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开头是藏族姑娘卓玛采集松茸的故事，山高路远，采集不易;需有一定的松茸知识、经验与灵感，一天下来，卓玛收获不易。片中淳朴的藏族姑娘卓玛顶着初春的寒冽，一边调动全身感觉器官，一边向母亲学习采集松茸的知识，她俩缓缓走过藏区的原始森林，在各类树根下一棵又一棵找到松茸的痕迹，藏区的松茸除了少数留在国内市场，大都乘飞机前往日本，成为日本国民的盘中野生大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才形成食用野生松茸大潮。伴随着日本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食物危机出现，回归家庭的妈妈们发起了野食运动，倡议回归粗粮，食用野生蔬菜，抵制工业化食物，松茸成了新兴中产阶级饭桌上之大餐。如今日本松茸的食用量如此巨大，本国的野生蘑菇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市场需求，而云南、青藏高原等地的野生蘑菇采摘成了日本餐桌上最大需求。据人类学家钱安妮的调查，仅在云南一地，约有六十万的松茸采集大军，专为日本餐桌市场服务。
　　有趣的是，中世纪的日本，各类野生蘑菇，日本贵族鄙之不食，日本俳句诗句中少见蘑菇特别是松茸之意象。唯一一次提及大约是応神天皇收到边远山区进献之松茸、甜粟及鲑鱼之贡品。说明松茸是边远山区之土产，京都附近少见，被当作新奇之物送入都中。此外，松茸属菇菌类，菌菇种类繁多，成分不一，有鲜美之可食者，亦有毒性剧烈之类，没有相关知识，食用及制作皆属不易，弃之不食是比较安全的。
　　江户时代，野生松茸更多是贵族审美。春看樱花，秋赏松茸，其形不同花，其味非同绿色植物，少见食用。奈良及京都附近，初秋雨后，松茸丛生，诗人们诗句中常有秋雨闻松茸芳香之吟咏。但松茸之气味独异，不同于其他食物之诱人之食香。松茸的气味，往往让初见者见怪，松茸在云南原名臭鸡枞，一名道出松茸独特的气味。江户后期，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京都附近商人们也加入赏秋行列，闻鹿鸣，看松茸、赏秋月成了江户时代秋季的时尚。
　　对大多数江户时代武士及贵族而言，松茸仍只是赏看之景，而非食用之物。偶尔有奈良地区的低级官吏食用松茸之记录，但大多数情况，松茸为满足武士及贵族的艺术享受。
　　大量松茸的记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工业化及现代化，江户周围开采森林，造工厂，建住宅。森林采伐，特别是阔叶林的开采开伐，让松树有机会大量生存下来。京都地区，接触到阳光的松茸，吸收松树皮中矿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松树上生长、膨胀。十九世纪初之日本，松茸数量之多，在日本已成为蘑菇的代名词。即使如此，松茸仍未成为江户普通人家常用食物，除非饥荒或少粮，一般普通人家很少食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着松茸春来秋往、自生自灭。
　　在二战之后，松茸在日本人食用之物中的地位变化巨大。据钱安娜称，广岛原子弹遭轰炸后，万物成灰，人们忽然发现松茸是最快从废墟中复活的，让人联想到松茸的抗核作用而逐渐开始食用松茸。六十年代末，在日本食品危机出现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及安全食饮运动兴起，日本科学家根据研究，声称发现了野生松茸的防癌功效，助长推动了松茸生长与消费的扩张。
　　松茸的增量消费，日本国内野生松茸无法满足需求，远在太平洋西岸的俄勒冈及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成为日本松茸市场的供给地。据《舌尖上的中国》称，云南接近青藏高原之地以采集松茸为生的多为藏族人。他们一方面解决了地方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吸引无数采茸客，对松茸及地方生态造成极大的压力。钱安娜的研究亦说明俄勒冈附近森林亦有大量以松茸采集为生的少数民族，多为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柬埔寨移民或者中缅边境移居美国的苗民。
　　钱安娜的《世界边缘的蘑菇》一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正如其副标题“资本主义废墟上生命的可能性”所暗示，这是一本关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发展及其危机的检讨之作。作者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存在，松茸的资本主义市场运作方式是基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集业。想想这么多年来，历史学界及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两元化的批评，对中国不完全市场的批评之间，钱氏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与发展之論断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最近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钱安娜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方式，对采集业进行野蛮剥削，但钱氏亦认为正是不确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废墟，催生未来资本主义及非资本主义生产相互依存的新可能性。钱氏亦通过比较松茸采集业与十六世纪葡萄牙在南美的甘蔗业，说明前资本主义时代与后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与发展的不同。今天松茸采集业，没有大规模的种植园经济，亦没有产生因为机器化而产生的工作者的异化，让人受机器支配;相反，采集者受日本狂热的市场需求支配，走入俄勒冈的森林，或者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独立于工厂机器之外，不受任何人雇佣，资本主义市场催生了后工业化时代采集业。
