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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目前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从社会舆论到国家设计，职业教育都获得了日益趋好的发展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反思曾经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因素，寻求突破之路，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机遇期的综合资源优势，实现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系统内部；阻碍；超越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04-0023-04
【作者简介】陆俊杰，中原工学院（河南郑州，450007）学报编辑部编辑，职业教育学博士。
谈及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认为主要来自大众对职业教育观念上的偏见、国家没有广泛实行就业准备制度、企业用人方面的不理性，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不由自主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观点大多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判断和舆论，尤其是来自于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者。上述阻碍因素的分析文献丰富，不再赘述，本文则换个角度，分析一下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的、不易为人觉察的因素。这里的教育系统内部主要涉及几个部门及相应人员：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研究者、职业院校教师。
一、观念的阻力都来自何处
在研究影响职业教育发展阻碍因素的海量文章中，极少有不涉及社会舆论或者文化传统而引发的观念问题。比如“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鄙薄职业教育的社会氛围，等等。笔者认同这样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又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转变观念应该从谁做起？
有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于是另外一位学者微笑着问，请问您的孩子在职业学校上学吗？众人笑了。前面那位学者也笑了，算是一种无声的回答。第二个，前一段时间，某地教育局长是前任畜牧局长引发了诸多讨论。笔者不赞同仅从任职履历否定其称职程度，但这种讨论却十分有趣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对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可能阻碍因素的一种预警性反思。[1]也就是说，质疑者质疑的并不是官员选拔的程序是否合规，而是对新的教育管理官员履职中是否有所作为、有正确的作为表示担心。笔者并不否认非科班出身的教育管理官员确实有做得非常好的，新闻中举出的教育管理者也未必不能很好履职。此种新闻能够引发大家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种进步的声音，对教育事业发展也定有助推作用。
（一）话语权、决策权
这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比如，省级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改革动议是否具有同高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相关提案相同的通过率，是否具有同高等教育处、基础教育处主管领导同样的话语权？笔者曾多事地研究了不少省级教育部门的年度总结，发现职业教育在整个总结中出现的位置与篇幅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近年来，有关教育整体情况的工作总结和统计公报逐渐把职业教育位置往前提了，篇幅也有所加大。当然，业内人士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忧伤的历史。董仁忠调查表明，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达81%的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认为政府对高职高专存在歧视或较大歧视（或很大歧视）。[2]当然，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如果再细究，这里的政府指代为谁？恐怕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难以幸免。
另外，统计年报中，在“高中阶段教育”概念里内置了对中等职业教育情况的概括，“高等教育”中会单独提及高等职业院校情况。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尽管“高中阶段教育”的提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等职业院校发展实质情况。
（二）高职：类型还是层次
从正面角度看，将高等职业教育的认知逐渐从一种层次过渡到一种类型，这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研究者和管理者观念的逐渐演进，推动了高职教育走上正轨。从反面角度看，这种观念演进的滞后对高职教育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不良影响。学者们对“三改一补”政策的反思便揭示了这一点。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和发展方向，提出要通过调整三类学校，即部分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其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在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时，少数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高的重点中专可在经过审批后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班或改制，以这种办学方式作为补充。这就是当时提出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即“三改一补”。[3]后续的研究对此做了一定反思与批判。比如，既然是发展一种具有新特点而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为何不选择基础比较强的院校先进行试点，或者走目前提得非常多的本科转型或本科举办职教专业之路？关于“三改一补”的质疑与对“三不一高”的反对形成呼应。“三不一高”是指，根据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教育部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这对于属于新生事物的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尽管不少做法目前已经得到纠正，但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思考却值得回味。
当然，目前提出本科转型是一种进步，进展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好的示范性高职不升格为本科、好的示范性中职不升格为高职的政策，仍然体现出转念转型之路的漫长。新一届政府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是否升格的规制虽然体现了教育管理者对“一放就乱”的担忧，但解决问题之道是否就是简单的“堵”？学校升格冲动高涨背后折射出的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深层问题或许才是“病根”。
二、研究的阻力及影响
下面从三个层面尝试分析研究方面的问题以及衍生出的症结。
