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产处于转型的太平年代，血性和理性共融的毛大庆，似乎命中注定具有一种制造话题和历史的力量。
　　


　　
　　他有学者的自信，身为总经理的强悍，作为部属的职业配合度；他广泛结交政客，也喜欢体会普通人的平常心，有时言辞犀利令人望而生畏，朋友却说他一直谦和有加。
　　
　　他刚过不惑却给人有些慈祥的感觉，没有跨国高管的架子，可从他对一些地产事件的苛责评论，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强硬。伴随着“新加坡凯德集团”这个名字，他一连串的大手笔，一系列的联动，让人不得不联想起他多少有些传奇的海外经历。
　　
　　亲历者的精神场域
　　
　　毛大庆经历了中国大转型时代的全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时期度过了童年、在少年时代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激情的80年代度过了中学与大学阶段、在中国迅速走向全球化的90年代选择了出国，后又作为海归重返北京。
　　
　　毛大庆的外公是新中国建筑大师级人物，是人民大会堂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现为建设部总建筑师；父母分别是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著名的航空控制理论专家。
　　
　　这样的“家庭成分”并没有让毛大庆有更高的起点，反而有点“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他的出生让经受文革洗礼的家族焕发生机，“大庆”这一名字也由此而来。
　　
　　不过，“家庭成分”也让英雄年代的精神气质深入骨髓。邓稼先等核工业先驱曾是家里的常客，而当时关于“神五”、“神六”的未来畅想，也经常出现在母亲餐桌的话题里。
　　


　　
　　“我们一定要留下点什么东西，当时的意识很纯朴，很直接”， 毛大庆说，学建筑是让他觉得是很艺术的事，当时的想法也很革命：将来一定为国家为自己留下一点杰作。
　　
　　毛大庆和当时出国潮的同龄人相比，理性有余。“母亲让我出国，我当时想出国能干什么啊？建筑是一个文化的东西，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人家那边没有什么优势。”
　　
　　而毛大庆终究躲不过出国这条路，他的异域进程始终随着人生的计划在走。
　　
　　加盟了香港的一家设计企业。随后跑到泰国，在一家泰国的大型上市公司负责中国的工业园项目规划。泰国概念之于毛大庆，是大象、香蕉构成的城市风貌。
　　
　　“学建筑都是去欧美，哪有人去泰国啊？我更多是想看一个异类文化是什么样的？
　　
　　可是在泰国的收获，让毛大庆至今感恩。
　　
　　“在泰国的建筑设计市场上，基本上没有外国人的份额，全是本土的建筑师。他们有民族自豪感，也有创新意识，建筑形式给我的震撼并不亚于现在鸟巢、水立方出炉时的惊艳。
　　
　　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走苏联的那套，强调学院派，讲象牙塔，而泰国的设计师都是在欧美经历过世界大师的教育。”
　　


　　
　　包容与平和的心态是在泰国期间的另一收获。
　　
　　“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七擒孟获抓的就是我的祖先，我们斗不过诸葛亮。”
　　
　　他们很平凡，他们始终用一个平视的视角在看其他人，这跟他们信佛是有关系的。他们平和而善良，很少碰到泰国人有自大的心态，但是他们也不自卑。”
　　
　　1994年，25岁的毛大庆进入世界最大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东南亚分部——新加坡日建（国际）设计事务所，成为那里当时惟一的中国设计师。
　　
　　“国际性的尝试，多元化的文化”，狮城新加坡让毛大庆进入了高速的职业发展期。
　　
　　多年来，一个段子一直被毛大庆津津乐道：
　　
　　1995年年底，上海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是高耸的吊车。一个朋友对他开玩笑说，全世界最少有1/3的吊车都跑到上海来了。那一年，毛所在的新加坡日建参与位于上海淮海路一所高级服务公寓的设计招标。
　　
　　他的设计蕴含了东方风格于国际流行趋势当中，受到了招标方的一致认可。于是，往来上海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状态。
　　