　　但全书最吸引人的是作者关于日本松茸市场需求引发的全球性生产、松茸、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打破传统的自然与人类的两分关系。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多年来的研究要么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或者人在自然面前的敬畏。两分对立是多年来人们对于自然认识的常态，钱安娜批评自然、人类两分是西方人类学界的痼疾，其实在中国历史等研究领域，则何尝又不是如此。钱氏在此书中，则将自然与人类两分拓展为松茸、森林、采集者、食用者、生态等诸多群落，考察诸多群落错综复杂的关系。
　　钱氏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动态的、不受人意志转移的森林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俄勒冈一直是木材加工业的基地。木材商人在摧毁中西部森林地带后，来到了西岸。为了最大化木材业利润，商人们严格遵守木材业的“二十二条军规”，树木间距有益于树木的最优化生长;树林定期打薄以免森林自燃;某些市场需要的树木，会优先种植，以获取最大利润;树林长到特定年份或特定高度，机器规模化伐木，送到市场。可以想象到，这是一整套的资本主义市场发展与赢利方式。
　　有趣的是，有计划、有规模地木材种植采伐业并未沿着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延续下去。为争取最大利润，伐木公司总是先采最贵的树木，成熟的木林总是先被砍掉。森林传统的平衡方式是自燃，自燃后保留的物种，重新生长，保持一个动态的生态平衡，并保持着物种的多样性;而机器化砍伐后的树林，却难以再生以往的树木种群，某些物种会完全消失。当珍贵树种森林不见之时，亦是伐木业离开此处将目光投射至他处之时。只留下空荡荡的田野，外加锈迹斑斑之机器，一片废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主义运动，让人类加强了对森林的管理，对珍贵树种严格保护，亦让伐木业雪上加霜。 　　钱氏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废墟上重建的一个松茸生态系统，这时的森林完全不顺着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叙事。在大片丢弃的伐木地，松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日本市场对松茸的需求，催生了松茸采集业，资本主义体系下逃逸出来的人群——老兵们、美国西海岸的少数族裔、西藏高原处的藏民们，构建了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食物生产体系。循着自己的逻辑，钱氏展示了一个不为常人所知因为日本人的饮食需求而发生的松茸生长史。

二

　　经过多年对松茸的考察，钱氏发现松茸具有自主性。首先与其他植物不同，松茸知道自己离开其他物种无法生存，松茸总是生长在森林中不同树木上。作为菌类，松茸与寄主树根，并因此共同吸收碳水化合物，人们亦是在树根下采集到松茸;树根可以在非常贫瘠的土壤上生存，松茸亦是。树根与松茸的共生关系决定了人工种植松茸不可能。日本各类研究机构投资巨多，仍无法人工种植松茸。
　　松茸不仅与松树、橡树等共生，还与鹿、熊等动物互动，改变土壤中的菌类与其他成分。鹿会专挑松茸为食，熊会顶开其上之木块觅食松茸，麋鹿会寻味而来，毫不含糊。而俄勒冈森林里的采集者则循麋鹿之迹总会有所收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松茸的味道，刚接触松茸的人，难以忍受松茸的气味，这可能是松茸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从未成为日本人的盘中餐的原因。《舌尖上的中国》中，西藏松茸采集者亦称以前从不吃松茸。钱安娜自称第一次接触松茸，对于气味大的松茸难以忍受，并将一大包松茸转送日本同事;而笔者在云南多年前第一次吃到“臭鸡枞”亦是如此感受，不太习惯，但经过几次鸡枞汤锅之洗礼，顿觉鸡枞之鲜无与伦比。
　　西方人首次相遇松茸，亦觉得其味约同于“臭袜之味”，与云南人“臭鸡枞”的感受类同。西方科学家认为松茸用此味来驱除虫类，甚至以此味熏跑人类，以求自保，类似香叶天竺葵总是以味驱蚊虫。但松茸的独特气味，却给采集者提供了蛛丝马迹。俄勒冈的采集者会在不同的树下循着松茸的气味寻找到松茸，有时是在冷杉树下。伐木者因其气味，称之“尿味树”，树自然有相同氣味，人与松茸因气味相遇。
　　人与松茸之相遇，正如人与人之相遇，总会相互适应相互改变。钱安娜称之为“污染生物多样性”（contamination biodiversity），人的世界、松茸的世界、森林的世界，都不是一成不变，每一次接触，都会相互“污染”、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生态状态;每一次相遇，都犹如在各个小生态群落中形成一次相互适应。钱氏在芬兰还发现松茸的结实不定，一年收成好，一年颗粒无收。松茸的生长多半与松树相伴，但在日本与芬兰都出现过松茸不定时结果的事例，而且两地都出现过森林过度砍伐后，松茸生长繁盛的现象。似乎哪里的树林砍得越多，哪里松茸就长得越多。似乎环境总是在提醒着松茸如何应对变化的生态。松茸只在受尽破坏的森林废墟上出现，传统农耕无法种植。
　　钱氏的松茸研究，第一次将非人类种植物种置于研究的主角位置，将松茸的生长、采集与消费看成是与人类、森林共生伴生的过程。非人类种植的松茸丰富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内容。野生的松茸生长与消费史是短暂人类历史的指示符。