（一）成本与收益
职业教育办学成本相对较高，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有研究指出：高职教育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其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发展高职教育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但现在我们却面临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2011年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支出约为1233.9亿元，占高等教育经费的18.54%，占全国教育经费的5.3%；而本科约为5285.5亿元，占高等教育经费的79.44%，占全国教育经费的22.9%。[4]职业高中也同样如此，职业教育生均教育成本约是普通高中的3倍。然而，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无论是总量还是生均教育经费数量都低于普通高中。2003年我国京、津、沪三地区的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拨款均低于普通高中，而生均学费却大大高于普通高中。职业教育经费的相对短缺已成为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绊脚石”。[5]十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并未得到充分改观。 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通常是普通教育的1.5～3倍，现实的情况是学校建起来了，但是没有足够的钱进行很好的经营。[6]杭永宝[7]、牛征[8]等学者对职业教育成本与收益做过相应的研究。《职业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和成本利益问题研究》一文就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职业教育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职业教育的成本及收益进行了研究。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部分涉及我国1982―1993年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我国1993―2004年职业教育及相关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国外教育的比较、我国不同时期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教育的比较，都对职业教育的高成本进行了阐明。《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关系、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职业教育成本效益、职业教育发展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但是，相关研究并未成为热点，鲜见持久的讨论和获得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认知认同的结论。
关于收益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校企合作问题的探讨异常之多，批判较多的是企业没热情。但对于校企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研究也不多。在与企业谈合作时，职业院校往往拿不出一个让企业点头称是的报告，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二）成果奖
据笔者了解，不少职业教育成果奖的评审者来自普通高等院校，一些专家甚至对职业教育并不了解。
2014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终于成为单列的国家级奖项，这值得欢呼。但如果没有习总书记的批示，没有高规格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仍然与其他类型教育成果同台PK，结果如何？另外，职业教育成果奖获批国家级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行政意志还是社会呼声，也是值得讨论的。
（三）职教法修改
职教法修改势在必行，但其推进速度并不令人满意。不知是否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对其论证有待加强。对职教法进行修订的呼吁主要来自教育系统内部，但对修改内容的建议或对其可行性和法理追问进行得并不深入。第二，职业教育法修改的必要性仍然没有得到足够认同。在继续批判社会观念的同时，教育系统内部还须反思：我们为此究竟做过多少努力？第三，是否与代言人的缺失或不足有关？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决定了议案提出与通过和代表人数有关。那么各级人大代表中来自教育系统的占有多大比例？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中代表职业教育发声的又占多大比例？
三、招生阻力
分析职业教育发展的阻力问题，不能不看到影响招生的诸多因素。
（一）对口升学
对口升学的比例是国家严控的，说到底是教育管理部门在严控。1997年，原国家教委规定高职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的比例不能超过招生计划数的3%。2006年，教育部规定高职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和五年制招生的比例必须限定在5%以内。近几年，一些地区虽然尝试积极扩大高职对口招生比例，有些地区达到15%左右，但总体比例仍然很低，而本科对口招收的比例则更低，一般控制在5%左右，有的省区几乎不再允许本科对口招生。[9]尽管这种严控的初衷是好的，避免职业学校陷入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泥淖，但随着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的颁行，严控对口招生比例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学生能够升入什么样的高等院校。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渐形成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并不反对升学。四川将逐年提高专科高等职业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本科高等学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10]从一贯严控到逐渐突破，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也反映出教育管理部门对现状的不断回应。但其中的时间成本和特定学生机会成本的消耗却无法精确进行衡量了。
（二）招生平台
招生平台潜藏着难以洞察的歧视与偏见。比如中考是普通高中先招生，然后是职业学校；高招阶段，高职招生被置于三本之后。据《重庆日报》报道，该市2014年高招录取顺序安排为：本科提前批―贫困定向本科批―本科第一批―市属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一阶段―高职专科二阶段。[11]显然，这种安排不但与将高职教育视为一种类型的主旨相背，而且不利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公平的平台上，不能不说是教育系统内部值得反思的事情。必须说明，笔者并非特别批评重庆，因为这是共性的安排。尽管平行志愿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影响，但其实质效果可能依然如故。因为学校录取提档的先后基本上决定了职业学校招生的情况。所以，形式的完备并未解决既有的问题。
（三）招生规模
