，每逢初一、十五和佛菩萨诞期，前往礼佛上香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以致山路拥堵。教化营造社会和谐之功，对当地佛教文化生态的直接改善与长远促进，功德显著。父亲晚年对此十分宽慰，雖须发皆白，道心却如青秀山般春满华枝。父亲生西之后，两堂改建为禅寺，成为佛教协会的新驻地。
　　历史要求年谱般精确的数字，宗教、哲学的智慧则超越数字的时空。精神的宇空中，父亲始终是我亦师亦友的导师，始终是一个可以俯瞰我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