　　钱氏的研究将食物生态多样性、人类社会、民族生物学、社会管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对多个平行世界的观察与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及未来是钱氏考察重点。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化利润，通过最大限度剥削生态，获取最便宜食材。传统农业及农家，依赖自然界之光合作用及动物的腐化功能，生产食物，农家与自然及生态共生，以保持食物的动态及稳定循环。但在工业化时代，一切食材的生产是为了财富的增长，生产者及投资者会采用各种手段摆脱自然生态的束缚。资本主义体系将一切生产、消费通过供给链联系起来。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将此看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强大的资本即发达资本主义及非资本世界的剥削，沃恩斯坦据此得出世界体系的依附理论，原料输出国出售原材料依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政治上亦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反抗导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但钱氏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崩溃、重建，不仅有国家与政治力量的角逐，也有松茸、森林、土壤等其他非人类因素的介入，松茸、松树、土壤等并非完全听从人类的政治经济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利润最大化，让人类对森林进行规模化、无差异化管理，造成森林生态体系的崩溃。但松树、松茸却在生态的废墟上快速生长，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利润价值最高的采集业;换而言之，有序地树木管理未能让松茸出现，而在成为废墟的森林土壤上，各物种相互刺激与适就，激发松茸的出现。森林危机后重现的生机，是钱氏讨论的重点。钱氏敏锐地将稀有、珍贵的松茸生长史，看成是后工业化生存与环境更新的现代寓言。
　　钱氏与沃恩斯坦一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脆弱及不可避免的崩溃。但钱氏更在意在资本主义废墟后，自然生态、人类社会是否会有新的可能。钱氏听从松树、橡木、鹿、熊、菌菇的声音，并将他们的故事写入松茸的世界，每个物种故事各不相同，像人类一样，落在各处的树木、松茸、动物传播着自己的种群，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故事，如同人类的移居、散居后形成的新类聚。
　　在此过程中，自然在选择各物种的关系，而非人类决定世界的各种关系。蚁类与人类共同养殖菌菇，而菌菇反过来又哺食蚁类。从松茸的视角看世界，世界的关系并非人类所想象与决定;相反，各物种——在动荡的生态环境中互动——形成共生关系。松茸的不定期结果、不受人预期的生长与消失，都意味着人类并非世界关系的决定者，暗示着世界的多元、非秩序、对既定程序的怀疑和对边缘、异变及意外的期待。松茸的不定期结果，也象征着逃离人类政治与经济秩序控制的松茸们获取的自由。
　　钱氏在松茸的世界看见了自然生态，也注视着人类社会。她对废墟后的世界充满着期待，相信自然、非人类种植物种的存在，在资本主义体系或者工业化的废墟上存在着新可能。

三

　　钱氏对松茸世界的考察与结论，与最近研究者关于生态与人类关系的模糊状态观念相近，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完全由人类决定。比较文学教授唐丽园在其新书《生态混沌：了解东亚文学中的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中以日本第一峡——升仙峡——为例，说明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只是这次感受压力的是人类。升仙峡一直以山中绝壁、瀑布、红叶吸引秋游客，江户时代以来，一直由自然自己调节;但自二十世纪森林保护法施行后，树木砍伐在此地区遭到严禁，结果是大量的秋叶开始遮蔽山中峡谷与瀑布美景。慕名而来的秋游客，只见红叶，无见峡谷及瀑布，往往失意而去，减少的观光客让本地旅游收益受损，并进而会影响本地自然生态。受到人类保护的树木，并未按人类的意志继续吸引着游客，相反让当地旅游局处于两难境地。与松茸的世界一样，最近五十年来，升仙峡的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红叶而非人类。
　　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对自然生态的作用完全乐观，他们认为至少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相互适应的二百余年来，人类对自然的干扰要远过自然对人类的压力。唐氏在书中也问道：“动物、植物及其他物种要被人类伤害了何种严重程度并开始报复人们时，人类才会想起要与环境和解并预防进一步破坏环境呢？”
　　这也许是松茸的与升仙峡世界，一个人与自然相互抑制、无时无刻不在相互调节、却总是充满紧张的共生世界。自然对于人类的压力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压力，总是同时存在、相互生成。唐丽园认为，生态研究中往往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自然的爱好者，否定对自然的任何规范，认为自然生态有自己的逻辑，避免人类对自然做出任何介入与修正;另一种是环境恐惧者，认为环境是一系列不期而遇的水灾、旱荒、饥馑，环境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更好的理解多物种世界的方法，也许是介于两种之间——理解世界的多元、物种构生的不对等、相互紧张，是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