招生安排中的逻辑问题，湖北省黄石市的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2014年，黄石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量为12000人，中职学校招生8000人。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计划是根据生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各高中阶段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有关政策来核定的。参加中考的考生以及未参加中考的应、往届初高中学生具备录取到中职学校的资格；同时，城乡劳动者、退役士兵等也可入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可领取1500元/年的资助金。[12]且不说规模大小问题，单看其生源构成，即可看到办学类型的差异。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相信答案不言自明。仍须声明，在大背景基本类似的情况下，笔者无意特别指责黄石。
四、学生素质的决定因素
谁为职业学校学生素质较低负责？
事实上，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职业学校学生素质低的结论，这是一个与评价标准和教育模式紧密相关的问题（又是一个教育系统需要反思的问题）。姑且在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分析。
（一）先期教育问题
职业院校学生学业评价较低大多基于其学习习惯不好，意志力不强，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尽管这种评价与评价标准有关，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主要涉及先期教育问题。
（二）筛选机制问题 如前文所述，招生制度从高到低的筛选机制已经决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先天弱势。实行高职招生注册入学制度也可以视为筛选机制的一种。2011年江苏、福建等省高职开始实行注册入校，这项改革首先是在民办高职院校和少量原在专二批次录取的省内公办高职院校（部分专业）试行的。注册入学与学生素质有何关系，为何不先在公办本科试行，制度设计的逻辑何在，值得玩味。
在此，笔者必须做如下几点清晰的声明：第一，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笔者一点也不否认。第二，撰写此文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抱着将职业教育发展得更好的想法而为，里面的批判同样可以视为自我的反思。职业教育是笔者投身一十二年并愿尽绵薄之力继续投入的职业，此文只是想提请注意：在我们声讨来自外界阻力的时候，或许也须静下心来反思一下我们自身。套用一句名言，不要问外界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问我们自己为职业教育做了些什么。不要总抱怨外界给职业教育设了栅栏筑了墙，更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心胸是否宽广如大海、视野是否开阔如雄鹰？在总书记和总理均对职业教育寄予厚望之际，我们该做些什么改变？
【注释】
[1]蒋萌.畜牧局长改任教育局长，当官无须懂行[EB/OL].[2014-08-27]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827/c1003-25551277.html.
[2]董仁忠.教育公平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J].职教论坛，2012（10）：18-21.
[3]龚森.高职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三教统筹”和“三改一补”[J].海峡教育研究，2013（2）：62-65.
[4]教育部财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26-27.
[5]唐晶磊，苏丹娅.中国职业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研究[J].职业，2011（12）：115-116.
[6]陆俊杰.中国职业教育运行机制的问题与对策[J].职业教育研究，2014（12）：13-14.
[7]杭永宝.职业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和成本收益问题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8]牛征.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9]马建富.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构建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2012（28）：13-18.
[10]陈淋.四川职业教育招考制度改革将逐年提高招生比例[EB/OL].[2014-09-19]http：//cd.qq.com/a/20140919/020811.htm.
[11]重庆2014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EB/OL].[2014-06-30]http：//edu.people.com.cn/n/2014/0630/c1053-25220120.html.
[12]蔡梦帷.黄石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出炉 普通高中招生12000人，中职学校招生8000人[N].楚天时报，2014-6-13（A03）.
[13]李军喜，苏志东，史小英.高职院校单独招生问题的瓶颈及对策研究[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9）：5-7.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系统内部；阻碍；超越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04-0023-04
【作者简介】陆俊杰，中原工学院（河南郑州，450007）学报编辑部编辑，职业教育学博士。
谈及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认为主要来自大众对职业教育观念上的偏见、国家没有广泛实行就业准备制度、企业用人方面的不理性，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不由自主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观点大多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判断和舆论，尤其是来自于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者。上述阻碍因素的分析文献丰富，不再赘述，本文则换个角度，分析一下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的、不易为人觉察的因素。这里的教育系统内部主要涉及几个部门及相应人员：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研究者、职业院校教师。
一、观念的阻力都来自何处
在研究影响职业教育发展阻碍因素的海量文章中，极少有不涉及社会舆论或者文化传统而引发的观念问题。比如“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鄙薄职业教育的社会氛围，等等。笔者认同这样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又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转变观念应该从谁做起？
有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于是另外一位学者微笑着问，请问您的孩子在职业学校上学吗？众人笑了。前面那位学者也笑了，算是一种无声的回答。第二个，前一段时间，某地教育局长是前任畜牧局长引发了诸多讨论。笔者不赞同仅从任职履历否定其称职程度，但这种讨论却十分有趣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对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可能阻碍因素的一种预警性反思。[1]也就是说，质疑者质疑的并不是官员选拔的程序是否合规，而是对新的教育管理官员履职中是否有所作为、有正确的作为表示担心。笔者并不否认非科班出身的教育管理官员确实有做得非常好的，新闻中举出的教育管理者也未必不能很好履职。此种新闻能够引发大家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种进步的声音，对教育事业发展也定有助推作用。
