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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工地上，工程师和民工同龄，闲聊得知，都是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工程师是北京的，考了480，上了一本，民工是河南的，考了530，回家种地，成了农民工。”
又到高考录取时，这样的段子在网上流传。在不同省份网友口中，农民工的籍贯是不同的。但工程师一定是北京籍的。
“不论是哪里来的，他们都是中国公民。”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注意到，高等教育招生尤其是顶尖院校招生，在各省区存在歧视现象。经过调研，他完成了著作《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
“平等是很重要的一条宪法原则，而这个（差距）和平等原则之间的这种差距太大。”张千帆说。
起跑线的不公
张千帆教授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也就是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然而，“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相对最不歧视的‘楷模’”。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总结道。
在对其他全国性大学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为本地考生保留的指标高达50%。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北大、复旦只是重点高校在全国录取名额失衡的一个样本。名校“偏心”实乃通病。同样的高考，同样的分数，在湖北、山东、四川等地，只能上个普通的本科；而这样的分数，在北京、上海，能上北大、清华、复旦。这就如一场不公平的赛跑，生在京城的人，只用跑一千米，就能到达终点。而生在山东的人，要跑一万米，才可能到达终点。
差距不仅在各区域间，与城镇的考生比，农村的考生是举着“哑铃”再跑一万米。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学生，他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已与城市学生接受的教育差距悬殊。因家庭经济情况限制，城市家庭学生的特长班、兴趣班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在基础教育软硬件的差距之外，张千帆告诉本刊记者，城乡差距还通过部属院校对人口多寡省份设置高低不公的录取门槛体现出来。事实上，对于考生比较多的省如山东、河南，录取门槛设置得特别高。而这些省往往是农业占的比例比较大。计划生育对城市和农村政策不同，从而导致农耕比例越大的省份通常人口越多，竞争就越发激烈，不公平和歧视就越多。
输得最惨痛的还有另一类考生群体：随迁考生。“这些子女随父母在北京接受教育，却要回老家高考。考的是不同的卷子，课本都不一样，怎么考？没法考！”
不公平的命运，其实早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注定。
制度困境？利益困境？
张千帆指出，现行的行政化教育、招生体制已严重抑制了我国优质高等资源的供给。“大学和大学之间缺乏自由竞争，北大清华之间就是公认的第一，但这个第一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部门赋予的。国家部门对北大、清华，985、211院校，部属院校的投入都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在大学之间人为分为三六九等。这样二流、三流学校就没有动力去成为更好的大学，它没有能力去和一流的大学去竞争，它们间的竞争显然是不平等的。”
张教授将教育行政体系和市场经济做了类比。“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建成在世界知名的企业，没有一个。国有企业养尊处优是不能有活力的，大学也是一样。这是我们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是高校招生制度的又一困境。“现在的招生是各自为政，各省为政，我保护我的，你保护你的，我对你设置高门槛，你对我也设置高门槛，我歧视你，你也歧视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保护自己省的考生，那你是傻瓜。”张千帆无奈地说。
虽然说是相互歧视，但是这种歧视也是不平等的。“比较山东和北京，山东只有两所985高校，北京有8所，这种地方歧视起来，你说谁的歧视更大？”
在体制的背后还有看不见的利益纠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认为，高校、高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三方的利益划下了不公平的起跑线，决定了目前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格局。
高校所在地政府非常希望部属大学都能成为当地的大学，招收当地学生越多越好。教育部则把部属高校参与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看成是部属高校最重的使命。而大学，夹在两者中间，既然当地政府也满意，教育部也满意，高校就更不愿意去得罪人，况且还能够从招生当中获得利益，何乐而不为？
今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河南副省长徐济超就曾带队到北京推荐生源，这也是自2006年起，河南省政府第六次率队进京推介河南生源。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12年教育的十二大惠民新政”中，即包含为安徽考生争取在皖招生计划，“重点争取本科特别是一本批次招生机会”。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不单是这两个省，其他一些省，或多或少地都会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但对目前的招生格局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跑部钱进”式的指标争抢可能引发的腐败，“谁去跑，谁会哭，谁就有奶吃，说白了不就是腐败吗?”