　　
　　可以推测，当30出头的毛大庆拎着行李来到尚未开发的浦东时，恐怕他的肩头会格外沉重。
　　
　　“当时淮海路全是大坑，挖的乱七八糟”。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又穷又白、未来未卜的小沙滩，与原来的泰国、新加坡、日本成熟的城市规划大相径庭。
　　
　　当时，他的一个朋友拉他到淮海路上的一个高楼楼顶，指着林立的吊车对他说，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时代，用不了10年，上海将超越香港，你不想在这些建筑里边留下自己的创作吗？
　　
　　这些话对他的触动非常大。已经在国外工作生活了5年有余的毛大庆，因为预期中上海一日千里的态势热血沸腾，决定回国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毛大庆和几个朋友在和平饭店屋顶欣赏外滩的风景，黄埔江两边的风光让他感到熟悉又陌生，回头看看整个南京路和淮海路的建筑，旧时的大坑都已经变成了风景，“那时候突然间就产生了一种激动的感觉。”
　　


　　
　　“这个城市真的变化了，从我那时候不想来，到看到这个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有你的参与。”
　　
　　“其实你无论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国家，你做再伟大的事情，如果不能跟自己的民族或者国家发生关联，你是很难体会这种自豪感，那是一种亲历者的成就感。”
　　
　　被需要的价值
　　
　　从小，毛大庆就和外公外婆在一起过日子，他和父母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从那时候开始，观察和思考就成了毛大庆的生活必修课。他清楚地记得，大二时，自己利用假期去了河南省，那里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他很震惊。“许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孩子没书读，病了去不起医院。看到那些在街头拣破烂的孩子们。”他心里一阵发酸，那些孩子本来应该在学校里学习的啊！
　　
　　从河南回来，他马上给父亲写了封信，毛大庆向自己偶像般崇拜的父亲提问道：为什么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发展得那么快，但还有那么多地方仍然得不到改善和进步？
　　
　　那时的他隐隐知道，自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思考。“时代、生活的跨度使我比现在的许多人对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我看待事物的时候更乐观，不会很浮躁，而更容易理解他人。”
　　
　　凯德每年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公益活动，毛大庆自己也经常“本性难移”。“5.12”地震之后，毛大庆全力帮助了后来被称为“芭蕾女孩”的残疾小姑娘李月，资助她到北京读书，经常与她共度周末，“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管我叫干爹”。每每说到这个话题，毛大庆一脸孩子气。
　　


　　
　　“如果这个楼是从零开始，那我要从负责挖土开始；如果这个楼是半路上买的，我就负责来改善它，改成我希望的样子。”这就是毛大庆在凯德置地十余年的工作内容。
　　
　　同事是这样评价毛大庆：“他总为自己设定行之有效的目标，他的每一个计划都定的很短，两年或者是三年。但是他要求计划出来后就必须做好，这样两年或者三年下来，就会有长进。”
　　
　　“我们一生可能有20多年，是最有效的工作时间。每一个人的这种工作有效时间就是通过工作本身改良着主业，推动行业的发展，另外改善社会的制度，你只能从这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困扰很多，属于敏感性行业，所有困恼还是本着积极的态度，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有很多的困扰。从行业本身来讲，国家就是不断地发展，国家存在的困扰比行业还要多。”
　　
　　毛大庆感性的气质是收放自如的，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他的理性可以让所有人惊讶。在京城乃至国内房地产界，毛大庆给人敢言、敢干的印象。曾几何时，他和一帮朋友曾对北京楼市中喧嚣一时的种种所谓创新进行了强烈的批驳，“伪创新”。对此，毛大庆解释道：“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以商人的身份做秀，而是本着一个注册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对创新概念做出的捍卫。”
　　
　　“我觉得人活着的意义的是在它的外部，并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意义是看你给社会还能做点什么事情？意义在于你还能不能帮到别人？你是不是还能被需要？”
　　


　　
　　伴着英雄故事长大的他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不论在什么领域，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站得起来的人物。”
　　
　　毛大庆光彩夺目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对中国地产趋势的把握以及政府关系的成功运作。
　　
　　在中国，对行业体制改革的探求从来是个举步维艰、不可言说的难题。毛大庆的意义在于，他是在一个极度敏感的地带谨慎开拓的职业。
　　
　　“有一天我退休了，我会回到大学里当个老师，做做研究，带些学生，看书学习。”正是因为对英雄情结的追寻，给了毛大庆地产之外一个灵动的空间和突围的可能。