（一）话语权、决策权
这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比如，省级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改革动议是否具有同高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相关提案相同的通过率，是否具有同高等教育处、基础教育处主管领导同样的话语权？笔者曾多事地研究了不少省级教育部门的年度总结，发现职业教育在整个总结中出现的位置与篇幅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近年来，有关教育整体情况的工作总结和统计公报逐渐把职业教育位置往前提了，篇幅也有所加大。当然，业内人士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忧伤的历史。董仁忠调查表明，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达81%的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认为政府对高职高专存在歧视或较大歧视（或很大歧视）。[2]当然，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如果再细究，这里的政府指代为谁？恐怕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难以幸免。
另外，统计年报中，在“高中阶段教育”概念里内置了对中等职业教育情况的概括，“高等教育”中会单独提及高等职业院校情况。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尽管“高中阶段教育”的提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等职业院校发展实质情况。
（二）高职：类型还是层次
从正面角度看，将高等职业教育的认知逐渐从一种层次过渡到一种类型，这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研究者和管理者观念的逐渐演进，推动了高职教育走上正轨。从反面角度看，这种观念演进的滞后对高职教育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不良影响。学者们对“三改一补”政策的反思便揭示了这一点。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和发展方向，提出要通过调整三类学校，即部分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其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在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时，少数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高的重点中专可在经过审批后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班或改制，以这种办学方式作为补充。这就是当时提出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即“三改一补”。[3]后续的研究对此做了一定反思与批判。比如，既然是发展一种具有新特点而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为何不选择基础比较强的院校先进行试点，或者走目前提得非常多的本科转型或本科举办职教专业之路？关于“三改一补”的质疑与对“三不一高”的反对形成呼应。“三不一高”是指，根据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教育部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这对于属于新生事物的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尽管不少做法目前已经得到纠正，但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思考却值得回味。
当然，目前提出本科转型是一种进步，进展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好的示范性高职不升格为本科、好的示范性中职不升格为高职的政策，仍然体现出转念转型之路的漫长。新一届政府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是否升格的规制虽然体现了教育管理者对“一放就乱”的担忧，但解决问题之道是否就是简单的“堵”？学校升格冲动高涨背后折射出的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深层问题或许才是“病根”。
二、研究的阻力及影响
下面从三个层面尝试分析研究方面的问题以及衍生出的症结。
（一）成本与收益
职业教育办学成本相对较高，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有研究指出：高职教育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其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发展高职教育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但现在我们却面临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2011年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支出约为1233.9亿元，占高等教育经费的18.54%，占全国教育经费的5.3%；而本科约为5285.5亿元，占高等教育经费的79.44%，占全国教育经费的22.9%。[4]职业高中也同样如此，职业教育生均教育成本约是普通高中的3倍。然而，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无论是总量还是生均教育经费数量都低于普通高中。2003年我国京、津、沪三地区的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拨款均低于普通高中，而生均学费却大大高于普通高中。职业教育经费的相对短缺已成为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绊脚石”。[5]十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并未得到充分改观。 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通常是普通教育的1.5～3倍，现实的情况是学校建起来了，但是没有足够的钱进行很好的经营。[6]杭永宝[7]、牛征[8]等学者对职业教育成本与收益做过相应的研究。《职业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和成本利益问题研究》一文就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职业教育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职业教育的成本及收益进行了研究。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部分涉及我国1982―1993年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我国1993―2004年职业教育及相关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国外教育的比较、我国不同时期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教育的比较，都对职业教育的高成本进行了阐明。《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关系、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职业教育成本效益、职业教育发展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但是，相关研究并未成为热点，鲜见持久的讨论和获得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认知认同的结论。