另一方面，腐败已经出现在加分政策上。教育部加分规定有14种，各地利用所谓自主权扩军至200种左右。近年来各类权贵阶层暗中弄虚作假的丑闻层出不穷，如变更民族身份、伪造获奖证书、冒充体育特长生等。在湖南，曾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国家二级运动员”百米成绩比小学生还慢。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更是指出，家庭条件对学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影响巨大——比如管理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是农家子弟的7.5倍。本应对应试教育起到某种修正作用的加分政策却越来越变成了强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机会剥夺利器。
如何一碗水端平
为改变目前高校名额分配不均的现象，已有学者提出诸多建议，包括全国统一考试、分数面前一律平等。2012年5月23日，包括张千帆在内，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已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张千帆认为，大学招生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学生户籍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无关因素。因此，中国的招生考试改革必须先从摒除地域歧视开始。对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考试方式和内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和评分必须保持全国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录取各地考生提供客观标准。少数名牌大学可以在统一高考后，再进行一次自主招生考试进一步筛选，但是试卷和标准也必须对不同地区的考生保持统一。对于少数族群聚集地等欠发达地区，大学可以按其全国平均录取比例和当地考生数量，实行同比例录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合理的纠偏行动。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从教育公平的原则出发，中央高校的录取办法可以设计一种合理的数额分配方式，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分配数额，分配依据应主要考虑学龄人口，缩小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的巨大差异。高考招生指标的分配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高校三方协调。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包括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听证委员会，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定额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并电视直播，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听证会所形成的意见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后，交由教育部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教育部落实听证意见的情况进行监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建议更为大胆——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他说，如果中国能扩大考生的选择权，允许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么，大学就将面临被考生选择的命运，为此，不得不重视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而由于受教育者拥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自然也就拥有了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
张千帆
1964年1月生于上海。美国生物物理学、政府学双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个工地上，工程师和民工同龄，闲聊得知，都是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工程师是北京的，考了480，上了一本，民工是河南的，考了530，回家种地，成了农民工。”
又到高考录取时，这样的段子在网上流传。在不同省份网友口中，农民工的籍贯是不同的。但工程师一定是北京籍的。
“不论是哪里来的，他们都是中国公民。”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注意到，高等教育招生尤其是顶尖院校招生，在各省区存在歧视现象。经过调研，他完成了著作《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
“平等是很重要的一条宪法原则，而这个（差距）和平等原则之间的这种差距太大。”张千帆说。
起跑线的不公
张千帆教授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也就是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然而，“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相对最不歧视的‘楷模’”。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总结道。
在对其他全国性大学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为本地考生保留的指标高达50%。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北大、复旦只是重点高校在全国录取名额失衡的一个样本。名校“偏心”实乃通病。同样的高考，同样的分数，在湖北、山东、四川等地，只能上个普通的本科；而这样的分数，在北京、上海，能上北大、清华、复旦。这就如一场不公平的赛跑，生在京城的人，只用跑一千米，就能到达终点。而生在山东的人，要跑一万米，才可能到达终点。
差距不仅在各区域间，与城镇的考生比，农村的考生是举着“哑铃”再跑一万米。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学生，他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已与城市学生接受的教育差距悬殊。因家庭经济情况限制，城市家庭学生的特长班、兴趣班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在基础教育软硬件的差距之外，张千帆告诉本刊记者，城乡差距还通过部属院校对人口多寡省份设置高低不公的录取门槛体现出来。事实上，对于考生比较多的省如山东、河南，录取门槛设置得特别高。而这些省往往是农业占的比例比较大。计划生育对城市和农村政策不同，从而导致农耕比例越大的省份通常人口越多，竞争就越发激烈，不公平和歧视就越多。
输得最惨痛的还有另一类考生群体：随迁考生。“这些子女随父母在北京接受教育，却要回老家高考。考的是不同的卷子，课本都不一样，怎么考？没法考！”
不公平的命运，其实早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注定。
制度困境？利益困境？