关于收益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校企合作问题的探讨异常之多，批判较多的是企业没热情。但对于校企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研究也不多。在与企业谈合作时，职业院校往往拿不出一个让企业点头称是的报告，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二）成果奖
据笔者了解，不少职业教育成果奖的评审者来自普通高等院校，一些专家甚至对职业教育并不了解。
2014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终于成为单列的国家级奖项，这值得欢呼。但如果没有习总书记的批示，没有高规格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仍然与其他类型教育成果同台PK，结果如何？另外，职业教育成果奖获批国家级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行政意志还是社会呼声，也是值得讨论的。
（三）职教法修改
职教法修改势在必行，但其推进速度并不令人满意。不知是否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对其论证有待加强。对职教法进行修订的呼吁主要来自教育系统内部，但对修改内容的建议或对其可行性和法理追问进行得并不深入。第二，职业教育法修改的必要性仍然没有得到足够认同。在继续批判社会观念的同时，教育系统内部还须反思：我们为此究竟做过多少努力？第三，是否与代言人的缺失或不足有关？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决定了议案提出与通过和代表人数有关。那么各级人大代表中来自教育系统的占有多大比例？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中代表职业教育发声的又占多大比例？
三、招生阻力
分析职业教育发展的阻力问题，不能不看到影响招生的诸多因素。
（一）对口升学
对口升学的比例是国家严控的，说到底是教育管理部门在严控。1997年，原国家教委规定高职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的比例不能超过招生计划数的3%。2006年，教育部规定高职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和五年制招生的比例必须限定在5%以内。近几年，一些地区虽然尝试积极扩大高职对口招生比例，有些地区达到15%左右，但总体比例仍然很低，而本科对口招收的比例则更低，一般控制在5%左右，有的省区几乎不再允许本科对口招生。[9]尽管这种严控的初衷是好的，避免职业学校陷入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泥淖，但随着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的颁行，严控对口招生比例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学生能够升入什么样的高等院校。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渐形成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并不反对升学。四川将逐年提高专科高等职业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本科高等学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10]从一贯严控到逐渐突破，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也反映出教育管理部门对现状的不断回应。但其中的时间成本和特定学生机会成本的消耗却无法精确进行衡量了。
（二）招生平台
招生平台潜藏着难以洞察的歧视与偏见。比如中考是普通高中先招生，然后是职业学校；高招阶段，高职招生被置于三本之后。据《重庆日报》报道，该市2014年高招录取顺序安排为：本科提前批―贫困定向本科批―本科第一批―市属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一阶段―高职专科二阶段。[11]显然，这种安排不但与将高职教育视为一种类型的主旨相背，而且不利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公平的平台上，不能不说是教育系统内部值得反思的事情。必须说明，笔者并非特别批评重庆，因为这是共性的安排。尽管平行志愿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影响，但其实质效果可能依然如故。因为学校录取提档的先后基本上决定了职业学校招生的情况。所以，形式的完备并未解决既有的问题。
（三）招生规模
招生安排中的逻辑问题，湖北省黄石市的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2014年，黄石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量为12000人，中职学校招生8000人。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计划是根据生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各高中阶段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有关政策来核定的。参加中考的考生以及未参加中考的应、往届初高中学生具备录取到中职学校的资格；同时，城乡劳动者、退役士兵等也可入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可领取1500元/年的资助金。[12]且不说规模大小问题，单看其生源构成，即可看到办学类型的差异。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相信答案不言自明。仍须声明，在大背景基本类似的情况下，笔者无意特别指责黄石。
四、学生素质的决定因素
谁为职业学校学生素质较低负责？
事实上，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职业学校学生素质低的结论，这是一个与评价标准和教育模式紧密相关的问题（又是一个教育系统需要反思的问题）。姑且在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分析。
（一）先期教育问题
职业院校学生学业评价较低大多基于其学习习惯不好，意志力不强，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尽管这种评价与评价标准有关，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主要涉及先期教育问题。
（二）筛选机制问题 如前文所述，招生制度从高到低的筛选机制已经决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先天弱势。实行高职招生注册入学制度也可以视为筛选机制的一种。2011年江苏、福建等省高职开始实行注册入校，这项改革首先是在民办高职院校和少量原在专二批次录取的省内公办高职院校（部分专业）试行的。注册入学与学生素质有何关系，为何不先在公办本科试行，制度设计的逻辑何在，值得玩味。
在此，笔者必须做如下几点清晰的声明：第一，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笔者一点也不否认。第二，撰写此文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抱着将职业教育发展得更好的想法而为，里面的批判同样可以视为自我的反思。职业教育是笔者投身一十二年并愿尽绵薄之力继续投入的职业，此文只是想提请注意：在我们声讨来自外界阻力的时候，或许也须静下心来反思一下我们自身。套用一句名言，不要问外界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问我们自己为职业教育做了些什么。不要总抱怨外界给职业教育设了栅栏筑了墙，更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心胸是否宽广如大海、视野是否开阔如雄鹰？在总书记和总理均对职业教育寄予厚望之际，我们该做些什么改变？
【注释】
[1]蒋萌.畜牧局长改任教育局长，当官无须懂行[EB/OL].[2014-08-27]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827/c1003-25551277.html.
[2]董仁忠.教育公平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J].职教论坛，2012（1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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