张千帆指出，现行的行政化教育、招生体制已严重抑制了我国优质高等资源的供给。“大学和大学之间缺乏自由竞争，北大清华之间就是公认的第一，但这个第一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部门赋予的。国家部门对北大、清华，985、211院校，部属院校的投入都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在大学之间人为分为三六九等。这样二流、三流学校就没有动力去成为更好的大学，它没有能力去和一流的大学去竞争，它们间的竞争显然是不平等的。”
张教授将教育行政体系和市场经济做了类比。“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建成在世界知名的企业，没有一个。国有企业养尊处优是不能有活力的，大学也是一样。这是我们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是高校招生制度的又一困境。“现在的招生是各自为政，各省为政，我保护我的，你保护你的，我对你设置高门槛，你对我也设置高门槛，我歧视你，你也歧视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保护自己省的考生，那你是傻瓜。”张千帆无奈地说。
虽然说是相互歧视，但是这种歧视也是不平等的。“比较山东和北京，山东只有两所985高校，北京有8所，这种地方歧视起来，你说谁的歧视更大？”
在体制的背后还有看不见的利益纠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认为，高校、高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三方的利益划下了不公平的起跑线，决定了目前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格局。
高校所在地政府非常希望部属大学都能成为当地的大学，招收当地学生越多越好。教育部则把部属高校参与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看成是部属高校最重的使命。而大学，夹在两者中间，既然当地政府也满意，教育部也满意，高校就更不愿意去得罪人，况且还能够从招生当中获得利益，何乐而不为？
今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河南副省长徐济超就曾带队到北京推荐生源，这也是自2006年起，河南省政府第六次率队进京推介河南生源。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12年教育的十二大惠民新政”中，即包含为安徽考生争取在皖招生计划，“重点争取本科特别是一本批次招生机会”。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不单是这两个省，其他一些省，或多或少地都会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但对目前的招生格局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跑部钱进”式的指标争抢可能引发的腐败，“谁去跑，谁会哭，谁就有奶吃，说白了不就是腐败吗?”
另一方面，腐败已经出现在加分政策上。教育部加分规定有14种，各地利用所谓自主权扩军至200种左右。近年来各类权贵阶层暗中弄虚作假的丑闻层出不穷，如变更民族身份、伪造获奖证书、冒充体育特长生等。在湖南，曾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国家二级运动员”百米成绩比小学生还慢。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更是指出，家庭条件对学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影响巨大——比如管理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是农家子弟的7.5倍。本应对应试教育起到某种修正作用的加分政策却越来越变成了强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机会剥夺利器。
如何一碗水端平
为改变目前高校名额分配不均的现象，已有学者提出诸多建议，包括全国统一考试、分数面前一律平等。2012年5月23日，包括张千帆在内，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已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张千帆认为，大学招生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学生户籍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无关因素。因此，中国的招生考试改革必须先从摒除地域歧视开始。对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考试方式和内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和评分必须保持全国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录取各地考生提供客观标准。少数名牌大学可以在统一高考后，再进行一次自主招生考试进一步筛选，但是试卷和标准也必须对不同地区的考生保持统一。对于少数族群聚集地等欠发达地区，大学可以按其全国平均录取比例和当地考生数量，实行同比例录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合理的纠偏行动。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从教育公平的原则出发，中央高校的录取办法可以设计一种合理的数额分配方式，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分配数额，分配依据应主要考虑学龄人口，缩小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的巨大差异。高考招生指标的分配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高校三方协调。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包括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听证委员会，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定额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并电视直播，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听证会所形成的意见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后，交由教育部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教育部落实听证意见的情况进行监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建议更为大胆——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他说，如果中国能扩大考生的选择权，允许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么，大学就将面临被考生选择的命运，为此，不得不重视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而由于受教育者拥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自然也就拥有了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
张千帆
1964年1月生于上海。美国生物物理学、政府学双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